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经录之大概(通行)

中国佛教经录之大概(通行)

　　内容提要：佛教传入中国，是伴随着佛经的翻译而展开的。随着翻译佛典的增多，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就出现了一大批的佛经目录（略称“经录”）。这些经录主要记载佛法传入中国的翻译情况，以及译人，在何时何地译出的某一部经典。现在，我们就来梳理中国佛教史上一共出现了多少佛教经录。这些经录的作者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

　　关键词：佛法 目录 经录

　　作 者：中国佛学院法师

　　一、前言

　　佛教，公元前六世纪由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由三个最基本的要素组成：即佛、法、僧三宝。佛、指的是十方世界的一切诸佛，这里专指释迦牟尼佛；法、即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佛教义理，即佛法；僧，指由出家人组成的佛教教团。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佛教徒主要是依据佛陀修行。佛陀在八十岁去世之后，佛教徒主要依靠佛法而进行修习。因此，佛法在佛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见法即见佛”的说法。

　　佛法在初期的时候，是靠师徒口头传承。到了大约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才使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在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卷三中是这样记载的：“五百贤圣先造十万颂邬波第铄论(旧曰优波提舍论，讹也)，释素呾缆藏(旧曰修多罗藏，讹也)；次造十万颂毘柰耶毘婆沙论，释毘奈耶藏(旧曰毘那耶藏，讹也)；后造十万颂阿毘达磨毘婆沙论，释阿毘达磨藏(或曰阿毘昙藏，略也)，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备释三藏，悬诸千古。莫不穷其枝叶，究其浅深。大义重明，微言再显。广宣流布，后进赖焉。迦腻色迦王遂以赤铜为鍱，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窣堵波藏于其中。命药叉神周卫其国，不令异学持此论出，欲求习学，就中受业”。[1]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第四次佛教三藏典籍的结集情况，通过这次的结集，不仅三藏典籍得以完备，而且已经行诸于文字。由于当时印度没有纸张，佛教徒们便把记录的内容用铁笔刻写在一种叫贝多罗的树叶上，然后打上小孔，再用绳索把那一片片的树叶串起来，这就是“贝叶经”。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的中原地区，同时也带来了佛经。在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所引《魏略·西戎传》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史实：“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浮屠”是“佛陀”的早期音译。因此，“浮屠经”也就是佛经的意思。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的时候，佛经就已经传入了中国的汉地。可惜时光流逝，沧海桑田，这部佛经也茫然不知所终了。

　　从东汉开始，西域僧人源源来华，佛典的翻译也渐渐兴盛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东汉时已经译出佛典292部，395卷。[2]三国时译出佛典201部，475卷。[3]待到两晋南北朝的时候，译出的佛典更是成倍的增长，总数至少已经达到三四千卷了。

　　二、两汉南北朝时期的经录

　　我国汉地佛教“经录”的编撰创始于何时？现存最早的“经录”？梁代著名的高僧僧祐大师所撰的《出三藏记集序》中是这样记载的：“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4]同书卷十五《道安法师传》也这样记载：“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5]梁朝的高僧慧皎大师在《高僧传·道安传》中也这样记载：“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6]类似的记载还见于隋释法经撰于开皇十四年（594年）的《众经目录》卷第七《众经总录序》，法经是这样记载的：“比逮东晋之时，经律粗备，但法假人弘，贤明日广，于是道安法师创条诸经目录，铨品译材，的明时代，求遗索缺，备成录体。自尔达今，二百年间，制经录者十有数家。”[7]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汉地佛教“经录”的编撰，创始于东晋时代的高僧道安法师。

　　然而，因为中国的译经史始于东汉，不算汉明帝时代的《四十二章经》，仅自东汉末期的安士高、支娄迦谶众经的译出至道安法师著经录的东晋宁康年间（约148—375年）已有了200多年，此间有没有比“安录”更早的经录的编撰？同时，自“安录”之后至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的问世（约375—515年），其间又有一百多年，这其中是否还有其它经录的编撰？这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而中国佛教的经录史又恰恰留下了不少可供探索这一问题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史料。

