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与文化整合(文忠祥)

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与文化整合(文忠祥)

　　《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

　　从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来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通常是以宗教为媒介的，宗教的传播往往是文化交流的形式。探讨文化交流选择宗教也成为一种较为合适的途径，本文探讨藏传佛教对民和土族文化的整合，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土族文化形成，而且有助于指导制订土族文化发展的宏观方略，也是对土族文化研究的丰富和补充。

　　一、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的传播

　　“对于文化整合过程的任何清晰的理解都必须从一个有关传播的事实的了解出发。”因为文化整合大多发生在某种文化传播之后，产生于它们经过协调、彼此互相适应的时候。达磨灭佛后的十世纪初期，藏传佛教的余烬开始在青海海东地区复燃到“后弘期”时藏传佛教产生了许多教派，元朝时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15世纪，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一些弟子首先在今民和地区建立了早期的格鲁派寺院。明万历年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两次来青海活动，更使格鲁派突破民族界限迅速广泛地传播到民和土族地区。这种情况下，民和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在165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顺治皇帝，被尊为藏传佛教领袖后，格鲁派跃居藏传佛教的统治地位。随着格鲁派势力大增，寺院数量剧增，达到了历史顶峰。喀地喀寺、宏化寺、灵藏寺是明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民和土族地区所建三大寺。喀地喀寺是明永乐年间由宗喀巴大师弟子绛喇嘛曲吉加布所建，鼎盛时期传有大小殿堂13座，寺僧数百人。历史上，三世达赖喇嘛亲临此寺巡礼，喀地喀寺因藏有宗喀巴大师自画像而蜚声藏区，有“不拜喀地喀，何来三大寺”的说法。宏化寺初由释迦也失第二次去京时途经今转导地区授记建寺，并加持地基，由其弟子释迦崔臣建一小寺。明宣德十年十月(1435年)，释迦也失在京去世，后将其遗体运回，修建灵塔供奉并发展成后来的宏化寺。灵藏寺是明永乐年间释迦也失去京途经该地，为传播格鲁派教法建成。另外有梧石沟寺(崖尔寺)、才旦寺、朱家寺、文家寺等近30座寺院，构成了民和土族地区密度相当大的藏传佛教传播网。寺院作为宗教传播基地和物质实体，见证宗教传播和信仰程度。进入近代后，青海藏传佛教继续受到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支持，民和土族地区的藏传佛教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延续至今。民和县的藏传佛教寺院主要分布在土族聚居的官亭、中川、峡口、前河、甘沟等乡。多数被拆毁的寺院于1980年后陆续修复，目前各寺规模、僧数不等，粗略估计有僧侣一百多人，其中有部分活佛。

　　藏传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区广泛传播并深深扎根，究其原因：第一，当时藏传佛教正处于上升时期，加上元、明、清等的极力尊崇和挟持，在民和土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第二，吐谷浑及遗裔与吐蕃(藏族)的关系，吐蕃崛起后，对当时的吐谷浑进行了长达百年的统治，吐蕃灭亡后，大量吐蕃部落在青海东部广为扩散，互相杂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交往方式为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提供了被认可的社会文化基础；第三，与当时土族地区社会需要有关。土族社会中原先的萨满教、苯教已变得不足以表达和表现宗教需要，亟需新的表达形式，而藏传佛教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个要求；第四，民和土族地区正处于藏传佛教东向传播路径上。民和境内两条唐蕃古道均经土族地区，尤其是大河家渡黄河到民和三川官亭镇至古鄯一线，自1099年西夏李乾顺毁断炳灵寺黄河桥后，成为必经之地，藏传佛教沿此线向东传播时，兴建了灵藏寺、宏化寺等。最后，与民和土族喇嘛、土族来源有关。民和土族喇嘛从西藏、塔尔寺等学经回乡后传播弘扬藏传佛教。塔尔寺第三世杨嘉活佛曾拜从西藏学成归来的三川朱家格甘(高师)洛桑丹曲为师学习语法等。第三世杨嘉活佛对他的母寺——三川文家寺的发展给予极大帮助。另外，部分土族喇嘛常年来往于民和和藏区之间，起到了传播藏传佛教的作用，有“三川的喇嘛，陕西的客娃”的说法。据说三川喇家村、鲍家村的土族，原来是由黄南同仁迁来的藏民，他们的迁入同时也带来了藏传佛教。

　　二、藏传佛教对民和土族文化的整合

　　所谓文化整合，即指不同文化相互影响、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藏传佛教传入民和土族地区之前，土族先民已经崇信萨满教、苯教，也有一些佛教成分。吐谷浑人在辽东时已信仰萨满教。西迁青藏高原后于公元514年，伏连筹征得梁朝同意在益州(今成都地区)修建了一座九层佛塔。史载吐谷浑“国中有佛法”。他们信奉西藏原始苯教主要是祈福禳灾、驱役鬼神。在藏传佛教传播到民和土族地区并扎根以后，民和土族原有文化与藏传佛教的文化整合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不断进行，对民和土族的宗教信仰、民间活动、节庆活动、饮食、语言乃至建筑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民和土族普遍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过去土族群众普遍有送子为僧的习俗，家中一般除留老大继承家业外其余儿子均出家为僧。他们不仅在当地诸寺院中为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到塔尔寺、西藏、内蒙古为僧，塔尔寺中三川喇嘛曾称“三川巴”而盛极一时，塔尔寺艺术珍品酥油花制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民和土族喇嘛。民和土族喇嘛中有影响的有第一世、第三世杨嘉活佛、朱海山喇嘛等。目前，出家为僧者较少，僧众人数较多的文家寺、朱家寺、梧石沟寺只有十到二、三十不等的喇嘛。

