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洲：三传圣教求法记 八、 我们一起去朝圣 (三）重返舍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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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ey Moon（蜜月）？”

　　“Yes”

　　“Pilgrimage（朝圣）？”

　　“Yes”

　　“Meditation（禅修）？”

　　“Yes”

　　曼谷的印度大使馆里，看着我们的申请材料，签证官一脸困惑。

　　“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联系。好吧，我给你们两个月……”说着话，他就要写在我们的签证上。

　　“等一下，蜜月一个月、朝圣一个月、禅修一个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申请三个月签证的原因。”我赶紧对他说。

　　签证官笑着摇摇头，虽然他并不太相信我的解释，不过还是给了我们三个月的签证。

　　“非常感谢。”

　　我和阿卓走出大使馆，为素坤逸街边的湿婆神像留下供养。

　　“太棒了，我们有三个月的签证了。”我对阿卓说。那个时候这在国内几乎是不可能的。

　　“真的要在印度呆上三个月吗？”阿卓疑惑的看着我。

　　街道两旁是堆积如山的塑料袋和其他垃圾，仿佛这个城市完全没有垃圾处理的设置。我们坐在出租车里，吃惊的望着眼前灰暗的景象，而这部老式的“大使牌”出租车活像民国电影里的拍摄道具。这就是加尔各答，一座拥挤而杂乱不堪的城市。

　　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车子开进一片老城区——好像一路上也没见过什么新建筑，只不过这里的建筑尤其老旧破败，门窗支离破碎，墙皮斑驳脱落，看起来好像整个建筑都发了霉一样，杂乱的黑色电线布满街道的上空。不用任何电脑处理，整个是一幅好莱坞电影里世界末日的景象。我忽然想起奈保尔（V.S.Naipaul）对加尔各答的描述：

　　“你好像目睹一座废墟的形成：一个有人居住的大城市正在化为尘土。”

　　天，距离他那次游历加尔各答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我们看到的景象比废墟更加破败。

　　“到了”司机把我们放到巢令悉（Chowringhee）的一个路口。我和阿卓直到下车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这就是加尔各答背包客住宿的聚集地？司机又开始跟我们抱怨路远油贵，这是印度式的把戏，谈好的价格永远无法令他们满足。我给他加了一点钱，他还是很不高兴的样子，我们不再理他，开始找旅馆。

　　几乎每个旅店所在的楼房都同样让人不忍入住，价格也比LP上说的贵了一些，阿卓看着行李，我去四处询问，总算找到了一家有空房间的旅店，价格也说得过去。赶忙下楼拿行李。

　　一个身材瘦小的印度人站在我们的行李旁，看我过来，就帮我们举起箱子。我刚想拒绝，被阿卓阻止了。也是，他们挣点钱不容易，就随他吧。

　　这位老兄穿着衬衫和短裤，大概是工作需要，衣服倒还干净。他露出的双腿还没有我胳膊粗，抬着我们的行李箱走上二层已经额头冒汗，气喘嘘嘘。到了旅馆的服务台，我给了他小费，他却没有离去，不过也没跟我们多要。

　　“我知道有个地方酸奶好喝，你们跟我去吧。”他对我说。

　　“谢谢，兄弟，我们现在不想喝酸奶。”

　　“酸奶真的好喝。”他做出很好喝的样子。

　　他还想多说，旅馆的经理走到了前台，朝他一瞪眼，他转身溜下去了。

　　印度的旅馆入住登记极为繁琐，你是干什么的，从哪来，到哪去都得交待清楚，费了半天劲才算登记完，我们走进一间房间，屋顶是一个大大的吊扇，没有空调，虽然很破旧，但还算干净，我们打算洗个澡就出去吃晚饭。

　　阿卓洗澡的时候，我打开了电视机，大部分电视节目我都听不懂，只是看个热闹。一个频道正在放电影《娇达 阿克巴》（Jodhaa-Akbar，国内译作《阿卡巴大帝》），故事说的是莫卧儿王朝的穆斯林皇帝阿克巴娶了信奉印度教的拉吉普特（Rajput）公主娇达为妻，两人在战争和宗教冲突背景下的爱情故事，宗教宽容的主题对印度这个国家来说意味深长。不过在那时，我除了听出来是阿克巴皇帝之外，完全听不懂影片的内容。华美衣饰、国色天香的艾施瓦亚 瑞（Aishwarya Rai）和漂亮整洁的宫殿构成了完美的画面，实在难以和我刚才看到的末日世界联系起来。不仅是这样的宝莱坞大片，就是个普通的肥皂剧，外景看起来也那么干净，我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每次拍外景之前，先要雇人打扫卫生？全世界哪里的电视节目和真实生活的环境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只不过印度的反差过大，不禁佩服他们让头脑中和现实里世界并存的调试能力。

