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佛教·观察与研究：初探藏传佛教伏藏(贾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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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教·观察与研究：初探藏传佛教伏藏(贾学锋)

　　“伏藏”指佛教在藏地传播、发展过程中被秘密埋入地下、岩缝、山洞之中后重新发掘出来的佛教经典、法器等物。它内容庞杂，卷帙浩繁，充满神秘色彩，且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伏藏的出现、发展及其与宁玛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一

　　关于伏藏的起源，藏文佛教史书认为：“伏藏之法，天竺古来就有，藏地其他宗派中，也是素见不鲜的”。①可见，佛教传入吐蕃前伏藏就已经盛行于印度了。但是，伏藏究竟何时出现在藏地，众说纷纭。传统说法认为是从莲花生开始的：“莲花生大师为了利益未来有情，故将各种甚深教授，埋藏在山岩湖海之中”。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确，伏藏在吐蕃出现的年代实际上要早于莲花生进藏，即松赞干布时就有了伏藏，理由如下：松赞干布时藏文创制不久，佛经翻译刚刚起步，梵文佛经不易人们接受，只好将其埋藏。其时之佛教显密并存，并以显教为主，吐蕃尚不具备大规模传播密教的条件，但是社会上已出现了密教典籍。布敦大师指出，松赞干布时已译出《宝箧庄严经》、《百拜忏悔经》、《宝云经》等显密经典。③密教经籍虽已出现，但传播时机却不成熟，只好将其埋藏，以待时机，再行传播。这是其一。其二，松赞干布时期的佛苯斗争使更多的佛经被埋藏起来。当时佛教是被人为移植到吐蕃的，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又受到苯教的抵制，处境艰难。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消除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拥有强大势力的苯教徒的抵制和反对，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倡佛派采取各种办法应付这一难题。史载，“赞普松赞干布在尼妃赤尊填湖建寺屡屡遭毁期间，为镇压罗刹女四肢关节，在四如的四面八方以其变幻神通修建了昌珠寺、空塘寺、崩塘寺、冲仲巴寺、大威德寺、乌如噶采寺、札登则寺、隆塘度母寺、工布布楚寺、仓巴朗伦寺、卓盖札寺等一十二寺”。④松赞干布修建寺庙的目的在于“镇伏当地神灵”，因此，在修建寺庙时埋藏佛经、法器等伏藏同样用来对付苯教徒是完全可能的。《柱间史》中还有松赞干布专门告知赤妃埋藏伏藏之事及其功德如何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埋藏伏藏的主要目的在于“镇伏鬼神、禳灾祈福”。⑤根据藏文史书记载，松赞干布本人就埋过伏藏：“此观音菩萨化身的大法王为了在将来增益吐蕃地方的法缘，亲自讲说圣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其本文连同注释和教诫等共计一百零八部，这些全部抄录成书，埋藏在拉萨大昭寺菩提殿中马头明王的脚下及约如昌珠地方的王室库房之中”。⑥这段记载中虽有夸张的成分，但至少可以肯定松赞干布曾埋藏过伏藏这一事实。另据刘立千先生考证，藏文史料中记载的桑杰喇嘛约是赤德松赞至赤热巴巾时出现的掘藏大师。⑦，这也可佐证上述观点。

　　芒松芒赞和都松芒布杰执政时期佛教没有大的发展，在此期间的伏藏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则不得而知。赤德祖赞晚年曾派桑希等人到内地取经，他们返回之际正值崇苯大臣掌权并发动反佛运动，桑希等人只得把从内地取来的佛经藏于钦浦，遂又有佛经被埋藏。

