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密文集：《唐密述要》第六部分 唐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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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密文集：《唐密述要》第六部分 唐密文化

 　　第一章　唐密祖庭

　　第一节　大兴善寺

　　大兴善寺位於陕西省西安市城南，是中国佛教唐密之祖庭，是国务院确立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大兴善寺在隋初由陟岵寺和遵善寺两寺合并后重新改建扩大而成。陟岵寺为北周明帝所建国寺。遵善寺创建于晋武帝时。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在长安故城东南二十里之龙首川原选址作新都，以其曾被封“大兴郡公”之故名都城为大兴城，因城中六条高坡，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之成，九三立百司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佛寺以镇之。建城时先置此寺，迁旧长安城名寺陟岵寺于大兴城内，与原在靖善坊的遵善寺合并并扩建为新寺，取都城“大兴”二字并所在地靖善坊之“善”字，名新寺为“大兴善寺”，规模为海内佛寺之最。

　　隋朝扩造的大兴善寺占据了长安城中央的整个靖善坊，与玄都观隔街相对，气势宏伟。大兴善寺开山祖师是灵藏大师。他是杨坚的布衣知友，同时任隋朝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昭玄都僧官。隋朝几位箸名的昭玄统，除昙延外在任职期间都住在大兴善寺。

　　这里还是隋朝第一所国立译经馆。着名的“开皇三大师”耶连提黎耶舍、闍那崛多、达摩笈多都相继为译主，开创了隋朝一代佛经翻译。

　　唐玄宗开元初期(716—720年)，“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里译译出密宗经典五百多部，大兴善寺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

　　《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十五载，诏还京，住大兴善寺。”此后，不空主要居住在这里大弘密法，并终于此。

　　《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随求真言祓除至七过。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礼焉。空表请入山。李辅国宣敕令于终南山智炬寺修功德。”

　　“大历三年于兴善寺立道场。敕赐锦绣褥十二领绣罗幡三十二首。又赐道场僧二七日斋粮。敕近侍大臣诸禁军使。并入灌顶。”

　　758年，应不空所请，唐肃宗在大兴善寺设置灌顶道场，从而在华夏大开灌顶之风。

　　764年，不空奏请皇帝将49位全国著名的僧人从其他寺院集中到这里来，集中译经、修习密法。

　　正因如此，大兴善寺成为盛唐时传播弘扬唐密的中心，这里被誉为唐密祖庭。

　　武宗李炎在位期间(841－846年)，下令全国排佛。大兴善寺也被废除，建筑被毁，僧人被勒令还俗。大兴善寺从此一蹶不振。宋元时期，大兴善寺一直很冷寂，直到明清德满禅师才在此“鼎新梵刹”。永乐年间(1403—1424年)，云峰禅师居大兴善寺，脩造了殿堂和钟楼，弘扬禅宗。清朝经过三次较大规莫的脩葺，第一次是1648年，僧人麸斋脩建了方丈室、大雄宝殿以及禅堂廊庶，面貌一新。第二次在1694年，由清川陕总督笔贴式、平安纳等集资，先後脩建前殿、钟鼓二楼、大殿、十王祖堂、弥勒殿等建筑，前後约十年才完工。乾隆五十年(1785年)，陕西巡抚毕沅重修转轮藏经殿。此后，1939年，朱子桥将军捐资整修大殿，并为大殿添置幢幡法具。为复兴唐密，朱将军曾邀请持松法师来住持此寺，惜铁路国因故中断末能成行。1943年太虚法师和于斌、冯玉祥等人组织了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并於1945年在大兴善寺创设了“世界佛学苑巴利学院”。

　　1956年为保护佛教名胜古刹，政府拨款对大兴善寺进行了大规模整脩。1984年4月，陕西省佛教协会接管大兴善寺後，用半年时间，修复殿堂、僧房41间，并重塑了一些破毁佛像，使兴善寺面貌大为改观，僧众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讲经礼佛，举行各种法事活动。国内游人香客络绎不绝，外国友人和港澳台同胞也常常来此烧香礼佛，参观访问。

　　大兴善寺大殿北边有唐转*轮殿遗址，遗址前安放着一尊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赠送的地藏菩萨铜像。804年曰本学问僧空海人唐求法，在西安青龙寺拜惠果为师，回国後开创了日本真言宗(即密宗)。1985年10月，日本空海大师同志会为纪念空海示寂一千一百五十周年，向真言宗的发祥地——大兴善寺敬献了这尊青铜地藏菩萨立像，高约l.70米，底座用的汉白玉彻成。10月25日，大兴善寺隆重举行了地藏菩萨像奉安开光仪式，由167人组成的日本空海大师同志会友好访华团参加了法会。这尊佛像，成为新时期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新见证。

　　大兴善寺内现有文物清碑四方，即清康熙年间《重修隋唐敕建大兴善禅寺来源记碑》、《重修大兴善寺碑记》、乾隆年间《隋唐敕建大兴善寺祖庭重囗囗囗记》和咸丰年间《太兴善寺法源碑记》，皆为研究大兴善寺的重要史料。寺内还藏有三帧巨幅清朝西藏彩绘《阿弥陀佛像》、《极乐世界图》和《弥勒像》是西藏绘画艺术珍品。

