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禅师思想研究与纪念文：虚云戒制思想及其实践析论(陈金凤、刘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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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禅师思想研究与纪念文：虚云戒制思想及其实践析论(陈金凤、刘丽芳)

　　内容摘要：明清以来，佛教禅宗日渐衰微。原因之一就是“狂禅”盛行，戒律废弛。以重振佛教禅宗为己任的虚云长老，立足于传统与现实，着力于佛教戒律的恢复和重建。他一方面在理论上大倡“以戒为师”、“以戒为本”，全面地阐述戒律思想；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特别重视戒制建设，无论是在重振山门还是在办学育才时，都把戒律弘扬与建设作为基本的内容，并付诸农禅并重的日常生活之中。虚云重视戒律的思想及其实践，适应了佛法复兴的时代要求，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佛教(禅宗)的重兴，也是其成为佛门龙象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虚云 戒律 戒制思想 戒制建设 戒制实践

　　虚云(1840-1959)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其百年云水生涯，致力于佛教的振兴。虚云的佛教思想丰富深邃，修佛弘法刻苦精进，而贯穿其思想与实践的就是“以戒为师”，唯“戒”是行。

　　一

　　《大集贤护经》云：“出家之人，当先护持清净戒行，戒行清净，则能获得现前三昧，成就无上菩提。”《四天王经》云：“四天神王，每月以六齐日观察人善恶，以启帝释，若持戒人帝释即喜，敕诸善神拥护是人，随戒多少，若持一戒，令五神护之，五戒具者，令二十五神护之，是人生得安隐，死生天上。前来总说持戒功德竟。”诸如此类的强调“戒”的佛教经典不胜枚举。“戒是无上菩提本”，是佛教发展与兴盛的重要保证。佛教自东汉以来在中国广泛深入的传播发展，实与僧侣严守戒律密切相关。

　　自明代狂禅盛行以来，戒律趋于废弛，从而带来了佛教精神的丧失，佛教日渐处于颓势，至清末民国时期，社会上毁佛逐僧，庙产兴学之风竞扇，佛教更是危机重重，殆将不存。佛教在近代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僧尼的素质低下，道德水准不高也不能不说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这又很大程度是由于佛徒摈弃戒律、丧失戒制精神所引起的。诚如释曼殊、章太炎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揭露：今“法门败坏，不在外缘而在内因”，“丛林轨范虽存，已多弛缓。”僧人多“不事奢摩静虑，而唯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累属正法，则专计资财。争取缕衣，则横生矛戟。驰情于供养，役形于利衰，为人轻贱，亦已宜矣。复有趋逐炎凉，情钟势耀。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庙产兴学’之殃咎，实由自取”。居士杨文会也认为“佛法传至今时衰之甚矣”[[1]]，其根本原因在于释氏之徒的不学无术，不守戒律。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中指出：“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之旨无处问津矣。……宗门学者目不识丁，辄自比于六祖。”名僧太虚也感言：“现在吾国僧徒虽有数十万之众，而形式散漫纲纪凌乱，实可谓之无组织；负此住持佛法之责，已属勉强，遑敢望其能弘扬乎？”[[2]]虽然这些仅系部分僧人所为，但也表明传统戒律而非人格自律已难以外在地约束他们[[3]]。

　　佛教的危机，引起了僧界的重视，有识的高僧大德们纷纷提出补时救弊的主张，寻求契理契机的自我更新与调适。例如，1913年2月在寄禅大和尚的追悼会上，太虚为了挽救佛教的危机，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性的主张。其后太虚又声称“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只不过太虚倡导整顿的僧伽制度，虽其重要内涵就包含了戒制建设，但其基本目的仍在建设人生佛教，戒制改革与建设尚未成为其建设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太虚的这种言行与思想，是当时僧界的主流。他们虽感于戒制破坏带来了佛门的危机，却不大重视从戒制建设上以救时弊。

