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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与道教、佛教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余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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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
  5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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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东巴教是纳西族独特的宗教,信仰者多为百姓。而上层人士,多信仰佛教、道教。明代木氏土司就是鲜明的例证。本文列举木氏土司的著作及地方史志中的大量史料,论证了木氏土司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并探究其历史原因;从宗教信仰这一角度,阐述了木氏土司大胆吸收中原文化和藏文化,使得纳西族文化得到拓宽与发展的历史功绩。
  关键词 明代纳西族|土司|宗教信仰|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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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西族在唐宋时就已开始信仰东巴教,直至今日影响尚存。一般百姓人家在年节、祭祖、婚丧等重大仪式上都要请东巴念经祈福。“东巴”为“有智慧的人”之意,他们是古代纳西族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懂文字,又能传承教义,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吸收了纳西族语言,历史、地理、音乐、天文、历法、伦理、医药、农业等多方面的知识,写下了一千五百多种东巴经典。这些用象形文字写成的经书是纳西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现今学者们研究纳西文化的宝贵资料。因此提及纳西族文化人们往往以东巴文化概而称之。对纳西文化了解不深的人,常误以为东巴教是纳西族唯一的宗教信仰。实际上,纳西族信仰的并不是单一的东巴教,而是多元的。有明一代纳西族统治者木氏家族与下层百姓的宗教信仰就明显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信奉佛教、道教,并借助当时云南丽江较强的经济实力,建造了大量的道教和佛教寺观,一部分建筑至今尚存,有些还是现今的游览之地。
  云南丽江木氏土司以木为姓的正式统治是从明初开始的。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傅有德、蓝玉、沐英等带大军征云南,明军进兵攻克大理后,当时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的头领阿甲阿得“率众首先归附”,朝廷“钦赐木姓”,统治丽江的当地头领才一改父子联名制,有了内地的姓“木”。木氏土司进京朝觐,朝廷敕令“任本府(丽江)世袭土官知府职事,中顺大夫。”①此后,木氏家族便蒸蒸日上,经木初、木土、木森、木嵚、木泰、木定、木公、木高、木东、木旺、木青、木增、木懿,与明共始终,传承十四代,历时近三百年。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人口弱少的纳西族一直生活在藏、彝、白、汉等大民族的夹缝中。北有青藏高原的吐蕃南下骚扰,南有汉族、白族的强大势力。处在这兵家必争的河谷地带,为适应环境,木氏土司一方面将自己的核心力量退至丽江坝(古通安州),北有石门、雄古之险,南有邱塘、九河等关隘,易守难攻,中有良田万顷,足以耕牧自给。另一方面,从历史的教训中,木氏土司深深懂得,只有依靠中原王朝,有强大的靠山,本民族才有生存之地,发展之机。这十四代土司执政时,不断地带兵抗击吐蕃的南下骚扰,成为明王朝在云南的“西北藩篱”。木氏土司以保土安民为已任,维护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定,顺应了明初要求统一的历史潮流,给纳西族创造了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促进了纳西族丽江地区经济的发展。明代,是丽江地区经济大开发,大发展的时期。经过云南西北部几百年的巩固和发展,增强了纳西族与中原的凝聚力。
