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佛教文化：唐代佛教（1）

　　解读佛教文化：唐代佛教
　　作 者：范文澜
　　引 言
　　这是我同张遵骝同志合写的一本小册子。遵骝同志帮助我研究唐朝佛教，穷年累月地看佛藏和有关佛教的群书，分类选辑资料百余万言。我凭借这些资料，写了《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中关于唐朝佛教的两节。遵骝同志在编辑资料的同时，随手录取有关佛教的重要事件，起自隋朝，迄于五代，编成《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现在，从《中国通史简编》中抽出有关唐朝佛教的那两节，和年表一并印行，题为《唐代佛教》。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出版这本小册子，就是要揭露它在当时说的、干的都是些什么，史学工作者该给它一个怎样的评价。有人问，你说佛教一无足取，佛教难道没有一点好处吗？它在文化领域内曾作出不少成绩，例如，艺术方面就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不朽作品。我说，佛教利用艺术作贩毒广告，艺术性愈高，流毒也愈大。作为艺术品，保护是必要的，但指出其毒害性，尤其有必要。艺术以外，门类尚多，统称为“外学”，佛书认为“应与毒药等而视之”，“外学”与“内学”（佛学）完全是两回事，“外学”即使有某些成绩，决不能挂在佛教的账上。比如，释月田著《宁坤宝笈》，竹林寺僧著《妇科秘方》，二书如果真有什么好处，那只能说妇科学上添了些新治疗法，与佛学毫无关系。和尚研究妇女病，佛经里有根据吗？因此，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论“内学”，不论“外学”。显然，评价唐朝佛教，不是一次、几次所能评定的，也不是像我这样做通史工作的人所能胜任的。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付出大量劳动，写成有力的专门论著，真正从理论上摧陷而廓清之。相信在我们的伟大时代里，这种论著是一定会出来的。这本小册子只是我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附带作出一次尝试性的评价，如果因这一次评价而引起多次评价，因评佛教而扩大为评各种宗教，那么，在反对唯心主义的工作上，总算是起了些有益的作用。
　　天竺上古历史，渺茫难知，大约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即佛教教主释迦活着的时候，天竺社会（有人考证，当时是奴隶制度正在瓦解的社会）里普遍地、尖锐地、极其严重地进行着阶级斗争。统治阶级中某些人（其中也可能有少数被统治阶级中企图逃避现实斗争的人）看到前途的险恶，纷纷进入森林，专心探索解脱险境的方法，所谓“九十六道，并欲超生”，就是都想逃脱阶级斗争的现实危险，继续享受剥削民众的权利。超生者即不死于斗争之谓也。不过“九十六道”并未想出什么解脱的好办法来，一个小国王的嗣子释迦却想出来了。因此，“九十六道”被宣称为“外道”，而释迦所说的“道”则被认为无上正等正觉。他的“道”演化为广泛流传的佛教。有人说，佛教的“众生平等”说，有反对婆罗门独占社会最高地位的进步意义。又说，释迦本人曾劝导一个掏粪人（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出家，与其他人同为佛弟子，这也是进步的。不过，我们还得看另一面，佛教所谓众生，包括所有禽兽和虫豸，各种禽兽与各种虫豸都与人平等，人杀死它们就得受恶报。人与动物中的害兽、害虫平等，实际是保护害兽、害虫，任其伤害人，这里有什么进步意义？
　　佛教摆出一副离尘出世（超阶级）的假面孔，实行阶级欺骗以达到阶级压迫、剥削的真目的，它骗人的根本方法是高唱苦、灭（空）二谛。它把人的一生看作只是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始终贯穿着一个“苦”字。诚然，生、老、病、死在人的一生中是免不了的，也是不足为奇的自然现象，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一生的境遇上，苦乐悬殊，何止千里、万里，怎能说是一样的苦呢！这样，阶级的不平等，轻轻地被抹煞了。佛教抓住一个“苦”字扩大为一切（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皆苦，说人间世界是苦海、是火宅、是秽土，所有人都按照前世自业（自己原有的，不是外来的）的高、下、胜、劣，在苦海中无止境地六道轮回着。剥削阶级当前制造灾难、苦痛的罪行，又轻轻地被抹煞了。照所谓“自业”的说法，美帝国主义者到处杀人，被屠杀的人都是“自业”；又如，在长崎、广岛投原子弹，一时死者数以万计，难道可以说美帝无责任，责任在死者的“自业”吗？自业的说法，漫无标准，流弊不可胜言，例如，杀数百千万人的现行犯，也可以说成因死者的“自业”而无任何责任，佛教是什么阶级的工具不是很明白了吗。佛教依然还是抓着这个“苦”字，指出脱离苦海的道路，那就是苦、集、灭、道的所谓“四圣谛”。其中最重要的一谛叫做“灭谛”。“灭谛”又化名为“涅槃”，意义是无苦地、安宁地、对来世大有希望地死去。作恶多端、在斗争中束手无计的统治阶级，眼看斗争的敌手信佛教后，斗志消沉，自愿走涅槃之路，哪有不喜欢之理。可是接受欺骗，放弃斗争，忍现世一切苦，望来世大安养的被统治阶级，却上了一个莫大的当。这一大当，使统治阶级踊跃赞叹，欢喜无量，吹捧这种教义的发明者，救苦救难，至高至大，高大到无以复加，一向被天竺人尊为造物主的大梵天，大自在天，都拜倒在佛的脚下了。人们写出成万卷的书来歌颂佛教如此不可思议的法力和功德，其实只要刺破它的一点，就会全部泄气，垮下台来。距今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东晋朝，有个佛教徒王谧，为保护佛教，无意中说出从哪一点上刺破佛教这个大牛皮。他说“夫神道设教，诚难以言辩（无法辩护），意以为大设灵奇，示以报应，此最影响之实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谓三世为虚诞，罪福为畏惧，则释迦之所明，殆将无寄（失去依据）矣”。三世即因果，罪福即报应，扫除因果报应之说，便扫除佛教的实理和根要。统治阶级用因果报应来推广佛教，是理所当然的。被统治阶级随声附和，信以为真，岂不是被骗充当了可怜虫、冤大头！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正当农民大起义的前夕。此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进行得非常尖锐、剧烈，统治阶级（汉族地主和非汉族地主）迫切需要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佛教就在这种需要下，受到提倡和大力提倡，佛教因而继续发达和大大发达。南朝士大夫有谈玄（玄学也是一种麻醉剂）的习惯，谈起佛教来，也以义门（谈义理）为重，不同于北朝佛徒的偏重禅定（静坐念佛）。至于搜括百姓“卖儿贴妇”钱来立寺建塔，以求大功德，则南北佛徒同一个样。北朝士大夫不长于义门，在求功德方面尤其浪费财物，也就是百姓更得拿出“卖儿贴妇”钱来满足求功德者的敲剥。隋文帝统一中国，大兴佛教，南北两朝不同风气的佛教，合并发展起来，到唐朝才发展到了最高峰。唐朝佛教不仅作注疏、作法论超越南朝，而且习禅定、修功德也远超北朝，佛教的祸害，全部暴露无遗。唐名僧吉藏在所著《法华经游意》里，说佛教是“逼引之教”。“逼”是逼使人厌恶现世的一切（包括本人的身体），“引”是引导人欣慕灵魂不灭，永享极乐。唐朝佛教极盛，五花八门，尽逼引之能事，受祸害的，归根总是广大劳动人民。这里只把显而易见的大祸害，列举三条如下：
