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访谈：中国脊梁的精神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 迅

一提起学英语，许多人都会如我一样发出一声叹息。近年来，各种时尚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惟独学英语却是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由此可见，这英语是不学不行、学好不易！在我们周围，许多人都经历过学英语断而又续的艰难历程。一些人英语学了十数年，单词背了几万个，可一旦开口说话，却只能瞪着双眼张着嘴往外一个一个蹦单词。

也许是缘于不堪英语学习之苦，当看到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用英语在美国洛杉矶水晶大教堂抑扬顿挫发表演讲时，当看到他在美国亚特兰大“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开幕式上用英语声情并茂致辞时，羡慕之情油然而生。加之听说小文局长学英语的历史并不如我辈悠久绵长，则更是钦佩有加。于是，就有了这次“局长如何学英语”的访谈。没想到，我们为李而去，却捧桃归。原本以为是一次按部就班的采访，不期然间却有了许多意外的收获。

记者：叶局长，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网站中看到您在亚特兰大用英语演讲，我英文学得不好，所以不敢对您的英语水平妄加评论，但我们看到在场的美国人反响颇为热烈，该笑的时候笑，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说明他们都听懂了。我们这些人也都号称学过英语，但提到英语实在作难。听说您是最近两年才开始学英语，请问有什么独门秘方吗？

叶：嗨，什么独门秘方。我那叫临时抱佛脚，实在是不学不行了。

记者：可否告诉我们您是在哪里“抱的佛脚”？

叶：哈，我们那地方可值得一说，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通常说的“北外”。当时是江泽民和李岚清同志共同发起的倡议，请北外办一个“部长英语班”，专门给我们这些年纪一大把、普通话都说得不标准的人“恶补”英语，学习时间三个月。我就是在那个班上学的ABC。

记者：哦，原来岚清同志不仅热心让人学习欣赏音乐，同时还热心让大家学外语呢！

叶：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事，挺有趣，正好与外语、与音乐同时还与宗教这三方面都有关系。前两天，就是6月24日，北外为庆祝65周年校庆，专门把“部长英语班”的同学邀请到学校搞联欢。因为岚清同志是这个班的首倡者之一嘛，所以他们极力邀请岚清同志出席。那晚岚清同志应邀来了，大家看到他都很高兴，齐声欢呼要他“来一个”。岚清同志十分爽朗，当即为大家演唱了一曲《鉴真东渡》。

记者：《鉴真东渡》？

叶：对，所以说与音乐有关啊。那是岚清同志自己谱曲的一首歌，词来自郭沫若先生为赞颂鉴真所写的一首诗。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歌词吗？

叶：郭老的原诗是：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赤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后来岚清同志把诗的第一句略加变动，改成“鉴真目盲航东海”。

记者：他为什么专为这首诗谱曲呢？

叶：这就与宗教有关了。几年前，岚清同志在扬州视察工作，参观了大明寺的鉴真纪念堂，很受感动。鉴真纪念堂是为纪念唐朝律学高僧鉴真而建。鉴真是当时极有名望的佛教领袖，他应日本僧人邀请，东渡日本传法，于奈良东大寺设坛传戒，又创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初祖。鉴真是友好使者，他六次东渡，历时十年，虽双目失明而矢志不渝。在日十年，他不仅辛勤传法，而且把唐代绘画、书法、雕塑、医药、工艺、印刷、建筑等先进文化带至日本，推动了日本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被日本人民誉为医药始祖、文化恩人。

在人类历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是那些具有终身奉献精神的人。法显、玄奘大师策杖西征，远涉流沙，为的是舍身求法。鉴真大师劈波斩浪，六次东渡，为的是舍身送法。如果说求法是一种获取，一种拥有，送法则是一种给予，一种奉献。求法不易，送法更难。求法、送法的同时，又“求”来“送”去不同国度的文化精粹。这一求一送、一西一东，生动地体现了佛教高僧们奉献天下的博大胸怀。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鉴真无疑就是这样的“中国脊梁。”

