髻智比库:亲近释迦牟尼佛·从巴利藏经看佛陀的一生 前言
髻智比库:亲近释迦牟尼佛·从巴利藏经看佛陀的一生 前言
巴利佛典略语表
本书所出现的巴利佛典经文,都将采用巴利佛典的略语来标示其出处。因此,以下列出本书使用的巴利佛典略语,供读者对照参考。
Vin. = Vinaya Piṭaka 律藏
Sv. = Sutta-vibhanga 《经分别》(标示章号)
Pārā. = Pārājika 波罗夷罪 (parajika)
Sangh.=Sanghādisesa 僧伽婆尸沙(sanghadisesa)
Pāc. = Pācitiiya 波逸提(pacittiya)
Mv. = Mahāvagga <大品> (标示章号与节号)
Cv. = Cullavagga <小品> (标示章号与节号)
Sutta Piṭaka 经藏
D. = Dīgha-nikāya 《长部》(标示经号)
M. = Majjhima-nikāya 《中部》(标示经号)
S. = Saṃyutta-nikāya 《相应部》(标示章号与经号)
A.= Anguttara-nikāya 《增支部》(标示节号与经号)
Khuddaka-nikāya 《小部》
Khp.=Khuddaka-pāṭha 《小诵》(标示经号)
Ud.=Udāna 《自说》(标示章号与经号)
Iti.=Itivuttaka 《如是语》(标示章号与经号)
Sn.=Sutta-nipāta 《经集》(标示偈号或经号)
Dh.=Dhammapada 《法句经》(标示偈号)
Thag.=Theragāthā 《长老偈》(标示偈号)
前言
本书由已故的髻智比丘(Bhikkhu)所留下的遗稿整理后出版,他的生平简历可参阅本书摺口的「作者简介」。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由作者本人所作,连打字的部分也由他精心处理。不过,作者在「序文」上标注为草稿。又,文中所提到的「附录」在遗稿中则遍寻不得。本书的内容有一大半已以专栏的方式,出版在Buddha Jayanthi双周刊上(科伦坡,1954-1956),唯其中部分的翻译稍稍不同罢了。在这一版中,作者作了些修改,并增加相当篇幅的典籍资料,乃至纳入不少非藏经的资料,同时他也为本书的内容设计一个贴切且极富创意的格式。本书的编排方式将于「角色人物」部分中说明。
作者也尝试对教义及名相方面作了些新的翻译,不过其中五项编者以为保留会出现于Buddha Jayanthi杂志,及其译作《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之旧译比较恰当。关于其中某些新译,编者已于注脚处予以说明。正如作者在稿本上以手笔所标注的,某些新译不能适用于一切处——这便是促使编者决定对该翻译保留旧译的原因。
向智长老
写于隐居林
坎迪,锡兰 1971年9月
写在原文版第三版前
在髻智比丘经典之作《亲近释迦牟尼佛》第三版中,有些前后翻译不一致的地方已作修正,同时在几处译文拗口处也作了些润饰。另外,有几个巴利语的佛学名相,过去作者会将它译为英文,但因为现今佛教文献的读者已对它相当熟悉,因此将之再转为巴利语。这些字包括「佛陀」(Buddha)(作者总译之为「觉者」)(the Enlightened One),有时为了显示其特殊效果,也使用此译);「达摩」(Dhamma)(作者译之为「法则」(Law);「僧团」(Sangha)(作者译之为「团体」(Community)),以及「涅槃」(Nibbāna)(最初常译为「熄灭」(extinction))。
所有的注释都改用书后排列的形式(编按:为方便读者阅读,中译本将注释皆移置于该章之末)。那些在括号中标示「向智」者表示是向智长老所加的注释,若标示「菩提」者则表示是我本人所加,其余的都是作者所作的注释。
在这一版中也增添「参考资料一览」(见421),它可帮助学习巴利经典的学生,迅速地找到在别处阅读时所碰到的熟悉经典之出处。此目录最早是由命智比丘(Bhikkhu Nāṇajivako)在几年前所搜集,而今它已被扩展成一个可无限收容的目录。
菩提比丘