　　我和阿卓在昏暗的路灯下徜徉，加尔各答超出了她的想象，她根本没有胃口去餐馆吃饭，我只好在一家小超市里买了一些食品、饮用水和日用品。虽然看上去花里胡哨，可是看看这些商品的生产商，都是熟悉的名字，和国内超市里的并无多少不同，这些庞大的跨国企业真是无孔不入，至少从消费品来看，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单调。

　　路对面像是一个什么单位的礼堂，里面正张灯结彩的举行Party，我和阿卓好奇的走了进去，原来是婚礼的晚宴。远处的新娘打扮的和刚才电视里的明星一样，漂亮极了，新郎也很帅气，几个小孩子见我们过来，围了上来，大大的眼睛十分可爱。

　　“你们来自哪里？”

　　“中国。”

　　“中国？”

　　他们吃吃的笑了起来。

　　我们坐在礼堂外的长椅上，欣赏这印度的婚宴。

　　“这里的气氛我才舒服一点，自打下飞机，我就像嗓子里堵了东西似的，上次来印度的时候，没见过这样的地方啊。”阿卓靠在我的肩膀上说。

　　“上次来印度，我们都是坐着大巴车，住的酒店，当然不一样了。”我对她说，“这次我们更贴近印度老百姓的生活了，这不也是我们的主题吗？看看印度老百姓怎么过日子。”

　　“我可没法在这种地方生活，要是佛教圣地还差不多，哪怕是农村也行啊。”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惯常的那种兴奋而惊奇的眼神已了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担忧和厌倦。

　　“前些天在怙巴的佛堂，我很受震撼，如何发现生活的神圣，怙巴教会我很多东西。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环境也是我们练心的好地方，明天我们去看看特蕾莎修女的纪念馆，看看会有什么启发。”

　　我们从院子里出来往回走，刚才帮我们扛行李的小个子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你们现在要喝酸奶吗？”

　　第二天一早我陪阿卓去了趟医院，因为她的手上长了一个小包，加尔各答的环境让她对这个包充满了想象。要说这医院的环境还真是不错，人也不多，经过医生阿姨的解释，她也宽心了。回来我们想先去博物馆看看。

　　我没有注意看地图，其实博物馆离我住得地方很近，我们坐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就像骆驼祥子拉的那种，只不过加尔各答的人力车轮子大一些，坐起来比较高。看见人赤脚在前面跑，我们坐在后面，阿卓和我都不太习惯，一来是想体验体验，二来也帮他们创收，我们就尝试了一下。到了博物馆才发现，今天是周一，印度的博物馆这天一般都休息，我倒是把这忘了，这老哥整天在这拉活儿，当然知道今天不开门，不过他还是装模作样的问了问门卫，无奈的和我们摊开手。算了，我们也不下车了，索性让他拉我们去特蕾莎修女的地方吧。

　　人力车在小巷里窜来窜去，不一会儿就到了地方。因为头一次坐这种高高在上东西，我和阿卓都觉得对拉车的老兄有点歉意，直接给了他100卢比，这比通常的价格要高出几倍。本以为他会很高兴，没想到他还是做出要吃饭的动作，希望我们多给点。直到被我们拒绝，他的脸上才露出一点对这个收入满意的神态。

　　“怎么会这样？”阿卓问我。

　　“多要一点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即使我们给1000卢比，他的第一个概念还是多要一点，连满意都成为第二个概念了。”我对她说。

　　“他也挺可怜的。”阿卓不仅觉得他的生活状态可怜，他的心态更加可怜。

　　我给老兄照了一张照片，他很端正的站在人力车旁，让我想起了佛经里那个可怜的婆罗门，不停的索取成为了心理习惯，佛陀要他一定说出“我不要……”才肯把东西布施给他。佛陀解释说，因为他多少世以来不停的索取，从来不停歇，才会越来越穷困，只能强行的给他种一个不要索取的种子，来转换一下他的心念。

　　没等我们进去，“卢比、卢比。”一个小乞丐跟了上来，这是专门靠着这个地方要钱的。我们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个穿着还算干净的妇女抱着一个孩子对我们说：“不要给他钱，我们这里都是出来之后再捐钱的，你们先进去参观。”说完之后朝小乞丐说了几句话，小乞丐就笑着跑开了。

　　这些把戏对于老外或许有效，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有点小儿科了。我们没有理她，径直走了进去。 这里是特蕾莎修女的墓地，也有一些她生平的介绍。我带着阿卓从头看起。