　　虚云作为佛教高僧、禅门龙象，对于近代佛教因狂禅泛滥、戒律破坏而堕落衰微，感同身受，痛心疾首。在数十年的开单接众所作的开示中，他反复强调这一点：“今观末法现象，知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灭佛法者，僧徒也，非异教也”[[4]]。“佛法之败，败于传戒不如法，若僧尼严守戒律，则佛教不至如今日之衰败”[[5]]。“嗟兹末法，究竟不是法末，实是人末。……盖谈禅说佛者，多讲佛学，不肯学佛。轻视佛行，不明因果，破佛律仪，故有如此现象”[[6]]。“今末法时期，人根陋劣，心术浇薄，漫说众人，即出家僧人，亦是有名无实，并且不知出家为何事，根本上谈不到修行，行，证道者更无一离矣。佛法至此，哪得不衰！”[[7]]“今去圣时遥，人心浇漓，甘堕沉沦，藐视律仪。……求戒者多，守戒者少，若贼香疤作饭票用，哀哉哀哉！”[[8]] “法门没落，僧德颓废，不惧因果，不畏清仪，放僻邪侈，靡所不为。”[[9]]

　　近代佛教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虚云认为，基于近代已无上等根机之人，直指人心的顿悟方式在失去了渐悟的根基之下显然已不适用，要挽救法末，于逆境中重振道风，光大禅林，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恢复传统戒律，否则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就会困难重重、每况愈下，不用外部力量，自身也足以冰消瓦解。于是，虚云不断呼吁、践行戒律，重视使佛教徒的言行符合仪轨(详后)。上引虚云针对佛教(禅宗)问题的激烈批判的意识与言行，正表现出他相当强烈的重振佛教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

　　三千多年前，佛陀释迦牟尼欲涅槃时，阿难尊者问：“世尊！您灭度之后，末世众生当以何为师？”佛陀恳切的告诉世人：“以戒为师！”自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弟子无不以戒的尊严为佛教根本精神之所在。佛陀当年制戒，其目的在于“梵行久住”、“正法久住”，虚云秉持“以戒为师”，深研佛教戒律并予以积极阐扬，志在重扬佛教的正信正行正法。

　　《楞严经》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在佛法中，不论是大乘、小乘，以及禅、净、密、律各宗，都是以持戒为根本。虚云对此有所发挥，说：“世尊所说三藏十二部经典，也是为了你我的贪嗔痴三毒；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主要就是戒定慧，就是因果，使我们戒除贪欲，抱定慈悲喜舍，实行六度万行，打破愚迷邪痴，圆满智慧德相，庄严功德法身。”虚云指出：“无论大小乘戒，皆以三皈五戒为根本。”他反复强调，了生脱死门路很多，持咒可成，参禅可成，念佛可成，都是一样的；但是佛法之要，在于戒定慧三无漏学；三学中，以戒为本。也就是说，一切法门，都离不了持戒。所谓“宗教净三家，及一切法门，都以戒为先。但戒定慧三法不能偏废，要三法圆融，才得无碍。持戒若不明开遮，不通大小乘，不识因时制宜种种妙用，死死守戒，固执不精，成为错路修行；三学圆明，才得上上戒品”[[10]]。他开示学人：“中国的佛法，有人分出禅、教、律、净与密宗五派。”“现在的佛法，比较盛行的是净土与禅宗。但一般僧众都忽略了戒律。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佛法的根本要义，乃是戒、定、慧三学，如鼎三足，缺一不可。这是我们每个学佛的人，应特别注意的。”[[11]]1953年5月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时提出的第一个提案就是“汰除迷信外道渣滓，严戒律清规，以增大众信仰”，指出：“就是一些居住寺院僧徒也不少意识模糊，行为不检，形同市侩巫觋，还口口声声念佛修持，实在是自私自利。这已失去三宝的高贵品质。”[[12]]1955年中国佛协在北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通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决定，虚云特撰《云居管见》一文，对中国佛学院培育弘法人才寄予无限希望，特别指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权变的，唯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的的理论不能改动。”[[13]]

　　虚云一生于讲经说法之中，反复强调持戒为佛法之根本，守戒为修行之始基。“戒为德本，能生慧行，成就万行。”“修学者，必须依佛戒，戒为无上菩萨根本。”[[14]]“学佛不认修何等法门，总以持戒为本。”[[15]]“佛法之要，在于三无漏学。三学之中，以戒为本。良以由戒生定，由定生慧，若能持戒清净则定慧可自圆成。”[[16]]“夫戒者，生善灭恶之基，道德之本，超凡入圣之工具。”[34] 他特别强调，对于修行者说来，“持戒律如行路有资粮。”[[17]]这是因为“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发慧”，若不持戒而修行，则“无有是处”[[18]]。