　　第二节　青龙寺

　　青龙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於陕省西安市城东南2.5公里的铁炉庙村以北乐游原上，即唐长安城新昌坊东南隅，该寺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曾有“灵感寺”、“观音寺”之称。唐睿宗的景云二年(711年)改名“青龙寺”，是中国佛教唐密祖庭之一，日本真言宗的发祥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以後，寺院被毁，至明朝已片瓦无存。

　　唐朝诗人朱庆余《题青龙寺》诗曰:“寺好因岗势，登临临夕阳。青山当佛阁，红叶满僧廊。竹色连平地，虫声在上方。最怜东面静，为近楚城墙。”寺在乐游原上，为当时著名的风景区，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在这里写出了传诵千古的诗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由於当时皇室的大力扶持，唐密兴盛空前，其传播之广不仅在国内，而且对国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对当时的日本佛教界影响极大。青龙寺即是传播唐密颇有影响的寺院之一。在九世纪初至中叶，日本人唐求法的“学问僧”、“请益僧”颇多，其中著名的八人，本称之为“入唐八家”。而其中的六家空海、圆行、圆二、惠运、圆珍、宗睿到长安后，即在青龙寺受法。

　　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空海大师到长安後，於青龙寺师从密宗高僧惠果和尚学习经典，并兴唐朝士大夫交往。元和元年(806年)回国後传播密宗，成为日本“东密”开山相师。日本人唐的求法僧回国时，都带回大量佛教经典和其他书籍，“入唐八家”带回书籍共达1700余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达到极盛。

　　从1973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系统发掘，清理出殿基、月台、散水、花坛等地下遗址多处。其中殿址一面积达六百多平方米，殿址二东西长50米，南北宽30米，呈长方形，塔基长宽各约15米。其原有建筑规模宏大，现今所发现的遗址仅是青龙寺西部。从门、塔、殿址及两侧廊道遗址来看，青龙寺西院的形制为塔居中，塔前有门，殿在塔後，周围廊庑，表现出隋唐早期寺院的布局特徵。

　　日本真言宗僧众饮水思源，近年来与青龙寺交往极为密切。为缅怀先贤，增进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1982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在青龙寺遗址上合建“空海大师纪念碑”，後又共建“惠果空海纪念堂”。

　　1997年前，青龙寺做为文物遗产而存在。

　　1997年11月17日(佛诞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将青龙寺移交佛教管理，从此恢复宗教活动。

　　1997年12月15日，举行恢复净坛法会，点燃了千年法灯，廷续法脉。

　　1998年5月25日，接待了以新居祐政率领的日本高野山真言宗访问团，并举行了首次中日报恩法会。

　　1998年9月7日，接待了以全日本佛教会会长滨野竖照率领的日本真言宗各派总大本山第十五次访华团一行。

　　青龙寺作为唐密祖庭，又是中外著名的佛教圣地，正以全新的历史面貌迎接中外广大信众，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新的贡献。

　　第三节　高野山

　　高野山是东密真言宗的总本山，位于和歌山县伊都郡高野町，略称南山、南岳、野山。弘仁七年(816)，空海奏请嵯峨天皇诏许开辟此山，兴建伽蓝。空海入寂后，弟子真然继承其志，陆续完成诸堂。其后，堂舍多遭烧毁，至宽治四年(1090)遂逐渐复兴，后又得幕府、武士的护持，印刷事业发达，刊行《高野版大藏经》。此后，人才辈出，宗学大盛。

　　高野山山顶上是弘法大师开创的距今已有1200年历史的真言密教的总寺院──金刚峰寺，以金刚峰寺为中心周围星星点点地分布着120多个寺院，众多的寺院形成一大宗教城市。宗教核心即为真言宗总本山金刚峰寺，由于曾经因战乱、火灾烧掉好几次，目前的建筑是1862年所建。

　　山内有一个超过25米高的大门，金刚峰寺建成以来一直作为正门，现被指定为国家的重要文物，还有被指定为国宝的寺院建筑和坛上伽蓝等很多建筑。高野山灵宝馆一直展示着庞大的高野山的文化遗产。

　　明治时代之后，此山成为古义真言宗的总本山。由于历经千余年的经营，此山已成为日本佛教胜地。寺院建筑亦甚为闻名。全山建筑以“坛上伽蓝”为中心，分成西院谷、南谷、谷上院谷、本中院谷、一心院谷、五之室谷、千手院谷、小田原谷、往生院谷、莲华谷等十区(合称高野十谷)。各区内塔头寺院林立。其中，不动堂及金刚三昧院为国宝级建筑。此外，山中重要文物收藏颇丰，如佛涅槃图、善女龙王画像、阿弥陀圣众来迎图、五大力菩萨像、阿弥陀三尊像、勤操僧正画像等，皆列为国宝。另有特具历史价值的法具及文书等，多陈列于灵宝殿中。

　　为何空海和尚会选择此处做为修行处呢？这也有段传奇故事：空海自中国归国前，在中国明州海边想到回日本后应该找个清修之处建立自己的寺院，于是就将他的法器“三钴杵”往天空一丢，三钴杵便往日本飞去。空海坐船回到日本后，就开始寻找三钴杵的下落，一路找到了高野山上，得到山神“丹生都姬明神”以及“狩场明神”的指引，终于发现了三钴杵钉在一棵松树上，于是就在这边安家落户，这是高野山成为真言密教大本山的缘起。现在高野山上的“御影堂”祭祀着空海大师与其十大弟子，此处即为传说中的“三钴杵”所在地。