  在政治方面,木氏家族背倚明王朝,对吐蕃的骚扰和异族的叛乱毫不含糊坚决抗击;而在文化建树方面,却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尤为如此。从遗留下来的史籍中看,纳西族统治者木氏土司受本民族东巴教的影响并不深,把而悉心接受内地佛教、道教,且世代弘扬佛法于滇西北一带,对从青藏高原传来的藏传佛教也不拒之境外。有趣的是,历史上,内地佛教和道教在云南北传到丽江为止,藏传佛教从北往南传播亦到丽江为止。在这多元文化的交汇地,明代丽江地区形成了别有意味的宗教文化。
  一
  明代,是纳西族用汉文进行写作的作家文学兴起的时代,纳西族木氏家族则是这个时期最为活跃的分子。木氏家族中木泰、木高、木青、木增等都有著作传世,被一些中原文人称为“文墨比中州”。他们每逢重大事件,感情波动时,都挥毫即兴作诗,一首首富有感情色彩的诗和历史记录相映证,一段鲜活的历史得以重现。如今,我们从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时期所建的建筑和遗存诗文中能窥见当时各种宗教对其影响。
  “海上闻有长生药,人间因构迎仙楼。王母驾鸾迥可降,吕翁骑鹤遥能游。缥渺日边玉盖拥,翩跹云外天衣浮。有时携我出尘去,羽翰一举乘苍虬。”②这是木氏家族中第八代传人木公的诗句,诗中反映的是迎仙延年祈寿的道家思想。此诗作者木公(1494-1553),字恕卿,号雪山,三十三岁时袭父职,后半生忙于四处带兵征战。他在丽江著名的玉龙雪山脚下玉湖边建造“迎仙楼”,在紧张的戎马生涯之余,常到“迎仙楼”上观风景,吟诗作画。只有对道教传说中的人物极为了解和具有良好的汉文化功底,才能信手拈来,把道教传说中王母娘娘驾鸾飞仙和吕洞宾骑鹤远游的情形描写得如此传神入化。面对灵秀的湖光山色,木公常常有餐霞凌云之意,想象中自己已飘飘欲仙,能乘虬出尘与王母娘娘、吕洞宾等仙人相会了。
  “餐霞饮洁学仙流,岂念人间万户侯。出入烟尘随所欲,翱翔海岛任于游。笑擎云液千年酒,宴赴蟠桃七月秋”,③这是木公的另一首学仙诗,诗中描绘了作者不恋人间的功名富贵,愿深居“迎仙楼”,过无拘无束的日子。木公心中虽有此意,却一直过的是积极向上入世的生活。而他的一位叔叔笃信道教,干脆出家作起了隐士。木公另一首诗《舍叔石松隐居玉龙山题道斋》中有诗句曰:“道斋延术客,雪涧引仙桥。”即可想见此叔的生活情形。
  木氏土司家族中有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他几乎把后半生投入到了宗教事业中去,此人叫木增。木增(1587-1646)“生而秀异,如琼林玉树,迥出风尘,世间浓艳华美一无所羡。”④他九岁时匆匆继父职,长大后,是位文武双全的将才。木增生活在摇摇欲堕的明末,他带兵在明王朝鞭长莫及的云南西北边疆多次平定叛乱和击退吐蕃的南侵。后半生,木增沉醉在“志欲乘黄鹤,身伴白云闲”的超凡脱俗思想中,三十六岁即退隐住进玉龙雪山的芝山别墅。
  在清幽淡雅的自然环境中,木增时而观风景,时而博览群书,时而定坐思禅。在他隐居时,他悉心钻研,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云 淡墨》,本书既有天文、地理、生物等知识的汇集,亦有作者对儒、释、道三教嘉言的摘录。如儒家的“仁则荣,不仁则辱”,“孝敬忠信为吉德”,“爱民者必有天报”等等;释家的“为善升天,为恶人渊”,“心中念善,福乐自随”,“存心佛法,当蒙佛祉”等等;道家的“学道由丹心,奉师如至亲”,“恬愉退静独善守己”,“无所诱慕,精神内固”等等。从摘记中足见木增已熟知儒、释、道的一些基本典籍,了解其要义。在博览群书时,木增“独爱玄同契老庄”,信奉神仙,对道家清静无为、服食摄生一套理论身体力行,壮年辞官,隐居芝山,自号“滇西华马水月道人”,一次,他看到一幅吕仙翁的卷轴画,有感并用诗形象地描写了出来:“黄服蓝巾光雅淡,仙风道骨自飘飘。风箭口吹鸣人籁,龙剑随身蹑海潮。”⑤这位边疆少数民族头领好似对中原而来的仙家道士一见如故。
  据乾隆《丽江府志》载:木氏土司先后建过真武祠(在解脱林下崖脚院中),迎仙楼(在白沙里)、大定阁(在白沙)、金刚殿(在白沙里),太极庵(在芝山巅)、大觉宫(在束河里)、元(玄)天阁(在大觉宫后)等等道教宫观。
  总体而言,木氏土司对道教有一定的感情,信而不笃,其家族中崇信道教的人数并不太多,并未世世代代承续相传。
  二
