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实生活如是禅：死若乌有，生又何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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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生活如是禅：死若乌有，生又何欢？

　　林：当然，宗教了生死，涉及的是一个最根柢的超越性问题：“死若乌有，生又何欢？”死如果是断灭的话，你跟某些人讲“人死留名，雁过留声”，对他是没有说服力的。

　　孙：为什么呢？

　　林：死后留名，是别人印象中的，说穿了，跟你还是两码事，如同别人印象中的你跟你本人是两码事一样。所以如果没从这一点翻转再进一层，儒家的观念会面临一个论理的困境。

　　孙：什么样的困境？

　　林：就是我既然死了，无感知了，别人看我怎样也就无意义了，所以我尽可以任意而为，最后不是落于享乐，就堕于虚无。《孟子》为解决这个论理困境，就从一种纯粹的体会入手，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知”，以此来说明许多事仍有它的先天性，不是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的。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有些生命的道理本就不是靠辩证推理而是靠观照得来的，但问题是这个说法也有局限。因为盗匪也可以觉得人性本恶，所以他这样做也是生来就该如此的，你怎么跟他强调善比起恶就有它的先验性与根柢性，仍然会有论理的难题。而这也就是儒家的伦理面对社会变革时，常显得苍白无力的原因。

　　孙：但是难道不是在失序的社会，才会有儒家热这一说吗？大陆这边正好在热这个。

　　林：儒家的道理在你们这边到处被人宣说，从我的角度，也不一定是儒家内在能量发挥了作用。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个失序的社会对重建秩序的迫切心情一一因为没有传统了，我们在寻找传统。

　　孙：但一想到要建立秩序首先想到的是儒家，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林：儒家的确是最强调社会秩序性的，更何况它在中国历史上有根柢的重要性，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它，但也因此，我们对儒家的局限性就谈得不多。这点要能跳出中国，从别的文化来看，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孙：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宗教的部分还是弱？

　　林：诠释中国文化，我的论点看来粗略直接，却还是有效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儒释道三家的力量：儒家的社会性、道家的美学性以及佛家的宗教性。只有让这三者成为三角，才能构成完整的中国人格。佛家传入中国后，历史中许多伟大的生命都是兼具三家的，只不过不是等边三角形就是了。你从徐复观身上可以看到，他儒家的影子很大，佛道色彩一点点，淡薄，但也不是没有；张大千，佛道的色彩浓一些，儒道的少一点；南怀瑾，以佛家为本，三角形比较平均，我自己，佛家的影响占大部，道家一些，与儒家的情性对应就少，从这里，可以看出每人情性的偏重。由此，解读文化特质与生命轨迹就容易上手。不过，有句话说：中国人，年轻时是儒家、中年时是道家，晚年时是佛家。这种轨迹，在许多文人、知识分子身上的确都看得到。王维、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为什么他们最终会成为佛教徒？就是人到了必须面临离去的时候，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他生命根柢性的重要。宗教的死生排序就是把这个重要性拈提出来。

　　孙：那再回到“死若乌有，生又何欢”这句话上。如果佛教是讲轮回的，生生不灭，有这个信念的话，其实生是得到了很大延展的。但是不是又没有终点了，人又如何警醒地活呢？

　　林：轮回是一个生死不灭的概念。“死若乌有，生又何欢”是说如果我们认可死了就都化为乌有，其实什么客观价值都建立不起来。因为你干什么不就白搭吗？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知识要求进步，即使是想建立现世价值的努力背后，都隐然存在着生命不会断灭的信念。

　　孙：仅仅是信念？

　　林：我们设想着未来，才有今日的努力，假设一切的存在对我死后仍有意义，是把现在的感觉延伸至死后，这里就存在着生命不灭的想法，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努力都表明你信。否则你尽可以是完全的享乐主义者或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你还不是嘛，遇到不顺，你会问“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别人打你一下，你还知道躲，说明你都有设想，只是一般人这点设想隐在里面，宗教把它说开、把它诠释了，甚至把它印证了。有了这种生命不断灭的体会，你就更知道这一世该如何活，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不只是看眼前，它还有过去、未来，而这过去、现在、未来的轮转有它的律则，有它的客观性在，佛家把这叫法，这客观性让人生不能只是自己说了算，不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只能依法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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