　　高野山自天皇赐给空海后成为佛教圣地，并快速地扩充、发展起来。一直到现在，整个高野山已经是个完整的宗教都市，除了寺院之外，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级学校、商店街、公园、医院、警察局、消防署、市内公车等生活机能一应俱全。

　　最神秘诡异的，当然就是高野山深处的“里高野”了。所谓的里高野指的就是“奥之院”，种满了参天巨木，大白天的也是“不见天日”，而在这些百年古杉之间，全部都是坟墓！一座座斑驳的石塔，刻着许多历史上有名的人物的名字。在里高野奥之院的最深处，就是空海大师的御庙，承和2年(835)，空海62岁，二月从京都回到高野山后，就开始断食，手结大日如来定印，口诵真言，于3月21日圆寂，永远镇守在此处。

　　空海遣唐，步鉴真和尚东渡之后，带去了中国盛唐文化，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故在日本声望极高。由于空海法师曾途经苏州寒山寺，因而寒山寺弘法堂供奉空海大师铜像一尊，以资纪念。这也是寒山寺多见日本信众的原因。

　　自唐末五代以来，唐密两部大法在中国失传，幸一灯分照完好流传于东瀛，实乃千古幸事，也是众生福德所致。高野山乃空海大师亲手开辟的密教根本道场，无论是东密之古义、新义，皆源于此，即使台密也与此有密切联系。民国初年至今，许多高僧大德前去修学密法并努力回传中国，使得华夏有情得以重闻唐密大法，造福众生。虽人有国界，但法无国界。为此，将高野山列为唐密祖庭之一，也是我等报佛恩、成佛道、度众生的本愿使然。

　　第四节　其他

　　民国初年，持松法师等众大德将唐密大法回传华夏，并先后在武汉宝通寺法界宫、上海静安寺等地建立真言密坛，种下无数菩提种子。虽然这些地方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唐密祖庭，但别有时代意义。故简单介绍如下：

　　一、武汉宝通寺

　　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大东门外洪山南麓的翠绿丛林中，掩映着一座禅宗古刹——宝通寺。宝通寺正院后面有一座佛教密宗的坛城——法界宫，这一密教建筑是1924年持松法师任宝通寺方丈时所建。两年中，持松法师日日在此修法、讲经、传戒、灌顶传法，受灌顶者达数万之众。因密法大兴，实为五代以来末有。

　　对于这段盛况，吕建福《中国密教史》有专门记载：持松归国之后，“备受信徒们之拥戴，初于沪杭传法，后又被迎至武汉，住持洪山宝通寺。在洪山宝通寺期间，他以开设法界宫，建瑜伽堂，购置法器，绘诸曼荼罗，开坛灌顶等活动，广与信徒结缘，并有意将该寺发展成为密宗的根本道场。当时，湖北各地的僧俗信徒纷纷前来求授灌顶，其中湖北的一些社会名流，如萧耀南、陈元白、赵南山、杜汉三等亦相继入坛受法，无不倾心于密宗。”

　　1924年，持松法师31岁。3月，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以及李馥庭、汤乡铭、李开先、陈元白(曾任桂军司令)诸居士，迎接持松法师担任武汉洪山宝通寺住持。于是，他在寺内建起了真言宗坛场，自此，讲经、传戒、灌顶，几无虚日。

　　入夏的时候，湖北遭受到大旱，应众人之请，持师设孔雀明王坛禳雨，修法到第三天时，就听到天空里雷声隆隆，继而大雨倾盆，众人莫不欢呼，前来结缘灌顶者更络绎不绝。

　　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萧耀南看到持松法师祈雨成功，开始对密教产生兴趣，后因故请持师建“仁王护法”大法会为他本人禳解，兼授结缘灌顶。法会后，萧督果然安然无事，因之对持师大为敬服，受持师灌顶结缘，皈依密教，并且捐出巨资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瑜祗堂、五轮塔，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荼罗，希望洪山宝通寺可以成为真言宗在国内的根本道场，恢复失传千年的唐密。

　　在法界宫内建成的真言宗道场，仿唐朝密宗金刚部“五曼荼罗”形式建造，殿内设木质密宗坛城，雕刻镂空，玲成别致。屋面覆以黄琉璃瓦，并以五亭结顶，借以表示东西南北中五佛方位。各亭均为镂空大屋脊，飞檐蟠爪，富有民族特色。殿前廊柱，刻有*轮十字羯摩杵，殿基四周刻有双层莲瓣，殿前阶下为三孔拱桥，桥外双亭侍立，殿亭相映，景色别致。没有谁见过如此庄严宏华的密坛，尤其是金、胎两界曼荼罗绘像，色彩斑烂绚丽，绘有十方三世诸圣千持师尊佛象，看上去蔚为壮观，摄人魂魄。