  在众多的宗教中,木氏土司家族最为崇信,对其影响范围最大的是内地传过来的佛教,史载:木氏土司“崇信佛教,所有营建寺庙极华丽,有藏经楼藏经,全部经文皆楷书所缮……”⑥木氏土司不仅拜佛念经,且大兴土木,四处捐资建寺,以弘扬佛家文化而自许。
  丽江木氏土司的佛教活动似乎与西南著名的佛教圣地——鸡足山结下了不解之缘。鸡足山,位于与丽江毗邻的大理宾川县,距离丽江二百公里,因山色秀丽,佛事兴盛而闻名。丽江木氏土司因慕名该山的佛家精神,数代人多次捐资出钱在山上建了四个寺院。
  鸡足山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悉檀寺,是土司木增在位时出钱所建。公元1617年,木增向朝廷提出请求,希望在鸡足山上建寺庙为其母祝寿,获得明朝皇帝批准后,便花银万两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寺院和华首门。天启四年(1624年),天启皇帝御赐木家“大乘经”676函,并赐名该寺为“祝国悉檀寺”。辛未年(1631年)木增之子木懿又捐资重加修饰。悉檀寺“宏丽精整,遂为一山之冠”。⑦据说当时悉檀寺内多铜制器皿,有八封香炉、八卦大钟、大花瓶、铜油缸、打铜大锅等,这些精美的铜器是丽江生产后,木氏家族派人千里迢迢运到这里的。
  此外,万历年间,木增在鸡足山上捐建“华严阁”。崇祯二年(1629年),捐建一纳轩,“一纳轩,在九重崖,背倚高岭,面临西山,地宇宏敞,重阁相向”。⑦因木增为鸡足山出力颇多,“山中修建功德惟公(木增)为最焉。”⑨为此,鸡足山上专修木增祠,供奉木增像,寺内专藏木氏土司的家谱《木氏宦谱》。木增本人也亲自多次到鸡足山朝拜过,以呈心中对佛的至诚敬意,并住在自己捐建的悉檀寺中。木增的一诗《初至悉檀寺卿云现》一诗云:“怀香礼鸡足,天鉴实孔昭。我愧缺百行,谁云动九霄。日华开五彩,云网结千条。万目欣瞻睹,移时尚未消。”⑩描写的是作者在悉檀寺中五彩祥云突现的欣喜之情。
  崇祯戊寅(1638年),丽江土知府木靖在鸡足山上捐建了“尊胜塔院”。此后,“塔院秋月”成为鸡足山上著名的八景之一。史载“尊胜塔院,在文笔山,塔高六丈六尺,饰以垩粉,莹白如玉,秋月当空,皎洁互映;加以院宇宏敞,廊庑清雅,山空夜静,恍如濯魄冰壶矣。”(11)塔是人们供奉佛祖灵物或佛教宝物的建筑。高高的白塔耸立在鸡足山上,上似乎可通“天”,下则联接了木氏家族对佛的虔诚。
  为了进一步弘扬佛家精神,远扬鸡足山的美名,亦是木增提出要编一本象样的鸡足山志。公元1639年,适值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来到丽江,“丽江土知府木生白(木增)聘修鸡足山志。”(12)徐霞客受木增的重托,从滇西旅行返回后,重登鸡足山,住在悉檀寺内潜心研究数月,写成了《鸡足山志》稿四卷,可惜今仅存纲目,未见原书风貌。书稿虽未保存下来,可木增的做法是有较高见识的。据说木增的佛事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云南,他曾派人到国内四大名山(浙江普陀,安徽黄山,四川峨嵋,山西五台)建刹,浙江宁波等地也置有木氏土司的家产。
  云南丽江木氏土司统治时,丽江地区较为安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木氏土司也得以大兴土木,在当地营建了一些华丽的佛教建筑,如解脱林,大宝积宫、皈依堂等。
  “解脱林”是木增36岁时隐居丽江芝山的住所,明熹宗朱由校赐名“福国寺”,是一组较为完整的佛教建筑。“解脱林倚白沙坞之山”,“乃丽江之首刹”,“寺门庑阶级皆极整,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饰庄严,壁宇清洁,皆他处所无。正殿之后,层台高拱,上建法云阁、八角层甍,极其宏丽,内置万历时所赐藏经焉。”(13)这组建筑早已被毁,现今保存下来的是其中的一部分法云阁,又称为五凤楼,是丽江古建筑精品。“五风楼”楼基方正,造型气派,雄伟,下有柱三十二根,楼阁飞檐高挑八只角,上下三叠,错开共二十四个角,檐角飞起,交错辉映,象五支在空中展翅欲飞的凤凰,因此而得名。“五凤楼”已从原址白沙移到丽江黑龙潭,供游人参观,它那庄严玲珑,错落有致的造型是明代丽江地区建筑水平的明证,亦是木氏土司崇信佛教,不惜巨资建寺的产物。
  木氏土司家族发达后,子孙数代人在其祖先居住之地丽江岩脚村东二里许营建了一组佛教建筑。这组建筑由大宝积宫、琉璃殿、大定阁等组成,建筑总体较为矮小,但不失庄严、华美之气魄,且殿内多饰有华丽的宗教壁画。给整组建筑增添了浓郁的宗教色彩,至今琉璃殿尚存壁画二十一幅,大宝积宫存十二幅。画面人物形象生动逼真、色彩对比强烈,兼收汉、藏、纳西等多民族的绘画风格。壁画上有题字、依稀可辨,分别为:
  中顺大夫土官木初造 奉佛长孙应袭木懿敬礼
  太中大夫资治少尹知府木嵚造 奉佛长孙应袭木靖敬造