站在这样的伟人面前，我想，岚清同志当时心情也一定是起伏难平的。我记得他当时曾明确告诉我，可以建一所鉴真学院，让鉴真的精神薪火相传。同时，还可以让鉴真学院加大外语师资力量。参禅悟道可以默默无语直指人心，但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却最好是能懂外语、讲外语。

今年5月2日，岚清同志又到了大明寺，他十分关心鉴真学院建设进展情况，详细听取了学院筹建情况汇报。第二天，岚清同志到镇江后，很快就把《鉴真东渡》的曲子谱出来了，当时他还特别篆印一方，上刻“鉴真东渡”四个字。由此可见，一定是对鉴真蕴积已久的崇敬之情促使他谱写了这首曲子。

记者：好听吗？我们没有听过，很难想像。

叶：旋律很深沉。岚清同志唱的时候很动情，我们都被深深打动了。岚清同志曾说过，音乐的魅力在于使生活更有情趣，使思想更有创意，工作更有效率，领导更有艺术，人生更加丰厚。从他的歌声里，我们确实能体会到他对音乐的独特而深刻的领悟。

记者：我想，听他演唱，我们听的不是一位歌唱家的演唱功力，而是一个政治家的高远情怀。

叶：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记者：那后来你们表演节目了吗？您自己有没有表演？

叶：联欢会嘛，肯定大家都要出节目的。轮到我的时候，岚清同志说小文可以来个大提琴独奏。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早年曾在业余管弦乐队当过大提琴手。但当时我没带大提琴，学校一时也找不到大提琴，于是我就站起来说了一段话，大家听完后全笑了。
记者：您说了什么？

叶：我说的大意是：有一次临睡前我捧着岚清同志写的《音乐?艺术?人生》翻看，正好看到这样一段故事：岚清同志分管教育的时候，对高校青年教师住筒子楼的情况很是忧心。但他深知以中国的国情，要让筒子楼短时间内消失不具备可能性，于是下决心要改造筒子楼。1996年春节前夕，他到清华、北大慰问教师，提出由国家出资，请两校立即着手试点把筒子楼改造成单元房的设想。当时正好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院长也在场，他未能马上理解改造的用意，认为这种楼不值得改造，应该另建新房。岚清同志一面向他说明选择改造的理由，一面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们如果连筒子楼都不会改造，我建议考虑降低你们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等级。岚清同志的“激将法”果然奏效，很快，两校就把原来的筒子楼改造成了每户都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单元房，而且岚清同志视察的那栋楼住户还由原来的45户增至51户。
看完这个故事后我想了许多。也许就像人们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当晚我就做了这样一个梦，我梦见岚清同志对北外的校长说，把那些年纪大的、普通话都说不准的部长们改造成能讲英语的人。北外校长当时就犯难了，他说这怎么可能呢，难于登天啊！岚清同志对他说：你们学校是一类重点大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降为三类大学吧。校长于是赶紧派出强大的师资阵容来改造这些部长，改造的效果怎么样我不好说，但就像我这样从部长班里才开始学ABC的人，经过三个月的强化培训后，竟然也敢用英语在美国做演讲了，讲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到我们国宗局的网上看看再打分。我的真实想法是，他们要都上网看，就算给我打的分不高，我们网站的点击率不还增加了吗？

记者：怪不得大家要笑了。不过话说回来，我是上网看过的。记得在水晶大教堂的那次，好像那位主持人说您是第一位用英语在那里演讲的中国部长，对吗？

叶：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打算用英语讲，主要是几个情况正好凑在一起了。我去演讲的那天是2005年11月20日，国际著名布道家、水晶大教堂创始人、现任主席舒乐（Robert Schuller）博士把这一天定为“中国日”，我应邀去参加在水晶大教堂举行的“中国日”礼拜，按计划安排，我在那里要做8分钟演讲，除去翻译的时间，其实是4分钟左右。