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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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语原来是古代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一种大众语言,相传佛陀就是用这种语言对大众说法传教。流传到斯里兰卡的佛教经典就是用这种语言传播的,一开始并无以文字书写的经典,到大约公元前一世纪,当时斯里兰卡的统治者无畏波陀伽摩尼王召集了僧众在大寺勘定佛教三藏,用斯里兰卡通行的僧伽罗文音译巴利语书写,这是最早的巴利语经典。公元5世纪,摩揭陀 (Magadha) 国三藏法师觉音来到斯里兰卡,重新用僧伽罗文字整理编写巴利文三藏,这就是现在流行的巴利语佛典的原型。后来,缅甸、暹罗、泰国等南传佛教国也都以他们本国的字元音译记录巴利文三藏。现在世界上出现的各种语言文本的佛教经典主要来源于巴利文、汉文和藏文这三个系统的佛教典籍。
∣导论∣
在巴利文献中遇见佛陀
在十八世纪末,欧洲人对于佛陀及其教义了解之有限,可从吉朋(Gibbon)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第64章的注脚中勾勒出来。这注脚写到:「『一个称作佛的偶像』即是『印度的佛』。人们对他的膜拜遍及印度、暹罗、西藏、中国与日本。可是对于这个具有神秘性人物的理解,仍是一团云雾。我们亚洲学会将逐步藉着研究,以驱散这些云雾。」
历史文献中的佛教
然而事实上,许多正确可靠的资料早已由东方传入欧洲,只是一直未出版而被锁藏在图书馆里。例如,十八世纪前叶,耶稣会的传教士菲利波•德基德利(Filippo Desideri),从西藏带回关于佛陀生平及其教义既详尽又正确的记载,这份资料在之后的二百年间都未出版,其他的记载也面临同样的命运。
尽管十九世纪期间,有关的研究澄清了部分疑云,不多久学者们又有了争论,才刚确定的历史上佛陀的特质,在学者论战中又再次模糊,这样的争议也逐渐淡化了。到十九世纪末,由文献的评估与典籍的整理,可发现佛陀出现在历史上的这一事实是确实无疑的。在这些文献中(其数量相当庞大),巴利圣典(Pali Canon,通称为「三藏」(Tipiṭaka))被视为历史最悠久的典籍——巴利藏经比梵文版的藏经年代稍为久远,不过有些梵文学者并不同意此观点。凭着这些资料,在吉朋之后一百多年,巴利语学者戴维兹(T.W.Rhys Davids)这么写到:
当这些资料重新整理后,显示出佛陀并非只留下几句简短隽永的话,让弟子从中建立一个或一些自己的思想系统,事实是佛陀本身已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学理,但就根本教义来说,其中一部分的说明产生在开始弘化之后,乃至在他行化之前,就早有了缜密的思惟。
再者,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里,佛陀已对弟子一再充分地重述他的教诫及整套思想体系,同时也检核这些弟子对这整个思想体系的认知。最后,佛陀的大弟子也如佛陀般,熟知形而上最极微细的特性,且培养出当时印度苦行者所具备的出奇之记忆力。当以上这些事实在心中浮现时,我们可以合理地说:佛教经典本身的教义,比其他宗教后期的相应文献,更值得信赖。
现在欧洲有关佛教史的文献很丰富,佛教文学与教义的作品亦然。在佛教史学与佛教文学的领域里,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然而这样的共识却未显现在教义的研究上。有许多各式的研究做出来,是为了要证明佛教教导「空无」或「恒有」;证明佛教是否定论者、实有论者、无神论者、有神论者或无一致性;佛教是改革的吠檀多学派(Vedānta);是人性主义、悲观主义、绝对主义、多元论、一元论;是哲学、宗教或道德体系等,几乎是你要称佛教是什么,它便是什么。虽然如此,苏联学者彻尔巴斯基(Stcherbatsky)在1920年代末所说的话,至今依然适用。他说:
从欧洲以科学方式研究佛学以来,已过了一百年,然而我们对此宗教及其哲学的根本教义的了解,仍处在黑暗中。没有任何宗教像佛教这样,如此难以清楚明确地说明。
本书内容的来源
巴利三藏中,所有凡具有历史史料及说法性质的典籍 ,都以文集的方式写成。律藏包括僧众戒律与制戒的因缘,有些因缘的说明还蛮长的。经藏里的开示依不同的目标分类而成,但都无关历史(为历史的缘故而留下历史,在印度从未引起太大的兴趣)。因此,要按着年谱的方式来说明佛陀的一生,则必须将分散在律藏和经藏里的资料拼凑起来才行。
在三藏的典籍里,确实含括了佛陀的完整形象,对照后来词藻华丽的书所勾勒的佛陀,更加显得朴实(例如,梵文版的普曜经(Lalita Vistara)启发了阿诺德(Sir Edwin Arnold)写了《亚洲之光》(Light of Asia),或针对觉音尊者(Buddhaghosa)《本生经注》所作,而少为人知的巴利文献中佛陀本生故事的介绍)。若将三藏典籍与后期的书籍相互比照,三藏典籍对佛陀在开悟前的说明,其文词之简练与传神犹如一支利剑、一盏烛光或一根未经雕琢的象牙。
