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伯列克：史念原始佛法 28 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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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伯列克：史念原始佛法 28 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号佛心天子。生于公元464年。

　　公元502年，宝志谒梁武帝，献尘尾扇、铁锡杖。

　　公元504年，梁武帝弃道皈佛，亲自作愿文，并于重云殿讲经。

　　公元505年，举办水陆法会。

　　公元511年，于华林殿公开发表「断酒肉文」，提倡素食。

　　公元512年，注释大品般若经。

　　公元517年，梁废止宗庙牲牢，改素馔祭祀。又废全国道观、道士。

　　公元519年，梁武帝从慧约受菩萨戒。

　　公元520年，梁武帝迎达摩入金陵，机缘不契，达摩潜往江北。

　　公元525年，于同泰寺设千僧会。

　　公元527年，捨身同泰寺为侍者。

　　公元529年，设无遮大会二次，并捨身同泰寺。

　　公元531年，临幸同泰寺，讲涅槃经。

　　公元533年，讲金字般若经于同泰寺。

　　公元535年，临幸同泰寺，再设无遮大会。

　　公元537年，铸造十方佛金铜像置于同泰寺。同年长干寺阿育王塔改修，梁武帝临幸长干寺，设无遮大会并大赦天下。

　　公元538年，再设无遮大会于长干寺，设盂兰盆会于同泰寺。

　　公元540年，梁赠释迦佛像及涅槃、般若、金光明等讲疏103卷予扶南国。

　　公元541年，梁武帝讲金字三慧经于重云殿。赠「涅槃经疏」予宕昌、蠕蠕、高丽、百济等国。

　　公元542年，昙鸾逝世。梁武帝常向北方，敬礼昙鸾菩萨。

　　公元544年，临幸皇基寺。

　　公元545年，在长干寺讲般若经之开题，同年捨身同泰寺，设法会，当夜同泰寺烧燬。

　　公元547年，又捨身同泰寺设无遮大会。

　　公元549年左右，梁武帝崩逝，年86岁。

　　梁武帝一生的作为，可以比喻为大乘中国的阿育王，也是大乘人心目中的在家楷模。他乐善好施、讲经说法、流佈经像、研究教义、礼遇寺僧乃至捨身入寺…等等热诚，终生不曾退懈。他的作风也给中国历代大乘信仰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公元1990年的台湾寺院裡，仍然时兴着仪式隆重而费用昂贵的梁皇忏；大乘人为法为教的热忱，也一直依循着梁武帝的模式推进。

　　梁武帝的热心令人感动讚叹，但他的见解则以「佛性论」为基础。这是道生在公元428年，首倡「阐提成佛说」的理论延续，并得到后来传入大乘「涅槃经」的印证。梁武帝曾经发动60多位朝臣，批判公元483年间，由范缜所着的「神灭论」，并多次亲自讲说「涅槃经」。梁武帝以帝王的身份，全力发扬「佛性论」，使它在中国的大乘发展中逐渐成了正统。历代在中国所发展出来的宗派，特别是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天台、华严、禅宗和淨土，都受到「佛性论」深刻的影响。虽然达摩初来时的「廓然无圣」与梁武帝的「佛性论」并不相契合，但后来禅宗强调的「以心传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顿悟之心」、「本来面目」、「自性清淨」…都有以佛性诠释的含义；华严宗的「三界唯心造」，也被法藏从佛性论的唯心观点解释为「如来藏心」。然而「佛性论」在印度初期大乘思想中并不被接受，它是中期大乘所集出的。「佛性论」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也不为中国大乘思想的主流─般若思想所接受，但慢慢地结合了中国「神不灭论」的思想，又得到梁武帝以「真神为正因体」、「此意因中已有真神性」…的宣扬，终于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大乘的思潮中。

　　公元511年，梁武帝亲自于华林殿公开发表「断酒肉文」，提倡素食，从此树立了中国大乘教素食的特性。事实上，「不饮酒」是五戒之一，出家人必当断酒，在家人亦当戒除。「不杀生」亦然。但「食肉」不同于杀生，「不见杀」、「不闻为我杀」、「不疑为我杀」是所谓三淨肉，为戒律中所许食用。佛陀住世时，提婆达多曾经提出五项苦行的禁戒，其中有一项即是要求世尊制戒严禁僧团食肉，世尊并未接受。但僧团在可以选择的状况中，不妨依照自己的意愿取用食物，并非强制要食肉。出家的托钵生活，原来就把食物看成药石用以治疗饿病，或者看成油脂用以润滑车毂，目的只在于支持身心的负荷走上解脱之道。至于托钵的行止更是以宁静安详的身教来教导世间远离贪欲的困扰。随方乞食，岂能指定素食？无上人天福田，又岂能因为坚持素食而障碍了施食者的机缘。况且，解脱之道与脑子裡所思惟的、心裡面所忆念的有密切关係，而跟胃囊裡装的并没有显着的关係。梁武帝的文告恰巧达成了提婆达多「断肉食」的心愿，也把中国大乘僧侣关进了自炊自爨的寺院裡，从此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经济生活忙碌，从此失去了托钵的自信自尊，从此失去了以身教默化人间的契机，也逐渐失去了从人间生、老、病、死中觉悟信众的活力。公元1990年的台湾寺院裡，虽常听说「出家乃大丈夫之事也，非将相所能为」，但实际上女众人数却大幅超过男众，而男众每与女众居住在同一寺院裡，这种特殊的现象在南传寺院裡是看不到的（南传僧众全部都是比丘），究其原因，除了教义的转变和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其不再吸引男众出家之外，女众的炊食能力较高，便于提供男众伙食，或许也是其中一项因素吧。事实上比丘尼的传承早已断绝，居士女即使出家，虽着白衣，持守八戒、十戒，亦当分开居于寺院之外。一旦出家，如果还要为了张罗衣食、庄严殿堂乃至经忏法会而烦恼，岂不是着了袈裟事更多？又那裡找时间来专精思惟呢？

　　梁武帝以君王的喜好，个人的理解，尽力护持大乘教法，甚至为寺众讲说经论，成了后世白衣说法的典范。他对「法」的热心研究态度超过了阿育王，可比于迦腻色迦王，他对中国大乘法的影响也超过了历朝的君王。热心而缺乏正见的在家帝王，依照自己的意愿来接受教法，护持教法，宏扬教法，常会干扰了教法的发展，导引教法走向另一个不同的方向。时代的潮流、风尚每每因此而形成，所以后世学人亦每每随波逐流而不自知。

　　【引用及参考资料】

　　1.杂阿含经。

　　2.佛教史年表（慈怡，佛光出版社，1987）

　　3.当代学人谈佛教（杨惠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

　　4.佛教古今人物谈（冶开等，大乘文化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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