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无：辨方便与僧制

欧阳竟无：辨方便与僧制

　　不畏圣言，天下无是非，当前之纠谬不能，遂亦无希望于后日，而教之危险何可胜言？渐既非比丘，亦未从政，又不与闻近时法事。然数十年读书，是非则昭然明白，本其所知陈于当世，俾有不克匡正于现在者，必将有救于未来。世尊之遗嘱云何？沦胥之悲愿云何？此固可已于一言乎？故前于僧人藉佛教会名义请预国选事，尝据出家根本僧制以斥之。乃有谓是考据家言耳，有谓是不知方便之言耳，又谓是偏于小乘不适潮流之言耳。而佛教报章竞载诸文于其篇首不以为异，以是知是非将淆乱于天下，乃不能已于言。夫圣言遗嘱，但为供考据家资料，斯言也吾不欲辨。若夫居革命时代而不知方便、不适潮流，其颠倒是非，动人听闻者，非善巧绝伦乎？惟其善巧，斯又非辨之不可者也。初辨明方便，凡四：

　　一、团体创制之为方便也。

　　究竟为方便（《华严》、《般若》皆有此义）。佛之知见为方便，一切智智为方便（《法华》有此义）。方便者，佛法之极诣，非证果人，不足以言此。是故，用方便于团体者，惟佛乃能。释迦牟尼于一灯明国，以菩萨为僧，而于娑婆此土观众生根器下劣，无堪任能，于是大行方便，于此娑婆国土，唯以声闻为僧（《大智度论》）。以是佛法住持，乃住持于声闻也（《瑜伽师地论》）。佛法住持于声闻，是团体方便佛为已施于娑婆世界，乌容于方便之余更用方便耶？今僧人请预国选，非个人权宜之举，乃团体变制之为。夫全体变制，此何如事？初不闻咨于四众，访于有知，讨论研求至再至三，先事长时审择所处。但忽尔报载劝人热烈参加，忽尔报载政府已准所请。迨至大义相绳，乃曰是行方便。呜呼！方便云乎哉？古德以个人方便益以团体，今人乃以团体方便益以个人，是之谓以劫夺之手段，行变制之妄为，方便云乎哉？

　　二、利物利人之为方便也。

　　中国内地，僧尼约略总在百万之数，其能知大法、办悲智、堪住持、称比丘不愧者，诚寡若晨星。其大多数皆游手好闲，晨夕坐食，诚国家一大蠹虫，但有无穷之害，而无一毫之利者。此如不整理、不严拣，诚为革命时之一大遗憾。说者如具方便之心，应思此百万之众如何俾以利国利民，不应但参加国选即以为利国利民也。渐以为，应于百万众中精细严察，朝取一人拔其尤，暮取一人拔其尤，如是精严，至多不过数百人。夫以数百人较四万万民众，不啻九牛之一毛，以是从国家乞舍，如奘师乞太宗舍基师之例，以为专作住持大教之用，以为教团真正比丘真实宏教之用，以其清净慈悲、超然无诤，为诸大夫国人所矜式。国家万无沮尼之理。盖所舍之民少，而所得利国之益大故耳。其余游民，则俾复公民之位，因以作其真正公民之事，若士、若农、若工、若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则国家岁省百万众之耗食，岁收百万众之力作，夫然后乃得谓之为方便也。今置此不图，乃轻率徒众参加国选，谓为方便，方便云乎哉？在国家，未受公民之实，仍为弃民；在教团，骤受公民之名，翻碍规法；进既不能补于国，退复不能安于团，疚心盲目，未之思耳。狼狈一至于此，方便云乎哉？

　　三、各族现身之为方便也。

　　佛法之住持声闻者，其事云何耶？被袈裟，住兰若，不婚宦，不与俗事而住持也，如是谓之比丘。白衣廛閈，婚宦务俗，如是谓之公民。各以其类，不可混淆，淆则非驴非马，不可显类。故比丘变相，以无其类而佛教以亡。夫佛化群类现群类身，观音三十二应，亦各以其类而现其身。弥勒住睹史天，即亦现其天身。菩萨十王大业，初地现转轮圣王身，乃至十地现摩醯首罗身，皆不以本身，皆同所化之身。此固善权方便，不欲众生发生疑窦故也。说者果具方便真心，以其高等以视团众，则应劝其舍比丘身，现公民身，以救世行化也。以其卑等以视团众，则应核其不足作比丘身，但可还其公民身，以各从其类之实也。乃说者以袈裟比丘之身，出而为白衣公民之身，一身跨两头以为方便，方便云乎哉？夫公民为在家人，比丘已舍家而出家，今复为公民，是又舍出家而反俗为在家人也。藉曰不然，则又是骑墙蝙蝠，混沌穷奇，世无其类，立足何依？善巧之谓方便，拙笨至是，方便云乎哉？