　　赤松德赞执政时期是吐蕃伏藏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为兴佛而采取的措施对伏藏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迎请寂护、莲花生、莲花戒等高僧大德入藏，并主持“顿渐之争”，从此结束了内地、印度佛教并行传播的局面，确立了以印度佛教为主的新的发展方向，使印度佛教中伏藏这种特殊的存经方式在吐蕃得以继续。尤其是莲花生进藏对伏藏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伏藏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进藏途中说：“我要书记佛法，然后进行伏藏。劫未众生难对付，不能没有伏藏，这类书籍一书写，佛法就能得发展”，⑧并在沿途各地埋下了许多佛教经典、法器等。土观大师指出：“莲花生大师及少数具德相大师，为了教化未来众生，将很多修习……的教授作为伏藏埋藏，大力加持，令不失坏，付与守藏护法神掌管，并发净愿，愿此法得遇有宿缘的化机。若到取藏之时，则先现取藏的预兆，由谁取藏，应将取藏者的名号、氏族、容貌等记在取藏的简扎上。若时地与取藏人一切缘会具备，则将此藏取出，以之普传有缘，称为‘伏藏法’”。⑨至于埋藏伏藏的具体情况，藏文史籍是这样记载的：莲花生到吐蕃后受赤松德赞之命，“组织涅益希循努、南喀娘波等人翻译密典，由著名书写家勒金尼码等人负责写在黄、灰、蓝、黑四色纸上，丹妈孜芒和阿阇黎益希央等人校对，共计一百零八种分类装入宝箧中盖印严封，埋在不同的地方。其中，在钦浦的格邬地方埋有五大付法藏；洛札吉曲拉康中，埋藏《诸佛密意集经》等七部经续及口诀；门隅的狮子岩洞中，埋藏《莲花大自在经》等修部六经；绷塘格乃地方，埋藏《玛摩天女》和《清净遍集明经》等经续；在绷塘泽隆，埋藏心部经教；在后藏南木林县境内的藏章寺，埋藏大自在修行法典和猛厉咒一百零八种；在娘热泽吉拉康，埋藏医药经典；在康区的隆塘卓玛寺，埋藏本尊母续十三部；在东部工部布曲塔尔勒寺，埋藏陀罗尼和幻变类经；在布曲宗喀，埋藏内外修行经典；在山南乃东县的昌珠寺，埋藏猛厉咒经典十三部；在洛札县的科塘，埋藏《诸佛密意集经》及其口诀等；在洛札的巴卓达仓狮子岩洞，埋藏有关成佛修持方面的经续；在南部门隅乃仁寺，埋藏吉提瑜伽和四部决断修持经；在扎央宗的协浦洞，埋藏金刚橛法和《阎摩德迦续》等；在巴卓狮子岩洞，埋藏九种陀罗尼；在普玛宗，埋藏漆革本尊母修行经典；在拉喀普姆齐，埋藏大悲轮回和掘坑法经典；在拉让扎和桑雅扎洞，埋藏法、财、药等方面经典一百零八种；在扎玛南喀宗，埋藏后译教授和修部经典；在桑耶寺，埋藏有关医药、猛厉咒、宝升部等方面的经典一百零八部。其余一部分埋藏在其他岩洞、石林、乱石山林之中。”⑩离开吐蕃前，莲花生“在扎玛卧布园为君臣21人传授《口诀见鬘》，将多部甚深密典埋为伏藏，并向赞普讲授了许多教诀和大乘密咒、10万部金刚橛法，祈愿往升色究竟天，完成剩余的烧施仪轨后离去”。［11］

　　吐蕃时代的钵阐布娘·旦增桑布也对伏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史载，他“建伍如的夏拉康寺，将教授等埋藏于此，后则成为单传”。［12］由于莲花生、娘·旦增桑布等人的不懈努力，赤松德赞时期伏藏得到迅速的发展。赤热巴巾即位后“颁布三次御旨：除去根本说一切有部外，不得建立其他部，亦不得翻译彼等之经藏，不得翻译母续密咒等经典”，［13］因此部分密法的流行遭到禁止，被禁止的密教典籍就被埋藏起来，成为吐蕃时期的又一部分重要的伏藏。朗达玛即位后，实行“倡苯抑佛”的政策，严厉打击佛教，佛教之“经书典籍，大多埋藏于拉萨岩山之下，余则付之以火，或投于水，并毁坏所有寺庙”。［14］当时的显密经典，除外逃僧人们带走一小部分外，其余的又被埋藏起来，成为吐蕃时期埋藏的最后一批伏藏。后弘期开始前，吐蕃社会极度混乱，有些伏藏虽被发掘出来，却因时机未成熟，无法传播，只好又将它埋藏，但这时埋藏伏藏的规模已大不如以前了。综上所述，藏传佛教中的伏藏出现于松赞干布之时，主要发展时期在赤松德赞、赤热巴巾及朗达玛三代赞普之时。

