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章 第三节 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佛教 之 泰国佛教的国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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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章 第三节 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佛教 之 泰国佛教的国教化

　　从11世纪开始，泰人逐渐向湄南河流域迁徙。1222年，在素可台建起第一个独立的国家。

　　泰人的原始信仰属萨满教性质的精灵崇拜，到素可台王国，它又接受了存在于6—11世纪的堕罗钵底上座部佛教影响。11世纪吴哥王朝吞并堕罗钵底以后，高棉人又带来了印度教及佛教密教。此外，8、9世纪之交，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和爪哇的夏连特拉传来了大乘佛教；

　　11世纪缅甸人控制今天的泰国北部地区后，还从蒲甘传来锡兰僧伽罗佛教。

　　素可台王朝在拉玛甘亨（1275—1317在位）王时变得空前强大。他征服了湄南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古老的堕罗钵底，并争取中国的支持，与高棉人抗衡。他曾多次派使朝贡元朝，并带回了中国的制陶手工业技术。拉玛甘亨特别鼓励佛教，在征服马来半岛上的六坤之后，延请在那里的锡兰僧人到素可台传法，还为一位品学兼优的高僧建造阿兰若寺。大批僧人涌向斯里兰卡求学受戒，使僧伽罗僧团在素可台很快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派别。

　　拉玛甘亨的儿子卢泰（约1317—1347年在位）继续支持佛教发展，曾建造佛陀脚印供人瞻仰，被佛徒尊为“达磨罗阇”（法王）。拉玛甘亨的孙子吕泰，是虔诚的佛教徒，曾在宫内自讲佛经，1361年放弃王位，在芒果林佛寺出家。所著《三界论》保存至今。他是泰国第一个以君主身份为僧的人。

　　素可台王朝时期，塑造了大量的青铜佛像，著名的有曼谷大舍利寺供奉的清叻那铜佛和善见寺铜佛。成为泰国古典造型艺术的代表。

　　14世纪后半期，拉玛蒂菩提（约1350—1369年在位）在阿瑜陀耶（大城府）建立了阿瑜陀耶王国，到14世纪末，臣服素可台，并几次向柬埔寨用兵。1397—1431年两次攻陷吴哥城。长期的战争使阿瑜陀耶衰落下去了，1767年被兴起的缅甸雍籍牙王朝所灭。

　　阿瑜陀耶诸王都崇拜佛教。被缅人破毁的阿瑜陀耶城内到处都有佛寺废墟；早期建筑的清寺和王官佛寺则免于兵燹。1361年迎来斯里兰卡使臣，上座部大寺系统正式成为国教。拉玛蒂菩提王由楞伽岛请来大德高僧为泰人僧王，要求泰国的比丘统一于巴利语圣典，一切威仪行事遵从大寺派规定。波隆摩罗阇王应锡兰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的要求，向那里派去了以优波离为首的15名比丘的传教使团，建立了优波离教派，即暹罗教派。

　　阿瑜陀耶王国同中国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明洪武十年（1377），暹罗王的侄儿那空膺来朝，明廷颁给“暹罗国王之印”。1408年那空膺在位，出使南洋的郑和率船队经过阿瑜陀耶。据马欢的《瀛涯胜览》记，暹罗国“崇信佛教，国人为僧尼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

　　阿瑜陀耶时代的佛教上座部，主要在宫廷中流行，社会下层信奉的佛教仍然侧重在符咒法木，上层社会的信仰也带有祈福的性质。1458年戴莱洛迦纳王铸像500尊，求告佛陀保佑不要再有前一年那样的饥荒。

　　阿瑜陀耶被缅甸人攻破不久，华裔披那·达信领导人民收复了失地，1768年在曼谷对岸的吞武里建都为王。达信王原籍广东，起兵时任达城太守。幼年曾在佛寺读书，13岁入山昆诃罗寺为沙弥，熟悉巴利文和佛典，通汉语、印地语、缅语和越语。建都以后，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大兴佛教。1778年，他率军征服万象，继之占领琅勃拉邦。从万象迎回了著名的玉佛像，供养在吞武里。据传，王佛造于佛灭后400年的印度，通体由7块翡翠绿玉组成，内藏佛舍利真身。尔后经楞伽岛、素可台，辗转移至万象，今供奉在曼谷玉佛寺，为泰国佛教瑰宝。达信王晚年时常自称佛陀再世，对佛教的兴趣远胜于对国家的关心，1782年被弑。

