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文化：简论“吃茶去”与“茶禅一味”(陈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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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茶文化：简论“吃茶去”与“茶禅一味”(陈云君)

 [南昌]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277-280页

    自从传说的圆悟克勤写出“禅茶一味”赠日本禅学弟子后，此四字便成了参禅者及饮茶者的“口头禅”传诵千年，至今不衰。这四个字固然为禅学浃肌之语，可注可疏，虽万语千言而无尽其意；这四个字无解无释，虽置之一言半句即为赘疣(“禅茶一味”究竟是不是宋僧圆悟书赠日僧尚无确论，而且现在传世的圆悟墨迹中并无“茶禅一味”字样，所以我以为杭州赵天相君说是“日本的茶禅一味观念是在珠光时期形成，茶禅一味词语更在其后出现”为是！)。

    茶与禅在中国唐代即多见于文人诗文、僧家公案之中，但自从驻赵州观音院的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的著名“吃茶去”一句禅语之后，便成了禅师茶人的金科玉律(以至宋代以来被称为“和尚家风”、“茶人雅趣”)。直到茶禅之事传入日本，以“茶禅一味”四字固定为禅林法语。特别是日本“茶道”由珠光开山，经过绍鸥到千利休完成的过程。也正是以一休宗禅师这位日本禅学之祖的禅语为精神内涵的“禅——茶禅一味——茶道”，这种源于中国，生发于日本的参禅形式完全形成的过程。

    严格说来，“茶禅一味”应该完全是参禅求悟之事，而与饮茶关系甚少，特别是与以饮茶作为日常生活、娱乐活动(如茶艺表演)根本无涉，目前在中国有些市肆的茶馆及茶艺表演都有”茶禅一味”标榜，以我看来，真是风马牛式的自作多情而已。就是日本的“茶道”、“香道”、“花道”等等拿到中国的茶店、香店、花店，都可作如是观。

　　日本的茶道、香道等，其实都是禅悟手段，特别是他们借用了茶——确切地讲是中国唐朝伟大的禅师赵州从谂和尚的以茶悟道、接引禅人的“吃茶去”而成就了他们民族参禅悟道的方法，说得不客气一点，日本人仅就饮茶而论，至今尚未找到大门。“茶禅一味”的“味”字，不是“茶味”，是日本禅人的一种内心感悟，是一种从苦(他们也真懂苦，只懂茶的苦)中而得到的一种“道”理，抑或是一种禅悟。

　　当然，“茶禅一味”是精致的，是精致到了简素的一种庄严。所以说“茶禅一味”与“品茶”本无高下之比，因为是两回事(从是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国奢言“茶禅”者，在不通之例者大有人在)。本此，下面就“吃茶去”和“茶禅一味”略析之：

                             一

    已故赵朴初居士曾云：“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这里的“吃茶去”就是赵州从谂禅师的禅语。这段公案久在人心，此处不赘言，但是赵州以此三字教人的真谛何在呢?在这里愚见认为，这正是赵州在百年修行之中经历了万水千山，其所持之“偈”岂止千百?是“既到含元殿，何必问长安”式的过来人语。而在客位者就未必能体会其真谛，特别是操觚三日就以为“顿悟”在望之人，听到“吃茶去”三字满头雾水，又惧于圣言，就似是而非地，诚惶诚恐地“是、是、是！”

　　其实赵州基于千锤百炼之后，归于一句，在大彻大悟的他也真是千言万语只剩了“吃茶去”，初来“此间”者也吃茶去，重来“此间”者也吃茶去，久住“此间”者也吃茶去，这即是非文字语言能表示，超越一切语言的境界(参《除盖障菩萨所问经》)的“无漏清净慧，皆从禅定生”(《圆觉经》)。

