人生悲剧的阐释与解答——浅谈宗教对许地山与曹禺文学创作的影响

　　人生悲剧的阐释与解答——浅谈宗教对许地山与曹禺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回答人生悲剧这一亘古不变的命题时，现代文学大致有三种答案，一种是意识形态的阶级论，将人生悲剧归结为阶级压迫，持这种论调的派别以左翼为代表，最终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这种解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改变旧的社会制度，用以消除苦难。第二种是佛家之论，认为人生本来就苦，正所谓茫茫苦海，回头是岸，只有解脱是办法。最后一种说法是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生而有罪，必须通过忏悔和自我救赎，才能得救。诚然，第一种侧重文学与外部的关系，后二者则侧重文学与心灵的关系。下面就以许地山和曹禺为例，略谈宗教对其二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悲苦的解脱：顺与避

　　许地山的散文和小说里有一种明显的“悲苦意识”，其代表作《缀网劳蛛》这部小说集所展示的现实人生多是苦难的：《商人妇》、《缀网劳蛛》中饱经人世坎坷的惜官、尚洁；《命命鸟》、《换巢鸾凤》中为争取爱情而死的敏明、加陵及和鸾；《无法投递之邮件》、《慕》中受生活煎熬的青年；也有儿子久无音信，老来寻子却又在混乱中失去儿媳的云姑（《枯杨生花》）和夫妻感情甚笃，却又被活活拆散的祖父母（《读〈芝兰与茉莉 〉因而想及我的祖母 》）；还有妻亡女幼的关怀以及失去父母的海角底孤星……这其中包含童年的凄苦、孤独，青年时期为追求爱情、理想所受的煎熬与痛苦，中年丧妻、丧夫、丧子之痛，更有老无所依，晚景凄凉的悲叹，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人一生所可能遭遇的苦难。

　　这种悲苦意识来源于许地山对人生苦难的体验。他的人生浸透着种种悲苦，生下来就逢台湾变乱。19岁时，因家道贫困，开始自谋生活。21岁赴仰光任教，后入燕京大学读书，随后又经历了父死、妻亡……。而许地山自小就有的佛缘使他的悲苦意识与佛教观念相遇合产生了一种悲剧情怀。他生长在崇佛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佛教的熏陶，经常诵读揣摩许多佛家经典著作如《法华经》等。1913年，21岁的许地山曾到缅甸仰光的一所华侨学校任教,缅甸这个佛教之邦神秘的宗教气氛笼罩着他，更加深了他对佛教的兴趣。1922年从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后，他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专攻过宗教史和宗教比较学，回国后又在燕京大学神学院当教授,对宗教有着精深的研究，著有《道教史》、《大藏经索引》、《佛藏子目引得》及许多关于佛教的论文，对佛教教义本体有精深之评述。也正是他对佛教教义的深刻领悟使他的悲剧情怀很自然地融入到他的散文和小说里。

　　许地山在《无法投递之邮件》的《覆少觉》中说道：“唉，怀书的病是难以治好的。一个人最怕有‘理想’……朋友们说她是‘愚拙的聪明人’，诚然，她是一个万事伶俐、一时懵懂的女人……‘理想’和毒花一样，眼看是美，却拿不得……”[1] 原始佛教有三个重要的命题，一是诸行无常，二是诸法无我，三是一切皆苦，这三个命题被称之为“三法印”，成为整个佛学的理论枢纽。诸行无常，是一切皆苦的依据，世上一切万物皆有因缘何合而成，故无自体，无自性，无一不是迁徙转变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人因无明而常生执著之心，这正是造成人生悲剧的原因。以佛法看来，爱情不过是海市蜃楼，如幻如梦如泡影，只有破执着，才能获得大智慧，从而得到解脱。还如《愚妇人》[2]中，作为一名石女的愚妇遗憾自己没有孩子的命运，但作为智者的樵夫却认为少了生产之痛苦，养育之艰难，正是她比天下女人幸福的原因。由此可见小到爱情大到整个人生，人生的悲剧在于无明，即因没有智慧，而起的虚妄之心。

　　那么又如何从这种无明的悲剧中解脱出来呢？这就需要借助佛教的智慧，即选择“顺”和“避”的人生态度。许地山曾对这两个字做了如下注解：“如果所谓最后胜利是避不是去，是顺不是服，那么我也可以承认有这回事。所谓‘避’与‘顺’不是消极的服从与躲避，乃是在不可抵抗的命运中求适应，像不能飞的蜘蛛为创造自己的生活，只能打打网一样。”[3]可见“顺”就是守本分，顺乎天意，“避”就是不争，不作违背常理的事，这一点在佛经有明确的出处，《菩萨缨络经》说，“顺第一义谛为善，背第一义谛起名为恶”，顺实际上成了佛教伦理中对善的本质规定。在佛看来，顺有二义，一是顺应佛教揭示的无我、无常的真理，即《大乘义章》所云“顺理为善，违理为恶。”二是益事，如《成唯识论》所言：“以顺益此世他世之有漏无漏行为为善”。可见人生如蜘蛛网，难保不破，但照结不误，破了再补，这正合乎佛家“正精进”的主张。虽然前方道路迷茫，悲苦再所难免，但仍然要积极入世。作者借用佛家思想，没有导向对现实人生的否定，而是通过平衡内心，获得智慧，进一步强化了生存意志。尚洁惜官的乐天知命，逆来顺受自不用提，玉官的多舛人生路上每一次努力，也都可以看作佛家“正精进”思想的反映。