　　新王拉玛一世（1782—1809在位）将都城迁至曼谷，是谓曼谷王朝。其历代国王都奉行佛教。拉玛一世清洗了亲达信的僧团上座，整顿僧伽，组织高僧校订三藏佛经，编纂巴利语词典。1851年有名的蒙固王登基，是为拉玛四世（1851—1868在位）。此前，他做过27年比丘，精通三藏论释，懂得梵文、巴利文和英文。他创立了泰国僧伽中最有势力的一派——法宗派，强调遵守斯里兰卡上座部戒律，学习巴利文经典，成员主要是贵族阶层；

　　1932年后始允许平民参加。法宗派与传统的上座部僧伽组成的大宗派，构成泰国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

　　蒙固王曾敕令在佛统建造了泰国最大的佛塔，鼓励将法宗派传到柬埔寨，遣使往印度菩提伽耶求取菩提树分枝。此后诸王继续搜集巴利语三藏的各种地方语写本，进行校勘。1919—1928年，出版了全部三藏注释和藏外佛典。

　　从16世纪起，泰国受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侵略，1941年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恢复暹罗古名，1949年又一次改为泰国。 1932年以来，各部宪法原则上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但规定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国王必须是佛教徒；每个男子一生中必须出家一次，以取得成年人资格。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5％，寺院2万5千多座，佛塔在10万座以上。此外，尚有大乘佛教在华侨和华裔中流行，有寺约30座，属中国律宗法系。1950年，泰国佛教徒参加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69年，这个联谊会将总部设在曼谷。

　　从历史上看，泰国佛教的基础在农村，僧伽供养者主要是农民，僧侣则是农村以至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传统的医药、天文、历法、文学、语言等等都以寺院为活动的中心，受佛教的制约，世俗的普通教育多由寺院僧人承担。许多世纪以来，每座寺庙都有穿袈裟的儿童，称作“寺子”，由指定的僧人指导学习文化。今日泰国的国民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尤其在城市，僧侣一般不再从事寺子教育。但如果父母坚持或者在落后的山区，孩子们仍然得在寺院中接受启蒙教育。此外，寺庙还接受部分学习雕刻、油漆等手艺的学徒。

　　佛教在民间的宗教活动，主要从事趋福避祸、求财祛病等法事。这些法事又与婆罗门教及土著的万物有灵等原始崇拜混淆在一起。其中常见的是念护咒经，经文有《小王护咒经》和《大王护咒经》两种，都是巴利文的。前者用于新房上梁、佛像开光、为死者慰灵、死后七日供养等；国家庆典、僧众忏悔等则念《大王护咒经》。此外，僧人还代人诵经，如用符咒祝成圣水，绕圣线，为人们佩带的护身佛像作“入魂仪式”等。

　　泰国佛教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理性的根据，国王也以“正法”的护持者身份，扶植佛教的发展。历代的王室均以大量财物布施僧伽，如曼谷王朝的拉玛三世（1824—1851在位），仅佛寺就建立三十余座，称作“王立寺院”。国王施给僧团以土地、农民，称作“御供养施舍”，成了“寺领地”和“寺院奴”。一块碑铭记，1361年，素可台王卢泰在雨安居期，施金1万、银1万、蒟酱（一种植物果实）1千万、三衣400套、铁钵400具。

　　与此相应，历代王朝对于佛教都是直接管理，严格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1466年，戴莱洛迦纳王曾比照“武官地方官官阶授田法”，给国内“精通佛法的比丘”2400名和“尚未精通佛法的沙弥”200名分六等授田；在政府设立宗教事务司，维护僧伽纪律，指导僧侣行为，直至勒令不轨僧人还俗。1859年拉玛四世再次勒令犯戒僧人还俗，规定外来挂单僧人登记，沙弥的年龄限制等。1902年泰王签署了“僧伽管理法”，详细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管区、各寺庙的责任、义务和权限。1912年颁布了改订的“僧伽官职表”，1913年颁布“常施食标准表”，分别规定了僧人官阶和月薪数额。

　　国家对于佛教教义的研究，也采取统一的指导方针。到朱拉隆功时期（1868—1910），由瓦希拉耶南瓦洛洛亲王任僧伽法王。他大力推行僧伽改革，促使僧团教会化，由此也确定了教理的研习形式和解释经典的正统方法。他还推行教理考试制度，指定应考的教材，如《佛教圣句集》、《佛传》、《戒律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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