在编辑本书时,所有关于佛陀从最后降生人间到觉悟后的第二年,以及他在世最后一年的资料(《佛种姓经》Buddhavamsa除外),都撷录自藏经,事实上,巴利三藏本身所提供的年谱说明也仅止于此。凡由巴利三藏找出的年谱文献,一律优先采用。
接下来,最有可信度的巴利文献来源(有多可信呢?其实很难?)就是觉音尊者的注释(西元六世纪),按次序地放入很多的经典故事,直到佛陀觉悟之后的第二十年,并加入些细节,包括提婆达多的故事。那些注释中,也加上许多非经典上的小插曲,我们在此就不提这些插曲了。
最后还有一份缅甸的研究著作——《花蔓庄严事》(Mālālankāravatthu,也许是在十五世纪,由毕甘德特主教(Bishop Bigandet)译成英文,书名为《缅甸佛陀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urmese Buddha)),这本书记载了更多经典上事件的日期,但它可能完全没有历史上的认可,而需要藉其他的参考才能采用。
以上这些就是这本书内容事件安排的三个来源,它们本身都包含在三藏里。其他经典上的特殊事件,虽不知其确定的年代,也收集在本书里,且穿插在各处。有一、两件插曲,如著名的频婆娑罗王和波斯匿王(波斯匿王)的死亡,这些事件仅在注释中被提到(且清楚地指出其来源),因为它们可使一些特定的情节更完美,所以也被收录在本书中。
编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打算要概括所有重要的事件,完整地报道到佛陀觉悟后的第二十年,以及佛陀在世的最后一年。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不可缺少的插曲。第十一章则是在描述佛陀的人格特质,但佛陀的「人格特质」就是佛教教义中的主要中心主题,所以第十二章<教义>就必然地藉由它来表示。在第十二章中,教义的主旨已按照佛陀教示的次第概略地结集在一起。
这本书中并不企图去做任何的诠释(参阅下文,在「翻译」这一段),而是宁可将这些题材连结在一起,以此方式帮助读者自己去了解。一套刻板的诠释,有可能落入一种形而上邪见的危险,对此佛陀已有很详尽的描述。假如认为第十二章很艰涩,就让给孤独长者(Anāthapindika,见第六章)临终所说的话,来为收录它们作答辩。至于那些认为第十二章不合口味的人,那么可以不用读它,或不必全部阅读。
圣典语言——巴利语
巴利语(其文献相当庞大)是一种语言,全部存留给一个主题——佛陀的教导。它不同于佛教的梵文与教会的拉丁文的这个事实,使得它具有特别的明确性,在欧洲找不到与之对等的语言。它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与梵文有紧密的关联,虽然其风味不同。
在经典中的风格有一种精简纯朴之美,夹杂丰富的俚语,这使它成为一个非常优美的工具,很难透过翻译达到相同的意境。这是主要的问题;不过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几个段落、句子或片语一字不差地重复的特色,这现象一再地反复出现。这个特点可能因为是在最开始时,这些「经典」是用来背诵的(在欧洲,我们习惯在音乐厅的交响乐中听到正式的重复展现,在诗中也有一些反复的句子,但在散文上重复,我们就会感到怪异了)。对于不习惯它的读者来说,在巴利语中广泛出现的这般重复,展现于印刷品上就似乎不对味了。因此,这些重复在翻译时大部分都以不同的手法省略,不过其原来的说法形式总被小心地保留下来,此形式乃佛陀说法最令人注目的特色之一。
不过,仍有些重复被保留下来,以发挥其「熟能生巧」的特殊效用。这类的重复,在巴利语里一字不漏,在英文中也是如此。翻译时有两个主要的目标——文字上的转译和口语上的转译,这两个目标很难同时兼顾。任何的翻译都将原作变了调,不过在翻译专有名词时,费了很大的功夫以维持其前后的一致性(避免「优美的变化词」(elegant variation))。秉持最大的用心,以及抱着协助检视在经典之中,适合于研究存在论与认识论的英文资料是否一贯性的观点,来选择英文的同义词(它似乎并非出自偶然)。
注释书有些地方对某些字的定义与巴利佛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出版的字典相互矛盾,在几经推敲后,选择往往落于前者,最重要的那些讨论可见于注脚处。