　　在这些史料中，首先是《出三藏记集》提供的数据，在僧祐编著的《祐录》诸子目中引述了如下的经录：

　　1.“旧录”： 如《四十二章经》注云：“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8]又如《百六十品经》注云：“旧录云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等等。[9] “旧录”是《出三藏记集》引述最多的经录。

　　2.“安录”：如《安般守意经》注云：“安录云小安般经”等。[10]

　　3.“别录”：如《光明三昧经》注云：“出别录，安录无”等。[11]

　　4.“安公录”：如《般舟三昧经》注云：“安公录云：更出般舟三昧经”等。[12]

　　5.“安公杂录”：如《长者须达经》注云：“安公杂录又有此经，求那毗陀出”。[13]

　　6.“古异录”：如《马有八熊经》注云：“与古异录马八弊恶熊经异本”。[14]

　　7.“古录”：如《梵志阇孙经》注云：“古录云梵志阇孙经”。[15]

　　8.“王宗经目”：如《佛从兜率降中阴经》注云：“出王宗经目”。[16]

　　9.“安公大录”、如《和达经》注云：“安公大录讫于此”等等。[17]

　　以上所举的“安录”、“安公杂录”、“安公录”、“安公大录”等等，不用说明，它们都是指道安法师所撰之经录。但《祐录》注文所引之“旧录”、“别录”、“古录”、“古异录”、“王宗经目”几种则是《道安录》、《祐录》之外，既不知作者，又不知编撰年代，也不详其内容的其它经录。这些经录为《祐录》所引述，它们在当时的存在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些经录现今已经不存在了。

　　继《祐录》之后，罗列经录名称最多，亦提出疑问最多的经录是隋朝翻经学士费长房撰于开皇十七年（597年）的《历代三宝记》（略称《房录》）。在这部目录的卷第十五之末载录了费长房“搜寻并见”的“六家目录”和“检传记有目”，并未尝见的“二十四家录”。其并见的“六家目录”是：

　　《众经别录》二卷，未详作者，似宋时述；[18]

　　《出三藏集记录》，齐建武年（494—498年）律师僧祐撰；[19]

　　《魏世众经录目》，永熙年（532—534年）勅舍人李廓撰；[20]

　　《齐世众经目录》，武平年（577年）沙门统法上撰；[21]

　　《梁世众经目录》，天监十七年（518年）勅沙门宝唱撰；[22]

　　《大隋众经目录》，开皇十四年（594年）勅翻经所法经等二十大德撰。[23]

　　其“未尝见”的“二十四家”经录是：[24]

　　1、《古录》一卷，似是秦时释利防等所赍来经目录；

　　2、《汉时佛经目录》一卷，似是迦叶摩腾创译四十二章经目即撰录；

　　3、《朱士行汉录》一卷，魏时；

　　4、《旧录》一卷，似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经录；

　　5、《释道安录》一卷，秦时；

　　6、《聂道真录》一卷，晋时；

　　7、《释僧叡二秦录》一卷，后秦；

　　8、《朱士行汉录》一卷，魏时；

　　9、《竺道祖众经录》四卷，魏世、吴世、晋世杂录、河西伪录；

　　10、《竺法护录》一卷，晋时；

　　11、《支敏度录》一卷，东晋；

　　12、又《都录》一卷；

　　13、《释王宗录》二卷，前齐世；

　　14、《释弘充录》一卷；

　　15、《释道慧宋齐录》一卷；

　　16、《释道凭录》一卷；

　　17、《释正度录》一卷；

　　18、《王车骑录》一卷；

　　19、《始兴录》一卷；

　　20、《庐山录》一卷；

　　21、《赵录》一卷，似是赵时未见经致疑姓氏；

　　22、《岑号录》一卷；

　　23、《菩提流支录》一卷，后魏；

　　24、《释僧绍华林佛殿录》四卷，梁天监十四年勅沙门释僧绍撰；

　　25、《灵裕法师译经录》一卷；

　　26、《众经都录》八卷，似是总合诸家，未详作者。

　　以上依据原文照录，“未尝见”之24家，今计26家，一是《朱士行汉录》重出，另一录估计是《支敏度录》与《都录》为一家，以上两类经录合计30家。当代学者谭世宝先生进一步据《历代三宝记》“代录”部分所注引的经录加起来计算，《历代三宝记》所引列目录总计是“39家42录”，[25]这些经录的名称始见《房录》。唐朝初年道宣撰《内典录》“代录”中亦见著录，如卷二竺法护《众经目录》；卷三《魏世录目》等四录及支敏度的《经论都录》、僧叡的《二秦众经录》；卷四《王宗录》、《华林殿众经目录》等，并在卷十“总经目录”中作了综录。而《开元录》又以一卷的篇幅将包括《开元录》在内的之前一切经录42家再一次详录其中。这些经录中存世者自不必说，那些失传者则一再被古代的佛教史家所认可，其真实性也就不必再讨论了。