　　二、原罪与救赎

　　戏剧大师曹禺塑造了一系列不朽的经典作品如《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等，刻画出了繁漪、周朴园、周萍、陈白露等可憎又可爱的人物形象，并由这些人物演绎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爱情的毁灭，理想的消亡，生命的消逝……然而，这些悲剧的成因是什么？周朴园曾是踌躇满志的个人主意者，坚信靠个人的力量可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家庭，主宰自己的命运。然而，妻子的背叛、儿子的乱伦、前妻的重返，彻底摧毁了他的个人信念。抱着伸张正义初衷的仇虎没能改变复仇计划后不安，甚至为复仇付出了几乎疯狂的沉重代价。究竟谁在作怪？谁在主宰一切？宇宙之中定有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这就是原罪。如果我们能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纯粹理性精神对这四部优秀作品进行整体观照，毫无疑问，就一定会敏锐地察觉到，无论是其主题构成还是悲剧内涵，都表现出一种强烈而浓厚的宗教情绪和上帝意识，蕴藉着他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观。曹禺对于基督精神的敬仰，对于基督教文化的认同，是不难发现的。

　　曹禺在青年时代抱着人生应该是美好善良的纯真信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应该是和谐融洽的；但是，当他走向社会之后，纯真的人生理想与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无情的现实击碎了曹禺天真幼稚的美梦，使他完全陷入了理智的惶惑之中。他从现实生活中人的身上发现了一种被他自己称为“原始蛮性”的力量正在引导着人们走向堕落，这使得他深深焦虑不安。对于人性自身弱点的深层焦虑，正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情绪。曹禺察觉到，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回归原始的野蛮，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一切都走向极端。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失衡状态，导致了人类社会永无休止的残暴、邪恶、贪婪、淫乱和堕落等丑陋现象的发生，使宇宙陷入一种无序混乱状态。于是，虔诚的爱的信仰也因情感的压抑逐渐发展到了另外一种极端，变成了沉郁而凝重的“恨”。这种灵魂深处的痛感，使曹禺迫切希望能够寻找到“人究竟该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答案，此时早已浸透于他大脑潜意识层里的基督教人文意识使他想起了拯救人类的“上帝”。这就是曹禺精神人格与创作动因的根本之所在。

　　当曹禺以这种文化心态和精神品格进入实际创作过程时，他用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世界末日意识、拯救意识以及博爱意识，精心地构思了一个完整的“人生悲剧命运四部曲”的主体意念框架，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创作实践，统统纳入基督教文化的伦理规范，进而营造了一个统一的艺术思维模式，即：“恶”（原罪）——“毁灭”（惩罚）——“善”（再生）。最能体现基督精神的体现在《 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的安排上：远景是一个教堂医院的客厅，并间接交待了这房子是周家卖给教堂医院的；近景则是屋内格局和陈设的特写，这屋内的一切都已“呈现着衰败的景象”，唯有壁炉上方“空空地，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火焰熊熊地，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映出一片红光，这样，一丝丝的温暖，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 画外音是远处飞扬而来的教堂的钟声和“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作者强调“最好是”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时间是大年三十，人物除了修女看护和小孩各两位，主要是一位“头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的“苍白的老人”，这位老人就是周朴园，作者借周朴园的忏悔向我们暗示了整个人类只有通过救赎，人类才能得救，才能重返伊甸园。

　　三、疏淡与浓重

　　可见，同样是人生悲剧，解释者不同，所给的答案就不同。作为东方智慧的佛教把基点建立在人对自身悟性的信心之上，往往抽掉客体去营造一个无所不包的主体。这种自信并非是主体对客体的优越感，而是来自主体的神秘感，这必然会转向对自我和神秘的主体功能的崇拜，因而，佛法讲求智慧，讲求开脱。西方的基督教，是对造物主的崇拜，把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通过忏悔获得拯救。表现在审美风格上，许地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其小说往往有一定的宗教神秘体验，散文则充满禅思意趣，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曹禺崇尚悲剧，他的剧作渲染恐怖描写死亡，故事情节显得十分神秘怪诞，运用一系列艺术手段形成了一种大悲、大恸、大彻、大悟的悲剧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2]许地山.许地山散文全集[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09,15页.

　　[3]许地山:序<野鸽的话>[A].许地山散文全集 [C].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311.

　　作者简介：马新亚（1977-）河南南阳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来源：《湘潮》（下半月）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