　　二

　　伏藏内容庞杂、卷帙浩繁。为深入了解伏藏，我们大致可用三种方法对它进行分类。第一种，伏藏文献《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将伏藏具体分为18种，即深奥伏藏、密伏藏、设想伏藏、心伏藏，以上4种伏藏被称为“四大藏”。此外还有物伏藏、灵魂伏藏、附伏藏、疯伏藏、印度伏藏、吐蕃伏藏、王伏藏、父伏藏、母藏、中性藏、外藏、内藏、中藏、财富藏。该书还认为，每一种伏藏都具备10种意义，如其中的密伏藏具备以下10种意义，即是伏藏器皿是密器皿，所用纸张是密纸，伏藏用墨是密墨，文字是密文，伏藏地点是密处，护藏神、掘藏神是密师以及发掘的时间、怎样调伏等都是秘密。并且18种伏藏里的每一种都具备有伏藏师的密号、埋伏藏的密号、伏藏秘密号、伏藏深奥密号、守护伏藏密号等5种圆满。［15］第二种，在历史上宁玛派按发现伏藏的地点将其分为上部伏藏、下部伏藏和南、北伏藏。上部伏藏是指约在12世纪由尼玛沃色发掘的伏藏，下部伏藏是指由古如·却吉旺秋发掘的伏藏。到15、16世纪时伏藏又有了南、北之分。热特南林巴把上部和下部伏藏及自己所发掘的伏藏汇集刻印，通称为“南藏”。“北藏”则是16世纪由藏拉堆降家族成员仁增郭吉丹赤坚所发掘的伏藏。第三种，就内容而言，伏藏并不一定都是佛教经典，除佛经外还有一些佛教圣物，如舍利、佛像、钵器、法螺等。

　　三

　　藏传佛教各派中或多或少都有伏藏，但需要指出的是，藏传佛教各派中与伏藏关系最为紧密的当数宁玛派了。自吐蕃王朝崩溃后，宁玛派的掘藏活动从未中断，直到上世纪初。在该派中出现的掘藏师非常多，仅《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记载：从桑杰喇嘛到尔金林巴共有掘藏师50人。［16］另据统计，宁玛派历史上著名的掘藏师有2500人之多。由此可窥见宁玛派与伏藏紧密关系之一斑。

　　伏藏对宁玛派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是宁玛派形成的重要条件。众所周知，目前北传佛教中只有藏传佛教佛学体系完整，显密共修，密宗教法弘传不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藏传佛教中的部分密法是因伏藏而得以保存的。吐蕃时代埋藏的密教经典备受宁玛派的重视，并以父子或师徒相传的形式将其传播，对宁玛派密法的形成、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大圆满法”是宁玛派的最高法门。需要指出的是备受该派重视的这个法门正是以伏藏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根据历史记载，“康卓宁提”法先由“噶饶多吉从金刚持听受，噶饶多吉传仁增室利僧诃，僧诃传莲花生，莲花生传与佛母耶协措杰(智海胜)，为利益未来有情故，将大法作为伏藏埋藏，后由白马勒哲宰(莲业能)将伏藏掘出，由佛子·勒巴坚赞(妙幢)、衮勒·让炯多吉(自然金刚)和雍敦·多吉白等辗转流传，流传于世”。［17］宁体四部的其他三部(毗玛宁提、喇嘛宁提、坎卓宁提)也都是以相同的形式保存下来的。［18］

　　有学者认为，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受到了吐蕃时期内地佛教的影响，［19］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不仅“大圆满法”的中心思想类似于内地的禅宗，而且另据史载，“顿渐之争”后汉地和尚摩诃衍的思想并未在吐蕃销声匿迹，他的各种著述就被埋在地下，［20］作为伏藏在宁玛派中保存下来，并被其改造、吸收。