　　四、引外入内之为方便也。

　　出家菩萨行四摄法，法有同事一条，非方便之证欤？然四摄之所谓摄者，由世间之外摄之入佛教之内也。比丘参加国选，由出世之内舍之入世间之外也。四摄之同行，正导之不入而诱掖之，诱掖之不入而钩牵之，钩牵之不入而同化之。必目的之是达，一切手段之不择，是何诚挚，是何善巧，是何悲智，故曰方便行也。比丘参加国选，问何目的之是达，而唯手段之不择？诚挚善巧悲智之谓何？应于此判曰：引外入内是方便行，舍内趋外是慕膻行。今说者于比丘参加国选之慕膻行，乃竟误为方便行，方便云乎哉？曲当其情耶，除却不以规矩无一合语，方便云乎哉？

　　次辨明僧制，凡四：

　　一、出家者应行头陀，居兰若也。

　　声闻弟子少欲少事，此无论矣。即以出家菩萨而言，应学应行，亦详见龙树、无著、寂天诸家同据之《宝积·郁伽长者会》。此经云：出家菩萨应作是念，我今应住于四圣种，乐行头陀。又云：出家菩萨见十利故，终不舍于阿练儿处即阿兰若。可知头陀兰若，固出家者所应行也。出家何事？学佛而已，自学未成，安能度众？（此义详龙树《十住婆沙》卷一。）故如救头然，专精三学，一念而不可懈。行戒在头陀，则龙树之言也（《十住婆沙》卷十四）。修定先兰若，则寂天之说也（《集菩萨学论》卷十三、十四）。出家菩萨为利他故，固可广受施衬，亦可听法化生伽蓝入众。然根本之行，不能废头陀兰若。勤行自度，即为度他，超凡入圣，造端于是。龙树大士不厌反复说为出家不共之行，其意深长，可思也见《十住婆沙》。我佛在世，游行宏化，不遑宁处，乞食露宿，时见经文。竹园、祗洹之精舍，集众说法地，非常住也。后世僧制日坏，养尊处优，习于喧杂，故一闻头陀兰若，辄目为遗世绝俗，至举迦叶头陀第一之说相难，一若此非余人所得行者，何见之陋也。今出家者皆貌为菩萨受梵网戒矣，常应二时头陀冬夏坐禅，非《梵网》明文耶？岂并此亦可忘之耶？

　　二、出家者不应参预世事，又不应为名利亲近国王宰官也。

　　出家菩萨之异于在家者，以其无有摄受父母亲属，营农商估事王业等种种艰辛遽务忧苦也（见《瑜伽》卷四十七）。出家菩萨必免此摄受俗事者，出入聚落，则见闻声色诸根难摄，发起三毒，六度心薄。又与白衣从事，则利养垢染发起烦恼，弱者不能以思力制心，或死或恼，或舍戒还俗也（《十住婆沙》卷六）。是故佛于《大涅槃经》中最后说戒：比丘不应畜财奴役、种植市易、谈说俗事，又不应亲近国王大臣。此等经律所制，皆是如来所说（经卷七）。又说息世讥嫌戒，不作贩卖田宅种植，不畜财物，不观军阵，不作王家使命，乃至菩萨坚持是戒与重戒等（经卷十一）。又说声闻弟子如修集在家世俗之事，又以称誉亲近国王王子，受使邻国通致信命，如是之人，皆魔眷属，非佛弟子（经卷二十六）。由是可见，出家不与世事，不亲国王宰官，声闻固不必论，即出家菩萨，亦悬为厉禁。诚以出家务俗必招讥嫌，既妨修道之专精，复失俗众之信奉。此非自度度他之道，亦非住持大法之要也。佛嘱护法有国王宰官，但必国王宰官之自来亲附，非以僧徒趋奉为合法也。赞宁有言：末代垢重，情移奉身，罕闻为教而亲近国王大臣者（《僧史略》卷中）。自昔已然，于今为烈，彼奔走权贵，自许国师之流，心地龌龊甚矣，岂可以为教亲近解之乎？且稽之佛传，佛在世时，教化国王宰官，绝少亲赴。说法或不废王法正论，亦所以引俗入道，而与干政有别。如为禹舍大臣说跋祗国七事难胜，同时以此喻诫弟子，有种种增长出家七法，不预世事、应居兰若，皆在其数见（《长阿含》卷二）。说者乃引七事为出家参预俗务之证，可谓适得其反也。佛法东流，侧重王护，历代君王乃得以专制淫威，种种矫作，多不可为法。有如罗什之依凉、秦，一再毁戒，莲华泥污，衔憾终身（《高僧卷》卷二）。乃至玄奘，便殿周旋，内宫就译，亦违本怀（《奘传》卷九，表请入少林寺翻译，可见一班）。至于译场限制，难尽译家之能事，尤难胜论。今者国体已更，教法自主，乃不惜曲解史实，以求引僧入俗，大谬矣！