　　在武汉期间，各界对持松法师非常关注。1924年5月中旬，太虚法师曾专门邀请持师去武昌佛学院开坛传密。1925年春，直系军阀首领、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字子玉)将军在岳州的军舰上避祸，特地派副官黄澹供到洪山宝通寺，邀请持师前去给他讲解《金刚经》大意。武汉大学校长陈叔蕴其时也邀请持师到该校演讲，持师就以《缘经》为题，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结合密教六大缘起的原则，阐述宇宙万有实质问题，并详为解析，颇得师生们的信服。

　　持松法师在此不断讲经、修法、传戒，广播菩提种子。现仍健在的本焕禅师就是从持松法师受具足戒的，时间是1930年农历二月。

　　1925年秋，因赴日本出席东亚佛教大会，持松法师离开武汉东渡。1927年春回到国内时，宝通寺及法界宫已在炮击中被毁坏，密法坛场已无法恢复，他只好应众居士所请来到上海，此后不断应邀到全国各地讲经、传戒、修法、灌顶，极一时之盛。

　　二、静安寺

　　静安寺原叫“沪渎重元寺”，创建于三国时代东吴赤乌士年(247年)。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唐代时改名为“永泰禅寺”，到宋真宗大中禅符元年(1008年)才开始称静安寺。1983年，静安寺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1947年3月，静安寺改为十方丛林，显密圆通的持松法师被公推为静安寺方丈，任静安寺佛教学院院长。1949年，有人劝他去台湾，被他婉拒，继续住持静安寺。1952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6年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撰写了《佛教研究工作计划》，提出“佛教应适应时代要求”的主张，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经过唐武宗灭佛和五代战乱，中国佛教唐密的两部大法失传，直到现代。持松法师三次东渡日本，传回绝学千年的密法，并在静安寺重建密宗道场，使中国佛教真言宗重新传续下来。

　　持松法师一生八次出国，前三次是为传回密法及购置法器，复兴唐密大业，此即俗称的“三次东渡，二上高野”。其后的五次出国均为解放后，按照党和政府及佛教组织的安排，或率团或参团到友好邻邦进行交流，反响均十分强烈，达到了预定目的。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有三次访日，加上解放前的三次赴日求法，持松法师一生到日本计有六次，此亦是因缘使然。因此，真禅法师后来赞誉说：“六次为法，忘躯东渡，可与鉴真媲美。”

　　为了纪念持松法师弘扬佛教、三次东渡求法，爱国爱教的一生，静安寺内设有“持松法师纪念堂”。这里陈列了持松法师生前用具、墨迹，所著《密教通关》、《金刚界行法记》、《胎藏界行法记》、《华严宗教义始末记》等26种书籍，从日本带回的真言宗典籍，修法所用的密宗仪轨，与日本、尼泊尔、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交往中的留影和纪念品等。

　　静安寺内主要建筑依次是天王殿、大雄宝殿和三圣殿三座大殿，三圣殿后面是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方丈室，为方丈讲经说法和生活起居之场所。楼上设有唐密坛场，也称密坛。静安寺的唐密坛场原分为五个坛：大坛(修法时的主要场所)中间供奉大日如来像，左边供奉不动明王像，右边供奉爱染明王像；左首为护摩坛，是修法时焚烧乳木等作为供养的坛场，上供普贤延命金刚像，塑像后挂一幅金刚界曼荼罗画像；右首为圣天坛，供奉圣如意轮观音菩萨像，塑像后挂一幅胎藏界曼荼罗画像，这三个坛的东西两壁上悬挂八大祖师像；密坛东间供奉孔雀明王像，左右两壁悬挂密迹金刚像；密坛西间供奉2尊塑像，左首是大黑天像，右首为诃利帝母像，两边悬挂十二天画像，各坛都有真言宗的各种法器。

　　为纪念学习持松法师，每年都有大师信众来静安寺参访凭吊，可惜的是，正在修茸中的静安寺还没有恢复唐密坛场，“持松法师纪念堂”也没有正式开放，众多唐密修学者及研究者为此感到遗憾。

　　第二章　法门寺地宫与唐密

　　1987年4月3日是个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正是在这天，人们重新发现了法门寺地宫，佛祖指骨舍利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由此揭开了唐密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法门寺位于陕西西安以西110公里处的扶风县北部，这里为周文化的腹地，三千年来人文会萃。据佛典记载，古印度阿育王于公元前272年(释迦牟尼佛入灭后119年)安奉佛祖指骨舍利。800年后元魏王朝肇启塔基，开供奉舍利、弘扬佛法之先河。李唐王朝时期，高祖李渊改寺名为法门寺，太宗李世民敕命开示舍利，弘建地宫专用供养。以后每隔30年，李唐王朝都要将这枚舍利从地宫迎出，送到皇宫内供养一段时期，朝野倾出，争相顶礼，施舍惊人，前后达七次之多。法门寺成为以供养佛指舍利为特点的皇家寺院，具有佛教内道场的无上法界之地位，曾在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至帝王的宫廷生活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公元873-874年，李唐王朝最后一次迎佛骨，懿宗、僖宗父子两位皇帝在法门寺地宫“结坛”，密闭数千件奇珍异宝，完成了佛教法界的最高供奉，佛祖真身从此一直被供养了1113年。