　　正因为戒律如此重要，虚云强调佛弟子在时时恪守奉行戒律，“行住坐卧，惟戒是师，僧德在戒，戒住道丽，正法久住，道在于斯。”[[19]] “戒行者，得戒体已，于日用中，动静云为，任运止恶，任运修善；顺本所受，不越毗尼，则世出世间一切行门无非戒行，并非离一切行外别有所谓戒行者。”[[20]]“既为佛子，须知戒之妙义，造律仪之渊深，三聚五篇之半满，性遮互环之重轻，法体行相之幽玄。若不明晰，受之何益？”[[21]]虚云认为，戒行关键在于受得而领纳戒体后，于行、住、坐、卧一切时中，动静一如，无一不是戒法的展现。就持戒而言，贵在坚持与运用[[22]]。虚云开示道：“戒律条文多少，怕你忘记，所以每月二戒都要诵二次。菩萨戒是体，比丘戒是用；内外一如，则身心自在。诵戒不是过口文章，要说到行到。讲到持戒也实在为难，稍一彷彿就犯了戒。持戒这事，如头上顶一碗油似的，稍一不慎，油便漏落，戒就犯了。半月诵戒，诵完要记得，口诵心惟，遇境逢缘就不犯戒、不起十恶。佛制半月诵戒之意在此。”[[23]]虚老这种“口诵心惟”、“说到行到”，显然是对传统禅学的继承。《六祖坛经》指出：“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可见，虚云老和尚所说“口诵心惟”，与六祖慧能大师所讲“口念心行”是一脉相承的。虚云还强调：“既出家为了生死，就要依法行持：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不要留恋世上的贪瞋痴爱。”[[24]]“修行要在动用中修，不一定要坐下来闭起眼睛才算修行。要在四威仪中，以戒定慧三学，除贪瞋痴三毒；收摄六根如牧牛一样，不许它犯人苗稼。”[[25]]

　　虚云为强化弟子持戒的信心与恒心，大力宣扬“持戒有功德”的理念。他说：“世俗所说：‘受戒容易持戒难！’确是有理。但亦在我们的善根有浅深，信心有无的关系？若果佛弟子戒律严净，谁不敬仰？诸佛菩萨，尚为护念，何况天龙鬼神及人？真如炉中旃檀，妙香普薰，所谓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见香，这五分法身的果香，也是从因地修戒得来的；如戒香经云：‘佛告阿难，世有众香，惟随风能闻，不能普闻。若持佛净戒，行诸善法，如是戒香，遍闻千方，咸皆称赞，诸魔远离。’如长阿合经说：持戒有五种功德： 一者、所求如愿。二者、财产增益无损。三者、所住之处，人爱敬。四者、好名善誉，周闻天下。五者、身坏命终，必生天上。” 另外，虚云又列举了四分律所言持戒十种功德。与此同时，虚云强调，犯戒即是过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说：“总而言之，我们受佛戒的，毁犯了就有极大的罪过！不论犯那一戒，如杀盗淫等。只消有一嗜好，欲出生死轮回，得证圣果，往生净土难了！”此外，他还对违背各种戒律所得的果报都有深入的说明，此不赘述。

　　虚云特别强调：僧尼必须严格奉守戒律，唯有如此方能把僧尼与俗众严格地区别开来，重建祖师庄严道场恢复佛门德威，树立正信形象。他指出：“如能依教奉行，守持无染，可名真净道器。稍有违犯，则失僧仪。故云护戒如护浮囊，不可破裂，否则丧身失命，被烦恼罗刹所吞矣！”[[26]]戒是佛教的内在规定和根本特征，持戒是佛教信徒的本质要求和庄严承担。修行人必须真实地注重解行相应，方能脱三界苦。学人果能下死工夫切实去做，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一切自知自见。是故虚云强调：“受了佛戒，当下即得清净戒体，即得解脱，即入佛位，位同大觉，是真佛子。受佛戒，是难得希有之事，所以受戒后，要谨慎护戒，宁可有戒而死，不可无戒而生。”[[27]]虚云在此强调要宁死不犯戒。诚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八所说：“我若不持戒，当生三恶道中，尚不得人身，何况能成就众生、净佛国土、得一切种智。”所以“佛教真理，虽不可以言说论表，但若全废言说，则又有所不能，理必依文字方能引见义故。今之学佛者，应研习一切教理，而以行持为根本。”[[28]]