　　在赵州的禅悟过程中当然也有日常生活，我们推论，赵州在当时一定会继承“要水要茶”(晋怀信语)的风气，如与他同时的东都一僧寿130岁，一生不吃药，唯嗜饮茶，多可饮到百碗(《旧唐书•宣宗记》)，所以从谂也是一位嗜茶者。他从茶中体味到“茶烟袅而乳窦飘香，禅悦味而虚实生白”的境界，进而悟到“当下”——禅悟的关捩和“口中”——茶味即在现在这种茶禅的认同，而且禅是内省自觉，茶则自品自觉，能由一时之觉(品)而延伸久远(茶味)。

　　同时，从唐代许多高僧认为茶可以作为参禅载体之一的文字之中，也可以看出赵州其时真的是开了以茶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和尚家风”风气之先。所以赵州选择了“吃茶去”而不立其他文字，从而打消一切人来“此间”求禅悟之杂念，截断过去未来，只要你“当下”在“此间”，放下一切“吃茶去”！这未尝不是一种“逗机说法”。

　　我还有一种荒唐的想法：在赵州老年解脱了一切束缚之下，唯余一句口头语“吃茶去”，而且心中无一物，不管你来者去者，言者默者，我都无心待之，但以一句“吃茶去”廓然之，所以赵州当时的“吃茶去”一句是言者无心，而好事者则记之有意——赵州是理、行、法都无心圆融；闻言者则是或理、或行、或法都在未达圆融之际。实际禅之圆融只在一句“平常心”。

　　我们从赵州禅师早年参南泉时“问，‘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师曰：‘还可趣向也无’，泉曰：‘拟向即乖’，师曰：‘不拟争知是道’，泉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邪’，师于言下悟矣。(《五灯会元》)”。可以体会到赵州的“吃茶去”是茶味不可知，不可不知，知是一人之知，如诚实则为喝茶解渴，如欲作解人则人人各别，不妄有正，不可知则为顽空之论。而悟者在与赵州神会之际，则应是在主客于茶味均无意识之间的“廊然荡豁”。

　　近人周作人曾言，一个人在瓦檐竹窗之下，一茶在口，则足抵十年尘梦。如果这时问茶味如何，当作么答? “安静闲适，虚融澹泊”(惠能)，“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五灯会元》)者是,印度《经集》云“圣者之路，是孤独的起居，只有孤独，才能领略生活之乐趣”者是！

    真是清茶一杯，佛经万卷，我续朴老之“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吃茶还去来，如持千百偈”。然而，对赵州这段公案，无论如何，我们岂能以蠡窥海、只能以肤浅的世知来认识。毕竟是赵州的一句“吃茶去”，为后世参禅悟道开了不二法门。东邻日本是接过了赵州的接力棒，跑向了“茶禅一味”之途。

　                          二

    “茶禅一味”是禅界法语，其所来也可能是一句饮茶俗语，源头究竟在中国还是日本已无法考究，很可能是由中传日，再由日传中，而关键人物则是日本禅祖一休宗纯(1394-1481，明洪武27年，成化17年)。据说他在印可了禅弟子村田珠光(1442-1502)之后，把自己珍藏的宋僧圆悟克勤(1060－1135)的墨迹传给他，而这件墨迹据说有“茶禅一味”字样(实际今存者并无此四字)。因此，由珠光时代开始便有了“茶禅一味”这句法语。

　　“茶禅一味”在日本，当然是禅家、茶人所共同传诵的，而且，茶自唐朝由日本留学僧人带到日本并开始种植，如唐德宗贞元21年，日僧最澄(传教大师)从天台山带回茶籽，在日本比睿山种植，日本出现了最早的茶田“日吉茶园”，以后日僧空海(弘法大师)以及在唐生活了30年的永忠(大僧都)亲自为嵯峨天皇献茶，天皇并命在近畿开发御茶园。

　　可见茶自进入日本就是以僧人为始作俑者，而他们在中国都是学佛参禅，并为得传印可者。故而，日本之茶由中国传来，经过佛门禅师的几百年茶禅一体的经营到了一休禅师，他不但是日本禅祖，而且也是日本“茶禅一味”的源头，他的禅弟子村田珠光将日本禅院茶仪、贵族书院茶仪，以及士庶茶仪结合起来，并以一休的禅学精神贯彻始终，开创了“一味清净，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到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接相互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平”为核心的日本“茶道”。