　　佛祖真身重新为人所知，数千件希世珍宝也呈于世人，这是本世纪末佛教考古的最大发现，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迷底。国家对法门寺出土的文物珍宝非常重视，修葺了法门寺，新建了博物馆，法门寺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旅游文化胜地，每年近百万人云集于此，参观、游览、朝圣络绎不绝；法门寺历史文化、佛教文化、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此举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今法门寺的研究成为当代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并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法门寺地宫在开始发掘之初，就受到了中央、陕西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关心，确定了发掘和研究同步进行的方针。1994年3月起，应法门寺博物馆的邀请，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研究员等人前后五次到法门寺与陕西省专家聚会，共同商讨地宫的真实文化内涵，最后终于实现了对地宫唐密曼荼罗的全面破译，重新展现了唐代佛教文化的光彩。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震惊世界的重要发现，重大发现，真了不起。”

　　据介绍，整个地宫在被封闭时，被布置为佛祖真身舍利供养曼荼罗，应视为佛教密宗的“无上法界”。佛教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将包容宇宙万象的胎藏界和金刚界两部根本大法传于弟子金刚萨埵等，后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等人将此两部大法分别传入中国唐都长安。再由不空将两部大法全部继承又传于中国僧人一行、惠果，由他们演进，完成了中国唐密的集大成，被视为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曼荼罗”是体现二部大法法义象征的最高“聚集”，轮圆具足，为诸佛和众菩萨的万德聚汇之所，表征了森罗万象的宇宙世界。崇拜它就能体现佛教所说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同时也是信徒的实践和理论结合。李唐王朝后期崇尚密宗，两部大法在中国蔓衍，因而在开元以后结坛于法门寺地宫，于地宫内构建了一个寓意包罗万象、无尽变化的唐密曼荼罗世界。

　　在地宫的发掘中，曾经发现了一些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满地遍布铜钱，后室中部堆积熏香灰，八重宝函中盛放液体，四壁涂黑，这表明地宫在被封闭之前曾做过盛大的舍利供养法会活动。现经专家考证，虽然地宫一如唐帝王陵寝，但其建法却依密教布坛的形式而布置。主体建制分为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密龛(即密室)五部，又称一道五门四室。地宫总体上表现为佛指舍利供养大曼荼罗，佛指舍利则为三昧耶曼荼罗，供奉佛舍利的诸种法器、供养道具及供养法就是法曼荼罗，而如法供养为羯磨曼荼罗。六大瑜伽、四曼不离、三密相应成就了地宫曼荼罗。按密教仪轨增益护摩法的“遍法界成黄色方坛”的要求，甬道、前室、中室成长方形，后室及密龛为正方形。入宫的地面铺铜钱成金黄色，主要供养物亦作金黄色，以显示出地宫为黄色方坛。地宫有一道四门，供养佛指舍利四枚，而一道四室通彻全坛，表示体现金刚和胎藏二界的大日如来中道一实。四方四室的四舍利，表证四方四佛，建立两部曼荼罗，后室供奉第一枚佛祖舍利指骨的“影骨”之八重宝函，寓意胎藏界本有平等--理界--前五大--色法--莲花--因--东曼荼罗，故錾刻了胎藏界诸尊造像；放置密龛内的第三枚佛祖“灵骨”之五重宝函，錾刻金刚界修生差别--智界--识大--心法--月轮--果--西曼荼罗，錾刻金刚界根本成身会45尊造像。而供奉于地宫中室的唐中宗李显皇帝为第二枚佛指舍利敬造汉白玉“灵帐”后的捧真身菩萨，则被一些专家认为是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大法、两部曼荼罗之合体，此为中国唐密所特有的两部曼荼罗合成的造像。地宫内部以步步升高的形式来表现佛教所描绘的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又以阏伽瓶来象征四海之水，以描金檀香木金银山来表现三千大千世界；还以鎏金十二环大锡杖来代表佛祖的最高权威。所有这一切，除了表示实现“圣寿万寿，圣杖万叶”的宗教理想外，还溶入了“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政治目的，意欲起到护国佑民的作用，其针对性和现实性是很明确的。

　　有专家认为，印度密教转入中国，演为中国的密宗，其间经历了金刚智和善无畏结坛相互传授的“金胎互授”，到不空和僧人一行每人同时传承二部大法的“二部一具”，再到惠果融合两部大法的“金胎不二”，密宗得到完善和发展，最终实现了中国化的密教，使密宗达到最高阶段。法门寺地宫唐密舍利供养曼荼罗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活跃于晚唐宣、懿、僖三朝的国师、密宗高僧智慧轮大师。他融唐密两部大法之精华于一炉，把“金胎不二”大法再发展到“金胎合曼”大法。所以法门寺地宫曼荼罗，是中国密宗史上的辉煌宝库，代表了中国密宗理论与实践的最高成就。

　　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的全面破译和揭秘，有其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首先，法门寺地宫是正纯密教文化的最高集结，为密教中国化的最高坛场，而且它又是中国高僧大德来完成的，丰富的内容不仅仅在于密宗的本身，还有文学、艺术、哲学等其它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现，使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也变得更加全面和丰富。就密教研究本身来说，也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地宫内部带有大量宗教文化资讯，传递了一种强烈的研究底蕴。过去人们对汉地密宗的实物知之甚少，因之对书本的研究总不能深入，而且还产生过一些非议和偏见，现在法门寺地宫的开启，使失传千年之久的唐密文化打开了神密的大门，不仅展示了法门寺内道场佛舍利供养曼荼罗世界和唐密文化的真实内涵，还填补了晚唐密宗史的空白。它也给学术界的研究带来了契机。因此，法门寺地宫是现代密教研究的新起点。

