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僧制的改革

论僧制的改革

　　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国佛教新运动的领袖，一生致力于佛教革新，在弘扬真理和利生的事业上，献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他的光辉一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

　　大师生活在清末民初之际，那时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衰败不堪。他以超人的智慧与不懈的努力，把握住佛教的中心，树起佛教改革的旗帜，提出了“人生佛教”的口号，阐明了"人人学菩萨”的方法，将佛教放在现实的生活里，对僧伽制度进行改革，给绝望的中国佛教带来新的希望，为佛子开拓了光明未来，指明了康庄大道。他那广大的菩提心，深邃的般若智，勇于实践的作风、大无畏的创造精神，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佛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因此今天，我们学习大师具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佛教史是一部血泪史。在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他们足迹所到之处，以驱僧毁寺为能事。长江流域是我国寺庙集中之处，经过他们的毁坏，所剩无几；1898年义和团反帝反洋教的斗争，结果以失败告终。清政府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于1865年开始掀起“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它的领袖人物张之洞，竟把矛头指向佛教，以庙产兴学为借口，驱僧占寺，使奄奄一息的佛教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国民党政府步其前届政府之后尘，也大肆破坏佛教，如国民革命军的重要首领冯玉祥在河南毁灭神像，  驱逐僧尼。这一运动波及浙江、湖南、湖北掀起了一场反佛浪潮。继后于1928年国民政府内务部长薜笃弼又提出拨庙产兴学的建议，在这影响下，很多寺庙被占用，僧尼被驱逐以至逮捕。如：栖霞山寺被当地师范学校占用，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变卖54县寺产，广东拘捕比丘尼30多人等。这场反佛运动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1931年上海市府告布寺庙必须办理登记，否则封闭。1935年禁止幼年剃度案以及“受度报告登记”，凡出家受度者应登记填表上报公安机关。这一切均表明佛教因本身衰败和现实生活巳脱了节。俗语说“适者生存”，脱离社会，脱离群众，肯定要被社会所淘汰，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事。

　　(二)

　　就在中国佛教能否再存在发展下去的关键时刻，太虚大师开始了他的佛教改革运动。他意识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曾指出“西洋文化惟以扩张此动物生活之共欲为进化”、“乃制造工具之文化，东方文化为进德增善、希贤希圣之文化。”想以发扬东方文化真义来挽救人类，想以佛法来调和东西文化。因此，立志领导佛教前进，不但要使佛教适合时代，并且要领导时代。

　　虚大师改革佛教有句名言：“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僧伽制度的整理，贯穿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但具体的整理方案，往往因时代变迁而异。

　　青年时代的虚大师，处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义革命时期，受到了革新思想的影响，诚如其言：

　　“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受康有为《大同书》，  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伦》，《群学肆言》，孙中山，  章太炎《民报》，及章之《告佛子书》、《告白衣书》，梁启超《新民丛报》之佛教与群治关系，又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各种影响、及本其得于禅与般若，天台之佛学，曾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新运动。”

　　1913年，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炽，僧界陷于纷乱，大师目睹佛教衰败，  组织“佛教协进会”以改革佛教，并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自办学校以抵制庙产兴学的风潮。旋以“金山事件”遭到守旧僧人群起反对而失败。同年，在上海开追悼寄禅和尚的大会上，大师为挽救佛教危机，以悲愤的情绪主张佛教三大革命：

　　一、教理革命：要革除以往帝王把佛教作为愚民政策的工具，按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来规范人的道德善行，去改善社会制度，多注意现实的人生。

　　二、教产革命：变佛教财产少数主持独占为僧众公有，并使其为供养大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以及兴办各种佛教教育事业所用。

　　三、教制革命：要改革僧伽制度，反对剃度和传法，主张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以“六和”的精神改善僧团，使其成为弘法中心。

　　对充满弊端，阻碍进步，成为腐化佛教根源的旧有僧制，大师大胆地提出改革，从此确立了虚大师作为佛教新僧派的领导地位。

　　经过金山风波，改革运动遭受挫折，虚大师颇有一番领会，认识到改革佛教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寺院的设立，原是绍隆三宝，为供养佛祖及僧众用功办道的清净庄严道场，并且为启发社会人士信仰的弘法场所，在发展佛教上极其重要。佛教改革，绝不能离开寺院，另起炉灶，正如大师所说：

　　“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杜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