　　第一，寺庙林立，宣扬迷信。寺庙是封建社会里地主统治的一种特殊组织。每个寺有寺主，又有少数执事僧，这些人是一寺的君长和官员，俨然居于统治者地位。普通僧众则是被统治者，忍受虐待，无权利可言。例如他们生病，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病发即服大便小便，病起便用猪粪猫粪，或堈盛瓮贮，号曰龙汤，虽加美名，秽恶斯极。”义净替普通僧众鸣不平，说：“呜呼！不肯施佳药，逐省（省钱）用龙汤，虽复小利在心，宁知大亏圣教。”统治僧生病决不会吃龙汤，被统治僧要治病就得不避秽恶，硬咽下去，这不是借“圣教”为名，实行阶级压迫吗！又如禅宗六祖慧能，出家为行者，被指派在寺中当舂米工，碓重身轻，他只好腰间缚上大石，借以运碓，腰脚都受损伤（见《曹溪大师别传》），干力不胜任的重活。
　　如果他不是传授衣钵，离寺回乡，定将伤重死去。寺内同寺外社会一样，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别一个阶级，所谓“众生平等”，无非是一句欺人之谈。释迦在世时，他和僧徒可能经济上区别不太悬殊，因为住处同是大富人施舍的精舍，吃饭同是沿门托钵乞食，释迦对徒众是教师，不是拥有财产的统治者。有人说，佛教戒律甚严，僧人生活从各方面都管得死死的。虽然释迦不赞成像某些“外道”那种苦行，但僧人生活比起俗人来，还是属于苦行一类。事实却并不如此，谁能保证僧人（主要是统治僧）真的不吃酒肉（《高僧传》里不乏酒肉和尚，花和尚也有），不入房室。即使他们持戒是真的，也无非为了起更大的欺骗作用。僧人（持戒者）对穷苦人说教：你们没吃酒肉，没成家室，五戒中你们实行三戒，这就造了善因，来世必有善报。我们僧人出家力持五戒，也是为了来世呵！这样，受骗者将是多么舒舒服服。随着佛教的盛行，许多近乎苦行的戒条逐渐废弛，粪扫衣（捡取破布块缝缀成衣服）进化为袈裟，打狗棒（乞食时用）变形为锡杖，寺主也就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符合封建地主割据称雄的惯性。寺产的来源一种是老和尚师徒相传；一种是富人自带一部分田产设置兰若（寺庙），招集普通僧徒，用来耕种田地（城市中寺庙多用僧人经营工商等杂业）。这是无偿劳动，当然收益很大，再加上佞佛人的施舍，一个私立的小兰若，可能变为朝廷赐名的大寺庙。劳苦群众迫于苛政，投身佛寺或兰若，虽然同样受压迫和剥削，比起俗官要钱要命的赋税徭役（包括兵役）来，终究有些轻重的区别。
　　所以国政愈苛暴，佛寺随之愈发达，越是民不聊生，佛寺越有充足的劳动力；名为出世离俗，实际是富人花本钱立兰若，新创一种发财致富兼并财产的巧方法。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废佛，凡废赐名的寺四千六百余区，废私立的兰若四万余区，兰若比寺几乎多十倍，足见大利所在，有几万富人在做这个发财买卖。尤其可憎的是一人出家为僧，便放弃本姓，自以为姓释，是释迦的儿子（所谓释父、释子），又是天、人师，好像自己成了个半中国半天竺的特殊人物，应该享受特殊的物质生活。在寺庙中，他们上自意识形态，下至细微的生活方式，总要奉天竺佛寺（主要是那烂陀寺）为模楷，即使小事如大小二便，也必须模仿天竺佛寺的烦琐仪式。依式才能“奉律福生”，否则“违教招罪”（见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第十八便利之事）。僧徒的思想和行为基本上天竺化了（有些毫无中国人气味的佛徒，还嫌它化得不够），一个佛寺相当于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天竺佛寺。它有自己的法律（戒律），有些寺（多数在北方边境上）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僧兵）。佛寺经济是相当富裕或大富的，组织又是相当坚固的，自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全国设立几万个大大小小这样的宣传据点，日夜不停地对民众宣扬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这能说是好事吗？当然不能。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土产的宗教迷信早就有了，但远不及佛教所宣扬的那样浓厚和完整，唐朝则是达到了顶点。迷信有各式各样的品种，不论什么品种，都必须反对。其中之一的宗教迷信，性质最顽固、最险恶也最腐朽，经过严肃地细致地反复斗争，这些旧社会残留物，彻底扫除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多立宗派，广收徒众。唐太宗亲身经历隋末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他在当时虽然是战胜者，但农民的威力，使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畏惧。用什么方法来统治民众，当然是朝廷首先要探索的问题。唐太宗宣称“所好唯尧舜周孔之道”。其实，儒学只是他所好的一种，也就是各种有用工具中的一种。他知道宗教都是有用的工具，无论土产的或外来的宗教，他一概欢迎，特别是传播已久的佛教，他认为“玄妙可师”。隋朝大加提倡的佛教，唐朝全部保存下来。唐是南北统一的大国，又是长达三百年的大朝，前期（初、盛唐）经济繁荣，武功震铄，经济上足以容纳寺院经济的扩张，国势上足以吸引外国大僧的东来并保护中国僧徒去西方求学，这些都是促使佛教发达的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某些士人有“选官不如选佛”（做官不如当和尚）的经验。佛教大师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取富贵的途径比士人的仕途快捷得多。抱有取富贵野心的士人，有学问又有文才，学佛条件比普通僧众优越。他们出家以后，无衣食家室之累，专心求名，或倡立新说，或译出新经，只要培养起大声名，富贵便自然而至。许多大僧生为帝师，死赠美谥，遗产巨大，名公大官披麻带孝，扶杖送葬，以做大僧的孝子为荣耀。试举一个例：大僧玄奘改葬父母，僧俗会葬的人有一万多，玄奘死后，朝廷替他办丧事，用金棺银椁藏他的骨灰，五百里内有一百多万人来送葬（其中当然有看热闹的人），三万多人宿在墓地上，表示慕恋之意。一个大僧享有如此崇高的尊荣，固然由于玄奘在佛学上有特殊地位，但也可见当时社会宗教狂热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人说，既然出家为了求富贵，那么，有些贵族人家的子弟，出家为僧，难道还是借佛教取富贵吗？不错，贵族子弟确有出家为僧的，这种人多是中宗教毒极深，迷信思想迷塞了心窍，希望以出家的善因，换取来世更大的富贵。而且现世的富贵生活可以移到寺庙内去享受，现实生活不降级，来世福报大有希望，贵族子弟与佛寺成交这笔买卖，就不足为奇了。
　　凡是大僧大都著书立说，因而获得声名，有资格创立新宗派。例如，东晋释慧远以后，有几个大僧提倡念佛求往生，至唐太宗时僧人善导写出《念佛镜》等书，以此为本钱，亲到长安去宣扬，很多士女接受他的教化。净土宗（西方弥陀净土）大大发达起来。念佛是最简易的修功德法，但也有人不喜欢这种修行法，偏要寻找烦难修行法。玄奘创唯识宗，弟子窥基著书四十余部，阐发极端烦琐细碎的唯识学。玄奘、窥基也是求往生，不过不是西方净土而是弥勒净土。烦琐哲学终究要被人厌弃，唯识宗数传之后，宗派衰落，弥陀净土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弥勒净土终于成了冷门，少有人问津。唐朝提倡佛学近似汉朝提倡经学。汉儒讲经，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多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当时经生认为这是大学问，其实都是些不值一看的废话。唐朝大僧讲经，也像汉儒那样烦琐，义净所讥学佛的人，“上流之伍，苍髭（胡须花白）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到老无成）”，能够写出一大堆著作的人，自然比“上流之伍”还要上流。人们读了这许多书，头晕目眩，对著书人发生钦敬心，更多的人见了这许多书，或听了这许多书名，不读不见先自惊服，随众赞叹，成为宗派的拥护者。佛教各个宗派不管它说得如何自相矛盾、对不上口径，只要不违背宣扬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都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
