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学研究：蕅益智旭的戒律观(释自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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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律学研究：蕅益智旭的戒律观(释自澹)

 　　智旭一生持戒谨严，觉不能清净受持戒律，故自退比丘戒。

　　他发愿复兴戒律，除了致力于讲戒之外，也注释律本，

　　他的戒律观强调的是个人持戒的精严，而非以僧团清规的遵守为主。

　　身为晚明四大师之一的蕅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一生持戒谨严，觉受比丘戒，但不能清净地持受，故自退比丘戒，当菩萨沙弥。四十六岁时，又退菩萨沙弥所有净戒，只当是个“退作但三皈依人”。

　　智旭出家后一直留意宗乘，但每至功夫将得力时，必被障缘侵恼。因此想到佛灭度后，交代弟子要“以戒为师”，而他本人二十五岁于双径坐禅时，仍不知出家受戒一事，不知何为如法，何为不如法。因杭州云栖寺有学戒科，所以于二十五岁时，从天台山蹑冰冒雪来到云栖受具足戒。

　　这是智旭出家后，以受戒为基，开启他一生复兴戒律的志业。二十七岁第一次阅律，三十岁第二次，三十二岁第三次，因此奠下熟知戒律的基础。智旭发愿能复兴戒律，除了致力于讲戒之外，他也注释律本，如《重治毗尼事义集要》、《梵网经合注》等，皆是他孜孜不倦努力的成果。此外，他为复兴戒法，更力求五比丘如法共住，以令正法重兴。何谓“五比丘如法共住，令正法重兴”，依释圣严之研究：

　　在《根本萨婆多部律摄》与《十诵律》的记载，如果是处身在佛法不传行的边地时，假若只有五位持律的比丘，也是可以传承戒律。(1)

　　因为智旭三十二岁时，即认为戒法传到明末已是“但见闻诸律堂，亦并无一处如法者。”所以才希望能有五位如法持律比丘共住，则可令正法重兴。因此曾与惺谷道寿(一五八三—一六三一)、归一受筹(？)、云航智楫(？)、璧如广镐(一五八○—一六三一)结盟，以期如法共住。可惜于智旭三十三岁时，惺谷道寿与璧如广镐相继去世，归一受筹于三十七岁背盟而去，五人而去三人，使得智旭复兴戒律运动遭到挫折，犹如槁木死灰。(2) 智旭不禁叹道：

　　予运无数苦思，发无数宏愿，用无数心力，不能使五比丘如法同住，此天定也。

　　智旭对自己持戒、弘戒的成果，不甚满意。他三十二岁时开始第一次讲律，之后，有一段时间曾中断十余年，直到五十二岁才又重新讲戒。对此事，他曾叹道：

　　自癸酉(一六三三)迄今十余年，毗尼之学无人过问者……真不啻滞货矣。

　　他本以为戒律之学早已无人过问，无异是过时腐货，想不到还有人闻问，不啻是“冷灰豆爆”。虽然当时戒律之学还有人闻问，但他仍感慨自己半世以来仿佛如一盏“孤灯”，而正法衰微得只剩一丝一缕，谁能来传续此一线正法之光呢？

　　智旭对自己持戒的看法是如何呢？他自认不能力行戒律，而戒律又是冷门的学科，很少人过问，且学戒盟友多凋零，使他感叹“毗尼之学，真不啻滞货”。智旭虽叹自己不能力行持戒，而弘戒心得是“半世孤灯叹”，但他仍不遗余力地讲述戒律的重要性及地位。这些观点在其文集里屡见不鲜，如“我念末劫苦，破戒为第一。我思救苦方，无越毗尼藏。”“定慧无戒，必落魔邪”等。

　　如果将智旭与大约同时代弘律的云栖祩宏(一五三五—一六一五)、见月读体(一六○二—一六七九)相较，可以发现智旭的戒律观强调的是个人持戒的谨严，而非以僧团清规的遵守为主。“清规”是为了适应中国佛教环境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多是丛林组织规程及寺众日常生活的规则，据传中国最早的清规是《百丈清规》。有学者指出：根据《百丈清规》，僧侣们应当受持波罗提木叉(戒)，是因为了个人的修行需要依止导范，而依从《百丈清规》则是为了组织僧团。(3)

