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史与东西文化交流——兼论佛教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重庆]重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7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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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HaiyanHu-vonHinueberxian，德国弗赖堡大学外事部主任，哲学学院教授，东方学博士(德国弗赖堡大学东方学学院)；曲玉波，东北财经大学社科部(辽宁大连116025)
　　【内容提要】东西方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西方文化的逐渐东入，影响乃至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佛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能力。其中留学生和留学僧充当了中国学习西方的主要力量。
　　【关 键 词】西方/留学僧/思维方式/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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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方”概念及文化比较的方法和角度
　　“西方”在佛教体系里是一个美好的词(PositiverBegriff)。按照佛教的宇宙观(BuddhischeKosmographie)，“西方世界”是由阿弥陀佛即无量寿佛(AmithabhaAmitayus)主宰的。在那里除了诸神诸佛外，还有天女奏乐歌舞，彩云碧水，丰衣足食，既无党派之纷争，也无战争之风云，说不尽无限美好，在佛教艺术中多有展现。所以将之美誉为“西天”。指西方的天堂，“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净土”，“西方乐园”(Sukhavati)。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vara)也是从西天下凡的。“西天取经”里说的“西天”附有神话色调，指的是西域的天竺(印度)，释迦牟尼的故乡。到了现代，特别是文革期间，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丑陋无比的概念。例如：“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西方资本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等等。惟独没有被打倒的是西医，它侥幸地被中医结合了。改革开放以后，给“西方”平了反，至少西服和西方现代化逐渐被视为正常现象。
　　从词源学上看，西方的文化一词来自拉丁文cultuera，它有双重涵义：一是在古典拉丁语中，是指对土地的耕耘与作物的栽培；二是后来被引申为对人本身的开化与修养。早在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问题》一书中，即对各家各派的164种“文化”定义进行了综合性的介绍。6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世界性意义越来越突出，增加了许多新的理论，产生了许多新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从不同学科的知识范畴、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给予了不同的解释。而本文所指的文化，主要指实物形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如文学、艺术、宗教、理论等成果，是从社会文化独立于社会经济、政治而存在这一角度予以理解的。
　　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和研究是一个范围很广且内容复杂的问题。就比较的方法而论，至少有两种：(1)横向比较，单纯地把东方的某种现象与西方的同类现象分析比较，找出其间的异同甚至优劣。(2)横向加纵向交错比较，借鉴历史找出某种现象之产生的历史原因以及外界给予的影响，这种方法在广度之上又加上了深度。另一方面，每个作比较研究的人所处的地理和文化角度不尽相同，因此就比较的角度看，也有两种方位之别：其一，如一个亚洲人以其东方文化为出发点，参照媒体对西方的介绍，蹲在家里，进行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可谓“本位东西正向比较”。其二，“远涉重洋”，接触了解西方世界，亲临目睹，获得了第一手材料的认识，之后再作的研究可谓“离位东西反向比较”等等。可见，不同的比较方法所得的结果和认识是不同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也会有所不同。
　　二、汉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史”的两大阶段
　　从公元一世纪佛教东渐汉土[1]，至今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了。如果用粗线条划分的话，汉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主要进行了两次广泛的交锋。
　　第一阶段：汉民族第一次广泛而深刻地接触到西方的[2]文化、宗教、语言、技术等等是由佛教的东传促进的。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到汉地后，在四、五世纪到八、九世纪达到鼎盛。直到宋代仍有到西域求法的。元、清两代，藏传佛教也给汉地带来了另一些异族文化的影响。从留学史上看，从东晋法显开始到西域取经学法的僧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留学生。日本佛教称他们是“留学僧”。
　　第二阶段：中国与现代欧洲的接触。所谓现代欧洲是指启蒙运动以后、从中世纪解脱出来的新欧洲。如果从第一代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算起，中国与欧洲的接触从1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可惜，好景不长，欧洲“文明”稍后不久就被坐着“洋船”来到中国海的“洋鬼子”用“洋枪”和“洋炮”轰进了中国的大门。所以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直接接触，从心理倾向上看，一开始就是抵触的。因为直到那时为止中国经济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指出，亚洲大陆面对太平洋的沿岸地区，从东北到南部，直到1820年，这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还占全球经济的58%，这里曾经是世界经济的重心所在。在美国的独立战争年代，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规模赞叹不已。直到1850年，中国的地位才由英国取代。西方列强轰开中国的大门，其中的一个原因应该说是长期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觊觎”，由于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一开始就采取掠夺的方式，打击了人们对西方文化接受的能力，所以导致了对西方文化的抵触和憎恨，文化的融和过程始终在曲折中前进。
