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的宗教哲学

许地山的宗教哲学
　　俞佩淋
　　许地山，名赞堃，号地山，笔名落花生，1893年生于台湾省台南府城。父亲许南英，进士出身。3岁时，因日寇进犯台湾，随家人迁往大陆，寄籍于福建龙溪(今漳州)。辛亥革命以后，家道中落，19岁的许地山开始独自谋生。他先后在漳州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缅甸仰光侨办中华学校、漳州华英中学等地方任教。1916年，许地山在漳州参加了闽南伦敦会(基督教会)，第二年在教会的资助下进入燕京大学学习。之后，他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学，1926年回国的时候，顺道到印度罗奈城印度大学访学。主要从事宗教、宗教比较学、宗教史、印度哲学、佛学、梵文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1927年回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直~1935年被解聘转到香港大学任教。1941年，病逝于香港。
　　遭遇宗教
　　许地山在他的散文集《空山灵雨》的“弁言”中说道： “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台湾被侵略，父亲南英先生率军奋勇抗战，故乡土地上的滚滚硝烟，给三岁的许地山大概只能留下模糊的印象。南英先生遣家人先离开，自己随刘永福继续作战，一家人寄居在祖籍广东揭阳的本家祠堂里。母亲因担心父亲的安危，就寄希望于她平日诚心信奉的佛祖，在居室中摆上香案，一天三次的祷诵，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深深震撼了许地山幼小的心灵。南英先生回大陆后，在各处任小官，一家人颠沛流离的生活便开始了。许地山也由此了解到许多下层人民的苦难。父亲任三水县衙期间，许地山放学后常常趴在衙门后面偷看审案情形，男的“不是打屁股，就是上绷子”，女人则“用皮艽打嘴巴”。许地山看了，心里感到极其痛苦，很同情这班受苦的人，深觉得这种方法必须改良，屡次向师爷和父亲进议，但终究因为是小孩子的话而没有人注意，使得他怏怏不乐。辛亥革命后，父亲卸任，家境窘迫，年仅19岁的许地山开始了艰难的谋生。1913年，许地山赴缅甸仰光中华学校任教。缅甸是个古老的佛国，在这里几年时间让许地山更贴近佛教。人生的际遇使他不由自主地认同佛教的“多苦观”，于是他在{空山灵雨)的“弁言”中还说”生本不乐”。
　　但是，在佛教方面影响许地山最深的是他挚爱的结发妻林月森(1923年与许地山结婚，1926年去世)。在诗集(落花生)中，许地山悼念他的亡妻说：“你本是一个优婆夷，所以你的涅架是堪以赞美。”从这行诗句里我们可以知道林氏是一个受持五戒的佛教女信徒。对于一对相爱相知的夫妻来说，诚笃礼佛的一方无疑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在许地山身上，这种影响是刻骨铭心的。然而，林月森在婚后的第三年就过世了。少年亡妻对于许地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常常在魂牵梦萦中想念自己的妻子，昔日对于佛教的共同探讨也成了记忆的一部分。佛是他解脱痛苦的方法，也咸了妻子的化身。佛教原本和爱情相对立，许地山却将他的佛教精神和人间情怀联系在一起。
　　虽然许地山认同佛教的多苦观，但佛教同时认为人生无目的、无意义，是一个不实有的过程，过程演完，一切皆归于虚无，这比他原来的悲观思想走得更远，让他的灵魂感到恐怖。1916年，许地山自缅甸回国，在漳州加入闽南伦敦会(基督教会)。许地山加入基督教会，并不是因为相信什么“童生”、 “奇事”、 “复活”、 “预言应验”、 “水变为酒”、“履海不沉”、 ”化少为多”之类的神话，而是被基督教的博爱主义所吸引。 (张祝龄： (对于许地山教授的一个回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佛教的“慈悲济世”、 ”普渡众生”是一致的。和佛教相比，基督教更强调现世的“救赎”。许地山终其一生，始终没有脱离教会，直到晚年还经常到香港合一堂礼拜、布道并捐款。
　　书写宗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几个作家像许地山一样在作品中倾注这么多的宗教思考。他给宗教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宗教是“在人间为精神调和物质”， “以信仰创造具足的生活”， “使人对于社会、个人、负归善、精进的责任”，是”人类对于生活一切思维，一切造作所持或显示的正当态度”。显然，许地山从人生态度、精神生活上确立了宗教的意义，人类生活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宗教促进了人类生活这两方面的调和与统一，担负着人类应尽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良知，驱使人向更高的理想和全面、完善的生活发展。他将这种见解用优美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以(商人妇)为例。小商人的妻子惜官千里寻夫到了新加坡，不想丈夫发财后另娶新妇。卑劣的丈夫将她卖给一个印度人做第六个妻子，因为不懂梵文倍受欺凌，印度人死后，她终于逃出来独立生活。惜官遭受这么多苦难，却没有任何抱怨，她认为“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这无异在承认人间无幸福可言，人只有将现实中的苦变为想象中的乐，才能保持生活的勇气。这种想象来自宗教的启示。她看到启明星，觉得“好像有一种声音从它底光传出来”， “凡光明的事物都不能迷惑人。在诸星之中，我最先出来，告诉你们黑暗快到了，我最后回去，为的是领你们紧接受着太阳的光亮。我是夜里最光明的星，你可以当我做你心里的殷勤的警醒者。”神是没有时间性的，它超越了时间。心中有了神，也就没有了心中的苦与乐。
　　然而他的宗教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就像尚洁((缀网劳蛛))虽然拥有常人不可企及的神性，但是她仍然思念她的女儿，当见到女儿时， “哭声从她爱心深处殷雷似的震发出来”她不仅拥有神性，而且还有丰富的母性情怀。许地山表现的宗教人格，不仅有对神性的领悟与实践，而且还有丰富的世间情怀，她们既是神的信仰者，也是人间的真情实践者。