　　祩宏的戒律观是著重在僧团清规的遵守上，憨山德清便曾说道：

　　戒为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因令众半月半月诵《梵网戒经》，及比丘诸戒品，繇是远近皆归。……其设清规益严肃，众有通堂，若精进，若老病，若十方，各别有堂。百执事各有寮，……各有警策语，夜有巡警，击板念佛，声传山谷，即倦者，眠不安，寝不梦。布萨羯摩，举功过，行赏罚，以进退人，凛若冰霜，威如斧钺。……古今丛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肃者。具如僧规约，及诸警语，赫如也。

　　祩宏迫于时势，而组织云栖僧团。当时因国家禁止设立戒坛传戒，而祩宏发愿重振颓纲，但又不愿违宪，所以令僧众半月半月诵戒，及布萨羯摩。此外，他又设立清规安顿僧众，令僧众各有其司、各有所执，重整寺院组织及生活细行，僧众因此而能知所行止。所以，憨山德清赞叹祩宏时代的云栖僧团是“古今丛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肃者。”

　　祩宏比智旭早几十年，当智旭二十四岁(一六二二)出家时，祩宏已逝世七年，可是见月读体则与智旭同时代，比智旭小三岁，同是当时代另一位伟大的律师。近代律师弘一(一八八○—一九四二)曾赞：

　　儒者云：“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余于师(见月)亦云然。

　　见月出生云南，三十一岁出家，三十六岁受戒，并开始阅律，后来随寂光三昧(一五八○—一六四五)接管宝华山。见月三十九岁参与宝华山的戒期，当戒期结束后，后来有四人从北方来求戒，三昧和尚令香阇黎师为他们受沙弥十戒，之后，三昧随即为他们受比丘戒。此时见月认为此举不合律制，便挺身而出，说：

　　某遵佛制，十师不具，独受大戒是关系法门。某既任教授，应当遮谏，请和尚称量，孰是孰非。

　　于此，见月视当时受戒行为不合律制，即能力争到底，而得到三昧寂光的赞叹：

　　吾老人戒幢，今得见月，方堪扶树耳。

　　但在智旭文集中，只见其言律制衰微，当时所行不合佛制，却难以找到如见月为维持律制，而力争到底之行，只见他道：“僻处深山，以作传火之计。”见月四十四岁时，寂光三昧病危，将宝华山交代他负责，上任后第一件事即是“宜速立规条，先革弊端”。于是与宝华山住众立十事为约，使宝华山能淡泊随时，清净传戒。

　　以上简述祩宏、见月为复兴戒律所做的努力，是较偏向僧团为单位，用清规来检肃僧众，令住众能安住律仪，构成清净的僧团，而能住持正法城。反观智旭一生，常是自己或与少数盟友、道友、弟子修学，未形成一个僧团，少有大众共修、共学的机缘。虽然同是身为当代复兴戒律者，可是其行径方式与祩宏、见月所行颇为不一。祩宏、见月是以中国化佛教的清规来领众、整肃僧团以住持正法；可是智旭却是较偏于规范个人戒行的印度戒律，而非以清规为复兴对象。

　　为什么智旭复兴戒律的方法会较著重于个人呢？或许这是与智旭个性有关，由于孤峻的个性，使得智旭选择独修、独学的生活，而未过大众共修、共学的丛林生活，如同释圣严的研究指出：一生中与智旭较有来往的盟友、道友不过是八位而已。(4)

　　智旭怀著复兴戒律的理想，一生持戒谨严，过著简朴淡泊的生活，成为明末佛教行者修行的另一个典范。

　　【注释】

　　(1) 释圣严著，关世谦译：《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页130。

　　(2) 同上，页 137。

　　(3) 李瑞爽：〈禅院生活和中国社会— 对百丈清规的一个现象学的研究〉，收于《佛教与中国思想及社会》(台北，大乘出版社，一九七八)，页 284。

　　(4) 同 (1)，页 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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