　　汉朝经学立十四博士，即朝廷批准的十四个宗派，派下经师只许墨守家法，不许别立新说。你要学儒做官，就在这十四派范围内去学。其他有关儒经的说法（例如古文学派），都不算正牌经学。佛教宗派也是一样，宗派愈多，吸引嗜好不同的人也愈多，对统治阶级只有好处，所以能创立宗派的大僧，都会得到朝廷的优待。统治阶级政治昏乱苛暴，引起人心忿激，这时候特别需要引诱心怀不平的人主要是劳动民众吸食精神鸦片，希望他们一枪在口，万事全休。谁能翻出新花样，吸引信徒，把虚头把戏变成似乎真实不虚的东西，这个人当然是值得尊敬的大师了。宗派就是各种翻新的花样，好比鸦片之外，有白面金丹，又有吗啡海洛因。你不喜欢躺着吸鸦片，那么，请立着吸白面；你不喜欢立着吸白面，那么，请坐着打吗啡针；反正你得有一种嗜好，才能满足毒品商人的心意。佛教也一样，你喜欢简易，那么，请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喜欢钻牛角尖，那么，请学唯识论；你喜欢作法念咒，那么，请皈依密宗；你喜欢所谓圆融无碍，那么，请研读华严经疏。你要什么，就给什么，货色齐全，供应不误，反正你至少得信仰一个宗派，才能使统治者放心。禅宗南宗骂佛呵祖，不立文字，打击了佛和法二宝。能不能说是无毒的宗派呢？不能。它把佛、法二宝统一于僧宝，我心即佛，也就是我即佛，我说的，就是佛法，语录公案，别开生面，说不著书而其书汗牛充栋，数量不比其他宗派的书少。而且它骂佛呵祖，反对读经坐禅，很像和尚造反，但是，着实卖弄一番以后，一部分人成为披着僧衣往来于公卿士大夫之门的骚人墨客，其余的禅宗和尚们，悄悄地与律宗、净土宗先后融合起来，干他们的迷信职业。
　　它对统治阶级丝毫不曾失去使用价值。禅宗北宗的首领神秀与南宗首领慧能是死对头，武则天请神秀到长安行道，亲行跪拜礼。神秀所到之处，王公士庶望尘拜伏，每天受上万人的礼拜。南方的慧能，依然得到武则天的尊敬，聚徒说法，并无阻碍。可见统治阶级清楚地看出南宗打击佛法，三宝剩了一宝，于事是无碍的。它是贩毒商店出售的林文忠公戒烟丸，表面反对吸食鸦片，里面却含着足够过瘾的毒物，戒烟不碍吸烟，这就是南宗骂佛呵祖的妙用。不过，南宗兴起、发达以后，天竺传来的各宗派（包括达磨至弘忍的禅宗），次第衰落，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南宗起了有益的作用。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凡是宗教，包括佛教在内，都适应着剥削阶级的需要而制造或加工出来，凭外力（统治阶级的提倡）和自力（宗教本身的欺骗作用），尽量在社会里扎下根柢。只要存在着剥削制度，宗教是不会消灭的，人工禁止也决不会生效。如果剥削制度消灭了，宗教失去依附，会不会自动消灭呢？那只能说有被消灭的可能，自动消灭是不会的。因为宗教有一条根深深地生长在苦难深重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土壤里，尽管阶级翻身了，习惯势力还要起一定的作用，宗教就依靠习惯势力苟延残喘，甚至找机会图谋复辟。将死的蝮蛇，咬人一口，还是可以咬伤或咬死人的。所以，宗教余毒不论残存多少，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斗争，务期干净地拔掉这条含毒的根。
　　第三，麻痹农民，阻碍起义。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农民战争。佛教恰恰为阻止农民反抗压迫而说教。照佛经说，农民耕地必然杀死虫蚁，犯了杀生之罪，死后一定入地狱受恶报。没有不杀虫蚁的农民，也就没有不入地狱的农民。富贵人即使杀死人像农民杀死虫蚁那样多，或者更多些，只要拿出钱来做功德，来世受福报，当然不会入地狱。说得明白些，地狱是专为农民而设的。这正反映地主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敌视，通过佛教对农民说，你们活着该受奴役，死后该进地狱。有些替佛教辩护的大律师，指出历史上有称弥勒出世下凡，发动起义的事例，这不是佛教也有积极作用吗？对不起，你所举事例是有的，但唐初已有大僧昙选严斥弥勒下凡是妖妄，深怕佛教与农民起义有丝毫关系。我看，昙选倒颇有道理，因为佛教教义里根本不存在赞成起义的因素，不先驳倒昙选的那些话，厚着脸皮替佛教拉农民起义的关系是无用的。当心律师变成讼棍。
　　地主统治阶级残酷地压迫农民，不许农民有怨恨心，更不许起而反抗。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佛教对农民说教：你们前生造恶因，所以现世受苦报，如果你们不肯驯服，又造恶因，那么，地狱等着你们，来世连农民也当不成了，人身是多么难得啊！唐名僧道世就是“人身难得”论等方面的大力宣扬者。唐朝佛教空前盛行，佛徒著书浩如烟海，但没有一个人肯说出佛教在政治上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只有唐宣宗时，湖南有个名叫李节的小官僚说了老实话，他把佛教这架庞大的西洋镜一下子戳穿了。因此，我觉得有抄录一段的必要。李节在《送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说：“论者徒知释氏因衰代（世）而生，不知衰代须释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农民）将纷纷而群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因果）而不责于人（眼前的压迫者、剥削者），故贤智俊朗之士（即信佛的勇者智者）皆息心焉。其不能达此者愚人也（农民不受佛教的欺骗，便被看作愚人），唯上所役焉（可任意压迫剥削）。故虽变乱之俗可得而安，赖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论者不思释氏扶世（欺世）助化（助恶）之大益，而疾其雕锼彩绘之小费，吾故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
　　李节看到佛教有“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的欺骗作用，又看到佛教能使勇者、智者离开农民，农民只好俯首受奴役的好处。这些看法都有点对又都不对。李节以为统治阶级中所谓“贤智俊朗之士”不帮助农民，农民就失去倡导，其实农民群众中勇者、智者多得很，何在乎那些所谓“贤智俊朗之士”。李节又以为欺骗有极大作用，不知欺骗有一定的限度，统治阶级只看“大益”，不惜“小费”，穷凶极恶地做坏事，把眼前社会变成活地狱，农民受不了眼前地狱之苦，谁还顾得死后的地狱！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就是农民要冲破眼前的地狱而发动起来的。那时候，任何被崇拜的绝对神圣物，“大雄”（佛）也好，“大慈大悲”（菩萨）也好，都化为死狗、死猫，所谓大益，从哪里说起？义净到天竺游学，见寺僧租地给农民，收取菜蔬作租税。义净问寺僧何故不自种，答称种地必伤虫蚁，死后要入地狱，不如让农民去种有益。我只管要菜吃，你入地狱，不干我事。这与李节所说“大益”、“小费”同样是佛教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表现。