  奉佛世袭土官知府应袭木旺造 为孙男木地敬造
  可见,此壁画是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历代承袭或应袭土官所主持建造,成画时间自明洪武、至明末建造的。如果没有对佛教虔诚的信仰,木氏土司是不会花如此多的精力,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在其祖宗发迹的地方,营造如此宏丽的宫殿和壁画。奇特的是,壁画画面人物中有释迦牟尼,有道家神仙,也有藏传佛教的二宝法王,四宝法王等神像,融合路诸神共一画面的做法是与明代木氏土司兼收并蓄的宗教观是相符合的。
  三
  云南丽江地靠西藏,位于金沙江河谷地带,自古就是西藏进入云南,云南进入西藏的交通孔道,是被学者们称之为滇藏印“茶马古道”必经之路。这条古道南起云南普洱、经大理、丽江、维西、德钦、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亚东至尼泊尔转达印度,是联系西南各族人民及国际交往的重要纽带。木氏土司统治丽江时,与吐蕃时战时和,民间的文化传播并不因战争而中断,商旅所经,文化交流亦随之而来。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逐渐在丽江传播,木氏家族亦宽容地接受,但是藏传佛教在明一代始终未能压过内地佛教,在木氏土司中占据主导地位,来往方式也仅限于木氏土司与藏传佛教徒上层之间的会晤。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西藏藏传佛教噶玛巴举派活佛弥觉多杰应丽江木氏第七任土司木定之请,到丽江与之会晤。《藏文典籍》一书中有记载:“噶玛巴第八世弥觉多杰……受木天王之请前往羌地(纳西族居往之处),火鼠年抵丽江,木天王乘轿,其叔父及弟乘大象,并携大象一头备骑,率骑士多人,手持伞盖及宝幢迎接,延请入宫,极其崇敬。木天王应允在十三年中不向藏区派兵,并每年派僧差五百名,建寺庙百座。”
  丽江地区自唐以后即与叶蕃频繁接触,明代木氏土司统治时期其势力膨胀,土地范围包括中甸、维西、德钦、巴塘、里塘一带藏族居往的地区。对这地区人民信仰的藏传佛教,木氏土司是支持的,他们家族多次出资修建藏传佛教寺院。明万历八年(1580年),知府木东捐巨资修建理塘寺,并邀请达赖三世索南嘉措(1543~1588)举行开光仪式。因木氏家族的威望及热心扶助藏传佛教,在四川巴塘一带就称丽江木氏土司为“木天王”。
  又据《徐霞客游记》记载,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头领“二法王”(二宝法师)曾于明万历十三年(1610年)来到丽江,转道到鸡足山朝拜,受到了纳西族头领的热烈欢迎。在他归途中,他收了六个丽江人为徒弟。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虽与藏传佛教领袖人物频繁往来,却一直没有在丽江建过专门的藏传佛教寺院,直到康熙年间,藏传佛教才在丽江盛行,以至后来丽江著名的五大寺,也多是藏传佛教的寺院了。
  明代木氏土司在藏传佛教发展方面的创举是花巨资与西藏的红帽六世共同完成藏文大藏经丽江版《甘珠尔》的主持编纂及刊印工作。木增刊刻这部藏传佛教经典是为了“仰祝皇帝万岁,太平千秋,物阜民安,河清海宴,无 不悦,无远不来。次期祖爵绵永,家国利亨,卜世卜年,同玉岳之悠久,世子世孙,等金江之继续。五方宁谧,百姓康和。”(14)此后,木增的美名同《甘珠尔》一样广泛在藏区流传。至今,拉萨大昭寺内还存有木增奉送给寺院的《甘珠尔》108卷。木增与红帽六世噶玛曲吉旺秋活佛弘法兴教,并编《甘珠尔》,在纳西族与藏族文化的交流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使丽江地区在宗教建筑的风格中,乃至作法的道场中都融合了各教派的内容。究其历史,木氏土司采取来者不拒,兼容并包,而又主动倾向于佛教、道教的态度是与他们政治上的出发点相一致的。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背倚明王朝,悉心接受汉文化,以学习汉文化为荣。《明史?土司传》中称:“云南诸土官中,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在宗教上,木氏土司亦从政治大局着眼,在祈求保佑国家昌盛,皇帝长寿,“五方宁谧,百姓康和”(15)之类的旗号下,达到与中原王朝的进一步联系。再者,佛教、道教经过长期的传播充实,已有一整套完整的学说体系,它的理论学说与纳西族民间崇拜的东巴教相比,更加神秘,更能让人信服。那神仙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梦幻般的日子,那淡泊而自得其乐的道家养生之术,让木氏土司不自觉地到另一世界成仙,木公的诗《书迎仙楼》描写的就是与仙人而居的幻境“百尺元龙凭玉狱,仙人与我好楼居。霓旌袅袅迎鸾驭,翠保垂垂引鹿车。霞衬羽衣骞碧落,风随天乐下瑶虚,山图园客时为侣,黄鹤玄猿日共娱。”(16)木氏土司更希望玉皇大帝、释迦牟尼保佑木氏统治传世如金沙江之久远。其三,丽江境内及周围生活着纳西、白、藏、汉等多民族,木氏土司吸收各方宗教文化,让不同民族都皈依他家的庙宇,从精神上团结不同信仰的百姓,巩固其家族的统治地位。