　　之前我做慈善的时候，对特蕾莎修女的事迹就有所了解，不过她生命中的一些困难时刻是如何突破和抉择的并不清楚，这个展览正好提供了很多信息。从现有的资料看，她一开始能义务反顾的来到加尔各答，主要还是连续三次的境界的启示，上帝、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分别对她未来的事业做出了指引，有了这样明确的因缘，信仰虔诚的她能勇敢的投身到这个事业中就可以理解了。

　　她刚到加尔各答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得不到帮助和救治的穷人就那样在大街边绝望的死去。

　　“到穷苦中之最穷苦的人中去。”当我把这句话翻译给阿卓听，她也很受触动。“让我在这里住上几天都觉得受不了，要像特蕾莎嬷嬷那样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大慈悲心啊。”

　　“这句启示不仅是慈悲，也是智慧。”我点了点头，上帝让她在最穷苦的人中寻找上帝的存在，实际上也隐含着激发平等的智慧。我们这个世界人群中最大的不平在于贫富，能透过这一点，一定得有智慧。只是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呢。

　　从资料上看，一开始特蕾莎修女的事业主要是靠信仰的支撑，对上帝的虔诚，这虽然也很有力量，但源头处平等性的力量尚未被发现，所以也会有迷茫，要靠不断的祈祷来劝慰自己，自己帮助他们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意旨。这样时间长了，难免有难以承受的沉重，也多少会有迷茫和抱怨存在。

　　这种拯救和被拯救二元对待的状况下，她一些信仰上的困境逐渐显现出来，这也就是所谓的“信仰的暗夜”，无神论者、怀疑论者所质疑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恰恰是见地突破的地方，她的精神导师对她关于拥抱黑暗的开示是很有深度的。期待光来驱暗终有局限，只有在黑暗本身中看到了光明，信仰才是真正的完整，这也是她晚年为信仰危机找到的一个办法。仔细分辨，这些办法实际上是对二元世界观的一种突破，也就是平等的智慧的一种展现。在这个地方，佛教大师们深刻的论述就太多了。

　　这个展览对我的启发很大。能在穷苦中之最穷苦的人那里，在那些你去帮助他，他仍然要欺骗你，伤害你的人那里看到上帝，从根本上说是对平等性有所触碰了，否则用对待的二元思维是根本无法思维、也无力承受的。宗教最伟大的力量正在于此！而当你对平等性有所感知时，生活的神圣性也就开始露出她神奇的光环了。

　　见地上又清晰了很多，我和阿卓交流这种平等之智，她也很有感触。不过见地归见地，那是佛法赐给我们的智慧，能用整个生命在这近于废墟的地方来实践她的信仰，在面对困境时能勇敢坚持，特蕾莎嬷嬷实在是个让我敬仰的人。我和阿卓在她的石棺前磕了几个头，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孩子对奶奶的一种思念吧。

　　出门之后，那个妇女又跑过来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可以捐款了，我的孩子需要奶粉。”我和阿卓笑了笑，给了她两个卢比。我们渐渐发现，不管给或不给，钱多钱少，当我们试着用平等来观察时，会有很好的心态，和刚见她时完全不同，那时无论给或不给，我心里都会有不足和亏欠存在。

　　回旅店的时候，我们没有坐车，我拉着阿卓，凭着记忆在满是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小巷中穿行，大喇叭里传出清真寺祷告的念词，一些穆斯林孩子在无所顾忌的玩耍。忽然之中我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不是对糟糕的环境亲切，而是对那个在任何环境优美的城市不会增多，在这个宗教和民族混杂、破败不堪的城市里，也未尝缺少的东西，感到十分亲切。

　　或许那些还算看得过去的殖民时代的建筑和刚建好就已陈旧的商务楼能略微平衡一下这个城市在我头脑中的意象，不过胡格里河（Hoogly River）豪拉大桥上（Howrah Bridge）密密麻麻的人流才是对加尔各答最为形象的表述。我们来到豪拉火车站（Howrah Train Station），场面依然极为壮观，无数的拖着、扛着行礼的乘客涌入几十个站台，每个人要在这混乱的局面里找寻最合适自己的路线，好像是对这个因政治摧毁而缺少秩序的城市里生存哲学的隐喻。时间尚早，我和阿卓只能待在二楼的贵宾休息室，暂时离开这庞大的人流，等候列车的到来。

　　“我们加尔各答长大的人，到全世界吃东西都不怕拉肚子。”

　　我们坐在菩提迦耶（Bodhgaya）一间街边的小饭店外的餐桌旁，三位加尔各答的华侨坐在我们旁边，半是调侃的对我们说。

　　他们是19世纪最早移民到加尔各答华人的后代，他们的普通话说的不错，我还以为他们只会说广东话或客家话呢。他对我们描述了加尔各答糟糕的公共卫生，以及这种环境锻炼出来的免疫力。