　　其次，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世界的发现，是法门寺历史文化发掘的重要步骤，其价值和成果等同于1987年的地宫面世。现在我们可以说，法门寺是唐代长安密宗的三大核心寺之一，也是唐密宗派传承的主脉和唐密的最后阶段。由于法门寺供养了当时佛教界至高无上的佛祖真身舍利圣物，唐代的重要官方佛教活动都是在这□开始运行的，据史书记载和地宫法器及供养物上出现的长安城著名高僧大德的名字，说明佛舍利供养的确为唐密供施的最高法事，所以历史赋与了法门寺成为佛教密宗的祖庭，和唐密最高法界的历史地位。

　　第三，法门寺地宫□的法物证实了包括日本僧人在内的长安城唐密高僧，都是“两部一具”的大阿奢黎，他们与法门寺有着很深的联系。有专家认为，法门寺的“金胎合曼”大法是来自于唐代密教大德惠果和一行的教法，而东传日本的东密或台密与法门寺密法有着共同的渊源。由于历史的原因，前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弘法大师空海、传教大师最澄并没有见到“金胎合曼”大法，不过，它的传人和弟子却有机会再次目睹法门寺的光彩。日本的政界要人及东密法师中，不少都曾经来过法门寺参谒佛舍利，目睹唐密的风貌。唐密曼荼罗被破译，还可以考证解释日本东密、台密存疑的一些问题，它揭开了亚洲佛教大乘文化圈(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内扩大宗教与文化交流新的一页。法门寺的佛舍利还送到了泰国供养，受到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徒的热情瞻拜，反响强烈，增进了与南传佛教国家的友谊。

　　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是中国唐密文化的精华。这座文化宝库，是一个历史载体，有着可开发和利用的重要价值。法门寺博物馆为了重新再现它的原貌，于法门寺旁新建复原地宫。本着“今日之精品，明日之文物”的原则，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历史责任心，重新再现唐密曼荼罗奇特的艺术景点，给中国的旅游点再增加一个独特的景观，也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文明跨世纪的再度辉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三章　唐密高僧的文化贡献

　　盛唐时期，密教大兴。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自印度不远万里来中国弘扬正传密宗，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传法经典，法脉精纯，仪轨圆满，迥超以前之杂传密咒，并形成“两部一具、金胎不二”的特色，因兴盛于唐，即而特名唐密，有时也称真言宗。此后，唐密高僧倍出，不但将中国佛教发扬光大，而且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贡献卓著。

　　兹将开元三大士、一行、空海等唐密高僧的文化贡献分述如下：

　　一、开元三大士的译经

　　开元年间，中国佛教显教的传译，历经东汉至两晋的幼稚时代，东晋至隋的发达时代，及初唐的极盛时代，至此可称观止。此后所出经论，卷帙大都有限。开元至贞元的八九十年间，有开元三大士出，广译密典，从而掀起中国译经史上最后一个高潮，中国密教也进入了极盛时代。

　　善无畏入华传译纯密，开始了唐密的创建。据李华《行状》、《碑铭》等记载的译经活动如下：

　　开元五年，于西明寺菩提院奉敕译《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无著缀文笔受。所译经典缮写进内，玄宗深加赞赏，令所带梵夹(佛经)均进奉内宫，因而善无畏带来的密典未得广译。后来与弟子一行在华严寺收藏的沙门无行求取的经中，找到有关“真言宗胎藏部要藉”，作为传持翻译之用。

　　开元十二年(724)，善无畏随玄宗入洛京(洛阳)，先住大福先寺，从无行求取的密典中译《大日经》六卷，十三年又译《供养法》一卷，合为七卷。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崔牧书《序》。《大日经》原为十万偈，善无畏译其精要三千颂。

　　开元十四年译出《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经》三卷。善无畏所译之经详见后附目录。另外，“尚有密法十余种，传(《宋高僧传》)录(开元、贞元释教录)皆未记载，以非密宗行人不及知也。”

　　金刚智三藏从开元十一年从事译经，开元十一年(723)因一行之请，始于资圣寺译经，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一卷，由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

　　开元十八年(730)于大荐福寺译出《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一卷、《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沙门智藏(不空)译语。又于旧《随求》中更续新咒。十九年之后又译出《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一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本》一卷、《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一卷、《不动使者陀罗尼秘法》一卷等。所译经典目录见后文附录。

　　不空与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并称为中国“四大译经家”，在文化史上影响深远。不空前后所译经典，据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统计，共一百一十一部，一百四十卷(目录详附于后)，以下就史料所载略述不空三藏的译经活动。

　　不空早年随师金刚智译经，担任笔受、译语等职。从印度返国后，在长安、河西等地也有译事，但并未组织大规模的译经活动，直至公元755年之后，不空以大兴善寺翻经院为中心，才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译事。

