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似孤云闲 悠悠任来去——访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
身似孤云闲 悠悠任来去——访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
济群法师是国内从事佛学研究及教学、弘法的知名法师。法师1962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一个佛教家庭,曾在宁德支提寺、闽侯雪峰寺体验寺院生活。1979年从鼓山涌泉寺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1981年于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到莆田广化寺等处参学。现任厦门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主讲唯识、戒律、阿含等课程。
近二十年来,法师在修学之余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佛学论文,并积极从事弘法事业,时常在欧洲、澳洲、港台及大陆各地高等院校、信众团体、寺院应邀演讲。著有《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脱》、《金刚经的现代意义》、《心经的人生智慧》、《学佛者的信念》、《幸福人生的原理》等人生佛教系列丛书。
法师继承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佛法是人生智慧、生活智慧的理念,希望人们摆脱对佛法的误解,使佛法融入现实生活中。为增进广大信众对中青年法师出家及修学生活的了解,笔者应《法音》编辑部之约,专程走访了济群法师。
宗 心
问:法师是如何选择出家生活的?或许您也常常听到类似的询问,我想大家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也是希望从中受到一点启迪。
答:其实我出家的经历很简单,当时年纪还小,对佛法和社会都没有什么认识。之所以能够选择出家,主要还是因为受家庭的影响。如果说当时对佛教有什么印象的话,那只是好感而已,而且这种好感还很朦胧。又因为家中常常接待很多南来北往的出家人,也就结识了不少僧人。或许是缘分吧,他们都很喜欢我,经常带我到各个寺院去。我从小就很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所以,出家对于我来说,可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问:按照佛教的说法,法师可谓“童贞入道”,这对于您日后的成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童贞入道的确是很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我尚未被世俗染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出家的生活,而佛法的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说,童贞入道又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受佛法的教育,从而对我的成长和人格形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问:古德时常赞叹童贞入道,这似乎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早期教育也有某种相似之处。那么,法师是否认为童贞入道是成为一个僧人的最佳起点?
答:事实上,教界童贞入道的人也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的成长道路却和我截然相反。在佛教界,许多人和我早年的经历很相似。他们早早就出家了,在那样的年龄,也谈不上什么坚定的人生目标,多半只是因为家庭的影响。随着年龄渐长,开始和社会接触之后,面对滚滚的红尘,没有抵抗能力,结果因种种原因又回到了社会。这几年,佛学院的毕业生中还俗的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小就出家的。
由此,也促使我对童贞入道的问题产生了反思。我认为童贞入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年龄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修学佛法;一是在僧格的养成,因为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的熏陶。但这两点优势,又恰恰是它的不足之处:少年出家,文化基础多半比较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再就是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力。和童贞入道不同的是半路出家,它也同样有利有弊。其优势在于:世俗生活都已经历,既然能够真正发心出家,也能自觉地将这一切放下,不再容易产生动摇;另外,多数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经验,为他今后深入经藏、利益众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不足之处在于:经历了长期的世俗生活,习气往往比较重,而人到中年后,性格多半已经定型,再要改变以往的不良习气就很困难。这种人如果没有强烈的出离心,又缺乏良好的修学氛围,在寺院生活不用多长时间,就会原形毕露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孰优孰劣。
问:曾经在法师的著作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当时非常感动,我想这就是佛教中常说的“善根深厚”吧!
答:无论是学佛还是出家,善根当然非常重要。就像一棵树,如果根扎得深、扎得稳,就有能力抵御外在的冲击。尤其在现代社会,仅靠寺院的一道围墙很难与社会完全隔绝。所以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份有足够的认同,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三宝的信心。
就我自己来说,出家的过程虽然比较简单,也比较感性,但通过对佛法的深入学习,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因为弘法的原因,对社会有了更多了解之后,越发认识到世俗生活的荒谬性。相比之下,我认为追求真理、智慧、解脱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而出家的生活,也非常适合我的性情,我简直就是非常喜欢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让我去过世俗人的生活,那我一定是过不来的。
问:您出家时,应该是宗教政策尚未落实之际。在那样的年代里,您又是如何开始出家后的修学生活的?
答:的确,当时宗教政策还未落实,佛教仍被社会视为封建迷信。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整个教界的修学环境并不是很理想。我最初是在福建宁德支提寺,当时出家人白天种田,早晚上殿,生活条件极其简朴,在现在的人看来,应该说是相当艰苦的。但出家人都真心向道,信心道念非常坚固,没有谁是为了衣食而出家。老和尚们生死之心很切,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虽然还不懂得“了生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回忆起来,这应该是我最初接受的佛教教育。其后又来到福建闽侯雪峰寺,基本上还是继续这种农禅并重的生活。这一方面使我养成了山野之人的气质,并始终保持着对大自然的喜爱;一方面也为我僧格的养成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段时间的生活,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亲近过的三位老人家,一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普雨老和尚,一是莆田广化寺的圆拙老法师,一是厦门南普陀寺妙湛老和尚。他们成就我出家,成就我上学,成就我静修,给我修学上的指导,给我创造弘法的条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各种做人做事的美德,让我终身受用不尽。这也使我想到了,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依止善知识的重要性。
问:在今天,无论是社会还是教界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出家人的修学环境更为宽松。法师是否认为,您当年所经历的生活,对于其他刚出家的人也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对于刚出家的人,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最理想的?