　　“我们刚从加尔各答过来。”我笑着对他们说，“加尔各答的环境我们已经见识了，不过要说肚子的抗毒能力，我们就不必谦虚了，国内已经远远走在世界前面。加尔各答不过就是苍蝇老鼠什么的多一点，我们有些食品怕是苍蝇老鼠都不一定敢吃呢。”

　　他们也被我逗乐了，我们聊了起来。他们来菩提迦耶是到大觉寺帮忙，这两年从国内新来了一位法师，让在圣地沉寂多年的中国寺院有了些起色。从上个世纪上半叶开始，加尔各答的华人社团一直是印度各个佛教圣地中国寺院的施主，眼下他们所做的只是传统的延续罢了。

　　十九世纪的时候，加尔各答是亚洲的明星，英国殖民政府的首都，工作机会很多，生活条件相对也还不错，吸引了不少来此谋生的华人，他们开始凭借木工手艺赢得了英国人的肯定。后来来此谋生的华人大量选择了制鞋和皮革业，这是因为印度教的传统对这类“不洁”的工作很看不起，只有某类“贱民”才可能从事这种职业，这造成了某种供给上的短缺。这项工作利润并不高，碰到一些大的经济变故时华人的处境也很艰难。

　　“现在您的孩子还做这些工作吗？”我问那几位叔叔。

　　“他们都在加拿大，一年到头也不会回来一趟，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待不了几天就想走啦。”叔叔埋怨的语气背后，透露着一些自豪。华人的孩子在加尔各答这种极为窘迫的生存空间长大，到北美开拓新天地的动力并不比当年他们的祖辈差。

　　“那你们不想去那边吗？”

　　“我跟你说小兄弟，我们哪儿也不想去，加尔各答就是我们的家。别看她那么破烂，可我们还舍不得离开呢。”他笑着回答我。

　　我对印度的咖喱餐白吃不厌，阿卓就不那么喜欢了，幸好菩提迦耶有中国寺院，我们中午经常去那里吃中餐。第一次走进斋堂，吓了我们一跳，七八十个欧洲人在排队打饭，原来这里正在举行打七法会，参加者都是法国人。加尔各答的几位叔叔也是专门来这个法会帮忙的。

　　“你会法语吗？”吃过午饭，我们去见住持广行师，他个子不高，但非常有精神。这寺院目前还在建设之中，我们坐在二楼简陋的会客厅里。

　　“不会，我一句外语也不会。“他回答的很干脆。

　　“那怎么打七呢？”我很惊讶。

　　“把《阿弥陀经》用音标标出来，他们照着念就行了。”他回答的很轻松。

　　当然，还有一位在法国的华人居士帮忙翻译，实际上这些老外基本都是她介绍过来的。新修的宿舍楼还没建好，原来的老楼里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法国人能坚持下来也是很不容易。

　　“我看到这里还有很多干活的印度人，你跟他们怎么交流呢？”

　　“我让他们学中文，有些事先跟他们比划，慢慢他们就学会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阿卓笑着说。

　　“建设上有什么困难吗？”我问广行师。

　　“没有什么，我让他们每人出钱在楼里选择建一个自己的房间，这样他们每次来就方便了，而且这点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广行师还是那副轻松的样子。

　　这种类似产权公寓式的方式老外肯定不会陌生，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人在讨论选择哪个房间呢。我们留了一点供养，希望下次来能住到中国人的寺院里。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随着悠扬的三皈依念诵声，我们就去摩诃菩提塔下，和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一起绕塔。早饭后，我们从门口抬上几大筐鲜艳的万寿菊，这样就可以把佛陀经行过的石台铺满鲜花，那时很多绕塔的人都会来帮忙，一同分享这喜悦的供养。然后我们溜达到摩诃菩提协会的办公室，去请一件袈裟，回来交给大塔内的法师，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帮我们披在佛陀圣像的身上，那是我们十分幸福的时光。从大塔出来我们还会坐在那个修曼扎的老觉姆身旁，看她如何用轻柔的双手，把四大洲的珍宝呈现在眼前的铜盘上。就连守护在大塔前面长长胡子的印度教瑜伽士也高兴的和我们打招呼，还会送给我们些小礼物。等到夜幕降临，那个叫阿军（Arjun）的小伙子就会带着我们把园区外的盏盏油灯点亮，那些做油灯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和我们一样露出欣喜的目光。

　　这就是我们幸福的宗教生活吗？我和阿卓都舍不得离开这里，真正心情放松的住上一段时间，我们越来越习惯这儿的生活了。

　　“僧格法王说菩提迦耶是上供下施最好的地方，供养有最殊胜的对境——佛陀证悟的金刚座，布施的话也很方便，这里是全印度最穷的地区。”我和阿卓在离摩诃菩提园区不远的田间散步。

