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舍利与南京佛教文化的渊源

玄奘舍利与南京佛教文化的渊源
　　张丽娟 李素娟 朱逸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 210044
　　在南京小九华山山顶，矗立着一座五层楼阁式的青砖塔，该塔系仿西安兴教寺大雁塔形式而造，每层开辟有四扇拱形门，这就是因葬有唐代高僧玄奘的顶骨舍利而闻名中外的三藏塔。塔下方半山腰处，则竖立着一尊玄奘全身负笈青铜塑像，这尊铜像是南京市玄武区政府牵头，根据《玄奘负笈西行图》中的造型塑造的，于2001年4月29日落成，是目前亚洲最大尺寸的玄奘大师生活原型塑像。在三藏塔和玄奘塑像的下方，原六朝古寺青园寺及法轮寺遗址上，是南京市宗教局和玄武区政府共同策划修建的玄奘寺，该寺2001年开始修建，2003年建成。在玄奘寺的晨钟暮鼓声中，在玄奘大师宁静的注视中，九华山这座“城市山林”不断迎来送往，吸引了大批佛教信徒和海内外仰慕玄奘大师的游客，这座昔日的皇家园林已成为当今南京城市文化建设中佛寺文化的一个新亮点。玄奘大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高僧、旅行家、学者、翻译家，他不畏艰难险阻，西行印度求法取经，归国后又全力投入佛教典籍的译著工作。他的毕生活动对我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宗教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是我国第一位被联合国命名的“世界文化名人”，他对人类的贡献已远远超越了民族、国界、历史和宗教，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玄奘大师虽然生前没有在南京活动过，但他圆寂后，不仅他的顶骨舍利，而且他所创立的佛教法相唯识宗都和南京结下不解之缘，形成南京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一、玄奘色身舍利在南京
　　玄奘大师（公元600—664年），俗姓陈，名袆，唐代洛州（今河南省偃师县境内）缑氏人。他幼失父母，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27岁西行求法，45岁学成归国译经，65岁圆寂。他生前在国内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故乡洛阳、他受具足戒的四川以及唐朝都城长安，并没有来过南京。
　　玄奘圆寂后，他的遗骨先是保存在长安（今西安）大慈恩寺内，后遵照玄奘遗嘱安葬于白鹿原。过了五年，唐高宗下敕迁葬于樊川平原，并建塔造寺，名为兴教寺。唐僖宗广明年间，黄巢占据长安，毁寺发塔，玄奘法师灵骨暴露，当时有善知识见之不忍，拾得玄奘法师顶骨舍利一份，保存于终南山紫阁寺。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金陵天禧寺住持可政和尚见紫阁寺塔颓寺荒，玄奘顶骨舍利无人看护，于是他亲自背负，将玄奘顶骨舍利迎请到金陵雨花台天禧寺并建塔供奉。玄奘舍利从此与南京结下不解之缘。
　　公元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将天禧寺重建后，改名为长干寺，同时将玄奘灵骨塔从寺东迁至寺南重建，埋在雨花台的宝塔下面。公元1412年，明成祖朱棣下敕重新整修长干寺，并在玄奘三藏塔墓前建三藏殿，改寺名为大报恩寺。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洪秀全占据金陵，大报恩寺寺毁塔倒。玄奘三藏之灵骨塔也因此长眠于地下无人知晓。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11月初，驻防南京的日本军高森部队在原大报恩寺的废址上拟建“稻荷神社”，结果在平整土地时发现装有玄奘顶骨的石函。日军当即封锁消息并将石函送往日本，妄想窃取玄奘舍利。但这个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南京，当即引发一场广大人民群众和佛教界人士共同组成的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要求日本政府归还玄奘顶骨。汪伪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派专人到日本交涉归还顶骨舍利事宜。最终，日军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归还玄奘舍利，1943年2月23日，中日双方隆重举行了玄奘法师灵骨移交与奉迎仪式。
　　由于玄奘大师声名显著，各地人士闻风兴起，纷纷要求迎请供奉法师灵骨。因此，1943年12月28日，玄奘顶骨舍利在“分送典礼”后被分成三份，南京汪伪政府、北京、日本各得一份。
　　留存在南京的那份舍利先是被汪伪政府一分为二，分别供奉在鸡鸣山下的汪伪政府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和玄武湖畔的小九华山（即今天南京玄奘寺所在地），并在山上建三藏塔供奉。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保管的那一份在1949年后转到南京博物馆收藏，1953年被送到南京毗卢寺供奉，1963年在纪念玄奘大师圆寂1300年法会期间这份舍利被迎请到栖霞寺供奉。文化大革命之初，南京市佛教协会将玄奘三藏顶骨舍利交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1973年，南京灵谷寺修复开放，设有玄奘大师纪念堂，遂将玄奘三藏顶骨舍利从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请回，供奉在灵谷寺佛牙塔中。这份舍利后又一分为三，1998年9月25日被迎请一份至台湾玄奘大学校园内供奉；2003年11月21日，为纪念玄奘诞辰1400年，西安大慈恩寺迎请一份到其新建的玄奘三藏院大遍觉堂供奉。