　　然而，当时中国寺院制度又如大师所说：

　　“我国寺庙制度，  多按禅宗的清规建立起来的。近代因为道高德重的长老不多，清规也逐渐失去约束的能力。且各个寺庙又都是个独立的山头，各有家风，所谓‘出门三五里，各处一家风’，这样就便禅门的清规变成名存而实亡。加上这些寺庙大部分在山区，使僧众形成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清高奇怪恶习。”

　　他又对《佛教评论》的编者说：

　　“僧加高者隐山静修，卑者赖佛求活，惟以安分坐字为应分，此我国僧尼百年来之弊习，而致佛化不扬，  为世诟病之一大原因也。”

　　一九一五年，大师根据乾隆年间调查所得之八十万僧伽以及当时国情社会思想，依据教理教史，在普陀山闭关中，著《整理僧伽制度论》，重整佛教制度。此论的内容分为四品：

　　一、僧依晶：以中国本部有八十万僧伽为准，分别佛教徒为住持部、信众部，这和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相同。他说：

　　“非舍俗为僧者，不足证法身，延慧命，非信僧尼俗者，不足以资道业，利民生。”

　　“汉土所流传尊崇者，其学理全属大乘系统，而律仪则重声闻乘。内秘菩萨行，外现声闻相，汉土佛教化仪之特色乎!……在俗菩萨，既摄在人天乘，则形仪随俗而不能住持像教。入僧菩萨，则摄在声闻，声闻乘众以波罗提木叉为师，依毘奈耶处住。”

　　把住持佛教的责任，归由僧人。这批僧人必须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具有高尚，优美、完善的道德，以佛法为主，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重菩萨之精神，用以弘扬佛法，觉世救人。

　　二、宗依晶：从根本的、全体的立场，主张八宗平等，认为各宗各有殊胜，没有不究竟的。他说；

　　“务使八十万僧伽，皆不出于八宗之外，常不异于八宗之一，始从八，最初方便学，门门入道，终成一，圆融无碍行，头头是道。”

　　“然有一言不得不正告者，  此之八宗，皆实非权，皆圆非偏，皆妙非粗，皆究竟菩提故，皆同一佛乘故。”

　　在学习上主张分宗专学，他说：

　　“初学贵在一门深造，乃能精义入神。久修自知殊途同归，宁虑局道相斫!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者也。数百年来，学者病在汗漫，惟汗漫乃造成纷挐。佛法深广，人智浅狭，取舍莫定，茫昧无归；以故学不精察，心不明了。……欲祛斯病，则端在分宗专究耳。”

　　三、整理制度品：整理制度，分教所、教团、教籍、新产、教规，分别预定制度。实行集产制度，并成立法苑、莲社。在历制上主张月历，在僧人服装上主张袍衫保持如旧，倾向僧人仪表的保守，与先前革命时代思想有所不同。

　　四、筹备进行品：筹备过程分三期进行，五年为一期，计划用十五年时间为筹备时间。以达到政府废除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承认政教分离，僧团由僧伽自己组成统一自主的僧团。这一切都必须上得政府承认，下得僧众的愿意，所以必须筹备圆满，时节因缘成熟，才能进行实施，不可鲁莽从事。

　　《整理僧伽制度论》的构想，虽然具有启发性的意义，但因那时全国从上到下缺少一个有系统的佛教机关，各大寺庙都是“各扫自己门前雪”，再加上时代变迁的影响，因此，这美好的设想也只能是一种理论而已，殊难实现。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整理僧伽制度论》与现实社会不相契合，大师乃发表了《人工与佛学》、《职业与志业》等文章，对佛教徒的修持赋予新的内容。在《僧自治说》中说；  “佛之因行，以敬四宝，报四恩为本，随时代方国之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在自由的共产主义下，则以从事农矿，劳工、医药，教化、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以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

　　北伐成功，革命思想风靡全国，虚大师为建立适应时代僧制，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籍以改变佛教赖以存在的经忏生活。愚昧、迷信的经忏陋习，为宗教的麻醉剂，不仅使僧青年意志消沉，生活腐化，并使整个佛教陷入瘫痪昏迷的状态，使伟大的佛教在俗人的心目中，被认作是消极的“死人宗教”。为了破除鬼神色彩，提高僧伽的社会地位，大师于1927年著《僧制今论》，定僧数为二十万人，合全国为五个教区，析僧众为长老、学行、服务、尼一一四众，析信众为皈戒，研究、女一一三众。论中说：“今佛化重心移信众。而时代趋势又侧重生计，僧众亦不能不为生计分子以谋自立于社会。"又说：“此七众：一者，可广摄学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别开僧众中之从事于资生事业者。此依今此佛化众情状，及适应现社会，不得不然也。”可见，提倡僧团中多数人从本生产，供给少数人专心深造，这也是时代环境所逼，并非大师本意。