如果你们留心的话，你们会发现，当天，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总统布什刚去过缸瓦市教堂，媒体报道，布什在做完礼拜后特意宣称“中国政府不必惧怕基督教徒的活动”。如此一来，国际媒体都在密切关注，几个小时之后，我这位中国的宗教局长对此会如何回应。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要想有理有节地回应布什，要想改变美国人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国就是迫害宗教”的思维定势，要想消解他们认为在中国“有神与无神在信仰上的差异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对立”的偏见，4分钟时间实在太少太少了，10个4分钟也不够！但我总希望能尽可能多地做些努力，这样才让我产生了用英语演讲的想法。

记者：毕竟只学了很短时间的英语，您当时紧张吗？

叶：多多少少有一些，因为水晶大教堂不仅是一座著名教堂，最特别的是它每个星期天的礼拜活动都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向全世界186个国家播放，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为了不紧张，我一上场就着意调节了一下气氛。我说：“作为中国的一个部长，这是我第一次用英语给这么多美国朋友作演讲，为此，我在飞机上抓紧每一分钟练习英文。希望你们从这个‘中国日’开始也学习中文，或许有一天到北京访问时，你们也能用中文给我们作演讲。”大家一听全都乐了，气氛相对轻松了许多，我也就放松了。

记者：大家那时候肯定都很关心您会怎么评价布什缸瓦市教堂之行，您是怎么说的？

叶：我没有正面回应，只说：“此刻，布什总统刚访问过北京的一座小教堂。我比他幸运，因为我有机会访问美国的一座大教堂。”底下一片笑声，我接着摆出事实：“今天的中国，众多的基督教信徒，与信仰其他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信徒一起，在法律的保护下享受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二十多年来，中国基督教协会已印刷了4000万册圣经，明年春天，就在这里，在这座水晶大教堂，将举办‘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 针对美国一些反华势力反复鼓噪中国“宗教迫害”，叫嚣“遏制中国”，我在演讲中借刚刚公布的2008北京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讲道：“同一个世界——不同文明互相尊重，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和平的世界，同一个梦想——以对话求理解、以共识求团结、以包容求和谐的美好的梦想。”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了，您讲到这里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我想这里面就有很大一部分语言的功劳。你想，现场几千名美国基督教徒听到一位来自中国政府的官员，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发表演讲，与他们直接沟通和交流，效果肯定比翻译或同声传译要好很多，因为我们的笑声是同步的，我们的眼神是能看懂的。这样一来，他们对我讲话中所发出的积极信息肯定更容易产生共鸣。

记者：笑声同步，眼神共通，这很重要。我看到您在亚特兰大致辞时，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表情就很丰富，他的情绪一直在随着您的演讲而变化。

叶：是啊，那天的气氛也很好。卡特先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位十分可敬的老人，我非常敬重他。那天，他首先致辞，他很友好，但对宗教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致辞中有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国的教会要向政府登记，我个人不同意要求一些人或团体因为敬拜上帝的信仰问题去登记。这个问题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教会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于这些话，我是应该有所回应的。在我讲话的时候，我说：“亚特兰大，对于中国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27年前带领中美建交的两位老人，邓小平和卡特，其中一位现在还站在我们中间。”卡特会心地冲我点头微笑；当我说到“我们应该尊重事实，摒弃偏见”时，卡特的眼睛瞪得溜圆的；当我说到“今天，和卡特先生一起站在这里的我们，是否也有一个梦”时，他立马坐直了，可能是担心我会说什么激烈的话，而当听到我说“愿圣经展成为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一个新见证”时，他的笑容一下子就绽开了，真是个可敬又可爱的老头啊！记者：我们看到，那天大家的情绪很热烈。后来听说，一些基督教网站全文转载了您的讲话，一些过去对我成见颇深的媒体也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采访。
叶：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总说，沟通很重要，缺少沟通就容易产生偏见，而偏见比无知更远离真理，偏见比万水千山更能阻挡我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想更好地沟通，语言很重要。说起来，我们学习外语的目的其实是很实用也很功利的。