　　“是啊，以后要是能在这里买间房子就好了。”阿卓对我说。

　　我们不知不觉走进了一个小村庄，房屋的破败我已有心理准备，过去做助学时倒也见过类似的场景，不过人们麻木而无望的那种精神状态，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个干瘦的老者躺在旧绳床上，在屋外纳凉，身上落了好多苍蝇，他甚至都没有驱赶的意思。这里守着摩诃菩提园这样外国人大量进入的地方，随便搞点什么也不至于活得如此败落啊，我多少有些惊讶。或许印度的种姓制复杂，很多东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吧，有些人并没有太多选择，确实是生活在绝望里。要是各国的佛寺能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可能是很有意义的。

　　说来也奇怪，像比哈尔邦这样处于恒河下游，土地平坦肥沃，交通也很方便的地方，为什么会成为全印度最穷、最落后的邦，令人不太好理解。佛陀之后的几百年里，这里一直是印度最为富庶和强大的地方，印度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孔雀王朝的国都也在现在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一带，法显到时虽然已经不复阿育王时代的气象，但是城内居民的素质仍然让这位游历过许多国家的中国僧人大为叹服，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文明水准，怎么现在竟会到了这步田地。我相信细致的历史变迁的考察会给出答案，用中国传统的气运转移理论也很好理解，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是对佛教在印度衰落和中断的感伤，似乎那才是对现状的最好解释。

　　“正好，让拉达克叔叔给评评理。”阿卓拉着我坐到南卡师父的面前。

　　“评什么啊，就是你犯业障了呗。要说你自己说。”

　　南卡叔叔看着我们笑而不语。

　　“我要会英语还找你啊，你跟他翻译，就说你欺负我了。”

　　阿卓的火爆脾气有时真让我头疼，Cherry早就告诉过我，谁让我自己愿意来着。有时候不耐烦了，也会吼她几句，这下她就对我不依不饶了。刚才她非让我祈祷世间的福报，我可不喜欢有人指挥我。

　　“结婚真是件辛苦事儿啊。”我对南卡叔叔说，“家里供着个女罗刹，头痛死了。”

　　“女罗刹？”南卡叔叔笑出了声，“藏族人说人类的老祖宗就是岩猴和罗刹女啊。”

　　“我可没有猴子菩萨的耐心啊。”我对他说。

　　南卡师父笑着对我说：“你娶回家的时候，想着娶回来一个度母，可谁知道她是度母还是罗刹？对你好的时候，好像是个度母，对你凶的时候，比罗刹还厉害。”

　　我当初确实很喜欢她真诚直率的性格，可对这性格的副作用考虑不足，没想到这么厉害，心烦的时候甚至有放弃的念头，幸好还有誓言支撑着。

　　阿卓在一旁生着闷气，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知道岩猴为什么要娶罗刹女？”南卡师父问我。

　　“为了救众生，不娶她，她就要吃人啦。”我没好气的说。

　　南卡师父喝了一口奶茶，认真的看着我说：“因为岩猴看到了罗刹女的善念，看到了她想要改变，这对她来说是最不容易的。（页注）”

　　我点点头，不光是对阿卓，对很多学佛人，我的视角通常都是负面的，往往抓住他们过去的缺点不放，没有看到他们的转变，对他们来说最难得的东西。

　　“我们一起去绕塔吧。”南卡师父对我们说，我们跟着他在大塔的最外圈绕着，一圈一圈，心绪平静下来，就只剩下感动了。

　　“我们一起做个忏悔吧，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应该有个好的缘起。”阿卓对我说。

　　“好啊，我也是太执着了。”

　　“请原谅我的过失，让我随喜你的功德。”

　　“我原谅你。你也要原谅我。”

　　“我原谅你。”

　　我们和南卡叔叔道别。

　　“记得到拉达克找我。”他笑着对我们说。

　　“好。”我对他说，我还真是盼着去拉达克看看呢。

　　不过我们眼下的目的地是舍卫国，先坐火车到法扎巴德（Faizabad）、然后坐汽车到贡达（Gonda），然后再租车去舍卫国（Shravasti），除了租车上遇到点麻烦，一路还算顺利。有了加尔各答的经历，我对印度人总有些提防之心，事实证明，无论在法扎巴德还是贡达，老百姓都是纯朴而友善的，你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想办法帮助你。租车的时候，因为他们要价比LP上说的要高不少，我们有些生气，找车费了一些周折。但实际上，或许我们没有考虑到时过境迁的因素，而且，既然他们对外国人的期望值比较高，何妨比本地人略微多花点钱，总比大家僵持在那里，心情搞得都不愉快要好啊，不管怎么说比国内还是便宜。