　　以上列举佛教三条祸害，哪一条都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第三条，阻止社会发展，尤其有辞而辟之的必要。佛教在唐朝的盛况，看看唐人佛学著作的丰富，以及龙门、敦煌等等遗迹，可以推知其百一以至万一。唐以后各个朝代又都利用过佛教，虽盛况不必如唐朝，但在局部地区，为害可能比唐朝更大。中国劳苦民众受佛教的祸害，前后将近二千年。够了！够了！自从人民革命胜利以来，工农两大阶级彻底地翻了身，凡有利于工农大众的事物，都在飞速发展，凡不利或有害的事物，都在萎缩以至消灭无余。佛教所欣慕的那个无余涅槃，是指修行人获得的个人最高圣果而言，现在佛教将获得无余涅槃的结果，“一切皆空”，不是很好吗？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中国解放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从旧的束缚里得到解放，例如，从宗教迷信里，从唯心主义的思想牢囚里脱身而出，这对宗教徒说来，确是一件大好事。事实也正是这样，许多宗教徒，包括佛教僧众，很多人归家生产，通过劳动、学习和改造，很有成绩，相信一定能够改造不劳而食的人，成为劳动人民。但是也还有少数人，依然为佛教赞叹，为佛教辩护，用穿凿附会的方法，把无神论、唯物论、辩证法等等，都拉到佛教方面来，用意可能是想刷新门面，挽救佛教于弥留之境，不过这是徒劳的。宗教徒如果改造成为真正有觉悟的劳动者，宗教迷信的头脑还原为正常的头脑，使五花大绑的心灵释放成自由活动的心灵，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用劝人信教那样的热情来劝人不信教，这是多么勇于补过啊！这样的宗教徒，证明他们思想确实改造有效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国，有的地方流行着这种宗教，有的地方流行着那种宗教，各地方宗教盛衰的情形也各有不同，如果思想已经改造了的宗教徒，以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支援别人摆脱宗教的斗争，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作为一个爱国的宗教徒，谁不愿意对祖国作出贡献，自己摆脱宗教，又帮助别人摆脱宗教，这无疑是对祖国作出了贡献。
　　一九六五年八月
　　佛教各宗派
　　相传释迦牟尼生在公元前五六五年，死在公元前四八六年，活了约八十年，大致与孔子同时。
　　当时天竺社会已处在奴隶制衰落时期，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二级种姓，称为刹帝利，即田主和武士），割据土地，互相杀掠，不仅最低级种姓首陀罗（贱民、农人）痛苦难堪，就是那些较弱小的邦君城主（第二级种姓，田主王种），在强凌弱、众暴寡的环境中，也担心危亡，惴惴不知所以自保。社会地位最高的婆罗门种姓，以宗教为专职，虔修出世法。修行法多至九十六种，即所谓九十六种“外道”。其中有若干种苦行“外道”，采取自饿、投渊、赴火、自坠、寂默、持鸡狗戒（“鸡戒外道”学鸡，常以一足孤立、“狗戒外道”学狗吃人粪）等修行法，自谓可以得到解脱。苦行在天竺很流行，这正反映天竺社会黑暗无光，苦难深重，有些统治阶级中人也宁愿放弃现有的优越生活，幻想可能修得清静的安乐世界。
　　释迦牟尼是尼波罗南境一个小城主所谓净饭王的儿子，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二十九岁出家求道。他厌世的原因，佛书都说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诸苦相，决心出家求解脱诸苦的方法。除了这些原因，天竺上层社会的黑暗不安，相互杀伐，也应是厌世的一个原因。他出家与苦行外道同修苦行六年，毫无所得，于是在菩提树下独坐冥想，经过若干昼夜，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成就了无上正觉，即所谓成佛。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不管这种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归根只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因为是唯心主义，所以不要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要能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后来僧徒们诳话愈说愈大，愈说愈多，愈说愈奇，佛的神通也愈说愈广大无边，愈不可思议。任何一家宗教奉为最高之神的不过是天主、上帝之类，佛教说天有三十三，中央最尊的天名忉利天，忉利天主名帝释，只是佛的一个小徒弟，佛出行时，他得在前面开路。各宗教中说诳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唐时僧徒法琳作《破邪论》，说，将孔老二家比佛，那就差得远了。因为孔老说教，都是效法天，不敢违天，佛说教却是诸天奉行佛教，不敢违佛，显然孔老不可比佛。佛经里诳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作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
　　释迦牟尼在独坐冥想中所获得的无上正觉，就是所谓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或简称四谛。婆罗门教一向坚信神不灭论，以为人的灵魂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着，按照人一生行为的善恶，死后定要受各种报应。现在一生所受的祸福，即是前一生的业报。苦行外道想在现生种苦因，在来生受福报。释迦牟尼开始也修苦行，后来认为苦因并不能产生福报，别求解脱法，那就是所谓四圣谛。神不灭、因果报应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共同基础，唐玄奘说“九十六（外）道，并欲超生，师承有滞，致沦诸有”，这说明佛教与九十六外道目的都是想超脱生死，只是传授各有师承，修行法有些不同。佛教的根本教理是四圣谛，首先肯定人的一生沉溺在苦海中，没有丝毫乐处，即使有乐处，也是极暂时的。对不灭的神（灵魂）说来，由于无明（贪、瞋、痴总称为无明，也称为三毒，贪欲尤为诸苦之根本，称为苦本）的缘故，灵魂或出生为人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入地狱，从无始以来，在生死苦海中流转不息。与短促的一生同样，是没有丝毫乐处的。《中阿含经》说，佛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亦无有一处无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宗亲师长者（畜生饿鬼地狱中也有这种关系）。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灭。照这样说，灵魂本身，永远不会消灭，只要从因果报应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轮回里跳出来，那就长生永存了。佛教最怕神灭论，神灭论如占优势，持神不灭论的佛教就自然全部崩溃。因为它依靠神不灭论来威吓人也用来诱人信教。