　　唐代，不空的大兴善寺译场又与玄奘的慈恩寺译场、义净的荐福寺译场并称“长安三大译场”。公元755年以后，三藏在此传法、译经近二十年，直至圆寂。此寺因此成为唐密的祖庭之一。

　　不空译经，先从收集、校勘原本梵夹开始。所译大批密典的梵本有两个来源，一是前代大德遗存的梵夹，一是三藏从天竺、师子国取回的梵夹。

　　乾元元年(758)三月十二日，不空三藏上书朝廷：“请搜捡天下梵夹修葺翻译”。

　　上文所提的寺院，为玄奘、义净、善无畏等诸高僧的译场，都还存有不少梵夹，其中有许多还未译出，所以三藏请求搜集修补。另外还请将全国各州县寺舍村坊遗存的梵夹一并“捡阅收访”。此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全国范围的搜寻估计并不彻底，但至少对主要地区的大部分梵夹进行了收访、修补、登记。许多运到大兴善寺译馆保存。这次梵夹的集中在前代很少有，在唐代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对译经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天宝五年(746)，不空从印度带回“陀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大小乘经论二十部，计一千二百卷，”这些经卷没有进行大规模地翻译。乾元元年六月十一日，即请求在全国搜寻梵夹的上书三个月后，三藏又上书朝廷，说以前取回的千余卷梵经运回长安后未能翻译、抄写，请求翻译，得到准许。

　　不空译经时，抽调了不少其他寺院的高僧作助手。广德二年(764)，就从长安及全国各寺抽调了怀感、含光等四十九位大德到大兴善寺，这些高僧皆“道业清高，洞明经戒，众所钦尚，堪为师范。”

　　不空译经的费用直接由国家支付，或由王公大臣及地方官吏捐助，如宝应元年(762)鹿阝坊等州都防御史杜冕曾一次捐助二千五百余贯。

　　如上种种，为译经事业创造了良好基础。

　　在四大译经家中，玄奘共译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为卷数第一。不空则译经一百一十一部，为部数最多者。在三藏住持大兴善寺翻经院时期，也是中国译经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

　　二、一行祖师的科技成就

　　开元五年(717)，玄宗强行征诏一行祖师入京修订历法。当时，观察、计算天文与使用历法都是沿用古代的旧方法，错误百出。开元九年，一行禅师开始草拟《大衍历》，至开元十五年(727)完成，首尾达六年之久。这段时期的工作非常紧张。在历法方面禅师作《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历草》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等，为草拟《大衍历》进行文献准备。另外，还须收集实测资料，制造天文仪器以供使用。

　　为了测定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行规律，须制黄道游仪。仪成，玄宗亲为制铭，置之灵台(天文台)以测星度。据此，禅师证实了恒星较上古有移动，从而认识到恒星的位置并不恒定的事实。现代天文学称恒星位置的为“本动”，西方国家恒星“本动”现象发现于1712年，发现者为英国人哈雷(Halley Edmond)，这比一行禅师的发现晚了约一千年。禅师又据观测画成星图三十六张，深得玄宗赞许。

　　接着，禅师又受诏与梁令瓒等制造浑天铜仪。浑天仪创始于西汉武帝时的落下闳。东汉元初四年(117)，张衡将浑天仪改用漏水转动。汉以后屡有改进，尤其经禅师与梁令瓒的努力才比较完备。铸成，命名为水运浑天俯视图，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这具水运浑天铜仪不仅能显出日月运行的规律，而且可以自动计时，是世界上第一只机械转动的时钟。

　　为了使各个测量点能准确测出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天正午时刻的日影长度和漏刻昼夜分差，禅师发明了一种新的测量仪——“复矩”。测量时，只需将“复矩”直角尺的一边指向北极，另一边与悬拉直角顶点的重锤悬线间的夹角就成为北极地平的高度。“复矩”成为各测量点重要而简便的仪器。据《新唐书·天文志》记载，禅师还作有《复矩图》，可用以确定日蚀的偏全和昼夜的长短。

　　修改历法，须规定各地不同的漏刻制度，确定各地日影长与漏刻日夜分差，以精确计算出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和发生日蚀时能看到的不同蚀相及时刻。于是开元十二年，一行禅师率领一支经过训练的测量队，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天文大地测量：北起北纬五十一度的铁勒回纥部，南达北纬十七度的多邑，以黄河为中心，遍及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襄州(今湖北襄樊)，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和蔚州横野军(今河北蔚县东北)等十三处。重点是中原大地北起卫河东岸的白马(今河南滑县)，南至上蔡，中经浚仪(今开封西北)、扶沟这一横跨黄河南北的漫长地带。这次划世纪的测量，不仅正确计算出了中国各地昼夜不同的准确时间，而且在世界科学史上，第一次较为准确地提供了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比公元814年回教王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要早九十年。据测量结果，还纠正了我国最古的天文算学著作《周髀算经》关于“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错误计算公式。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实地测算，验证了南北各地昼夜长短不同的情况，推行各地不同的漏刻制度，从而为改进历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一行禅师编成《大衍历》。这部新历较为准确地阐明了地球围绕太阳运行速度的规律，提出了正确划分二十四节气的方法，对科学解释天文现象，促进农业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也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