　　由北京的巨赞法师迎请的那份舍利，起初被供奉到中南海团城，后又被分成四份，一份供奉在天津大悲院，1957年转赠给印度总理尼赫鲁，被安放在那烂陀寺的玄奘纪念堂中；一份供奉在北海观音殿，其后辗转供奉在法济寺、法源寺，文化大革命时被毁；第三份则供奉在成都文殊院；最后一份供奉在广州六榕寺，文化大革命时被毁。
　　日本请回去的玄奘顶骨舍利先是安奉在东京增芝上寺，后被转移到琦玉县的慈恩寺，1947年，日本佛教界在慈恩寺建塔供奉玄奘三藏舍利并举行了纳骨仪式。这份舍利后被一分为三。一是分送一份给奈良新建的三藏院，二是1955年，台湾中国佛教会向日本提出请求，后将这份舍利分送一份至台湾日月潭玄奘寺供奉。
　　至此，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总共分为11份，除了两份被毁，现在全世界还有9个地方保存供奉：南京玄奘寺、南京灵谷寺、成都文殊院、西安大慈恩寺、台北玄奘寺、新竹玄奘大学、日本琦玉县慈恩寺、日本奈良三藏院、印度那烂陀寺。南京不但是保存玄奘顶骨的发源地，还是保存玄奘顶骨最多的城市。相对而言，南京九华山的那份舍利自1943年封存后，就一直保存在三藏塔下没有动过，应该是最为完整的，这份舍利现已成为玄奘寺的镇寺之宝。
　　二、玄奘法身舍利在南京
　　玄奘大师和南京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不仅他的色身舍利，即顶骨舍利主要保存在南京，而且他的法身舍利——法相唯识宗也在南京得到了发扬光大。
　　法相宗是中国佛教宗派的一支，这一流派的远祖是印度的无著（约公元410—500年）和世亲（约公元420—500年），中间经过护法和他的弟子戒贤传入中国。其桥梁正是玄奘大师。玄奘西行求法取经，求的正是戒贤大师，取的正是法相宗的主要经典《瑜伽师地论》。因此，玄奘取经回国以后，就和他的弟子窥基开创了中国的法相宗。该宗派因剖析一切事物（法）的相对真实（相）和绝对真实（性）而得名，又因强调不许有心外独立之境，亦称唯识宗。后因创始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常住大慈恩寺，故又称慈恩宗。
　　法相宗的特点是严守印度佛教瑜伽学说，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一经二论为基础，其主要学说有阿赖耶识论、种子论、田分论、三性说和五种性说。这个宗派在初唐时期曾风靡一时，是当时最显赫的宗派，但由于它严守印度佛教教义，坚持许多众生不能成佛，缺乏群众基础，不能结合唐代社会的实际，也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为其所用，因此，法相宗自智周弟子如理之后就逐渐衰落。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法相宗不能和其他宗派媲美。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金陵刻经处出现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1866年，被称为“近代复兴佛学的一代宗师”的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了蜚声海内外的木版雕刻、水墨印刷佛教经典的唯一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成立以后，不仅广泛搜集宋明以来佚失的佛教典籍刻印出版，为保存整理我国佛教文化遗产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还集刻经与佛学研究于一体，成为中国近世佛学研究的中心，是我国近代僧学教育的发源地。
　　1911年，杨仁山居士往生之后，欧阳渐（公元1871—1943年，字竟无，近代著名佛学居士）等人继续主持金陵刻经处各项工作。欧阳渐在佛学理论上推尊法相唯识学，并对此有十分精深的研究。他在瑜伽唯识学方面，上继玄奘、窥基，远承弥勒、无著、世亲，在中观般若学方面则直循龙树、提婆旧轨，力求厘清伪经异说之谬。他通过对法相唯识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和研究，提出了唯识和法相是在理论上具有许多不同特点的两种学理的崭新见解。他主持金陵刻经处后，继承杨仁山居士遗志，在整理、刻印佛经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成绩。先是于民国七年（1918年）刻成《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并做了一篇长叙，阐发慈氏法相唯识学一本十支的奥义。然后在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后，他继续组织师生积极认真地校刻佛典，刻成唐代法相唯识学的重要经论、章疏一百余卷，为研究法相唯识学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资料。
　　在佛教教育方面，欧阳渐于1914年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开讲唯识法相之学。1918年，欧阳渐与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沈子培、陈伯年、梁启超、熊秉三、蔡孑民、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等，共同发起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的基础上筹建支那内学院。支那内学院最终于1922年7月正式成立，后设法相大学特科，阐扬法相唯识之学。门下学人毕集，如吕澄、王恩洋、聂耦耕、黄忏华、陈真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梁任公等皆列入门下。