　　许地山还曾给人下过这样的定义，他认为“人在宇宙，或太阳系之中本来不能算最好的；就是在地球上，人类也不能算是最完全的、最自由的”。需要在“现有理智之外”， “设立” “一位更高明的‘神’来服从”， ”作个模范”。“神”不应该“专制”，不“约束人的理性”，只给予“光明的启示”，作为“人和宇宙间更深远玄妙的联络”和“生活的根源”。有了人与神的“联络”，人就有了信心和力量。信仰对人是非常重要的， “要达到目的，不能全靠知，还要依靠对于真理的信仰。……知与行还不难，理信才是最难的事”。他强调神之于人的重要性，但并不强调通过宗教礼仪或其他形式获得与神的联系。后期所著(春桃》、 (解放者)、 (东野先生》中春桃、绍慈、东野等人都没有接受过宗教教育的经历，也没有加入教会，而是自觉地在“现有理智之外”， “设立”“一位更高明的‘神’来服从”， “作个模范”。他们采用近似东方式的感悟方式，没有任何仪式、教规和权威的引导，神与他们同在，充实于心，取消了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宗教世俗化过程也通向了宗教的中国化和个体化，这也是许地山的”新宗教”思想。
　　{玉官)是许地山的重要作品，他深刻地表达了许地山对于宗教地域性和时间性的思考。玉官是个闽南寡女3，她的全部希望就是抚孤成人，将来考取功名，为她争节坊、请封诰。迫于生计，她不得不去吃“教饭”。儿子长大了，受教会资助留学美国，后来果然当了国民党大官。可是他并没有给她树牌坊。她的理想破灭了，在基督的感召下，她醒悟到：“从前的守节是虚荣，从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 “她现在才知道不求报酬底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大众若得羞利益就是她的荣耀了。”于是她只身回乡，出任教会小学校长，工作勤奋，成绩卓著，在她的生日，教会给她举办了“服务四十周年纪念会”，四乡百姓自动为她集款建桥，命名”玉泽桥”，在献桥祝寿的典礼上，她受到万民的欢呼。小说复杂而细腻地表现了玉官的人生观从为名到为义的心理转变轨迹，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中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有祖先崇拜、鬼神精灵以及人伦道德文化心理等，信仰里还有讨生活的目的。玉官的形象意义还在于，她表明个人的宗教信仰如何发生的，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语境和近现代社会历史的背景中，如何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真实信仰。许地山在每个阶段所表现的信仰形式不一样，但他的宗教信仰始终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世俗精神和人间关怀。
　　实践宗教
　　许地山在(落花生)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做一个朴实的、有用的人，并一直以“落花生”为笔名，可见这篇文章对他的重要性。落花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从不显示自己娇美的花朵，只是默默无闻地耕耘，为人们奉献出自己的果实。就像他在散文(愿》里写的那样“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底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他虽然接触多种宗教，但他对于宗教的吸纳是有选择性的，佛教的多苦观让他对于现实有更深切的了解，然而他总是怀有慈悲、平等、宽恕、坚定、朴实、牺牲精神面对生活。
　　许地山自小性格正直，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一次，他一个人在门口玩，一个乞丐向他要钱，他说： “我没钱，我母亲倒有钱。”于是把乞丐一直领到上房，母亲气得要打人。许地山的大哥是个虚荣心很重的人，当个小官处处讲排场，母亲很不喜欢他，因此也累及大嫂，许地山就常常为大嫂从中作公平的劝解，因此有“贤小叔”的称呼。
　　成年后更是如此，宗教的信念使他扬善于家国。1935年，·他经胡适介绍到香港大学任教，有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抗战爆发前夕，有一大批革命、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纷纷逃难从内地到了香港，许地山的家成了他们的避难所，他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资助钱财，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他们找工作。他帮助徐悲鸿在香港办画展，说服外国朋友用徐悲鸿的作品换回一幅唐代的珍贵画品，利用香港大学的图书馆收藏郑振铎在海外买来的几千册堪称国宝级的手抄古籍图书。
　　1937年抗战爆发，香港还算平静，国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令许地山揪心的消息源源不断传来。无论是基督救赎精神还是佛教的慈悲都无法再让他安然于书斋之中。他一手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香港分会”。这时，我们再也看不到以前那个温文儒雅的许地山，他总是风尘仆仆，眼里布满血丝，喉咙嘶哑，衣冠不整。他经常在街头集会，发表演说， 开会、募捐、题词、讲演、联络、交际……如此种种像流水生产线里的环节一样写满了他的日程。他成了香港文化教育界的一面旗帜。他担任中英文化协进会会长，中国文化协进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兼总务等等职务。此外，他还上课，钻研自己的学术，热心地参加教堂的演出。
　　1941年，许地山因疲劳过度，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在香港逝世，终年49岁，令许多人扼腕。香港中华儿童书院一个五年级学生在给许地山的挽联里这样写道： “南中国殒了一颗文星，但世人永存着不朽的‘萤灯’!我痛哭这位文化的伟人，纪念爱护我们的导师，‘落花生’I”虽然许地山一生的成果颇丰，可我们还是忍不住想象，假如他再活几十年，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史上，许地山具有比较特殊的身份，他不仅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宗教哲学家、宗教史学专家，还是一名爱国民主战士。宗教对他以善为本、积极向上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纵观许地山的一生，我们发现不能给他设定一个单纯的身份，也不能肯定他是哪个教派的信徒，他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信佛，深入地研究过道教。这些不同的教系在他身上神奇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许地山。
　　(作者为福建师大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