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在传统台基上的外来文化(莫畏)

负载在传统台基上的外来文化(莫畏)

　　第四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据梁思成先生查证，“须弥”二字，最早见于佛经，本是山名，亦作“迷修楼”，其实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古代注音，须弥山也称大雪山，在古印度称之为圣山，传说它是世界的中心。把须弥山做为佛的基座，意即佛坐在圣山上，以显示佛的伟大和对佛的崇敬。

　　须弥座随着佛教的传入，作为佛座进入中国，后来才被推广到建筑基座之上，从材质到样式都完全中国化了。

　　虽然如此，须弥座依旧是中国古代建筑构件中最能体现外来文化影响的部分，对古代中国建筑而言，须弥座从轮廓到雕饰，都是外来样式。古代中国人不仅接受了它，而且把它视为比原来我国固有的台基形式还要高级的一种台基形式，毫不避忘祖之嫌疑，实在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把须弥座和它所依附的佛教在中土的传入过程进行对比，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在传入之初就被曲解，或称中国化了，据史载我国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汉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他宫中既尊黄老，又礼佛。牟子《理惑论》中说：“道者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把佛教认作是九十六种道术之一，并说“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散身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稳能彰、踏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佛也。”佛教本来在一度是从反对神教中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却把释迦牟尼描绘成一个道家的神仙。佛教提倡“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断然否定那种绝对妙乐的精神实体存在，而袁宏在《后汉纪》中说：“佛者……又从人死精神不灭，随后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报应，故行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不已，以至无为而佛也。”“神不灭”成了佛教的根本义，与原义大相径庭。至魏晋，谈有说无的玄学大行其道，当时的佛徒名僧也好谈虚玄，有人认为，魏晋时代之佛学，突出表现在“六家七宗”学说，玄佛合流，与玄学区别不大。

　　最初进入中国的当然是佛教的教义，随后，健陀罗的佛教雕刻艺术也随着骆驼商队从西域滚滚而来。北魏的云冈、龙门石窟中出现了大量的须弥座，有仰俯，壶门柱子等，形制已基本完备。虽然这时须弥座还仅仅用于佛教自身的物体的基座，如佛座，塔座等，并没有发扬到佛教以外的范围中去，但其形制已与后代殿堂中应用的须弥座基本一致了。

　　虽然佛教在传入之初极力攀附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不惜篡改和违背教义，但还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抑制和排斥，冲突的极至，如著名的“三武灭佛”。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毁佛，“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辩夷夏、灭胡神。第二次是北周武帝灭佛，儒、道、佛三教辩论且著书对骂，最后佛、道一并废除。第三次发生于唐会昌五年，对佛教打击最大，史称“会昌法难”。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就在“三武灭佛”的同时，就在这宣称要把佛教“荡除”于中原的时代，尤其是发生对佛教打击最大的“会昌法难”的唐代，须弥座，这个原为佛座的形式不仅未受牵连排斥，被“荡除”，“去其踪迹”，反而推而广之，发扬光大，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建筑之中，而且倍受尊重与荣宠，就敦煌壁画所见，只有建筑群中轴线上的主要殿堂的基座才可使用。

　　中国佛教思想的成熟期也在于隋唐时代，这时期佛教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彼此对立的流派，如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净土宗等等，赖永海先生在《佛道诗禅》一书中认为：“唐宋之后，佛教的中国化进一步衍化为中国化佛教，而唐宋之后的中国化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进一步交融汇合，导致了冶三教于一炉的宋明理学的诞生，至此，中国佛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印度的佛教从西汉传入依附于道教开始，历经磨难，最终为中国文化所吸收，从出现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至宋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完全为其融化——儒家凭借自己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在王道政治及宗法方面的优势，终于把佛、道二教纳入自己的思维体系与思维模式之中，建立了一个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

　　同样是在宋代，须弥座在《营造法式》一书中，以完备的程式化做法确立了其最终地位——成为一种比中土原有台基形式更为也是最为高级的台基形式，完全改观了中国传统建筑立面“三段式”中“下分”的形象。

　　也许，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宗教。一个中国人可以为升官、发财、生子、求平安等诸多现实的愿望，既礼佛，也信道士，拜关公，甚至同时供养一些诸如狐仙、黄仙之类，怀着强烈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对于须弥座的选择，积于同样的道理分析，大约与取其繁复与华丽有关，而非宗教性的接受。但是，没有了“爱屋及乌”，须弥座与佛教在中国所受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仍旧令人深思。

　　候幼彬先生在“中国建筑的‘硬’传统和‘软’传统”一文中认为，建筑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硬件”和“软件”。“硬件”是“建筑传统的物态化存在，是凝结在建筑载体上，通过建筑载体显示出来的建筑传统的具体形式和形式特征”，“软件”是“建筑传统的非物态的存在，是飘离在建筑载体之外，隐藏在建筑传统形式背后的文化心理内涵，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情趣、建筑观念、建筑思想、创作方法、设计手法等等”。

　　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也可以分为两上层面，表层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态部分，是“硬件”，深层是宗教的教义、理论等精神文化部分，是“软件”，人们最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是外来文化的有层结构，即“硬件”，而对深层结构，“软件”部分则不易理解和接受，中印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至宋代已显端倪。

　　虽然作为“软件”的佛教和作为“硬件”的须弥座在文化的冲突与抉择中表现如此不同，但它们最终都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