　　佛教要人厌恶人世，把人生之苦说得无以复加，《正法念经》说人生有十六苦，《五王经》减了一半，还剩有八苦。佛为《五王经》说法云：“人生在世，常有无量众苦切身，今粗为汝等略说八苦。八苦中第一是生苦。何谓生苦？人死之时，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处，普受中阴之形（此生已完毕，后生未开始，中间阶段所受之形，称为中阴，俱舍宗认为有中阴，成实宗认为无中阴，大乘宗认为有无不定，极善极恶之人无中阴，死后立受果报，其余的人都有中阴。小大乘各说，全是凭空瞎揣，毫无根据，佛教说话，大体如此），到三七日父母和合，便来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团，五七日肉疱成就，巧风入腹吹其身体，六情（眼耳鼻舌身意）开张，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啖一杯热食，灌其身体如入镬汤，母饮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身，母饱之时，迫迮身体痛不可言，母饥之时，腹中了了，亦如倒悬，受苦无量。至其满月欲生之时，头向产门，剧如两石峡山，欲生之时，母危父怖，生堕草上，身体细软，草触其身如履刀剑，忽然失声大呼。此是苦否？”诸人咸言，“此是大苦。”不管释迦牟尼是否说了这番话，谁也不能相信这是认真的说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处母胎时的苦乐，佛岂能独知，把母胎描写成地狱，无非想说明人生一开始就不离苦趣。佛为教人厌弃身世，《四分律》中记这样一段故事：说是佛在婆求园教诸比丘修不净观，诸比丘修习既久，极端厌恶生活，难受得像毒蛇缠在颈上，有些比丘发愿求死，或用刀自杀，或服毒药，或互相杀害，有一比丘向名叫鹿杖梵志的婆罗门外道请求说，“请你杀死我，我送给你衣钵，”外道即举刀杀死比丘。有人称赞外道说，“很好很好，你得大福了！既度脱沙门，又得到他们的财物。”外道接连杀死请求杀身的六十个比丘。半个月后，佛升座为众人讲戒律，不见了许多听众，问阿难，才知道修不净观发生流弊，改令诸比丘修特胜观。所谓特胜观，就是数息观，数呼吸次数，借以停止心想散乱。佛亲自任教师，由于教法错误，六七十人因此惨死，被称为无限神通的佛并不知道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阿难等大弟子熟视无睹，不看作流弊，佛不问就不说，如果几个月不升座，大概学生要死去大半，佛教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灭绝，特别强调苦谛，以便信徒们乐于接受灭谛。修不净观虽然发生流弊，但与教义并无乖背，只要改修个什么观，就算纠正错误，枉死的六七十人是受骗者，也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凡是虔诚的信仰者，一定是受骗者，受骗的浅深与信仰的浅深是一致的。宗教信仰者受骗既深，为了妄想获得善报，可以死而无悔或至死不悟。
　　第二是集谛，所谓集，就是推究致苦的原因。以为业是苦的正因，烦恼是苦的助因。业有身业、语业、意业三种，烦恼有贪、瞋、痴、慢、疑、见六种，见又分己身见（有我见）、边执见（执一边）、邪见（否认因果）、见取见（自以为是）、戒禁取见（以戒禁为生死解脱之真因）、五见加贪瞋等共十种，都是烦恼之根本。由业与烦恼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与烦恼，苦果自然随而断绝，修行者也就无障无缚，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达到清凉安住之地位，这叫做灭谛。
　　佛教修行，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只是死的化名（化名多至六七十个）。佛教思想是最脆弱、最怯懦的人的思想，它把人生看作全部大苦，编造出生苦老苦病苦等所谓八苦，生苦全出于空想，病苦老苦正反映天竺文化的落后，它不敢从改进医术，与病、老作斗争方面着想（在这一点上，道教固然妖妄，但还企图和自然作斗争），却在自然现象前面，消极悲观，表示屈服，完全不敢有对抗的想法，专心在死字上做功夫，希望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爱无为的是懒情人，爱安乐的是贪私人，佛教基础建立在统治阶级的懒惰贪欲自私等卑劣心理上面，统治阶级始终不会改变这种心理，佛教也就总是有所依靠。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寄生虫，因为能够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佛教极端贱视劳动生产，并专替统治阶级消除民众的阶级斗争，大批僧众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营造而居大寺庙，实在是一群蠹国病民的寄生动物。《易经·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佛教以涅槃为无上妙境，等于说“天地之大德曰死”（佛教认身体为“毒器”，死是解脱）。天竺幼年僧人（沙弥）写信，署名处自称求寂某某，即求死人某某。这真是极端偏僻的怪思想。《系辞》又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变化）”，社会富有日新，并且生生不息，才是发展的气象，佛教提倡不事生产，等待涅槃，其后果正如唐傅奕所说“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也可以说入族灭族，佛教思想与汉族人传统的文化思想正正相反。但是佛教从西汉末传入中国以后，影响一直在扩大，隋唐两朝发达到最高度。主要原因不外是它有一整套叫做因果报应的骗术，利用当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被剥削阶级仍然贫苦无告，和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需要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而他们自己又有懒惰、贪欲、自私等心理，骗术获得广泛的销路。
　　第四是道谛。所谓道，就是达到涅槃的道，佛说“心不着欲乐境，又不以不正思维苦身（例如修不净观发生流弊），离此苦乐两端而行中道乃得解脱”。中道的意思是教人不要爱死，也不要怕死，要死时就死，任其自然。佛学是研究死的学问，佛经中讲这种死道理的话多得很，全是空谈，全无事实根据，言语支离，措辞琐碎。反正没有人需要什么死道理，这一部分讲死道理的佛经被消灭，是毫不足惜的。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忽然觉悟的所谓无上正觉，主要就是这个四谛。苦灭（苦灭二字可概括全部佛学）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极苦，涅槃最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释迦在世时给徒众们讲的无非是这些道理。四谛的根本出发点是贪欲，认为一人已得的生命和享受，都是无常不能长保，已得的不能长保，固然是苦，未得的不能取得当然更苦。因为无论出家和在家人都有贪欲，都希望寿命能延长，享受能增进，脱离轮回，实际就是本人得永久保持自己的灵魂，不会因转生为别一人或转生为畜生而迷失本性，虽不如道教神仙仍有酒色之乐，但处在涅槃中的灵魂安静永生，据说，得个阿罗汉果，便不再受生死果报，并有受人天供养的权利，很多人出家做僧徒，目的就在贪得这个权利。富贵人在家纵情享受，只要分出一部分赃物施给佛寺，赃物就叫做净财，得极大的福报。佛经悬有赏格：《上品大戒经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至于赃物从迫害千百穷人得来，僧徒是不管的。《智慧本愿本戒上品经》悬出骇人的高价，可谓贪贪相骗，贪鄙已极。照这个经说“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钱以上，皆二万四千倍报。功多（施钱多）报多，世世贤明，玩好不绝，七祖（本身以前的七辈祖宗）皆得入无量佛国”。报酬如此优厚，未免骗得使人不敢置信，贪人却看到报酬高，不惜分出一部分赃物来交换。凡是佛教大行的结果，一定贪风大盛，政治极坏，民众极苦。统治阶级做尽坏事，只要向佛忏悔布施，都可以得到佛的保佑，精神上觉得有恃无恐，做坏事愈益肆无忌惮，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