答: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于刚出家的人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要接受成为一个僧人的基本教育,也就是造就僧格的教育。关于出家后的教育,在佛陀的经律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如沙弥必须依止自己的亲教师,不可独立生活;即使受了比丘戒之后,还须“五年学戒,不离依止”。此外,刚出家也是僧格养成的开始,健康的生活环境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说,不论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依据戒律修行,建立如法的生活方式,对僧格的养成都是很重要的。刚出家的人,大多都有良好的初心,但不易持久,有句话叫做“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三年,佛在西天。”这份初心为什么会变质呢?关键还是因为出家后的修学与生活环境。
问:法师后来又就读于中国佛学院,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又在教学之余从事弘法活动,面向社会及高校开办佛学讲座。当时弘法在国内尚未充分展开,整个社会对佛教还是充满了误解,此举可谓开风气之先。那么,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
答: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还不知道弘法是怎么回事。因为出家前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薄弱,所以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后来到莆田广化寺,在后山一个偏僻的地方继续学习。读书之余,也在佛学院讲课。广化寺的几年生活,使我在佛学院所受的综合教育的基础上,对戒律、俱舍和唯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1988年来到南普陀寺,在阿兰若处静修。这清静自然的环境,对我的学习、修行和弘法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厦门是个沿海开放城市,与东南亚及港台有着频繁的交流往来。由此,我也有因缘接触到很多海外的法师,并从他们的介绍中,对海外弘法事业的发展有所了解,这才使我萌生了弘法的念头。首先是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和湛如法师一起为信众开设了“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讲座。当时我们还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这一因缘使我们得以在厦大举办了“佛教文化研讨班”,开始了面向高校的弘法。其后,又应邀到各地举办佛学讲座。我就是这样走上了弘法道路。
问:能否请法师具体介绍一下您目前所从事的弘法事业?
答:从1992年开始,我一直在国内外讲经、讲座。在弘法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社会对佛法的需求,而教界能够从事弘法的人才又实在寥寥无几。所以,培养人才是目前教界的当务之急,因为“道在人弘”。我出家二十多年,从求学到教学,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佛学院。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也基于对佛教未来前景的关心,希望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具有佛教特色的教学模式。目前,我还是常住闽南佛学院,担任唯识学和戒律学的指导老师。同时,也在苏州西园寺主持“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工作,和教内外有志于佛教教育的法师学者一起,共同实践我们对佛教教育的一些想法。
问:大多数人都认为,佛学院和研究所应该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宗旨。但在法师的《我理想中的僧教育》(载于《法音》2000年第4期)中,强调的重点似乎并不在此,而是注重多种人才的培养,并在完善自身的同时,与现实社会的需要相结合,如“基于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怀”等等。这些观点的形成,是否与您长期从事弘法事业有关?
答:对于佛教教育来说,研究人才的培养当然是不容忽视的。还是以闽南佛学院和戒幢佛学研究所为例,两地都招有研究生,旨在为致力于佛学研究的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同时,还发行了各自的学术期刊。《闽南佛学院学报》已办了十多年,今年改为《闽南佛学》正式出版。戒幢佛学研究所成立才两年多,也于去年推出了《戒幢佛学》第一卷,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学术期刊,既是为了展示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也是为了推动国内的佛学研究。
但是,研究佛学并不是学佛的唯一目的。学佛的关键还是在于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也就是要能够学以致用。之所以提倡“基于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怀”,目的在于以佛法的智慧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因此,戒幢佛学研究所还于今年推出了面向社会的季刊《人世间》。每期关注一个主题,创刊号主题为“佛教教育”,第二期主题为“关注环保”,在第三期我们将要探讨的是“佛教与财富”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从佛法的角度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反思,从而纠正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误区。
问:近年来,法师著述颇丰,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答:举办讲座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的范围都比较有限,而整理成文后,就能利益更多的人。所以,目前已经推出的“人生佛教小丛书”,将成为我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小丛书”每辑五本,每本都是一次专题讲座,针对环保、道德等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佛法的智慧提供解决之道。“小丛书”将每年推出一至二辑,希望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大众提供健康的生活观念。因为今天的社会太浮躁了,多数人都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沉溺在无明颠倒的状态中不自知,所以我认为现代社会也需要启蒙教育。而我所做的,正是以佛法的智慧去启发人们的蒙昧,使他们能够在佛法的智慧指导下,过上健康的生活。
问:在《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载于《人世间》创刊号)这篇访谈中,法师还就书籍装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一本书不仅要在内涵上给读者以启迪,也要从装帧上使人心生欢喜”。新推出的“小丛书”是否就是对这一理念的实践?