　　从文化的深层而论，欧美文化说到底是基督教文化。我们可以把上述两个阶段概括地称为“佛教文化影响的阶段”和“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阶段”。用宗教文化来划分历史阶段，有些问题甚至可以看得更透彻、更全面。因为宗教是不同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习俗礼仪和思维心态等等或者是信仰和教理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受其影响的结果。
　　三、佛教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上述佛教和基督教文化的两个历史阶段各有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前者是佛教的求法僧，后者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尽管二者都是为信仰的传播奉献的人，但是他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大不相同。说起法显、玄奘、义净等西域求法的高僧，人人肃然起敬。包括对中国人的传统进行深刻批判的鲁迅也在高僧面前退让三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从古以来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至少在这一点上，可能胡适先生也会破例地站到鲁迅的立场上。
　　20世纪以前，由于留学生人数尚少，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主要通过外国传教士进行。为配合传教，西方传教士曾在中国开设若干医院、学堂、报馆和译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但是尽管如此，传教士在中国的声誉与佛教高僧相比大为逊色，近现代的媒介中常常把传教士贬为“殖民主义的帮凶”甚至骂成“拿着十字架的恶狼”。此等仇视之态度，一方面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殖民主义相关联。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伤痕淋漓，怎一个痛字了得。另一方面，那时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早已受到佛教西行求法传统的影响。一种值得信奉的学说必须要在中国人心服口服之后，自己到万里之外求寻。只有置生死于度外求来的“法”，才是真谛；相反，送上门来的货是不值钱的。至少缺少降服“女魔王”、再过“火焰山”这类惊心动魄的环节。所以，在清末民初的大批留学生回国后，传教士不复成为介绍西方的主要力量。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真正了解是通过留学生的努力而达到的。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之中不仅仅包括一般的科学知识，还包括现代的科学精神以及民主的国家体制。虽则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知识的作用不应抹杀，但他们毕竟不真正清楚中国人最关心、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地位后来被中国留学生所取代并不足为奇。
　　一个民族看待和处理某事物的角度是由传统文化熏陶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才逐渐凝结为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那么，中国人在信仰问题上的舍近求远的心理倾向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学条件下形成的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得从汉文大藏经的《史传部》说起。拿常用的百册大正大藏经为例，《史部传》占了三大厚册，共八十一部史类和传类的著作。
　　史类方面影响最深远的要属西域求法高僧写的游记。如法显(342—423)的《佛国记》、玄奘(600—664)的《大唐西域记》、义净(635—713)的《南海寄归内法转》等等。法显西行求法将近14年，玄奘出国留学长达17年，义净在印度和南海前后逗留了23个岁月。这些留学僧的著作不仅在当时促进了汉民族和西域民族的了解，从而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当今的史学研究具有无法取代的价值，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宝贵资料，包括中亚和南海各国的历史经济和宗教文化，海陆交通的地理，佛教早期历史和部派演变史，佛教经典流传史以及寺庙建筑史等等。
　　高僧在传播佛教文化、翻译经典方面的功绩早就引起了古代学者的重视。继鸠摩罗什给马鸣和龙树等作传后，梁代慧皎(497—554)写了第一部系统记载名僧事迹的《高僧传》。该书综合性地叙述了东汉至梁初(67-519)九个朝代中257位中外高僧的事迹。延续这一僧传的先有唐朝道宣的《续高僧传》，还有宋朝赞宁的《宋高僧传》，明朝如惺的《大明高僧传》以及宝唱的《比丘尼传》等，历代流传不绝。在单人的传记中，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应首推以玄奘为主人公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蜚声中外，他在645-646年撰写此书是奉唐太宗的御旨，背景是唐初力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西部扩张。
　　第一个给留学僧作传的人是唐初从印度留学归来的义净。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书名上就把“西域求法高僧”从“高僧”中分别提出来。因为一般的高僧传中也包括了到汉地来的胡僧(外国僧侣)。显而易见，义净有意单独为中国的留学僧作传。在该书的序言里，义净充分地流露出他对先驱法显和玄奘大师的钦佩：“观夫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至武后天授二年(691)之间57位僧人到印度和南海求法、游圣的事迹。义净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中国的“第一部留学生史”。