　　至此，日本的“茶道”和“禅茶一味”正式开创了与中华单一饮茶传统无关的“茶道”。当然，这也仅仅是日本的“茶道”——狭义之茶道而已。如果以大中华文化圈来看，连日本的文化都应在此圈之内，惶论脱胎于中国禅宗文化的日本“茶道”了。笔者认为，日本茶道应当是中国禅学的“同树而分枝”，她虽然与中国茶学的理论部分有关，但仅从文化精神上论其“茶禅一味”的地位，应当是高标于其他理论部分的。

    珠光的继承人武野绍鸥(1502-1555)，发扬光大了珠光“茶道”理论，他是在参拜大林宗套禅师潜心学禅，然后在珠光的基础上又益以活泼清新精神的发扬光大。所以在他54岁圆寂时大林禅师赞之曰：“曾结弥陀无碍因，宗门更转活机轮。料知茶味同禅味，汲尽松风意未尘。”“茶禅一味”更底定于一闲居士(绍鸥)。

    京都大德寺第十九代住持大林宗套禅师(1480-1588)的入室弟子千利休(1522-1591)，现代人都知道他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但千利休却不是以“茶”为“茶道”内容的精进者，而是以“禅”作为日本“茶道”核心的集大成者。他以“三十年饱参之徒”终于大悟，而真正地把“茶禅一味”提升为茶道核心，更进一步地把珠光的“茶道”之心——“谨、敬、清、寂”改进为“和、敬、清、寂”，使“茶道”更上层楼，“茶道”便从此时成了千年至今的日本文化精髓。当千利休因丰臣秀吉的请奏而得到正亲町天皇赐予“利休居士”称号后，古溪禅师贺道：“庞老神通老作家，饥来吃饭，遇茶吃茶。心空及第等闲看，风露新香隐逸花。”

    以上在我引叙日本“茶道”形成的简略过程中，已为我开章的论点张本：日本“茶道”就是“茶禅一味”的具体表现，而“茶禅一味”与饮茶无理论上的联系。可惜的是在中国太多的禅师、茶人都在奢谈茶能清心醒脑，能从中体味禅的精神，茶味隽永，也是禅味的体现等等。这些识见当然是受东邻“茶道”再回祖国(策源地)时已非原来面目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中国文人惊见于日本人茶道的精致、中国茶人艳慕于日本“茶道”的表现时，而以汉民文化心态对待日本“茶道”的结果。试想茶叶、饮茶，如无禅机在前，什么茶之冲和、茶之幽远、茶之灵慧、茶之清韵、茶之隽永、茶之沁脾，能有多少宗教意义?而如禅机在前，无论书法、绘画、诗词、甚至太极拳，都能是禅书、禅画、禅诗、禅拳、要之，禅书不是原生意义的书法，禅画更不是原生意义的绘画。

    当然，我们可以把话拉回一点说：“茶禅一味”究竟有一个茶字，故不能无一点关系，在“和尚家风”，“茶”是重要因素，所以在晋唐至宋元明清，寺院生活无茶不可。然而在中国，因着中庸之道的民族性，大不同日本民族的“极致”观，所以中国禅师之论多涉茶事，而茶人论茶常借禅抬高身价。如此，在今天国人理解“茶禅一味”之走味是有其渊源的。

　　至于日本，因着“茶禅一味”虽然形成了“茶道”——日本文化精髓，其实从根本上讲依然是为中国唐宋的禅风所被，甚至他们的“茶道”虽然精致到了极点，而当我们静阅浩如烟海的中国禅学典籍之际，可以看到日本的“茶道”真的是不能望唐宋人之项背。仅如龙潭请教天皇道悟禅师指“道”公案谈茶禅后的一句“复问‘如何保任’?皇曰‘任性消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就足以涵盖日本“茶道”全部精华。总而言之，“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何限于茶耳！行文至此，掩卷一叹，夫复何言，顶礼赵州——且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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