　　三、出家者不应服官，不应与考也。

　　出家沙门，宏道利物，敝屣王侯，故能抗礼万乘，高尚其事。六代而还，沙门不礼王者，论议不绝。此非吝于一拜，乃所以重佛法、护僧制，根本壁垒未可弃也。不居其实，即不受其名，故世俗爵秩亦未应施之方外。然南北朝因设僧官，弊端渐启，帝王专制必鄙视僧徒，如卿相而后已。降至宋代，译场诸僧，俯首称臣，一无异辞，而僧格扫地以尽。然此犹止于虚秩也，乃若慧琳因宋文之幸，窃参机要，贿赂相继，孔顗叹为黑衣宰相，冠履倒置（《南史》卷七十八），此正深恶其不伦也。今之说者，乃欲举此为僧徒楷模，可谓辱尽佛法矣。赞宁撰《僧史略》，摭取史实以资谈助，不必尽为典据。然其言曰：朝廷行爵，释子竞官，官阶勿尽，贪爱无满，胡不养其妻子跪拜君亲？有识者于此无取焉（《僧史略》卷下）。此诚快论也。一念之贪，非尽驱僧徒返俗不止，亦非返俗不能尽其官兴也。说者知引赞宁之书，而不知赞宁之意，岂非大惑哉！至于国家考试制度，乃为干禄从公技术人员而设，僧徒不赴考，宜也。必以旧日考试度僧相附会，彼亦秕政，不足为训。出家受戒，广律本有专章，简别严净，而皆由僧团自主其事，不可以假手俗吏也。今之僧徒，淆杂浮滥，究其病源，即在不依律实行，故至为逋逃薮为卑田院，不可收拾，岂有关于考试哉？又岂足为参预俗事之藉口哉？

　　四、出家参政，大违戒律，亦有碍世法也。

　　出家离俗，自有其根本律仪，今三坛誓受，十方证明者，犹古之法，即所行持，亦必期古之人，不得藉口时代潮流，而自丧其信守。《梵网》有言：正见经律，皆应受持。则如前举《宝积》、《涅槃》诸经者，岂复有丝毫可以参政之余地？必一切不顾，戒可毁，经可焚，俗事不可不为。是不但自丧其僧格，抑亦无人格之尤也，何待他人剥夺之哉？且即就参选事论，国法以公民平等而不简僧徒，与佛法放弃俗利而专志道业，两不相强，本无所碍也。今之热中者，不仅欲参选，且必欲获选，故僧徒例同普通公民，本属区域选举之类。一二黠者乃不惜利用佛教会，欲附会于职业团体。然国选名额早经规定，职业团体亦已列举，无所谓佛教会员也。僧徒必欲于其间分一杯羹，势非枉法不止，此所谓大碍世法也。至于蒙藏僧徒，所奉之教乃显密杂参，非尽出之释迦教，史实学理皆有可考。日本、暹罗之佛徒，以在家形式而干政，亦非此所论。但此数地，教非常轨，有待我先进，纠谬绳愆，导之正路，非可盲从颠倒所事也。说者藉口，又何足取哉！

　　（1936）

　　（选自《内学杂著》上，《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第十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