　　虚云恒持戒律，严守毗尼，却并不墨守成规[[29]]。他开示道：“我们对于受持遮戒，贵在遵循如来制该戒之本意，不在于死守条文。若得佛意，虽与条文相违，亦名持戒；若不得佛意，虽遵守条文，亦成犯戒。但亦切不能以此藉口，而将如来所制戒律，一概抹杀。各宜深入律藏，神而会之。”[[30]]“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各处不同，必须因地因事因时以制宜，决不能墨守绳法。故《五分律》中，佛说：‘虽我所制，于余方不为清净者，则不应用；虽非我所制，于余方必应行者，不得不行。’故当日百丈祖师，以中国与印度环境不同，已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美举。佛如降生此时此地，决不会制掘地纺织等戒的。……出家人并非闭门造车、死守一法的。”[[31]]然而，诚如虚云前面所言，切不可以开遮为借口而一概抹杀戒律，所以虚云即使是在开示小乘大乘的开遮持犯时，也一再强调要“以戒为师”：“戒律开遮因缘微细，要深入研究才能明白。佛门兴衰，由于有戒无戒。犯戒比丘，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所以佛将入灭说涅槃经，叫末世比丘以戒为师，则佛法久住。”[[32]]上述这两段话，不仅反映出虚云“得意忘言”的戒律思想特色，而且也体现出他世法、禅法、戒法一多不二之“佛法在世间”的禅风特色[[33]]。

　　值得注意的是，虚云秉承师诫“出世间不离世间法”，努力将佛教戒律也必须融入世俗社会之中。他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近代中国儒学的文化正统地位正在逐步丧失，但儒家文化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众心中。因此，佛教要真正取得统治者及其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就必须自觉融儒于佛。于是他竭力调和佛儒，宣称儒佛都是导人至善。他说：“孔子之制礼作乐，无非教人规矩，与佛制戒律无异”[61]。 “世界无论何教，总是道人为善，为治心之法，如佛则济度众生，使众生脱苦。儒则重伦常，使人各尽本份，本无异致。所不同者，儒则著重世间法，佛则于世间法外，更有不出世间法，深浅不同耳。”[[34]]他还以儒释佛，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释佛家之“五戒”：“仁以戒杀为始，义以戒盗为始，礼以戒淫为始，信以戒妄语为始，智以戒饮酒为始。”[[35]]虚云还大力宣扬他持戒有益社会观点：“佛观一切众生苦恼轮回，背觉合尘，习气除不了，故方便制戒，使众生断除习气，背尘合觉。”[32]“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各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型息于国，其为国主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35]。虽然以佛家“五戒”比附儒家“五常”、宣称佛教戒律有益于世俗，并非虚云创举，早在北魏昙靖所撰的《提谓波利经》中就已提出，但其倡导佛教戒律的努力及其苦心，仍不由得让人叹服。

　　虚云基于以戒为师、以戒兴教的理念，一生不遗余力地阐扬佛教戒律思想。虚云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佛教传统戒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当然，就虚云所阐扬的戒律内容而言，其恢复传统远重于发展创新。

　　三

　　虚云不仅在理论上大倡“以戒为师”，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唯“戒”是行，严格要求自己及学人们徒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个人垂范戒行宗风。虚云曾发“三大誓愿”——“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这三大誓愿成为他一生践行戒律的指南。虚云自幼好佛，初出家，即效法祖师达摩九年面壁之功，于鼓山出家后隐修于山后岩洞三年，餐风饮露、礼万佛忏。1875年，36岁的虚云开始了长达20年的头陀行脚求法生涯：渡海到普陀山，朝礼名寺古刹。继到宁波阿育王寺拜佛舍利，到杭州礼天朗，到天宁寺礼清光，到焦山礼大水，到金山亲近观心、新林、大定等，到扬州高旻寺礼朗辉。1882年，他两度朝礼普陀，再礼五台。其中历时3年，遭雪活埋，疾病缠身，险遭虎食。1884年下半年，礼北岳恒山，西岳华山，次年春抵西安，礼大雁塔、杜顺塔、国师塔、玄奘塔。后于南五台结庐两年，后礼布达拉宫。并于1889年南行经不丹，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朝礼佛祖得道之菩提树，又渡海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是年7月回国。虚云为求正法远足天涯海角，十磨九难，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留下了极富传奇而又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56岁的虚云在扬州高旻寺开悟后，又开始了漫长的弘法生涯，仍严奉戒律，始终保持宗门传统的僧衲本色。朱镜宙居士曾将虚云百年人生概括为“十一行”：“一、净行，二、苦行，三、孝行，四、忍行，五、定行，六、舍行，七、悲行，八、异行，九、方便行，十、无畏行，十一、不放逸行。”[[36]]这十一行中，净行、苦行、忍行、定行、舍行概括了虚云关于佛教戒律基本观念，集中体现了其“以戒为师”的伦理思想与道德实践原则。总之，虚云用自己的生命参悟、弘扬佛法，树立了一个足以垂范千秋的高僧典范、人格楷模。