若能遵守以下一些简单的原则,巴利语词汇与名字的发音相当容易:a的发音如countryman的a;ā如father的a;e如whey的e;i如chip的i;ī如machine的i;u如put的u;ū如rude的u;g如girl的g(总是如此);c如church的ch(总是如此);j如judge的j(总是如此);ṭ 如onion的nion;念ṭ、ḍ、ṇ、ḷ时将舌头抵在上颚,念t、d、n、l时将舌头碰到上齿;ṃ如sing的ing;碰到h,一定要分开念,譬如在which house中的ch,在hot-house中的th,在upholstery中的ph等。双子音时,一律如意大利语般分开念,譬如dd如mad dog(而非如mad-der中的dd之念法),gg如big gun(而非bigger中的gg之念法)等;其他所有都与英文相同。凡是碰到o与e时,总是念重音,譬如Pasenadi of kosala,否则重音一律落在长母音ā、ī 、ū或双子音或在ṃ上,甚至连续时亦然。
最后,提一句关于编辑形式的话,这种「广播剧本」的格式(并非为了去广播)是由材料本身所提示,据说它们本来就是口语式的。律藏本身显示出「不同的人物」(参阅本书第十六章及在第一章之前的「人物角色」表),他们在结集会上重诵圣教。两位「叙述者」俨然是同事,不同于其他角色所要说的,「叙述者」的部分刻意地让它在格式上保持平淡,同时亦将其长度保持在最短。
髻智比丘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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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应为伊波里托•德基德利(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菲里波•德•菲利比(Filippo de filippi)于1932年出版《西藏的报告》(An Account of Tibet),宣扬德基德利的事迹,作者可能将两者混淆了。德基德利是意大利人,住于西藏十七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西藏学者。1716年,他把基督教的纲要写成西藏语,1717年藏王允许他进入小昭寺,是最早进入西藏僧团的白人,且最先将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论》译成意大利文。
印度六派正统哲学体系之一,是构成大多数现代印度教派别的基础,其哲学思想来源于《奥义书》。
彻尔巴斯基(1866-1942),是著名的印度学和佛教学专家,又是印度哲学和藏学文献的权威,他的佛学著作多以梵文及藏文原典为基础,并附有详细的注释。他校订过《现观庄严论》八千颂及藏文本《俱舍论》(单品),作品中以《佛教逻辑》(Buddhist Logic)最为著称。
阿诺德(1832-1904),英国诗人和学者,以史诗《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1879)闻名。该诗以优美抒情的文字称颂佛陀的一生。因辞藻优美,极受时人欢迎,被译成十多国语文,许多读者因而信仰佛教。
印度中部与东部地图
人物角色
叙述者:为现时代的一位注释者或其同事,负责介绍其他人。他具备一般性的常识,对论及的事件秉持旁观者客观的态度来说明。
注释者:为一位注释者,负责提供历史或有关中古时期巴利语论著的传统资料(主要是第五世纪觉音长老所著)。他的作用是提供最基本的讯息,以达到澄清历史的作用,他偶尔也会将藏经的记载作摘要性的简报。
阿难长老(ānanda):即角色一,他是佛陀的弟子与侍者,也是佛陀灭度三个月后,在王舍城举行的第一次结集会上,背诵经典(或经藏)的人。
优婆离长老(Upāli 古音译:优波离,优婆离):即角色二,他是佛陀的弟子,也是第一次结集会上背诵戒律(或律藏)的人。
叙事比丘:即角色三,这位背诵者所叙述的事情,实际上发生于第一次结集期间与结集之后。他仅出现于第十六章,也代表出席佛灭度一百年后所举办的第二次结集。
唱诵者:圣典中某些偈的朗诵者。这些短诗或赞美诗形式的偈,未被阿难尊者以传统「如是我闻」的方式介绍出来,也未收录于律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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