　　三、隋朝时期的经录

　　隋朝（580—618年）的前两位皇帝，[26]他们对佛教的信仰是非常的虔诚。据《隋书》的记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听令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27]又有记载云，文帝“在位，写佛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故经四百部”。[28]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隋朝的时候由于皇室的大力推崇，并官写一切经，所以佛教得到了更多的发展。也由于官写一切经，就产生了由皇帝下令，僧人奉旨专门为书写一切经而编撰的佛经目录。

　　首先是开皇十四年（594年）“五月十日，太常卿牛弘奉敕须撰《众经目录》”，[29]即命大兴善寺翻经沙门法经等二十大德撰修。全录收经有2257部，5310卷。凡为七卷：别录六卷，总录一卷。于七月十四日进呈。关于这部经录的体例，法经在卷七的表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道安法师创条诸经目录，铨品译材，的明时代，求遗索缺，备成录体。自尔达今，二百年间，制经录者，十有数家，或以数求，或用名取，或凭时代，或寄译人，各纪一隅，务存所见。独有杨州律师僧祐，撰三藏记录，颇近可观，然犹小大雷同，三藏杂糅，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自外诸录，胡可胜言，僧众既未获尽见三国经本，校验异同，今唯且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摽纲纪，位为九录，区别品类。有四十二分九初六录三十六分，略示经律三藏大小之殊，粗显传译是非真伪之别。后之三录，集传记注。前三分者，并是西域圣贤所撰，以非三藏正经，故为别录。后之三分，并是此方名德所修，虽不类西域所制，莫非毘赞正经，发明宗教，光辉前绪，开进后学，故兼载焉。[30]

　　对于这部经录，近代学者姚名达先生对其的评价是“经《录》之善，可以用‘整洁’二字褒之”。[31]对于这个评价，可谓是评价得当。当然，此录还是有不足之处，姚名达先生用了四点来说明：“仅着译人时代，而未详记年月日，一也；仅据诸录抄目，却又没其出处，二也；未见原书，不分存佚，三也；同类排列，不依时代先后，不汇一人所出于一处，却又别无排列秩序之定理，四也”。[32]但是，《法经录》第一次提出了大小乘、经律论这样较为“整洁”的分类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经录。

　　其次是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道宣律师的《高僧传》卷二是这样记载的：“时有翻经学士成都费长房，本预细衣，周朝从废，因俗传通，妙精玄理。开皇之译，即预搜扬，勅召入京，从例修缉。以列代经录，散落难收；佛法肇兴，年载芜没；乃撰《三宝录》一十五卷。始于周庄之初，上编甲子，下舒年号。并诸代所翻经部，卷目轴别。”[33]费长房在其自序中也这样说：

　　《古》《旧》二录，条目残亡，士行、道安，创维其缺。尔来间有祖述不同，各纪一方，互存所见，三隅致隔，故多失疑。又齐、周、陈并皆翻译，弗刊录目，靡所遵承。兼值毁焚，绝无依据……十余年来，询访旧老，搜讨方获，虽粗缉缀，犹虑未周。广究博寻，求敬俟来俊。今之所撰集，略准三书，以为指南，显兹三宝……擿彼翠零，成斯纪翮……昔结集之首，并指在某国城。今宣译之功，理须各宗时代，故此录体率举号称为汉、魏、吴及大隋录也。失译疑伪，依旧注之人，以年为先，经随大而次，有重列者，犹约世分，总其华戎黑白道俗，合有一百九十七人，都所出经、律、戒、论、传，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位而分之，为十五轴，一卷总目，两卷入藏，三卷帝年，九卷代录。代录编鉴经翻译之少多，帝年张知佛在世之遐迩，入藏别识教小大之浅深。[34]