　　四谛以外，还有几条重要训条：第一是忍辱无诤。第二是慈悲平等。佛经强调忍辱，教人忍受各种凌辱迫害，以及饥饿穷苦，心中不生怨恨，释迦自称前世曾作忍辱仙，修忍辱法，毫无怨恨地让国王支解自己的身体。这不是要被压迫阶级忍受任何苦痛像绵羊那样让统治阶级宰割吗？多么荒谬恶毒的说教！无诤与忍辱相似，也是要被压迫者忍辱，不与压迫者争斗。在具体行事中，如果有人妨碍佛教徒的寄生虫生活时，佛教徒以护法保教为名，完全不顾忍辱无诤的训条，争斗异常猛烈。举个例来看，唐初傅奕反对佛教，说“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僧徒不拜帝王）。僧徒法琳出头力争，说傅奕叫佛为胡鬼，僧徒为秃丁，此辱不可忍。他怒骂傅奕说“邪见竖子，无角畜生，夙结豺心，又怀虿毒，无丝发之善，负山岳之差，长恶不悛，老而弥笃，乃以生盲之虑，忖度圣尊，何异尺X之笑大鹏，井蛙不信沧海，可谓阐提（下愚）逆种，地狱罪人”。傅奕的议论有益于国计民生，却触犯了寄生动物的利益，什么“无角畜生”、“阐提逆种”等凶恶语句，任情放出来，一丝一毫的忍辱无诤都忘掉了。可见佛教训条专为骗民众而设，并不约束佛教徒本身。所谓慈悲平等，同样是一套骗术。佛经叙述地狱中的各种暴虐刑罚，说明佛教思想极端凶残极端野蛮。如果思想不是那样惨毒，不可能设想出这许多惨刑来。天竺当时还大量保存着奴隶制度，地狱中种种惨刑，在天竺现实社会里是有事实根据的。慈悲往往表现为禁屠宰、禁渔猎、修放生池等，对动物表示慈悲，至于屠夫渔人猎户的生计，是不在意中的。
　　因为这些人死后都得入地狱受罚。佛教所谓大慈大悲，实际只是让猛兽害虫生长无阻，自由害人。佛教看农民是地狱的候补人，一切被压迫被虐待的穷苦人，都是前生作业，现世受报的罪人，所以对劳苦群众不会发生丝毫同情心。举佛教对首陀罗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只有残忍并无慈悲。首陀罗是所谓贱种，专业农耕。耕地必伤虫蚁，因伤生过多，首陀罗死后必堕地狱受恶报。僧家田地租给首陀罗耕作，僧家六分抽一（粮食），或三分抽一（蔬菜），其余诸事一概不闻，如此，杀生之罪全由首陀罗负责，僧众吃租米，是依法食用，不生其罪（见唐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让首陀罗入地狱，自己坐食租米，替首陀罗分一点罪过是决不可以的，这就是佛教的所谓慈悲。说到平等，承认首陀罗也有佛性，这似乎含有一些平等意义，但又说一切有情（动物）都有佛性，等于承认畜生与首陀罗平等，因为首陀罗杀生害命，死后当入地狱，变畜生还是较好的出路。佛教重商人，贱视劳动生产者，戒律禁止耕地和养蚕，以为未来生中，当受苦无极。又贱视妇女，肯定不得成佛，要成佛先得转男身。僧律二百五十条，尼律加倍有五百条，僧受戒时，律师叫他洗浴，暗中察看是否是黄门（无男根的人），黄门是不能和男人平等的。佛教如此贱视农人和女人，还有什么平等可说。
　　释迦牟尼在世时，以四谛、忍辱无诤、慈悲平等等训条宣扬佛教，收得不少徒众。他住在摩揭陀国首府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传道，王舍城中归佛出家的人渐多，寡妇孤儿渐增，从事生产的人渐少。由释迦牟尼领头，一群僧人按时向各家讨饭吃，王舍城出现一大批寄生动物，当地居民对佛大为不满。释迦的儿子和旧妻都出家学道，他的父亲净饭王在家修道，国家衰乱，为附近小国室罗伐悉底国的毘卢择迦王所灭。室罗伐悉底国太子名逝多，建祇园精舍，使释迦牟尼率徒众居住。灭国之仇，佛既出家，可以解释为不复留意，但《仁王护国经》说，“佛告波斯匿王，一切国土安立，万姓快乐，皆由般若波罗蜜”（信奉佛法）不论大小国土中，如有灾难，“一切国王为是难故，讲读般若，七难即灭，七福即生，万姓安乐，帝王欢喜。若未来世国王护持三宝（佛、法、僧）者，我使五大力菩萨往护其国，一名金刚吼菩萨，手持千宝相轮（轮是一种武器），二名龙王吼菩萨，手持金轮灯，三名无畏十力吼菩萨，手持金刚杵，四名雷电吼菩萨，五名无量力吼菩萨”。释迦牟尼对自己奉教的老父，亡国时毫无拯救的方法，反接受室罗伐悉底国太子的祇园精舍，受太子的保护，所谓未来世国王有难，他会使什么大力菩萨拿着武器去保护，这不是扯诳是什么！全部佛经都是诸如此类的扯诳，信奉它可以得亡国之祸，净饭王就是因信佛亡国的。室罗伐悉底国后来也是因信佛亡国的。
　　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加以诳话连篇，无处不是诳话大话，胁人以地狱无穷尽之苦，诱人以富贵千万倍之报，被压迫人民不免受骗，而特别有贪心的人，更不免堕入术中，受骗至死而不能自拔，成为虔诚的不是存心骗人而实际是骗子的佛教徒。佛在世时，已有上千的信徒，因为佛所说诸法全是唯心主义的空谈，根本无事实可寻，佛死后，以大迦叶为首的五百徒众，诵出各人所闻，规定为佛说，以富娄耶为首的五百徒众，也定自己所闻诸法为佛说，佛徒开始有宗派分裂的趋势。在天竺割据盛行的社会里，佛教闹宗派分裂是很自然的事，因信徒中闹宗派，佛徒渐分为上座（流为小乘部）大众（流为大乘部）两部，所谓上座，指名位都高，固守旧说的一群人，所谓大众，指名位都低，想修改旧说的一群人。大约佛死后百余年，上座大众两部大决裂，大众部首领名大天，据《婆沙论》所记，大天是商人的儿子，商人远出经商，久不归来，大天长大，与母通奸。后来商人回家，大天设计杀父，与母同逃到波吒厘子，遇见曾经供养过的罗汉，恐被告发，又设计杀罗汉。后来母又与别人私通，大天发怒杀母。大天自知有罪，听说佛教有灭罪法，投鸡园寺出家受戒。照《出家功德经》说“度一人出家，胜起宝塔至于梵天”（极高的塔），大概大天的禽兽行为，一出家就算免罪了。《婆沙论》又写了大天对徒众所说若干新见解，其中一条是“但有智人能说诸法亦得造经，汝等若欲作者可随意作”。固执旧法的长老们听了这些大胆的创议，群起诃责，认为“汝言非佛教”，双方进行一场大争论，大天得多数人拥护，终于获胜。佛教中所谓大乘派，很可能是经大天提倡，逐渐发展起来，压倒小乘派。实际上小乘经比较接近释迦牟尼说教的原意，大乘经多是外道思想与佛教思想融合而成，马鸣龙树等造大乘经论的佛学大师，原来都是著名的外道，他们托佛名义造大乘经，又造论作解释，既有能力造论，当然也能造经，作伪说诳本是天竺佛教徒的惯技，小乘派人说大乘经都是外道所造，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理由的。
　　大天通母杀父，是不是真是那样的一个禽兽，未可全信，《婆沙论》出小乘人之手，据说在天竺，小乘人不同大乘人饮同一条河的水，双方有不共戴天之仇，造最恶毒的谣言来中伤大天，本是意中事。佛教徒不论天竺人或中国人，都爱造男女阴私事，企图使对方禽兽化，用心极为卑劣。例如傅奕反佛，《广弘明集》给傅奕造谣说，傅奕贫贱，先作道士，投僧借贷，僧不肯借，心怀愤恨。唐初来长安，投道士王岿。王岿怜其饥寒，留居私宅，待以上宾之礼。三几天内，傅奕便霸占王岿妻，公然不避人目。王岿兄子为僧，见到私情，告诉王岿。王岿不信，说，傅奕贫士，我收留在宅，敢做这等事吗？王岿回家一看，果然如此，忍气退归道观。傅奕霸占王妻，王岿为什么忍气相让，显然出于僧徒捏造。唐武宗灭佛，僧徒也造类似的谣言，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唐武宗毒死唐宪宗后郭氏，又唐穆宗后萧氏貌美，唐武宗想取为妃妾，萧氏不从，被唐武宗射死。郭萧二后死在唐宣宗时，《新唐书》、《旧唐书》都说唐武宗对郭萧二后敬重有礼。这些恶话圆仁未必自造，当是从唐僧徒中听来。僧徒只知道兴佛教，能使寄生动物生活舒适的人就是好人，施舍的钱，都称为“净财”，任何暴君和民贼都加以赞扬，反之，一概造谣辱骂。这种造谣恶习，都从佛经里学得，因为佛经就是惯于造谣说诳。
　　诳话不可能有确实的是非，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理解，传教僧徒又各闹宗派，企图独立称雄，一颂一偈解释不同，便分立门户。因之上座部逐渐分裂成二十部，大众部分裂成十部。上座部主要派别是说一切有部。此部承认客观实物的存在，认为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不过，我是空的，所以此部亦名我空法有宗。此宗持说知、断、修、证等四事，即应知世界存在全是苦恼，应断绝苦恼的业因与烦恼缘，应证得断绝诸苦因所显的涅槃，应修到达涅槃的道。这里所说知断修证，实即苦集灭道四谛的异名。公元前三世纪中，有阿育王信奉佛教，供养僧徒，外道穷乏，剃须发改服装，混入僧众，但仍各持原来的外道主张，佛教因而大乱，阿育王集名僧一千人结集，承认若干说法为佛说，大乘佛教由此渐兴。小乘教说一切有，大乘教徒造佛说《般若》等经，主张一切空来反对一切有。