　　贡达到舍卫国的路况令我惊讶，在印度如此平坦的北方平原上，想找个土包都不容易，这路何以如此坑坑洼洼，搞的像被民兵破坏过的敌人运输线！难怪他们要价这么高，这路太费车了，就这样几十公里的路开了4个小时，我们在傍晚才到了舍卫国，照例住在了韩国寺院。

　　住持并不在，只有寺院的印度管家，一个印度小沙弥和几个印度杂役在。寺院和几年前比没多大变化，除了多几间房子，几年前的小狗长大了。“经理先生”（Manager，管家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们也这么称呼他）帮我们安排了房间，房间很整洁，两张床上都有蚊帐，寺院里的公共卫生间和洗澡间也很干净。这里是典型的北印度乡村，天黑之后四周万籁俱寂，我们美美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朝礼祇树给孤独园，这是佛陀一生中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现在存留的建筑遗迹都是根据考古发掘的定位重新整修的，并不完全是遗迹的原状，这对于印度的佛教遗址来说也是常事儿，倒是园区里面的绿化比过去好多了，还种了一些花儿，看起来令人心情愉快。唯一就是对外国人收的门票贵了点，一个人要100Rb（约合人民币十五块钱），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午出来吃饭下午再进去还要再买票。考虑到我们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我决定和看门人搞好关系。最后我和他商定，每天我和阿卓只花一个人的票价，下午再进去也不用再付钱，而看门人之所以同意我的方案是因为他不用给我票。

遗址园如果作为一个旅游公园来说，并没什么好看的。所以除了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也没有什么游客，平时祥和宁静，阿卓喜欢诵经，我则喜欢在树下打坐和礼拜，半天的时间一晃儿就过去了。从遗址公园出来，我们想到华光寺看看。

　　从位置来说，华光寺的位置得天独厚，实际上它就在园区里面，只不过用一道墙隔开了，这是因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华光寺的仁证长老建寺的时候，还没有遗址公园的规划，那个时候这里也只有两座寺院，华光寺和园区外的缅甸寺。如果是现在，别说是公园里面，就是遗址周围数百米内都是不允许建寺的。看来我们中国人和这圣地的因缘是很深的。

　　能在这位置保留这个寺院是很不容易的，据寺院的碑文记载，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一场大火又把寺院几乎完全毁掉，靠着新加坡的居士们的支持，华光寺才又重新建成现在的规模。七十年代末仁证长老圆寂，寺院交由斯里兰卡的一位法师代为管理，我们上次来时，寺院颇为破败，并没有出家人，只有一些看院子的印度人，里面放养了两头牛。

　　走进寺院，和上次差不多，荒草满院，除了放牛，还有两个印度人在做木工活。他们对我们倒很友善，一个小伙子热情的带着我们参观。

　　当初仁证长老的设计是很好的：殿堂、佛塔、僧寮、斋堂等等功能俱全，建筑风格也融合了中印两国的特色。不过现在除了殿堂和几间印度人住的房间尚可进入外，其他地方几乎不能下脚了。在寺院的一角，有一处“辩荣圣者念佛堂”的地方，是日本人修的，看起来也很久没人打扫了，小伙子告诉我，他们每年来念一天佛。

　　“辩荣圣者是谁？”阿卓问我。

　　“日本近代一位弘扬净土的大德，有人说他是法然上人的转世。”我回答她。

　　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殿堂，里面正中供着一尊不大的缅甸玉佛，两边是陈健民居士写的对联。

　　“黄金为地，想当年法会庄严，金刚经、弥陀经，信士勤看犹未断，

　　白塔参天，欣此际福缘结集，舍卫国、极乐国，心田相距本无多。”

　　陈居士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了印度，之后在印度住了二十余年，正好是印度几大圣地中国人建寺的时候，所以几个地方都有他的对联留下。他的一生经历可称传奇，晚年在国外公开密法的方式也颇有争议。我自己不了解情况的争论并没有兴趣，不过关于密法传播方式的讨论让我联想到近代以来把佛法理解成技术的倾向。这可能是讨论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汉地人传统上宗教意识比较淡薄，在身心修养上往往会比较注重技术层面的东西，本土的道家思想和当年的气功热和这也有内在关系，近年来用佛法比附科学的做法无疑也在推波助澜，但用这种思路去学习佛法其实是不合适的，学习密法则十分危险。接触那些善知识，我越来越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佛法强调闻思，但佛法却不是知识；佛法强调实修，但佛法却不是技术；这其中的奥妙若没有善知识的引导，是很难契会的。

　　回想起那年和善觉师关于宗教生活和智慧生活的讨论，还是记忆犹新。如果我们考察近代以来汉地的讲法者会发现，宗教生活的内涵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认识，所以对传承的意义也就缺乏深刻的理解。没有了宗教生活的机制，即使是那些颇有证悟的善知识，也很难让他的教法延续下来，超过三代是十分困难的，有的人甚至连一代也无法延续，这真是个令人感慨的现象。