　　伏藏对宁玛派的传承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宁玛派的传承分经典传承和伏藏传承。伏藏传承即将发掘的经典进行传承。宁玛派特别重视伏藏，将上、下和南、北掘藏大师掘出的经典作为讲解和实修的根本典籍和重要依据。从13世纪起，由于流传在该派中的一些伏藏的梵文原本被发现，吐蕃社会对部分伏藏的真实性给予了肯定，遂使伏藏传承开始在宁玛派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许多人转向学习伏藏法，经典传承者大都转入伏藏传承之中了。掘藏师们纷纷建立寺院，形成了各自的传承系统。如16～17世纪该派僧人扎西多吉、晋美多吉在前藏雅鲁藏布江的北面和南面分别建立了多吉扎寺、敏珠林寺，弘传于北藏和南藏，从而形成了宁玛派在卫藏地区的两个支派。

　　伏藏对宁玛派社会地位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藏传佛教中许多人因怀疑宁玛派所依据的经典系伪造而拒绝承认宁玛派，直到13世纪萨迦·班智达在香区护摩木中获得了被认为是莲花生大师所传的《金刚撅修法》的梵文原本后，许多不承认宁玛派的人士只好缄口作罢，从此之后，宁玛派逐渐得到社会的承认，其社会和宗教地位大大提高。正如意大利的图齐所说：“伏藏(大家认为其中含有莲华生及其神祗和人类助手们的教义)帮助宁玛巴获得了新的威望和权威并加强了其教理……”［21］

　　四

　　藏传佛教中的部分伏藏虽属后人伪造，但绝不能因此对它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也不应该忽视研究它的价值与意义。伏藏在藏传佛教史上有以下几个重要作用：

　　1、为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再度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吐蕃时期留下来的大量伏藏是后弘期藏传佛教形成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吐蕃王朝崩溃后，虽然藏地在400年余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佛教并未完全消失，许多吐蕃时期的伏藏被保存到了后弘期，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思想来源。对此，藏文史书中说：“藏王惹巴瑾以前所译的经藏和论藏的所有函帙，得到妥为保护。因此，旧译经论现在大都获得受用，即此之故”。［22］到了11世纪阿底峡在桑耶寺中见到许多在印度已失传的佛教梵文经典而叹曰：“如像往昔西藏佛教之盛，在印度也是少见的，如这类梵本，或许是由莲花生大师从非人圣地取得而来的”。［23］这说明伏藏中保存下来的梵、藏文佛经为数不少。后弘期以来，大量佛教梵、藏文经典被发掘出来进行弘传，成为当时佛教复兴时所依据的重要经典，省去了从外部输入、翻译的繁琐过程，使当时佛教复兴的主要任务成为整顿佛教戒律、重建僧伽、修建寺庙。佛教在藏地中断100多年后重新得以恢复，伏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伏藏是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内容有真有假，但是，由于伏藏中保存的部分诊贡的佛教经典早已印度失传，凸显出它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此外，伏藏的内容虽然以佛法为主，但其中却含有历史、医学、天文等方面的内容，如伏藏文献《五部遗教》、《柱间史》、《莲花生大师本生传》、《四续》等。这些文献中保存了较古老的关于吐蕃时代的历史、宗教、天文历算、医学等方面的记载，史料价值较高，是研究吐蕃史的必不可少的资料。［责任编辑　保罗］

　　注释：

　　①②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3页。

　　③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④⑤《柱间史》，卢亚军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158页。

　　⑥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⑦见注①，第271页。

　　⑧《莲花生大师本生传》，洛珠加措、俄东瓦拉译，青海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页。

　　⑨见注①，第33页。

　　⑩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11］哈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陈庆英等译，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12］见注①，第38页。

　　［13］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14］第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15］［16］同注⑧。

　　［17］见注①，第38页。

　　［18］刘立千：《藏传佛教各教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9］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20］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黄颢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21］［意］图齐：《西藏宗教之旅》，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22］［23］廓诺·迅鲁伯：《青史》，郭和卿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171页。

　　［作者简介］贾学锋，藏族，现为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宗教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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