　　(三)

　　一九二五年后，虑大师改革思想有所转变，觉得中国革命了十多年政局一点也不能安定，政治不上轨道，社会没有趋向，佛教想改进，也只能做些应付时节环境的事情，终归没有实际办法可以建树。推究其不定因素，都是受国际思潮的牵动，随着世界各国政治趋向而飘摇不稳。由此，产生着手世界佛教运动的设想，想以佛法改变欧美人士的思想，使他们信解于佛法。一九二八年，大师首赴欧美，宣扬东方佛教，在欧州先后应邀发表多次演说，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院，在德国筹设佛学会。弘法归来，对革新僧制又重新拟订。以前所提“人工与佛学“及“僧制今论”以及服务劳动都舍弃而不谈。大师认为中国佛教丛林的精神尽失，政府又不能扶助佛教振兴，佛教会也难以改善，觉得：“非从一般佛徒中，吸取一部分真正于佛法有修学，而且有弘法愿行者为重新之建设，不能振兴佛教于今后。”

　　一九三O年，在闽南佛学院讲《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简称《建僧大纲》。太虚大师“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全国僧尼不超过四万人，寺庙不分宗派，建立统一的三级僧制；

　　1、学僧制：约一万人。设律仪院二年，普通教理院四年，高等教理院三年，观行参学处三年，共学十二年，使僧人在文史哲社会知识上达到大学本科水平，同时对佛学教理历史以及各宗思想都能通达。

　　2、职僧制：约二万五千人，下设五个部门；①布教所五千所，每所一人至二人，共约九千人。②医院、慈幼院、残废院、赈济会，工作人员约七干人。③律院、·教理院及文化事业机关教职员五千人。④教务机关办事员三千人。  ⑤研究院、参学院办事员一千人。这些僧尼具有精明强干能力，又能安于职守，  廉洁奉公。

　　3、德僧制：对那些年老的大德长老，把他们集中到山林的寺庙里去静养潜修，使老有所养。全国各寺均可设一所“德僧院”。

　　对那些鱼目混珠、赖佛度生的人，劝其退出寺庙，使佛教队伍焕然一新。这一设想在大师时代虽没有实现，却仍是今后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今日看来，尚不失为良策。

　　太虚大师的改革佛教，并非全盘否认原有的佛教，而在革除佛教神化、伪化、陋习、迷信的部分。他革新佛教的宗旨，在《佛教革新方案》中说；

　　一、革除：

　　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

　　乙：家庭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

　　二、革改：

　　甲：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

　　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

　　三、建设：

　　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

　　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

　　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的人生的信众制。

　　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大师革新僧制发展到最高处，就是1947年在延庆寺开讲的《菩萨学处》，这也是大师最后的说法。建立菩萨学处，位分六级：

　　一、结缘三归

　　二、正信三归

　　三、五戒信众

　　四、出家菩萨，自有其集团制度。更有已具德行，已成菩萨者，统理菩萨学处，在家菩萨、出家菩萨之事业，直称菩萨行，这是在组织的阶位上说。从正信三归，到五年出家的初阶，应有干部人才的训练，以养成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归，’都可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十二年戒定慧的修学，或经过在家菩萨二十年而出家，但终身作在家菩萨亦宜，以在实行上，同为六度四摄，即是实行瑜伽戒法，这是大师最后遗教，以信众及僧众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制。

　　(四)

　　太虚大师一生革新僧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八十万僧数，到《僧制今论》的二十万，到《建僧大纲》的四万，最后缩减而为一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由此可见大师革新僧制的重心是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不重量，除伪存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从大师一生革新佛教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是顺应时代的需要，离开具体的时代需要及社会实践，佛教的存在便毫无价值。当前中国佛教正面临历史的转折点，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最关键的便是要新一代佛子能真正体悟佛陀真理，并能观察时机善设方便，于一切佛法圆融无碍。本着大乘菩萨的菩提心行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地去体验修行。这才是纪念大师学习大师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