　　其实宗教生活也不一定就是指那些固定的宗教形式和教条，而是由有信仰的生活模式带来的对真诚、感恩、尊重、乃至平等和无我的启发和运用。没有善知识来传递给你这些东西，你想单靠知识和技术去成就佛法的智慧是不可能的，因为缘起不对，种子不真，在很细腻处还是处理不干净法我二执，哪怕你谈菩提心，谈慈悲心，哪怕你苦修苦行，也还是碰不到那个点上。

　　我叹了一口气，问小伙子：“长老什么时候会过这边来？”

　　小伙子刚才告诉我，平时这位长老都在勒克瑙。

　　“古鲁记（Guru ji，页注）？等他过来我去告诉你们。”小伙子笑呵呵的对我们说。

　　“你叫什么名字？”

　　“阿瓦尼士（Awanish）”

　　在韩国寺院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里不只有我们两个访客，还有一对美国夫妇。男的在美国一所大学里工作，跟着一位藏传佛教的上师学习佛法已经好多年了，人很腼腆，女的比较活泼，不过对佛法了解不多。

　　“我们上午怎么没看见你们，你们没有去遗址公园吗？”吃过午饭，我问他们。

　　“门票太贵了，我们隔一天去一次。”那个女的回答我。

　　这回答我倒没有想到，我原以为这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呢。后来接触欧美佛教徒多了我才发现，很多人生活并不宽裕，尤其是那些为了有更多时间修行放弃世间名利的人。

　　聊了一会儿，我对他们说：“有个方法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其实你们不用花那么多钱买门票的。”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了他们，末了还补充了一句“其实他们这样专门赚佛教徒的钱，是不公平的。”

　　虽然他们也认为这门票明摆着不合理，不过他们并不愿意尝试我的方法。我有一点不好意思，严格说来我这是有偷盗之心的。

　　我问阿卓：“我们那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呢？”

　　“他们这么做很好，我们那么做也很好，只要心里别纠缠就好。”

　　闲下来的时候，我喜欢和经理先生，还有小沙弥一起聊天，他们的英语都还说得过去。经理先生的家离这不太远，他每天骑着自行车来上班。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我问经理先生。

　　“两个女儿。”

　　“看来你必须努力工作才行。”我对他表示同情，两个女孩的嫁妆不是个小数目，他甚至也没有个儿子来平衡一下。

　　“已经嫁出去一个了，还有一个在念大学。”经理先生把自己用香料和烟丝调好的嚼烟塞进嘴里，印度式的摇摇头，“努力工作。”

　　慢慢的我和他们熟悉了，就和他们打听华光寺的事情。小沙弥有十六七岁年纪，原来在古鲁记那里住过，不过他对这位长老的印象不太好，而且那里也没有像样的僧团。

　　“我可提醒你，和他打交道要小心一点，他这个人很复杂的。”小沙弥对我说。

　　“那是你们中国人的寺院，你明白吗？”经理对长老也缺乏好感，好像有意让我们怨恨那位长老。

　　“是啊，可是过去中国人很难过来啊。”听了他们的说法，我心里有点打鼓，不知道该怎样和这个长老打交道。

　　“他那里就是一张大网，进去了就很难出来。”小沙弥对我说。他和经理都是挺好相处的人，这么说应该是有原因的。

　　我转换了一下话题，向经理先生问了问现在的地价，这片儿很多外国寺院买地都是他帮着办的。现在买地已经比过去贵了不少，而且都在离遗址公园比较远的地方。和华光寺的位置是没法比的。

　　“他们印度老百姓对中国人的印象怎么样呢？”阿卓让我问问经理。

　　经理说印度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印象深刻，只有一件事他们不太满意，中国一直在支持巴基斯坦。

　　“他们可是恐怖主义！”

　　经理先生把嚼完的烟丝吐了出来，一片血红，大概是因为加了槟榔粉。

　　这圣地看起来平凡，但要真正做一点和佛法有关的事，就会感觉到作用力上的差异。阿卓最近一直在看益诺法王的开示，先前看不懂的地方很容易就会理解，而我在这里念佛的体会也很不同。每天在这安静舒适的花园里修法，简单的饭食，简单的生活，我和阿卓心里越来越舒畅。

　　遗址公园最常见的访客是斯里兰卡的朝圣团，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居士，穿着整齐的白衣，也有泰国和藏地的朝拜者。我们甚至还碰到了国内的一个旅游团，不过相比国外的朝圣者，显然缺少次序，大家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我和阿卓向他们简单介绍了阿难达菩提树和一些遗址，他们拣了些菩提叶子就匆匆离去了。更多的时候，遗址园非常安静，我们最常见面的是讨食吃的狗子和一群猴子。