　　这部经录创作之后，就受到历代目录学家的重视，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历代三宝记》卷一至卷三以3卷的篇幅编制了一个“帝年”表，从周庄王（前695—前682年）起一直记述止隋大业十三年（618年），以历代帝王年号为序，记载了自佛陀诞生直到佛教在中国汉地传播中所有与译经有关的重大事件。卷四至卷十二为“代录”，即以朝代为单元记载历代译经的情况和译人的事迹。卷十三和卷十四为“入藏录”，卷十三为“大乘录入藏目”，收录经律论有译、失译典籍551部1586卷；卷十四为“小乘录入藏目”，收录经律论有译、失译典籍525部1712卷。“入藏录”首见《房录》，所以它更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录目。卷十五为“总目”，内容包括“上开皇三宝录表”、“总目序”、“帝年表目”、“代录目”、“入藏录目”及“搜寻并见”的6家经录目和24家“传记有目并未尝见”的经录的名称，这也是《房录》首见的内容。

　　《房录》尽管有着许多的创新，但其内容过于伪滥。比如他抄录了许多不见记载的经论典籍于译家名下，从而使译家名下的译经数目成倍地增加，如《祐录》记安士高的译经为34部40卷，而《房录》则增至176部197卷等等。正因为如此，自唐代以来，历来目录学家就对此录多有批评，如唐道宣法师在《大唐内典录》卷十的《历代所出众经录目》跋语中云：“房录后出，该赡前闻，然三宝共部，伪真淆乱，”[35] “瓦玉杂糅，真伪难分”，[36] “得在繁富，失在核通”。[37]智昇法师《开元录》卷十亦云：“入藏录中，事实杂谬，其阙本疑伪皆编入藏，窃为不可”。[38]

　　近代以来，著名学者梁启超、姚名达、吕澄等都对《房录》的谬误多有指责，而指责最为严厉的莫过于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和当代学者谭世宝。小野玄妙认为：“房录是‘无有比其更极尽杜撰之欺人目录’”。[39]谭世宝认为《房录》不仅伪造了大量的经，还伪造了众多的经录。但是，它首先创造的“代录”、“入藏录”等体例则为之后的经录编撰者们所继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房录》第一次在经录中列“入藏录”，这是对《法经录》大小乘、经律论分类的进一步发展，是汉文佛教大藏经目录的第一个原型，其意义不可低估。

　　第三为彦琮的隋仁寿年《众经目录》，《大正藏》中记载为五卷本。这部经录总录众经2109部5058卷，别为6分。从其内容分析，这是一部为书写众经准备的目录，从经录史意义上说，它没有独到的创新之处。据《续高僧传》记载，彦琮还编撰了一部《昆仑经录》，其云：“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有勅送馆付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以次渐翻，乃撰为五卷。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七也”。[40]这是一部昆仑文（南海诸国的一种文字）佛经目录，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之作，可惜已经失传了。

　　第四为《隋书·经籍志》记载的智果之《众经目录》，此经录收录典籍1950部6198卷。此录亦有明确的大小乘及经、律、论、记之分类，但创新的意义不大。[41]

　　四、唐朝的经录

　　唐朝（618—907年），历22主，是统治中国最长时间的一个封建王朝，在唐朝的时候，国力是最强大的，四海归一，万众同心。佛教在这个时候也得到了强力的发展，诸宗并立，佛教由印度而真正中国化。玄奘、义净西游求法，盛译佛经；道宣、智昇等又精撰佛录，大藏云兴。

　　第一、玄琬之《众经目录》。《内典录》卷七有《众经目录》五卷，云：“唐贞观初，普光寺玄琬撰”。[42]但是，在同一本中卷十又不著录，仅凭此一孤证，还是不能说明有此一录。智昇录对此是这样记载的：“唐旧录未见其本，似取隋五卷《众经录》，编新经入，余者大同”。[43] 今天我们先列出来，以便以后查找。