　　值得一提的是，一行禅师从太阳运行的快慢情况出发，按照不等的时间间隔，安排二十四节气，舍弃隋代刘焯所用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改用“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来计算相邻两节气间太阳运行的速度，后世天文和历法工作者沿用一行的内插法公式达五百年，直至元代郭守敬编订“授时历”时，才改用“三次内插公式”。高次内插法也是中国数学所达到的一个高峰。可见一行禅师在数学上的成就，并不逊于他在天文学的享誉。

　　其实，作为传承两部大法的真言宗阿阇黎，科学研究不过是一行禅师的应世方便。禅师从善无畏三藏译《大日经》，担任笔受一职，并根据三藏讲释而作《大日经疏》，引用大量汉译经典，结合中国佛学的思想传统来阐明、发挥本经教理，由此奠定了唐密的理论基础。史载禅师修证高深，神变莫测，多有神异之事传闻。禅师身为一代密教的大阿阇黎，而兼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科学”与“宗教”统于一身，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三、弘法大师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大师法名空海(774－835)，十八岁，入京城大学明经科，学习《毛诗》、《尚书》、《左传》等经史，作《三教指归》三卷。二十岁，于和泉国木真尾山寺从勤操大师剃度出家，法名教海。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五月十二日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团出发，历经艰险，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长安。

　　弘法大师入长安后，敕住西明寺，在此地博览内经外典，研经习字，并遍访诸寺名僧，请益佛法；交游文人逸士，切磋文艺。直至大唐永贞元年(805)五月下旬，始于青龙寺东塔院见到唐密第七代祖师惠果阿阇黎。

　　惠果和尚与大师乍见之下，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华，入灌顶坛。”于是，六月上旬，弘法大师临胎藏界大曼荼罗受五部灌顶，投花著于大日如来。七月上旬，临金刚界大曼荼罗受五部灌顶，再投花著于大日如来。八月上旬受传法阿阇黎位灌顶。三月之中，竟将两部秘奥、坛仪印契，汉梵无差，倾囊而授。惠果和尚又令供奉丹青李真等十余人图绘胎藏界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十幅，召集二十余名经生抄写《金刚顶经》等密典，唤供奉铸博士杨忠信、赵吴为之新造道具十五件，图像写经已毕，于是嘱曰：“……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中国)，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

　　其后中国佛教遭会昌法难之厄，真言密教渐渐式微于中国，兴隆于日本。弘法大师师从惠果和尚不过半载，而和尚竟倾囊相授并殷重嘱托，这是深有寄意的。

　　付法已毕，惠果阿阇黎遂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圆寂，翌年正月葬于孟村龙泉大师塔侧。弘法大师受唐宪宗之命为惠果阿阇黎撰写碑文。其时长安城内外，攻文善书者何可胜计，堂堂三朝国师的碑文，竟让一位仅有半年师徒关系的海外学僧撰文并书字，足见弘法大师修证、人品、文学、书法之高超，亦可见当时中国文化恢宏雍容的气度!

　　唐元和元年(806)四月，弘法大师随遣唐使判官高阶远成等人东归，带着师友的嘱托以及大量内外典藉、诗文、杂书与法物器具，大师于同年八月从明州港(今宁波)启航，满载而归。自此，真言宗开始传入日本。

　　大师递经四朝，皆为国师，为天皇开坛灌顶，为国建坛修法五十一度，并以高野山金刚峰寺与东寺为真言宗根本道场，前后授灌顶者数万人，日本真言宗自此确立。日本承和二年(835)三月二十一日寅时，大师于高野山入灭。日本贞观六年(864)，赠大僧正法印大和尚。延喜二十一年(921)，加谥号弘法大师。大师的肉身，至今仍封闭于高野山奥之院的石洞中。

　　弘法大师所创立的日本真言宗(东密)，不但鼎盛当时，且影响至今。据昭和十二年《朝日年鉴》寺院统计，迄今东密有寺一万二千余，住职七千九百人，宣教所六百余，“信众逾五千万人”，乃至于“大师信仰”(专指信仰弘法大师)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专有名词，而弘法大师在四国岛创立的八十八个遗迹寺(又称四国灵场)，至今仍有巡礼者，著菅笠、草鞋、白色旅装，唱御咏歌(大师所作)，并有曲调哀凄的风物诗流传于世……。

　　弘法大师，这位日本国民家喻户晓、至深敬仰的圣者，对日本文化的贡献可谓横绝千古，无人能匹：作为一代宗教巨匠，大师所创立的真言宗在日本畅行千载，至今不衰；作为一位思想家，《十住心论》是日本佛教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作为一位语言文字学家，大师是第一个通晓梵文的日本人，他曾借鉴汉字草书创立了日本文字的平假名，还编著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汉文辞书；作为一位文学家，大师的著作一直被视为汉诗文中的珍品，至今有大量版本或抄本、注疏传世；作为一位文论家，《文镜秘府论》是研究汉诗文非常重要的史料；作为一位书法家，大师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三书圣”；不仅如此，大师还是一位教育家，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国民公学；一位科学技术的引进者，将唐代先进的采矿、筑路、水利、架桥等生产技术引入日本，并亲自参与兴修水利等实践工程……成果之丰，千载之下仍令人高山仰止!

　　弘法大师，堪称日本平安朝初期思想界、艺术界、生产实践，乃至日常生活的总指导者，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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