　　这里的猴子是印度常见的一种米灰色的叶猴，被他们称作哈努曼，借着神猴的名字，他们有些肆无忌惮，常常让卖水果的小贩焦头烂额，不停的拿着棍子吓唬他们。当泰国和斯里兰卡的法师讲经和打坐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安静的坐在一边，不知是心领神会还是等着施舍。有点荒诞的是，因为哈努曼的大军无处不在，惹不起神猴的老乡都不愿种菜和水果，所以此地的蔬菜水果非常稀少，价格比国内还贵，而且邹邹巴巴，一点也不新鲜。

　　和菩提迦耶相比，遗址公园附近讨钱的人不算多，我们每次来往时，都有一些小孩儿跟在我们旁边要钱，有的时候一些路过的妇女见这情形也过来凑趣，甚至骑着自行车、顶着篮子的，也把车子和篮子丢在一边，过来碰碰运气，令人哭笑不得。

　　有时中午懒得回寺院，我就去公园门口买一些“萨摩撒”（Samosa，一种有馅儿的油炸三角形面食）带进来当午餐，又腻又辣，阿卓吃了一个就吃不下了。一只母狗走过来，用手扒着阿卓的披单，可怜巴巴的看着她，那眼神让我想起那些讨钱的妇女。阿卓把剩下的萨摩撒给了她，她的几个孩子也都围了上来，坐在我们旁边一起分享这午餐。

　　遗址公园后面有一处泰国寺院，是泰国女居士Bongkot Sitthipol的教团建的。我们去参访的时候，负责接待的都是清一色的白衣女居士，结缘给我们一些书。我翻着看了看，和很多缺少传承的新兴宗教团体类似，书中虽然也是有益于社会的说法，但多是浮于概念带来的一种正面情感之上，有些空泛。这寺院的占地面积很大，从大门进去到大殿有几百米远，因为气势很大，有很多印度人来此参观。大殿里，一位泰国女居士正在用印地语教印度参观者打坐，很多人有些不明就里的坐在那里，但是这种向印度人介绍佛教的尝试还是令人赞叹的。

　　我们也略坐了一会儿，从大殿出来刚刚走到门口，阿瓦尼士骑着摩托出现在我们面前。

　　“你们在这里？我到处找你们呢，古鲁记来啦。”

　　古鲁记有八十多岁年纪，体态壮实，肤色黝黑，两眼炯炯有神，精神状态看起来非常好。在华光寺的庭院里，他正坐在一把塑料圈椅上，等着我们到来。我们向他供养了一些礼物，然后说明了来意，看看大家能不能为修复寺院做些事情，毕竟这么好的地方荒废太可惜了。

　　古鲁记不动声色，并没有接这个茬儿，他很感谢我们的供养，邀请我们明天一早来吃早饭。

　　第二天我和阿卓准时赶到。原来古鲁记这次从勒克瑙来舍卫国是因为老家斯里兰卡来了一些认识的居士，这些居士的年纪也都至少有六七十岁，估计和古鲁记相识很久了。古鲁记在大殿等着我们，我们到了之后拜了拜佛，又拜了拜长老，这个时候早餐端了上来，是斯里兰卡风味，米饭、煮烂的豆子、一大块红糖和切碎了的一种蔬菜，看起来很不错。斯里兰卡居士在供养长老饭食和生活用品的时候，不管是谁拿着供养品，都让在场的每个人触碰随喜一下，这就表示算是大家的供养了。这种习惯太棒了，谁也不会计较供养多少，所有的供养因为共享都被放大了N倍。我和阿卓都觉得这种传统应该学学。

　　长老为她们祝福之后，对我们说：“开始享用吧。”说罢直接用手抓起饭菜开始进餐。

　　我和阿卓看看自己黑乎乎的双手傻了眼，这大殿里很长时间没人打扫，地面上厚厚一层灰，刚才我们拜佛的时候全沾手上了，现在看这架势是没有什么餐具了，这些灰土就要变成早餐的作料啦。

　　古鲁记看得清楚，并不说破。我们硬着头皮吃了下去，要说这味道还真是不错的。

　　一连两天，古鲁记都在请我们吃饭。这些天韩国寺院单调的饮食让我们有些厌烦，每天都是老三样：咖喱土豆、大酱汤和泡菜。斯里兰卡餐要好吃多了。可是我们的话题却没有任何进展。

　　又过了一天，古鲁记邀请我们去他在勒克瑙的寺院，舍卫国的交通本来很不方便，能搭车去勒克瑙当然不错，我们挤在他的吉普车里，朝勒克瑙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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