　　第二、静泰的《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静泰的序云：“龙朔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勅令于敬爱道场写一切经典，又奉麟德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勅取履味沙门十人，惠概、明玉、神察、道英、昙邃等，并选翘楚，尤闲文义，参覆量挍，首末三年”。[44]此录编撰于麟德年间（664—665年），是一部为大敬爱寺书写“一切经典”而编撰的目录。此录与仁寿年彦琮所撰经录体例相同，只是增加了唐初玄奘法师所译典籍，故收经总数达2219部6994卷。[45]此录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入藏众经的经名下注有“纸”数，这是经录史上的新内容，它表明入藏典籍的书写已开始走向规范。

　　第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此录是唐代高僧道宣律师“上集群目，取讯僧传等文，勘阅详定，更参祐、房等录”，[46]于龙朔四年（麟德元年，664年）撰成的一部经录，共10卷，收录经籍总数为2232部7200卷。[47]此录是在《祐录》、《房录》的基础上编撰的，其创新的内容是第一次出现了“帙”的标注，在“入藏录”中不仅在总目中标有纸数，还注明“帙”数。“帙”的概念的提出是《内典录》为汉文佛教大藏经目录的最终形成所作出的贡献。

　　第四、靖迈之《古今译经图纪》。此录是靖迈于大慈恩寺翻经院壁“图画古今传译缁素，首自迦叶摩腾，终于大唐三藏”[48]的文字题解。其以译人为主体，先叙译经本事，汇列其经目于次，则与《祐录》、《房录》之先列经目而后叙本事者略殊。

　　第五、明佺之《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此录是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敕东都佛授记寺沙门明佺等撰定，收录大小乘经律论并贤圣集传，合3618部8641卷。[49]这部录错误的地方很多，基本上把《房录》的错误全部都吸收进来了。智昇法师对此录论之曰：“当刊定此录，法匠如林，德重名高，未能亲览，但指撝未学，令缉撰成之，中间乖失，几将太半。此乃委不得人，过在于能使也。且如第十二卷阙本经数总四百七十八部，六百七十七卷，前十一卷中以合有，讫今通计此数，总成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者，此不然也。妄增部卷，推实即无。诸余交杂，难可备记”。[50]宋赞宁《高僧传》亦对此做了批评：“盖此录支经别品，杂沓不伦，致为昇公之所黜矣。”[51]

　　第六、智昇之《开元释教录》。此录成书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姚名达先生对这部录的评价为“至高无上之智昇《开元释教录》”。[52]宋赞宁《高僧传》称之曰：“释智昇，义理悬通，二乘俱学，然于《毘尼》尤善其宗，此外文性愈高，博达今古。……乃于开元十八年岁次庚午，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最为精要，何耶？诸师于同本异出，旧目新名，多惑其文，真伪相乱，或一经为两本，或支品作别翻。一一裁量，少无过者。如其旧录江泌女子诵出经，黜而不留，可谓藻鉴，杜塞妖伪之源。有兹独断，后之圆照贞元录也。文体意宗相岠不知几百数里哉，麟德中，道宣出《内典录》十卷，靖迈出《图纪》四卷，升各续一卷。经法之谱，无出昇之右矣。”[53]

　　这部录的内容在他的自序中就说得很清楚了：全录分“总别，总录括聚群经，别录分其乘藏。二录各成十卷，就别更有七门。”[54]总录分二：第一部分是与《房录》大体相同的“代录”；第二部分是“总括群经录”。别录的前八卷分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补缺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等七个方面对译经详作考证。最后两卷为“入藏录”，“总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成四百八十帙”。[55]

　　《开元录》“有译有本录”提出了汉文佛教大藏经迄今最为完善的分类法；规定了汉文佛教大藏经所录经典先后排列的位次；又为书写后的经本的包装和排架作出了规定。进而，在“入藏录”中又为每种经本的抄写规定了纸数，从而使经文的抄写有了固定的格式，使整部藏经有了定式。这一切就为真正意义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的编刊创造了一切前提条件。[56]

　　在现今的《大正藏》中还收了智昇的三种别录，为《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此录是有译有本录之简明目录，书名卷数，译撰人名，及帙数，纸数，皆一一具列，惟删去考证之语，并且用了《千字文》编次字号。关于“千字文”编号的问题，虽然这部录记载的是智昇所撰的，但是方广锠通过严密的考证，认为《略出》并不是智昇所撰的，是后人附会智昇所撰的，此一录应编于晚唐会昌废佛之后，附有千字文帙号的大藏经写本在五代时才有流传。[57]