　　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载体、传播者，也是民和土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主要体现者。丧葬活动中，喇嘛是亡魂的超度者，一般一去世马上请喇嘛念经三天，后每七天念一次，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每周年请喇嘛诵经一次。民和土族老人有念活经的习俗，其中喇嘛诵经为主要内容之一，届时依经济能力邀请尽可能多的喇嘛，而且以能请到如杨嘉活佛、库家夏让等名僧为最大幸福。另外，在喜庆吉日或常日亦请喇嘛念经祈求平安，有时念经禳灾。

　　民和土族地区的老年信徒，于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六在三川文家寺统一由寺院组织做“牛牛”(类似于闭斋修炼)。其间，吃住均在寺院，规定每天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专心默诵经文。同时寺中喇嘛也念经作法事。

　　民和土族中有立“嘛呢达却”的传统。其目的为驱除一切灾难病魔，保佑家中人畜平安。立“嘛呢达却”时，买回原料后由有“经法”的喇嘛用经板拓印后，一边诵经“禳元”，再到家中做好立起。还有“崩巴”是民和土族每家必有的，主要是保佑家宅平安、镇避地方邪气的，常有喇嘛或阴阳师念经埋在院中。在土族居住地区还经常见到“崩康”。

　　民和土族老年人均喜念嘛呢经。以每个自然村为单位活动，每月初一、十五到庙中念嘛呢经。老年人一般每人有手摇嘛呢经筒、念珠。遇有特殊事情在家中举行嘛呢会。平时老年人在家中独自念经，时间多在清晨和晚间。

　　这些信仰都明显地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而在民和土族民间活动中仍有藏传佛教的一些表现。民和土族人家遇上疾病时，除请阴阳先生、法拉测算吉凶、驱灾祛病外，亦请邻近藏区的“苯伯子”举行禳灾仪式，请喇嘛诵经祈求平安。在村庙组织的以保护村庄和祝愿村民平安、村寨安泰、祈神保佑平安的祭“俄博”、“崩康”活动，天旱不雨时的求雨祭祀活动，抵御暴雨冰雹的插牌，祈求风调雨顺的青苗会等一系列民间活动中，都须有本村喇嘛参与念经祈福。

　　藏传佛教表现在民和土族节庆文化上，不少节日直接与藏传佛教有关。三川地区寺院都举行法会，举行法会时间也成为土族人民的一种节目。诸如文家寺正月初六的“喇嘛纳顿”、朱家寺正月初五的喇嘛纳顿等，届时善男信女除到寺院烧香磕头、祈求平安外，参与一些娱乐活动，或走亲戚，或经商。每年春节正月初一凌晨，第一件事是到寺庙烧香磕头，祈求一年平安。有些节日请喇嘛在家诵经求福。民和土族语言中表现出明显的藏传佛教文化气息。土族语言中很多词汇直接来源于藏传佛教用语，尤其是宗教活动用语几乎照搬藏语，诸如“莫兰”、“尕哇”、“文则”、“果尼尔”等名称。还有一点突出表现在人名上，像喇嘛，一旦出家为僧，就由师父或活佛授予新的经名，而原有俗名废弃。所取经名完全按藏传佛教方式进行。有一些土族群众也取藏族名字，一部分是小时候经常害病，经喇嘛诵经禳灾改换藏语名以求平安。

　　在民和土族神话传说，民间曲艺中藏传佛教也得到表现。《素布乌拉》把天然生成的状似佛像、佛塔、佛经的自然景观视为藏传佛教“三宝”再出。《混沌周末歌：》中有关于释迦牟尼的描述。在婚礼中的“老媒斯果”(骂媒)中经常出现“是宝贝佛爷(指宗喀巴大师)留下来的”这样的词句。

　　藏传佛教对民和土族饮食、建筑上也有一定影响。土族群众虽在农业区，至今仍喜食酥油炒面，爱喝酥油茶、奶茶，请喇嘛到家中诵经时的食品多符合喇嘛饮食习俗。建筑方面，寺院建筑风格基本沿袭藏传佛教寺院风格，内部结构、陈设也如此；土族喇嘛的房屋外观与当地房屋无别，但在内部结构、器具明显地受到藏传佛教的熏染。土族群众家中供放佛龛，早晚煨桑烧香点灯。在土族“纳顿会”帐房上，绘绣藏传佛教吉祥图案鹿、法轮等。

　　三、结束语

　　文化整合并不是各种文化机械组合，而是互相吸收、融化而产生的一种新文化。藏传佛教与土族原有文化整合后，萨满教、苯教内容与藏传佛教相互适应、相互吸收，最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含有萨满教、苯教及后来加入的道教、藏传佛教成分的文化体系。其中，萨满教、苯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各种信仰并行不悖，民和土族对喇嘛、阴阳先生、法拉、法师、苯伯子等几乎是同样欢迎，相互兼容在土族社会中，保留着各自相应的社会位置，有些活动中可同时见到喇嘛、阴阳、法拉等宗教人员在各自履行各自的职能。正如庞朴所说：“文化作为有机体，不仅表现于它自己内部各因素之间是谐和的、整合的；而且要求外来因素融进这个有机体，从属于自己的主导观念，或者说，它正是依据自己主导观念去选择外来文化因素，吸收某一些，排斥另一些，改造其他一些，以期维系自己的生存。但就在这种接触和选择中，正如它常由自身内部演进而经历的那样，一个文化，便或快或慢地变化了，发展了，当外来文化在发展程度上高于本地文化时，这种变化和发展将来得明显而激烈；但尽管这样，外来文化的因素也并非像瓶中的鲜花那样，生硬地插在本地文化本体上，而必须是经过了本地文化的整合，融为一体，方能显其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