　　1949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1952年停办。在内学院的三十年历史中，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佛教学者。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卓有成就的梁漱溟、熊十力、吕徵、汤用彤等，都与内学院唯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1964年，为纪念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金陵刻经处首次刻齐补全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并印行百部流通，成为全国收藏、刻印、流通汉文佛教经典、图书、佛像的中心。1989年，在玄奘法师示寂一千三百二十五周年之际，金陵刻经处又补齐缺损之版，将1964年初版的《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再版二百五十部。此外，金陵刻经处还刊刻了《大唐西域记》、《瑜伽师地论》等与玄奘大师关系密切的佛学典籍。
　　综上所述，可以说玄奘开创的法相唯识宗自唐代衰微以后，一直到金陵刻经处欧阳渐主持时期，尤其是支那内学院时期才重新焕发光彩，形成鼎盛的局面，并且对近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可以说，玄奘大师的法身舍利也保存在南京，并且在近现代以来还得到了发扬光大。
　　三、玄奘舍利与南京佛教文化
　　玄奘大师生前没有来过南京，为什么在他圆寂后，不仅他的色身舍利——顶骨舍利主要保存在南京，而且他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即他的法身舍利也在南京得以发扬光大呢？这和南京这座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密切相关。南京曾是我国六朝时期的南方佛教中心，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佛学研究的中心，这里存留着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在中国佛教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佛教在中国创立的大小乘宗派无一不和南京有关。因此，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称南京是“佛教学术的中心”，中外文化名人及佛教界人士称南京是“天下佛国”。可以说，自佛教传入中国，就和南京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元247年，西域康居国僧人康僧会来到南京，吴帝孙权为他在长干里择地建造了江南第一座寺庙——建初寺，南方佛教传播从此有了基地和载体。很快，南京成为三国东吴时期江南地区最早的佛经翻译和传播中心，也是全国译经最多的地方和中印文化融汇的南方中心。
　　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南京保持着众多的第一纪录：东吴时期的皇帝最早请外国佛学家做太子教师，使外来的佛教文化为国家最高统治阶层所接受；南京是中国最早的密宗经典译成地；南朝时期在南京诞生的《出三藏记集》，是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中国最早的一部佛教经录；东晋时期的南京是中国玄学佛教最早发达的中心地之一，也是外来佛教中国化过程最早最重要的发生地之一；高僧竺道生在南京最早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学说，使印度佛教“众生平等”思想获得社会实践价值；东晋时期，南京最早掀起在朝廷内带有中外文化撞击性质的“沙门不敬王者”和“夷夏之辩”的大讨论；南朝梁代南京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集“皇帝菩萨”，大佛学家与全国最高统治者于一身的皇帝萧衍；东晋时戴颙在南京开始佛教造像中国化的实践，顾恺之、张僧繇等著名画家也参与了佛教绘画中国化的过程；南京是最早产生“神灭论”和“神不灭论”学术大辩论的地方，在辩论中形成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为主要形式的中国佛教有神论，影响深远；晋代往天竺求教问学的中国僧人法显，首次从海路归来并在南京做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在南京写出中国第一部外国旅行记《佛国记》，推动了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南京南林寺是中国比丘尼最早的受戒之地，此后中国比丘尼获得了与比丘同等的佛教地位；南京是东晋和南朝时期佛教传入古百济国（今韩国），进而又由百济国正式传入日本的发源地，因此，南京在东亚具有佛教文化重要传播源的崇高地位；中国文学中著名的经典著作《文心雕龙》在南京钟山上定林寺诞生；梁代时，皇帝在南京发布命令，首次要求佛教徒持戒必须断酒肉，从此素食成为僧人的生活特点；唐代，在佛教禅学上有突出贡献的牛头宗开宗于南京牛首山；五代时，中国禅学之法眼宗创宗于南京清凉山。这些都足以说明：南京的佛教文化历史久远，底蕴深厚。