　　其二，以“戒”兴寺，重视寺院传戒活动。虚云一生致力于兴复佛教寺院，于极端困难之中，光大宗门，先后振兴云南鸡足山祝圣寺、昆明云栖楼、福建鼓山涌泉寺、广东韶关南华寺、广东乳源云门大觉禅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等祖师道场。虚云中兴这些佛教大寺名庙，是从弘扬戒律、规范传戒着手的。虚云认为“近来传戒不问清净不清净，如法不如法”[28]，是导致佛教逐渐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当时有的寺院戒律松弛，传戒不如法，乃至于买卖戒师，胡乱设坛，虚云斥之为“窃名纲利”，“翻为地狱深坑”[[37]]。因此他特别强调无论环境如何，传戒必须如法尊律，切不可草率。事实上，虚云传戒极为如理如法。虚云以戒重兴南华寺就是典型的说明。广东韶关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道场，禅宗祖庭，然至清末民初时已衰落至极，破坏不堪。虚云认为，南华祖庭的衰落，正是由于戒律废弛而致，要振兴南华，就要如法传戒。民国二十三年(1934)，虚云入主南华禅寺伊始，即决计应请启坛授戒。报单一出，周边各地戒子蜂拥而至，多达数百，随喜的男女信众也有千余，前来求菩萨戒。为了安顿新戒，虚云和尚率众取葵蓬茅竹盖搭竹棚以住之。启坛之时，尽管条件艰苦，虚云仍然是一如既往，严格循法遵制，一丝不苟。戒期四十九天，三师、七证、十引礼诸师恪守职责，启教备至。传戒规模之大，庄严如法，在岭南地区为空前盛举，轰动海内外。翌年，虚云又主持十月朔日至十一月底在南华禅寺启坛传戒。此次传戒规模胜过上一年传戒，广东省陈济棠、李汉魂等政要前来护法，广州、韶关甚至远及香港的信众都纷纷前来随喜，授受菩萨戒者多达数百人。散坛之后，虚云亲自主持编印《南华寺同戒录》，并亲笔撰序，谆谆告诫：“今而后时日凛若在坛，持之终形寿。如居浮囊而渡瀛渤，则定慧因之日增，法门因之日盛。”自此之后，虚云主持南华禅寺启坛传戒进入制度化，建立了长期戒坛。每年春季如期启坛为远近求戒者如法授戒，当期满散坛之后，众新戒进入寺中所设学戒堂再行熏习，以资深化。民国三十二年(1943)，虚云移锡广东乳源云门大觉禅寺，但每年春季还是以百岁高龄，跋涉百余里来南华禅寺登坛传戒。正是虚云坚持以如法传戒振兴祖庭，所以在其座下受戒的弟子累计有数万之众。