答:教界以往印赠的书籍在制作上普遍比较粗糙,要知道凡夫是很着相的,且往往感性的居多,所以在书籍装帧上一定要提高品位,因为这决定了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决定了人们对它最初的认同。“小丛书”不仅在内容上关注现实人生,也在形式上契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鉴于现代社会的人心浮躁,“小丛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佛法的理念进行诠释,并配有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整个设计风格简洁而疏朗。在我们收到的大量反馈信息中,读者都称有耳目一新之感。
问: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从发展趋势来看,网络弘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想必法师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答:通过网络弘法,的确比传统的弘法方式覆盖的面更广。目前,我们已推出了两个网站:一是“戒幢佛学教育网”(www.jcedu.org),包括佛学指导、人生佛教、佛教文化等数十个栏目,还有大量图像和音像资料,现已制作了一万多个文件,内容相当丰富。还有一个是我的个人主页(www.jiqun.com),包括我的文集和在各地讲经的音像资料,可以说是对我十年弘法的全面概括。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而面向社会的弘法,就更显得薄弱。有鉴于此,“戒幢佛学教育网”还开办了“网络佛学院”,利用网络特有的优势,通过语音和文字系统为散居各地的学佛青年上课并进行指导,这在过去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问:法师常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您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么多事业,是否总是有许多顺缘在推动?
答:我认为我个人所有的,只是对佛教事业的一份愿力和一些想法,正由于众多因缘的推动,才使我这些年来为社会和教界做了些事情。首先是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可以将自己的想法都表达出来乃至付诸实施;而平时住在南普陀寺的阿兰若处,圣辉大和尚给我提供了相当自由的活动空间,我才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事;第三是西园寺普仁大和尚的全力支持,使我能立足于戒幢佛学研究所实施我的一些想法;再就是教界和学界众多法师、学者的热心参与,尤其是净因法师和湛如法师,直接参与了本所的教学和指导工作。当然,还有一些护法居士的积极协助,这都为我实施自己的想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因缘,很多想法也许至今还是想法而已。就我自己来说,虽然不是个积极主动的人,但对弘法事业始终保有一份热心。
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教界这些年的发展相当迅速,寺院纷纷大兴土木,前往寺院朝拜的信徒和观光客也明显增多,可谓“香火鼎盛”,当然教界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作为出家二十多年的法师,您对当今教界的现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答:佛教界的发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存在太多的问题,可以说是一言难尽。这里,就我想到的谈几点意见,供教界参考。
一、作为一个出家人,首先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角色。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说符合自己身份的话,而身份如果错位的话,就会不伦不类的。其次,要明白作为出家人的本份是什么?作为寺院的基本职能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看似平常,事实上,很多出家人都对此认识模糊。而深刻地认识到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证。否则的话,佛教前景堪忧。
二、应着手于佛教的制度建设,在继承传统佛教制度的基础上,重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制度。比如出家的考核制度、沙弥的教育制度、新受戒比丘的教育制度、建立僧阶有序的制度。这种“级别”是根据僧人的戒腊、道德、学问及对寺院做出的贡献而制定,以此确立他在僧团中的地位和待遇。南传和藏传佛教也都有相应的制度,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宗教政策落实以来,整个教界都意识到办学的重要性,先后办有几十所佛学院。虽然也为佛教界培养出一些人才,但大家也共同意识到,这并不是培养佛教人才的最佳方式。在继承佛教传统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探寻出一套适合现代的佛教教育制度,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
四、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许多寺院也在走向商业化。而商业化,实际就意味着佛教的世俗化。我对教界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非常担心,希望大家都能对此有所警觉。
五、佛教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使很多僧众的信仰和道念淡化,长此以往,他们又何以荷担如来家业?所以,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也是教界目前所要重视的问题。
六、对僧团的财富应予以合理使用。因为旅游业和经忏的盛行,使得一些寺院非常富有,如何合理使用这部分收入?在我看到的情况中,大部分都是在修庙、造大佛,甚至浪费在各种无谓的应酬中,或存放在银行里舍不得使用,等着贬值。如何使这笔财富用之于佛教的弘法事业、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是教界领导者们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七、教界应该认识到弘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家人具有弘法的责任,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是佛教生存的土壤。所以,唯有在全社会弘扬佛法,佛教才有永久的生命力。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佛法在今天的弘扬已不能停留在传统方式上,而是要契理契机。也就是在继承佛教传统的前提下,在不违背佛法基本义理的基础上,用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弘扬佛法。同时,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大众提供智慧的解决之道。
八、各地寺院虽然重建了不少,但多数都缺乏规划和设计,有的甚至比较俗气。寺院是民众的精神家园,建筑本身也应该能够体现佛法的内涵,也就是表法。所以在风格上要朴素、庄严、和谐。另外,在使用上要注意实用性,集修道、弘法、教学等多功能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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