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怎样复兴佛法

王雷泉：怎样复兴佛法

　　我曾经专门引述了在1893年，1893年锡兰的居士，就是摩诃菩提会的会长，达摩波罗居士。他参加了芝加哥的世界宗教大会之后，在返国的途中，一个很戏剧性的事实。结识了一个美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而李提摩太曾经配合铃木大拙和中国的杨文会，把《大乘起信论》翻译成英文，介绍到了西方。

　　当时的达摩多罗居士，只有29岁，他怀着一颗要复兴佛教的祖国，要把在印度已经灭亡的佛教，重新恢复起来的心愿。他呼吁中国的僧人，能够到印度去把佛法发扬光大，能够把佛法传播到西方。我为什么感动呢？这个是在中国的命运，在中国佛教极其衰微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佛教徒也在感叹，中国佛教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印度？所以在我们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他们已经具有世界性的眼光。

　　但是达摩多罗居士在向龙华寺的僧人呼吁的时候，没有得到反应。所以李提摩太就专门请了南京的杨文会，南京的杨文会为什么有志于要复兴佛教呢？我们可以再回溯到，一八五几年，就太平天国覆灭之后，在南京的一片废墟中，杨文会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他震撼的现象，就是在废墟中，站在废墟上传播福音的是基督教，没有佛教。

　　就在太平天国灭亡以后的南京废墟中，已经有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福音了，但是没有和尚，没有中国的出家人在传播佛教。所以他就有志于，毁家复教。他把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出来，办了金陵刻经处。他又受到达摩波罗居士的影响，所以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怎样复兴佛法，把佛法发扬光大到世界。

　　所以我们把杨文会看成是中国第一个睁开眼看世界的佛教徒，他曾经追随曾纪泽，就曾国藩的儿子，出使英法等欧洲国家。接触了当时刚刚兴起的宗教学，看到了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以及追随麦克斯缪勒博士的日本僧人，看到了中国与日本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因为日本的佛教是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中国已经有将近300部佛经，在中国本土已经没有了。

　　所以杨文会是最早看世界的一个中国佛教徒，具有国际性的眼光，同时也有如来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他当时办这个祗洹精舍，就是想培养梵文和巴利文人才，能够把佛教在印度复兴起来，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国。当然这个工作，这个抱负很大。我们说是红颜薄命吧。有很大的抱负，但能力不够。

　　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我们的问题依然如旧，可以说是涛声依旧。中国的佛教的发展在我看来，一定要站在世界宗教的格局之中去考虑，我们不能坐井观天，不能被眼前那种虚荣，被暂时的浮华所遮蔽了我们的心眼。我提交给大会的我的一张照片是在印度的那烂陀遗址拍的。这个那烂陀遗址当年玄奘法师在那里留学的时候，可以容纳上万个出家人，但是现在是一片废墟。所以我站在那个废墟之中，可以说是在落日的余晖下，心中充满了苍凉感，佛教是在印度创立的，当然在印度已经灭亡了。

　　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如果我们按照这样一个势头下去的话，也很难讲。所以宗教一定要真正的建立在社会大众之上。它不需要有任何的媒介，如果说在宗教，在佛教与社会大众之上，中间如果存在着太多的利益集团，对佛教不是好事。

　　所以我们所作的事情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接受佛法，让佛法能够接受更多的人，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所以关键是要认识我们自己，因为哲学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学佛也是知道，知道自己算老几。然后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对我们来讲，我们所做的，作为大学老师，那我们就在大学里面守住我们的本分，来教育我们的学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知道，佛教它的精华所在，知道佛教能够真正提升我们人生境界的智慧。同时尽我们所能，去教化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希望在当前的一片精神的荒漠中，我们种点树，种点草，来扶植真正的高僧。其实中国的高僧不是很多，但是我想，如果有弘一大师这样的高僧的话，哪怕那么几个，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人类就有希望，否则的话，那个金碧辉煌的寺庙其实也就建立在流沙之中。

　　因为我们跟基督教相比的话，我们的差距太多了，太多太多。有时候我们参加佛教界的一些法会，参加佛教界搞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有时候不由自主的会跟基督教相比，如果是基督教它会这么做吗？显然不会。人家是把钱真正用在刀口上，而我们更多的是用在形式的图章上，我想这也是没有智慧的表现。

　　所以还是需要普及佛法，让佛法，让更多的有钱有权者更有智慧，更有慈悲心，那佛教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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