　　其三，重视戒制的建设。虚云为了使寺院宗教生活有章可循，以利僧人修持和僧团建设，在重建古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规章制度的建立。他每住一寺，必整顿寺规，严肃道风，制订出一套规章制度，可谓新的“百丈清规”。例如，虚云在云门山大觉禅寺时，就依古代丛林遗规，结合社会现实，亲自制定了禅林住持、共住、教习、客堂、云水堂、禅堂、戒堂、爱道堂、衣钵寮、大寮、库房、浴室、学戒堂、农场、水陆法会等规约，将丛林生活制度严格规范化。又如，虚云所住之寺，多为处在衰颓之中的名寺古刹。他行菩萨愿力，清修苦行，每中兴一寺，必先结茅而居，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艰苦创业，实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普请法。即使年逾百岁，仍遵古德之言：“诸方说禅浩浩地，争如我这里种地博饭吃。”在云门开办大觉农场，凡寺内常住僧伽，均须垦荒种植，收获人均分配。又在韶关大鉴寺，倡导创办纺织厂。虚云对参加生产的僧伽谆谆教诲：“平常心是道。”引《坛经》：“不离世间觉。”吃饭穿衣，种田，都是修持。虚云并且进一步希望佛门弟子“在修持中，切不可废劳动；劳动中，也不可忘修持”，要做到“两者兼行并进”[[38]]。在这里，虚云重倡“农禅并重”无疑是其维护与弘扬戒制的重要方式，不仅弘扬了人间佛教之义，而且开辟了僧伽经济新来源，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佛教的适应能力。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虚云主持的寺院，坚持了一般寺院难以坚持的传统佛教的半月诵戒制度、每年的“告香”活动和结夏安居的仪式。这些都是非常有利于僧团建设的措施，特别是半月诵戒这种活动，是很有意义的。诵戒本来都是住持带头，虚云每次都亲自主持这一仪式。毫无疑问，虚云所确立或恢复的这些规章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寺院的规范管理，推动了僧团的教制建设。

　　其四，重视以戒训育弟子，以培育僧材，庄严戒德。总结历史上佛教兴衰的经验教训，虚云意识到：“受戒容易守戒难，如能于千百人中得一二持戒之人，正法即可久住，佛种即可不灭。”[[39]]因此他特别重视以戒训育僧才。1929年，虚云刚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时，鉴于青年僧侣众多，为培养成后继僧才，虚云于当年在寺内设学戒堂，旋改为鼓山佛学院，请高僧慈舟法师主持，高僧大醒、印顺、心道等法师授课。1931年改名法界学院，即戒律学院。1943年6月，在南华寺中兴后，鉴于僧众云集，遂于寺创办戒律学院，以庄严戒德。1957年7月，在云居山真如寺重建已具规模时，即于寺创办佛学研究院，从众僧中挑选二三十名青年比丘入学，请住持海灯法师开讲《法华经》。虚云在对传法弟子耳提面命，多方教诲，严加钳锤时，也特别强调“以戒为本”，严守毗尼。在虚云的一生中，为四众弟子设坛传戒见诸文字的就有数十次，不管环境如何，都如法如律，严格要求，即便晚年在云居山遇到障碍因缘，而开自誓受戒方便法门，虚老仍是严格要求，真正做到一丝不苟。虚云语重心长地告诫诸戒子，“毗尼威仪，规矩法则，切须自行学习”，若行戒牒，而“不能如戒持行，则盗佛形仪，妄称释子”[[40]]。虚云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忘嘱咐身边侍者，要使佛教保持兴旺，“只有一个字，曰‘戒’”[[41]]。由于他重视以戒为师式的办学，确为当代培育出一批合格的僧才。据不完全统计，在虚云和尚座下剃度、得法、受戒、受皈依的弟子达百万之众，大多分布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北美诸国，为中华文化向外传播史书写了新篇章[[42]]。他又一身兼禅宗五家，分别传嗣了临济、曹洞、沩仰、云门和法眼五宗法脉，所传法嗣及再传法孙，已有三、四世，达数百人之多。其中佼佼者，如本焕、一诚、净慧、传印、佛源、圣一、宣化、灵源等，都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的中坚，他们在弘扬佛法、光大宗风、建设丛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虚云数十年如一日，努力践行佛法戒行，一手重振祖庭，如法传戒，端正道风；一手培养僧才，以绍隆佛种，续佛慧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佛教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四