　　不仅如此，南京还是南北朝时期学派义林的南方中心；南京与南朝时期诞生的中国佛教学派三论宗、天台宗有血缘关系；南京栖霞山是江南三论学基地，天台宗开宗始祖智凯（此字右边是页旁。注意这里需要造字，打不出来）在南京活动过多年；东吴时代，康僧会在南京注解最古老的禅法经典《安般守意经》；南京禅学根基深厚，南朝之宝志、傅翕皆为修禅高僧，宝志又有“神僧”之谓，其事迹一直影响到后世活佛济公之形象；现存于北京的唯一的一枚佛牙南朝时供奉在南京上定林寺，该佛牙现已成为世界佛教界顶礼膜拜之宝，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明永乐年间，南京建成号称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南京有号称“江南云冈”的六朝佛教胜地栖霞山千佛崖；南京还有中国佛教律宗隋唐以来南山正宗的继承者、明清乃至近代律学研究的开拓者古心大和尚的墓塔；南京自六朝以来就有佛学研究和教学的传统，千百年来，南京由于注重佛学的研究和僧侣教育，佛教界高僧辈出，近代以来更是成为中国佛学研究和教育的中心地之一。这样一座城市，在其千百年来的漫长历史上，佛教文化留下了如此众多的印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人文景观。同时，南京作为江南地区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已成为构建南京城市精神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使原本缺乏宗教底蕴的一座世俗都会有了宗教依托。反过来，又促使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综合考察，玄奘大师的舍利在南京得到保存和发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玄奘精神与南京城市文化的建设
　　玄奘西行求法的壮举是在古代社会，仅凭个人能力实现的、最了不起的人间传奇。倘若仅仅看到这番历险，有人或许认为，玄奘可能只是像马可·波罗或哥伦布那样的旅行家或探险家。事实上，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历史上的玄奘法师是一位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圣贤。他为什么要执著地远涉漫漫征途西行异国，又为什么要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放弃崇高的地位而踏上归国之路？他为什么在回国之后不顾年事体力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唐太宗的盛情？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强大的动力促使他如此一往无前？在冯保善先生的著作中有着很好的诠释：那就是“玄奘精神”的内涵——“充实饱满的一生，勇往直前、决不后退的坚强意志，刻苦钻研、求深求透的治学精神，严肃认真、不弃寸阴的工作态度，对于事业的无限责任感。此外，还有他对于祖国的拳拳挚爱，学成归国、报效国家的赤子情怀。”（冯保善《话说唐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还能有什么比这样的精神更能令人心潮澎湃、感佩不已呢？面对九华山的三藏塔，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在茫茫大漠的绝境之中，一个独自行走的僧人，面对空空的水袋，依然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那才是真正的、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慷慨；在佛教辩论大会的掌声中，一位威望已达顶峰的高僧，面对崇高的无以复加的尊荣时，依旧平静地踏上归途，那才是可贵的、超越俗世功利的境界。
　　一个人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完成常人所无法完成的业绩；如果一座城市的文化中具备了这种精神，那么这座城市就可以如凤凰涅槃一样不断重生、焕发出一次次的青春。南京和玄奘的结缘其实正在于此。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座饱经沧桑的文化古城，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开拓、破坏与重构。正由于玄奘舍利与它的深厚渊源，使得这座世俗的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精神的提升，用佛教求法精神完善了它的文化特色。使金陵文化脱胎成了山水文化相映、南北文化交流、雅俗文化互补、庙堂文化与市井文化共存，并具有交融性、互补性与开放性的特征。在这些特征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玄奘所带来的自强不息、超脱生死、执著前行的精神。
　　南京佛寺文化的发展、演变是南京城市发展在宗教领域内的一个缩影，是南京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综观中国佛教史，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南京地区都起了重要作用。在面向21世纪的今天，在当代先进文化的指引下，南京的寺庙文化将会焕发出新的光彩。
　　项目资助：本文是江苏省教育厅教改课题“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区域文化问题研究”以及2007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初唐汉语词汇研究”（课题编号：院阅a0704）的阶段性成果。第一作者姓名：张丽娟 出生年月：1974年4月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职称：讲师通讯地址：南京市宁六路219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