　　小乘佛教还保持释迦牟尼的遗教，只要断绝苦因，入涅槃境，就算达到目的。大乘佛教是外道与佛教的混合体，大话诳话比小乘佛教增加无数倍，自称本身解脱是小事，要度尽一切有情（所有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比如所谓地藏菩萨，据《地藏本愿功德经》说，地藏菩萨是释迦既灭以后，弥勒未生以前（中间相隔五十七亿六百万年），众生赖以救苦的大悲菩萨，他自誓必尽度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众生，始愿成佛。他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以救苦难。这个大话真是说得可谓大矣。所有大乘教徒都说这样的大话，藐视小乘只求自利，最高不过得阿罗汉果。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的，可得菩萨果以至得佛果。所以大乘教对社会危害性更大，他们为了想做佛菩萨，诱骗尽量多的人出家当寄生动物，如果他们真得大行其道的话，那就不只是入家破家，入国破国，而且还要灭绝人类（要度脱一切众生）。略有头脑的人，是不会相信所谓大乘教的。当然，也不会相信所谓小乘教。
　　中国书籍自六经以至诸子百家，从来没有人敢说佛书那样的大话和诳话，庄子著书，号称谬悠荒唐，但比起佛书来，相差却远得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士人有信书的陋习，以为写在书上的话，都是不可不信的重要话。又从来不曾接触过佛经这种无边无际的大话，和毫无责任感的诳话。正当东汉政治黑暗，广大人民求生不得，而今文经学盛行，统治阶级精神界异常空虚的时候，佛教乘机传入，它那骇人听闻的大话和诳话，逐渐俘虏了许多人，特别是贪欲无厌的统治阶级中人。如东汉初年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东汉末年汉桓帝在宫中立浮图祠，他们都是企图佞佛得福报，刘英为谋反夺帝位，佞佛的目的更是显然。
　　佛书描写佛的大威力，确是大到无比，据说，他行则金莲捧足，坐则宝座承躯，出则帝释居前，入则梵王（婆罗门所奉最高之神）在后，左有密迹（力士），右有金刚，声闻菩萨充侍臣，八部万神任X卫，讲《涅槃》（经名）则地震动，说《般若》（经名）则天雨花……如此等等大诳话，如果误信它万分之一，就会变成佛教的俘虏，精神昏迷，不敢有丝毫怀疑。东汉乞胡（西方来的僧徒）中，大概混有狗戒外道，当时道教徒攻击佛教徒，说他们食粪饮小便，一般总以为道教徒造谣诬攻，断不可信，事实却是佛教徒确实食粪饮小便，直到唐武则天时，经义净揭露，才证明东汉道教徒并非诬攻。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除其弊药条》说“自有方处，鄙俗久行，病发即服大便小便，疾起便用猪粪猫粪，或堈盛瓮储，号曰龙汤，虽加美名，秽恶斯极。”用粪便当药的，自然是普通僧众，统治寺庙的大僧用秽物施给病僧，口头上对虫蚁也要慈悲，实际行为是不管病僧死活。所以义净又说：“呜呼！不肯施佳药，逐省用龙汤，虽复小利在心，宁知大亏圣教！”外表装出大慈大悲，内心实在残忍异常，这就是所谓“圣教”。中国僧徒接受天竺鄙俗，数百年来，相沿吃龙汤，无人敢怀疑，足见中国僧徒，精神上已成天竺僧徒的奴仆，只要天竺传来什么经论，一概坚信奉行，唯恐因怀疑佛法堕入地狱。例如《佛说盂兰（意为倒悬）盆经》，说弟子大目犍连用天眼通看到自己的亡母生在饿鬼中，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送饭到口边，化成火炭，不得入口。目连大叫，悲号涕泣，请佛指教。佛说，“你母罪根深结（据说，只是犯了不舍给游僧饭吃的所谓罪），谁也无法救她。只有依靠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我现在说出救济的方法：每年僧自恣日（七月十五日），人人都该尽力准备最好的饭和最好的果品盛盆器中，供养十方众僧。又施送香油、灯烛、床铺卧具，如是，父母六亲眷属，立即解脱诸苦。若父母现在者，福乐百年，前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升天往生安乐处。”目连照法施食，目连母即日得脱饿鬼之苦。造这一卷经的意思是明显的，所谓饿鬼，并不是目连的亡母，而是不劳而食的十方众僧。僧自恣日是众僧互相指责的一日，受指责的僧徒有一顿好饭好果吃，又得香油卧具等物，可以减少受指责的苦痛，僧徒谋自己的利益可称周到，佛经中很多是僧徒为自私自利而造作的，也有为宗派斗争而造作的，传到中国来，上面写明佛说，再没有人敢非议它，转展相欺，宗教气氛就靠相欺得以维持。
　　天竺佛教小乘大乘两大派和大小乘内部各派别斗争极为剧烈，按照惯例，辩论胜利者有权迫令失败者骑上驴背，用粪瓶浇头顶，在大众前公开声称完全降伏，这样才允许失败者永远当奴隶。双方辩论，往往以自杀为条件。所谓慈悲、平等，对失败者是丝毫不存在的。中国无此种恶习，无条件地尊重天竺僧徒，因之天竺僧徒（包括西域僧徒）带着本宗派的经典纷纷来中国传播。天竺所有宗派都转运到中国来。但因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天竺不同，有的能流行，有的不能流行。
　　下面略述在中国的小乘大乘各宗派。
　　(一)小乘各宗派
　　姚秦时，鸠摩罗什译天竺人世亲所著属于小乘有宗的《俱舍论》，又译诃梨跋摩所著属于小乘空宗的《成实论》。《俱舍》、《成实》两论经罗什传授，在南朝一度颇为发达，各成为一个宗派。不过，小乘声名不及大乘显赫，修行者宁愿学大乘得菩萨果，不愿学小乘得阿罗汉果，两宗因此门徒冷落，到唐朝时归于消灭。
　　(二)大乘各宗派
　　1.三论宗
　　佛徒称混入大乘教的外道为方广道人。这种人谈空，把一切诸法谈成龟毛兔角，什么罪福报应都空无所有了。这对佛教是个根本危机，失去罪福报应这个骗人法宝，哪里还有人信奉佛教。天竺人龙树为挽救由于谈空太过（所谓空病）而造成的危机，著《中论》及《十二门论》。龙树弟子提婆著《百论》。依据三论讲说的宗派称为三论宗。中国三论宗开始于鸠摩罗什。罗什以后，师徒相传，历久不绝。三论宗以二谛、八不中道为教门。所谓二，一是俗谛（亦称世谛），二是真谛（亦称第一义谛），俗谛认为有因果君臣父子忠义之道，真谛认为一切法毕竟空寂。虽说俗“有”真“空”，但“有”是假有，非实有，“空”是假空，非实空。远离“有”“空”二边，折中二边称为中道。三论宗大师法朗教诲徒众，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无得即无所得，无所得即中道，破一切有所得见，以无所得为本宗宗旨。中论举八不为例来显中道，所谓八不，即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凡事物都有两个面，这种不这不那的公式，不能说明任何事物，只是一些诡辩或者说是作一些文字的游戏。八不有“五句”“三中”作解释。譬如就生灭来说，第一句，实生实灭，此认生灭为实，谓之单俗。第二句，不生不灭，此执不生不灭为实，谓之单真。单俗单真都是偏见，不合中道。第三句，假生假灭，谓之世谛中道。第四句，假不生假不灭，谓之真谛中道。第五句，非生灭非不生灭，谓之二谛合明中道。照这些说法，生灭都是假现象，不可执于偏见。所谓三中道，都是含糊模棱的话头，目的是谈“空”而不废“有”，以保存罪福报应的骗术。
　　隋时三论宗名僧吉藏著《三论玄义》二卷，讲三论一百余遍，临死时制《死不怖论》一篇，词云“略举十门，以为自慰。夫含齿带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来，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泣生，不应怖死”。题目是不怖死，实际是十分怕死。
　　2.净土宗