　　在佛教大藏经的四大流传系列中(巴利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和流传不完整的梵文佛典)，上述三册《史传部》是汉文大藏经独有的宝贵资料。到了后代，高僧被神化，明成祖编有《神僧传》。从宗教发展的规律看，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明代吴承恩作了一百回长篇小说《西游记》，更使唐僧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直到现代，电影、连环画等层出不穷。由此可见，佛教大藏经和由此产生的民间文学都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造成深刻影响。
　　四、“寻找马列主义真理”与“西行求法”之间的传袭关系
　　归纳起来，以上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汉民族和外来文化的接触可以分为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两大阶段。就信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最为广泛。佛教文化传统也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重要的方法论影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轰动一时的、影响了半个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是欧洲文化的产物之一。“共产主义的幽灵”之所以从“欧洲的上空徘徊”到中国，实际上是国人在清末民初之间认真学习西方的结果之一。继西行求法的佛教留学僧之后，上个世纪初赴欧勤工俭学的那批青年应该算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代留学生。正是他们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作为崇高的信仰带回了中国。在一个占世界人口1/4的国家里，这个主义历时几十年，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次，从经济结构和行政管理到人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方式。历史经历了百年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旅欧留学生，在实践中开始反思：怎样学习西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从70年代后期马上派出了第三代留学生。至今，出国留学人员达58万多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二，与西方关联的不少概念，如“西方极乐世界”和“西方乐园”等起源于佛教。当时，“西天”等同于信仰的故乡。为了求取佛祖的“真经”，信仰虔诚、意志坚定的高僧投身绝域，穿越沙漠、跨过万岭，千辛万苦到佛教的故乡留学，收集佛经梵本，不远万里移回汉土，归国后潜心翻译，办学弘教。佛经的传记文学和后代的民间文学都导致“唐僧取经”的理想化。
　　谈论上述两点的目的是想论证下面的一个问题：“西行求法”作为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传统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地说，正是从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方式上，可以看到其与“西行求法”模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下面，我们将举出几组措辞方式，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措辞中的固定概念实际上是可更换的空位。这是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正是透过空位的可更换性显示。也就是说近代寻找马列主义真理的文化受到了“西行求法”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一，佛教高僧“创辟荒途，九死一生，到西域取经求法”。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远涉重洋，勤工俭学，到欧洲寻找共产主义的真理”。第二，佛教有大藏经，如宝集经、法华经等“佛典”，马、恩、列、毛各有其“经典”著作。第三，佛学含有救渡苦海的“真谛”，如四真谛、八正道。马列主义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第四，玄奘受唐太宗的支持，在长安建立了“译经院”。网罗天下人才，培训弟子，搭起班子，邀请外国高僧合作，翻译了大量佛经。与此相似的是“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内部分工细致，有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等。除了聘请(前)苏联和(前)东德的专家之外，还有国家纪委统一安排翻译人才的培养。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代表中国翻译的最高水平。因为要保证翻译的质量，编译局成为名牌大学外语专业的毕业生才能奢望的分配去向。第五，佛教东渐通过的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各国。最初的佛经不是直接从梵文译成汉外文的，而是由当时在中亚一些国家的俗语(如中古印度方言陀罗与语)翻译的。由于早期译本在语言上存有疑惑，不易读懂，后代又从梵本佛经进行了直接翻译的工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翻译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先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从俄文版译成中文。苏联和俄文在当时起了中介的作用，与佛教东渐过程中的中亚国家及其俗语差不多。后来，才把起初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马列“经典”著作直接从德文原文重新翻译成中文。
　　汉民族接触西域传来的佛教文化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而逐渐认识基督教文化才几百年的时间。用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人学习和模仿现代西方不过刚刚开始。如果看看佛教早期三、四百年在中国的混乱状态，或许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直到今天对西方在许多方面的认识还是模糊的，还存有各种各样的误会，概念上的混乱，学习上的盲目，甚至是种族上的偏见。中国人学习佛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质量的精选和保证取决于数量的增长和积累。人们对西方的认识理解和学习也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西文化的融合永远不会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