　　还有两部为《续大唐内典录》一卷和《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

　　第七、圆照二录。唐德宗贞元年间（785年—805年），圆照法师撰写的二录：第一录为《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简称《续开元释教录》、《续开元录》。上卷翻经，中卷疏记集，下卷入藏录。此录是西明寺沙门圆照在德宗贞元十一年（795）撰，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收录的是自《开元录》之后至贞元十年（794）为止的六十五年之间的经论典籍，“四朝应制所翻经论、及念诵法，并修疏记，碑表录集等，总三百四十三卷，并目录三百四十五卷。一百九十三卷经论及念诵法；六十四卷经论疏义；八十六卷贞元新集古今制令碑表记（并目八十九卷）”。[58]

　　贞元十五年（799）十月二十三，圆照奉敕改《开元释教录》为《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简称《贞元录》。此录所载，上始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下至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凡七百三十四年之间的佛教译述，（内从开元十八年庚午至今庚辰加七十一岁也），“中间传译缁素总一百八十七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贤圣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四百四十七部（内新加一百三十九部矣合），七千三百九十九卷，其见行，阙本并该前数（内新加三百四十二卷）”。[59]此录大体保存智昇法师原文，惟加入开元十八年以后七十一年新译入藏诸经，且析二十卷为三十卷。

　　五、唐以后的经录

　　《大唐保大乙巳岁续贞元释教录》，简称《续贞元录》，一卷，南唐保大三年（945年），西都右街报恩禅院恒安集。其主体，乃是圆照《贞元录》的入藏录在智昇《开元录》的入藏录的基础上新添的那些译经和经目，及《贞元录》“遗漏未载”者“总共一百四十部，计四百一十三卷（内续新经目一卷），合四十三帙”。[60]

　　北宋时代兴起了新的一轮译经热潮，因此，又有二部记载这一时期译经的经录问世。一为赵安仁、杨亿撰的《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二卷，简称《祥符录》、《法宝录》。此为佛教经录的断代录，元代庆吉祥等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中说：“自唐贞元五年乙巳，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凡一百九十三年，中间并无译人。其年壬午始起译场，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凡二十九年，中间传译三藏六人，所出三藏教文二百单一部，三百八十四卷”。[61]也就是说，《祥符录》主要收载的是自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重开译场以来，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为止的二十九年间，新翻译的佛教经典。《祥符录》卷三记载：“大乘经，一百四十部二百九十卷；大乘律，一部一卷；大乘论，一十一部一十九卷；小乘经，四十四部六十九卷；小乘律，五部五卷；小乘论，见阙；西方圣贤集传，二十一部二十九卷”。[62]

　　二为吕夷简、宋绶辑撰的《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简称《景祐法宝录》、《景祐录》。此录是《祥符录》的续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说：“自宋真宗祥符四年辛亥，至仁宗景祐四年丁丑，凡二十七年，中间传译三藏与《祥符录》同，所出三藏教文一十九部一百四十八卷。”[63]这二部经录现已残缺不全，保存在《赵城金藏》之中。

　　但在北宋至明这段漫长的年代，还有几部经录及与经录有关的提要著作都与《开元录》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是在《开元录》的影响下著作传世的，比如：北宋惟白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它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的阅藏提要著作，而王古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则是《开元录》“入藏录”的阅藏提要，并增补了《贞元录》、《祥符录》所载诸经论著述的提要等。元朝的时候有庆吉祥等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明朝的时候有蕅益智旭的《阅藏知津》四十四卷。总的来说，这些虽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无外乎是对《开元录》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以上所述的几家经录，大致上都是对智昇法师《开元录》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其体例和格局都未发生更大的变化。虽然他们在各自的经录中有了自己的创新，但其根本的还是沿用《开元录》所制定的大乘五大部及五大部外诸经；小乘四大部及四大部外诸经，以及释经论、宗经论等的体例。

　　六、结语

　　在中国佛教近一千多年的传译过程中，佛典的翻译是很庞大的。如果没有这些高僧大德们的经录著述，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些经典，还有可能把一些伪经、疑经当成是真正的经典来奉持。今天，我们应该感激过去的祖师大德，正是他们的经录著述，让我们了解了过去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情。