　　释迦牟尼讲四谛，以灭谛为修道的归宿，灭即死，佛书称死为涅槃，有所谓小乘涅槃，大乘涅槃，有所谓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异说纷纷，谁（包括释迦本人）也说不清楚涅槃究竟是什么境界。有一个叫做龙树的人，假托佛说，造《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及《观无量寿经》等书，把净土境界说得很具体，谁肯念佛，便可往生净土享安养之“福”。
　　净土宗是讲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早在东晋，庐山僧人慧远搜罗名士僧徒一百二十余人，在东林寺结社念佛，号白莲社。慧远劝诱陶潜入社，陶潜拒不受欺，饮酒诗云，“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拟古诗云：“不畏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陶潜是儒家，兼有道家思想，临终时作挽歌诗和自祭文，从容自在，比畏死的佛徒，不知高超多少倍，万卷佛书，何曾抵得陶潜三首挽诗和一篇自祭文。慧远让步允许饮酒，还是骗不得陶潜入社，足见不受报应之类的欺骗，便有排斥佛教的勇气。周武帝看穿佛教的荒唐，说佛经“言多虚大，语好浮奢，罪则喜推过去，无福则指未来”。陶潜看出佛书都是些欺人的空言，在当时确是卓识之士。
　　净土宗很像保姆拿画饼哄一两岁婴儿，利用人们的愚昧和贪欲，进行最大胆的欺骗。天竺僧人世亲著《净土论》，北魏僧人昙鸾作注释，改书名为《往生论》。昙鸾再传弟子善导，唐太宗时人，提倡念佛，从此净土宗大发达。善导每天念佛，非力竭不停止，冬天严寒，也得念出汗来。他到处宣扬净土法门，前后三十余年，拥有大量信徒。信徒中有些人诵弥陀经多至十万或五十万卷，念佛一天念一万声或十万声，据说，很多人因得念佛三昧往生净土。善导弟子怀感问善导，“念佛是否真有效？”善导说，“你只要专心念佛，自然会有证明。”怀感问，“你见过佛吗？”善导答，“佛说的话，要绝对信奉，不可有疑。”中国僧徒对天竺佛书深信不疑，有如病僧服龙汤，受了害还至死不悟。
　　净土宗提出快速成佛法，说念阿弥陀佛一口，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得八十亿微妙功德。照一般佛教说，从凡夫修到初地菩萨位，要经一大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据说是万万为亿，万亿为兆，一个阿僧祇是一千万万……（共八个万字）兆劫（世界成坏一次为一劫），修成菩萨可谓烦难之极。净土宗却说只要一念阿弥陀佛，迟则七日，快则一日，速生净土，即是八地以上菩萨，据说，大乘菩萨分十地（级），念佛一声，即成八级以上菩萨，可谓快速之极。足见速成是戏论，缓成也是戏论，归根说来，全部佛教都是戏论。
　　净土宗称人类世界为秽土，说阿弥陀佛世界，名为极乐，由彼界中，诸有情类，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描写极乐世界的情形说：“生在极乐世界的人，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欲食时，百味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身心柔软，无所味着，事已化去，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楼观栏楯，堂宇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这种说法，正迎合极端贪鄙懒惰的人的心愿。这种人丝毫没有劳动，懒到美食可免咀嚼之劳，美衣可无披戴之劳，无论衣食住宅，想到就有，假如在一块地上，一大堆扬扬得意的懒虫聚集在那里，这地方可憎厌之极，有什么乐值得欣慕。
　　净土宗害人最重的原因，在于提倡大修功德，营造塔庙，使剥削阶级加重对劳动人民的敲剥。《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说，愿生净土的人有三辈，一是上辈，凡出家沙门，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辈人临死时，阿弥陀佛率领大众亲来迎接，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成佛。二是中辈，虽不能出家作沙门，但能大修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缯燃灯，散花烧香，这辈人临死时，阿弥陀佛化身去迎接，与真身来接差不多。三是下辈，不能作诸功德（当然是穷苦人），但能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临死时，梦中见佛，也得往生。
　　在人世上统治阶级享受优越生活，被压迫阶级遭受苦痛，净土宗经书证明这都是合理的。《无量寿经》说，“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乞、孤独、聋盲、喑哑、痴恶、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财主）、智勇、才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事。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形易道，故有泥犁（地狱名）、禽兽、蛹飞蠕动之属，譬如世法牢狱，剧苦极刑，魂神命精，随罪趣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是，虽不即时暴应，善恶会当归之”。
　　净土与真言是佛教各宗派中最恶劣的两个。别的宗派都用支离烦琐、使人厌倦的道理宣扬佛教，对一般民众影响有限，因为谁也不耐烦去听那一套。净土宗提倡念佛，方法极为简便，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对比又极明显，这一派僧徒专劝人信报应，修功德，佛教的毒害，因净土宗发达，才真正广泛传播到民间，凡是已经消失和现在还留存的巨大佛教遗迹，大致与净土宗有关系，那种耗损民财的罪恶，巨大遗迹就是物证。
　　净土宗的快速成佛法，和其他宗派在根本理论上有很大出入，怀感作《释净土群疑论》，很勉强地作了答辩。群疑之中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金刚般若经》言，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维摩经》言，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即不住，……准此大乘诸圣教说，佛本不来，亦无有去，何以《观无量寿经》一说有化佛来迎，随化佛往，有来有去，与前经相违？怀感无法狡辩，只好承认实无有佛从彼西方而来至此授手迎接，亦无有佛引彼众生往生净土，但众生念佛，与佛有缘，自心变现阿弥陀佛来迎行者随佛往。诳话全部揭穿了，所谓自心变现原来就是中迷信毒甚深的人，临死时神经昏乱，似乎觉得有佛来迎，并非实有。净土宗最怕禅宗，因为禅宗主张自内求佛，不假外佛，反对建造塔庙等所谓功德，以为但令心净，此间即是，何处别有西方净土。禅宗揭穿净土宗的骗局，净土宗也揭穿禅宗的骗局，慧日（唐中宗时僧）著《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集》攻击禅宗，说“不持斋戒，但养现身，讵修来报。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这些话颇能击中禅宗的要害，但禅宗也彻底暴露了净土宗的骗术，两个都出售快速成佛法，都是可笑的骗子。禅宗骂祖杀佛，否定天竺传来的各宗派相当勇猛。到后来自身也要被否定，禅宗恍然大悟，逐渐与律宗净土宗真言宗相结合。自此以后，各宗派不再独立存在，都归并入禅宗。禅宗成为汇合各宗派的中国式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