记者：学习语言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只是学起来实在太难了，尤其对你们这些重任在身、工作繁忙且富有春秋的人来说，就更难了。您感觉呢？

叶：不是嘛。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当时在北外上课，老师为了给我们这些讲地方普通话的人纠正发音，想尽了办法。我的口音是很重的，有一次，老师让我念She这个单词，我怎么也念不准，老师为了集中我的注意力，就竖着无名指不停地说“She She She”，由于盯手指头时间久了，她的眼珠子都对到一起去了，我也盯着她的指头不停地“叙 叙 叙”，也许是因为用劲太大，我的眼珠子也对一块了，而老师的发音也变成“叙 叙 叙”了。后来这在我们全班都成了笑谈。

离开学校后，我也坚持继续学。像我们这样的年纪，身体也得加强锻炼啊，于是我就想，能不能一边锻炼一边背单词？我还真试过，我在游泳池里边游边背，一上来就全忘了；我在跑步机上边跑边背，一下跑步机，单词也都跑了。难啊！

记者：您有没有这样想过：我工作这么忙，年纪也不小了，何必这么自找苦吃？算了，不学了，反正有翻译啊。

叶：这就涉及我们为什么要学外语的根本了。我前面说我们学外语有一定功利性，但又不全是这样。我经常会想这个问题：岚清同志为什么会倡导让我们这些年近花甲的人学英语？他为什么又会提出让僧人学外语？这可不是一念之间的事啊。

很多人都知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毛泽东学英语就坚持了很多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1954年，毛泽东年过花甲，他重新开始学习英语。以他当时的年龄，记忆力衰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而浓重的湖南乡音又常影响发音的纯正。但他像个谦逊的小学生，让他的秘书林克充任他的老师，外文教科书则更是须臾不离左右。

1976年1月1日，戴维?艾森豪威尔夫妇拜见毛泽东时，毛泽东竟然用美国口音朗读他们带来的尼克松总统的信。试问，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为一国领袖，什么样的翻译找不着？他为什么要坚持学外语？
再说远一点。乾隆，封建帝王。乾隆三十年，六世班禅决定东行觐见皇帝。乾隆准奏班禅前来觐见后，用了近一年时间学藏语、习藏礼！当然，乾隆很重视西藏，重视与班禅的会面，他说过“以佛教安蒙藏”，但我想他花一年时间学藏语，绝不会仅仅只为“安蒙藏”，更深的应该是他身为君王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责任，还有一种政治家的心胸与气度。

古代帝王将相尚能如此，作为国家宗教局局长，面对国外那么多对宗教的误解，面对那些积存已久的偏见，面对那些急需解答的疑惑，我怎敢趋乐避苦自求平安？我又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学习？
记者：我很欣赏王蒙的一句话。他说，多学一种语言，不仅是多打开一扇窗子，多一种获取知识的桥梁，而且是多一个世界，多一个头脑，多一重生命。

叶：有道理。所以我认为，岚清同志让我们学英语，让和尚学英语，是希望我们能与世界更好地交流，更好地弘扬中华悠久的文明传统，更有力地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树立当今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开明、开放形象；他是在倡导一种精神，一种如鉴真般虽知其苦、不惧其苦，目盲不辍、痴心不改、舍身为法的精神。现在，我深信，这种精神必会薪火相传，如鲁迅先生所说“埋头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脊梁会越来越多。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中间，也会涌现出不仅能做一、两件好事，而且具有终身奉献精神的人；涌现出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为祖国统一大业，为民族伟大复兴建功立业的人；涌现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人类和平安宁而演奏出超越时空乐章的人。当他们离尘而去，就像今天我们纪念鉴真一样，后人在他们的陵墓前，也会满怀无尽的思念，流下崇高的眼泪。

采访结束了，为求“局长学英语独门秘方”而去的我们，满载“中国脊梁的精神”而归。当这份意外收获沉甸甸地摆在面前时，我们无法做到无思无想无动于衷。

是作上文，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