　　中华民族是个有着强烈历史感的民族。自古以来，宫廷就设有史官，以记国家大事。对于文书典籍的收藏、著录、整理，从来就十分重视。同样，面对着源源译出的佛经，历代就有不少僧俗人等埋头苦干，从事搜集、整理、鉴别、分类、著录等工作。他们编纂的佛经目录，即“经录”，是我们现在研究佛教典籍，研究佛典翻译史，乃至研究佛教史、佛教思想史的宝贵资料。其中有不少的数据，甚至可以补正史的阙漏。近代的梁启超先生在论《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中称：“其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别，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一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着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性质之中，或以书只涵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至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吾侪试一读僧佑、法经、费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撝比更有进，可断言也。”[64]

　　（责任校对：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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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正藏》第51册，第887页上。

　　[2] 《大正藏》第55册，第477页下。

　　[3] 《大正藏》第55册，第486页中、487页中。

　　[4] 《大正藏》第55册，第1页中。

　　[5] 《大正藏》第55册，第108页上。

　　[6] 《大正藏》第50册，第352页上。

　　[7] 《大正藏》第55册，第148页下。

　　[8] 《大正藏》第55册，第5页下。

　　[9] 《大正藏》第55册，第5页下。

　　[10] 《大正藏》第55册，第5页下。

　　[11] 《大正藏》第55册，第6页中。

　　[12] 《大正藏》第55册，第8页上。

　　[13] 《大正藏》第55册，第15页上。

　　[14] 《大正藏》第55册，第17页中。

　　[15] 《大正藏》第55册，第18页上。

　　[16] 《大正藏》第55册，第32页上。

　　[17] 《大正藏》第55册，第18页中。

　　[18] 《大正藏》第55册，第125页中。

　　[19]《大正藏》第49册，第125页下。

　　[20]《大正藏》第49册，第126页上。

　　[21]《大正藏》第49册，第126页上。

　　[22]《大正藏》第49册，第126页中。

　　[23]《大正藏》第49册，第126页下。

　　[24]《大正藏》第49册，第127页中、下。

　　[25] 谭世宝著：《汉唐佛史探真》第1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26] 隋文帝杨坚（580—604年）和隋炀帝杨广（604-618年）。

　　[27]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

　　[28] 《释氏稽古略》卷二，《大正藏》第49册，第810页中。

　　[29] 《大正藏》第55册，第148页下。

　　[30] 《大正藏》第55册，第148页下-149页上。

　　[31]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第199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

　　[32]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第200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

　　[33] 《大正藏》第49册，第436页中。

　　[34] 《大正藏》第49册，第120页下。

　　[35] 《大正藏》第55册，第338页上。

　　[36] 《大正藏》第50册，第436页中。

　　[37] 《大正藏》第55册，第279页下。

　　[38] 《大正藏》第55册，第576页中。

　　[39] 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第100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40] 《大正藏》第50册，第437页下。

　　[41] 智果所著经录见于《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所载：“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书已佚。

　　[42] 《大正藏》第55册，第302页中。

　　[43] 《大正藏》第55册，第574页上。

　　[44] 《大正藏》第55册，第180页下。

　　[45] 《大正藏》第55册，第181页中。

　　[46] 《大正藏》第55册，第338页上。

　　[47] 《大正藏》第55册，第219页下。

　　[48] 《大正藏》第55册，第367页下。

　　[49] 《大正藏》第55册，第373页上。

　　[50] 《大正藏》第55册，第579页上。

　　[51] 《大正藏》第50册，第719页中。

　　[52]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第21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

　　[53] 《大正藏》第50册，第733页下。

　　[54] 《大正藏》第55册，第477页上。

　　[55] 《大正藏》第55册，第81页下。

　　[56] 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60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

　　[57] 方广锠著：《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第403-4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58] 《大正藏》第55册，第748页中。

　　[59] 《大正藏》第55册，第771页中。

　　[60] 《大正藏》第55册，第1048页下。

　　[61] 《法宝总目录》第2册，第180页下-181页上。

　　[62] 《宋藏遗珍》第6册，第3795页下-3796页上。

　　[63] 《法宝总目录》第2册，第181页上。

　　[64] 梁启超著：《佛学研究十八篇》第29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