  木氏土司生活在丽江当地,虽然热心接受佛家、道家文化,但纳西族民间信仰的东巴教对木氏土司家族肯定是有影响的。从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录中看,木氏家族历史中提到自己与东巴教有关的材料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处。木氏家族家谱《木氏宦谱》的开头就有“草古天能古,草俸地能俸,草羡古甫古,古甫古吕古,古吕气吕古,气吕露吕古,露吕陆点古,一点海娘丁,海失海羡古,海羡刺羡古,刺羡美羡古”的记载。其意直译为:“人类的胞蛋生于天,人类的胞蛋孵于地。人类的休质浑浑沌沌的,浑沌的体质发热起来,发热起来变成了气体,热气变成了露珠,露变成了六点,一点落人海子(湖)中,变成了海失海羡,变成了海羡刺羡,变成了刺羡美羡。”其核心是“卵生观”。在纳西族古老的传说中,最早的人类是卵生,卵生于天,孵化于地,于“海子”中化育人遂成为远古人类。这些句子多散见于东巴经《创始纪》中。纳西族神话《创世纪》描述了人类的产生,远古之时,天地混沌,阴阳混杂,一切都模糊不清,先有了天地日月影子,后来有了白露变白蛋,白蛋变白鸡,白鸡孵出了开天辟地的人类。利恩和天女衬红褒白相爱,后两人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得以成婚,繁衍出人类。木氏家族把东巴教中开天辟地的传说写进自己堂堂正正家谱的开头,给自己祖先树碑立传。
  木氏土司宣扬纳西族的文字象形文字东巴文为木氏祖先麦宗所创,“宗七岁,不学识文字,及长,旁通百蛮各家诸书,以为神悦,且制本方文字。”(17)后才传给了巫师东巴。
  木氏土司把远古纳西族创世纪传说到东巴文字的创立,乃至东巴文化的传播都神秘地与本家族神秘地联系在一起,有明显的增色痕迹。他们还编造传说,说东巴教中“北岳神”乃是木氏家族的将领名叫李华,并重修唐代在丽江兴建的北岳神庙,祭祀这位东巴教传说中穿白甲,头戴白盔,手持长矛、足跨白马的“三多”,“福我之民,障我之疆,佑我木氏千百世子孙。”(18)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物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木氏土司正是利用这种“超人间的力量”来加强其的神权地位的,木氏土司兼收并蓄的做法,促进了丽江周围各民族的融合,稳定了云南西北地区的政局。木氏土司崇信道教、佛教,直接促进了东巴教和纳西文化的拓宽与发展,东巴教的神祗、经典多与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有关,即以东巴用于丧仪和超度亡灵的《神路图》为例,它展示的18个鬼域与内地的18层地狱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它描绘的33神地中,有宝象、白马、白塔、法轮、净水瓶、宫殿、因陀罗的天国等等,都与佛教有关。(19)木氏土司信仰佛教、道教,写下了大量有关的汉文诗记,建造了灿烂的宗教建筑,饰以华丽的融会多民族风格的壁画,极大地丰富了纳西族文学、绘画、建筑等方面的宝库,是纳西文化中有别于东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闪耀着独特的光彩!
  注释:
  ①(17)《木氏宦谱》木公著。
  ②③《雪山庚子稿》,木公著。
  ④《木氏六公传》,冯时可著。
  ⑤《山中逸趣》,木增著。
  ⑥《滇南闻见录》,吴大勋著。
  ⑧(11)(12)《鸡足山志》,范承勋著。
  ⑨《鸡足山志》,高乔映著。
  ⑩《芝山云莴集》,木增著。
  (13)《徐霞客游记》,徐宏祖著。
  (14)(15)《甘珠尔序》。
  (18)《丽江文史资料》。
  (19)《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卷首《神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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