　　清末民国，佛门衰落，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佛徒轻视戒律、不守戒律，甚至在佛界鼓吹戒律亦成为相当困难之事。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太虚作《论传戒》一文，自谓从知经律以来，因于受戒持戒未能自信，故只与人授三皈、五戒，至多亦授璎珞十善戒、瑜伽戒而已。于沙弥十戒、苾刍戒，即不敢与人传授。故对某长老要他开坛传戒，“期期以为不可”。大虚对当时中国佛教的戒律传授极其悲观：“今各处禅林本非律寺，侈然以传戒闻，果将不免于三涂剧报；辄号称专门律寺之宝华等，皆莫逃无戒传戒之过。”而无戒的危害非常巨大：“僧宝非传戒、受戒、持戒莫能建立，今戒种断而僧命亡矣！”[[43]]仅从这一角度看，虚云积极鼓吹与切实践行于佛教戒律，无疑具有拨乱反正的时代意义。虚云感于戒律废弛而佛法衰微，深切地认识到戒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教的形象、佛教的命运。遂遵循“以戒为师”的佛祖遗教，着重于以戒兴法，不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阐扬，而且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身体力行严持戒律，如法传戒。虚云“以戒为师”的思想及其实践，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肃整佛门清规，维护佛门清誉；另一方面是为了劝世化俗，树立正信，从而维护佛教的主体性地位，有利于佛教的恢复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虚云是以保持传统为己任的一代宗师[[44]]，其生活方式、修行方式、丛林管理制度以及接引学人的方法，都基本上保持了明、清以来丛林的传统。这尽管体现出其保守性，但对于衰微时代的佛教而言，其“保守性”的意义仍不可低估，毕竟当时恢复传统佛法的意义并不低于创新佛法。虚云大倡“以戒为师”，固然是对南禅百丈清规的恢复与肯定，但同时也顺应了历史潮流，不仅为保持佛教自身衍传而已，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用宗教理论补充法治不足的需要[[45]]，这是他积极回应近代佛教的复兴思潮的主要方式。在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自唐宋以来作为中国佛教主流的禅宗之复兴，是整个佛教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这一运动中，虚云的业绩、影响、贡献都相当显著与突出。也正因为此，虚云成为近现代著名的禅门宗匠。

　　作者简介：陈金凤(1969-)，男，江西万载人，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宗教学博士后，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国佛道文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专业论文70余篇(其中CSSCI类刊36篇)，出版专著2部，主编论著1部。

　　刘丽芳(1987-)，女，江西瑞金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

　　[1]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一《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2]太虚《佛乘宗教论》，《大虚大师全书》第1编，第220页。

　　[3]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岑学吕编《虚云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5]岑学吕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版，第330页。

　　[6]岑学吕、宽贤编辑《虚云和尚法汇》之“开示”。

　　[7]蔡日新《虚云和尚语录》，载《禅》1998年第1期。

　　[8]《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296页。

　　[9]岑学吕、宽贤编辑《虚云和尚法汇》之“文记”《祭戒尘法师文》。

　　[10]《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382页。

　　[11] 《虚云和尚年谱》第193-194页。

　　[12]净慧辑录《虚云和尚法汇续编》，河北佛教协会1990年印行，第62页。

　　[13]史明《缅怀虚云和尚的盛德》，《名僧录》。

　　[14]岑学吕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版，第609页。

　　[15]岑学吕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版，第603页。

　　[16] 《云居山戒期开示》，见净慧编《虚云和尚开示录》，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年。

　　[17]岑学吕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版，第622页。

　　[18]岑学吕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版，第382页。

　　[19] 《虚云和尚法汇》第206而《祭戒尘法师文》。

　　[20] 《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399页。

　　[21] 《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295页。

　　[22]何小平《领纳戒法于心 解行必须相应——虚云老和尚论受戒及行持戒律》，《法音》2008年第1期。

　　[23] 《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342—343页。

　　[24] 《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362页。

　　[25] 《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325页。

　　[26]《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296页。

　　[27]《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344页。

　　[28]《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143页。

　　[29] 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8页。

　　[30]《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404-405页。

　　[31]《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405-407。

　　[32]《虚云和尚法汇年谱集》，中台山佛教基金1999年印行，第361页。

　　[33] 田青青《虚云和尚道德思想研究》，《闽南佛学》第一辑(2003年)；该文又见http://www.nanputuo.com/nptxy/html/200704/1814312665629.html。

　　[34] 岑学吕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版，第769页。

　　[35] 净慧辑录《虚云和尚法汇续编》，河北佛教协会1990年印行，第7页。

　　[36]朱镜宙《虚云和尚年谱暨法汇简引》，《禅》2001年第1期。

　　[37]岑学吕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版，第748页。

　　[38]岑学吕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版，第405页。

　　[39]朱镜宙《我所知道的虚云老和尚》，文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1228/14/16805_310527.html。

　　[40]岑学吕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版，第394页。

　　[41]岑学吕编《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版，第448页。

　　[42] 韩溥《江西佛教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页。

　　[43] 太虚《论传戒》，《太虚大师全书》第9编，第624页。

　　[44]净慧《虚云老和尚的禅风》，文见http://fjbbs.fjnet.com/jdks/200811/t20081119_92673.html。

　　[45]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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