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南京师范大学与日本京都大学、台湾南华大学、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会联合举办的以敦煌文献研究为中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9月7日——11日在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60名学者被邀请参加本次研讨会，其中中国大陆30人，海外30人。世界上主要研究敦煌学和收藏敦煌文献的国家，如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等都有代表出席，是一次高规格的学术盛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代表中国敦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先生向本次研讨会致了贺词。
　　开幕式当天，由台湾南华大学敦煌研究中心教授郑阿财先生主持了一个对敦煌学大师潘重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此后，与会代表分为五组发言，每组发言后均有讨论时间。会议上共宣读论文五十余篇，内容多以敦煌文献为基础，涉及敦煌学研究的诸多领域。

一、 历史、地理
　　陈国灿《略论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的史学断代问题》，总结了对出土文书断代的方法：依据出土背景、书法和书风以及不同时期的职官或法令制度；对特殊时期特殊用词的考定；利用文书正背面的关系。郝春文《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介绍了自北朝至宋初女性结社的时空分布情况及女人社各时期的特点。并探索了与其形成的有关的外部因素，如妇女地位的提高，成员为在家中地位较高的女性及比丘尼僧团的存在和有关“优婆夷”经典的翻译与流行。其中最后一点为更直接原因。金滢坤《论唐五代宋元的社条与乡约》，从敦煌社条、《吕氏乡约》和《龙祠乡社义约》的结构、内容和性质等角度探讨唐五代宋元乡村私社与乡约的关系，以及乡村的乡民、乡绅在其中的作用，论及国家控制乡村及乡村自治等相关问题。波波娃《唐高宗天训与中国政治传统》，以唐太宗《帝范》和武则天《臣轨》所体现的政治原则为例，简要分析中国古代帝王，通过撰写治国宝典，特别是写给太子的家诫与政治的关系。并介绍了被确定为唐高宗《天训》的P.5523号文书的情况。赵和平《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经卷综合研究》，录文、整理了武则天为已逝父母抄写《妙法莲花经》三千部和《金刚般若菠萝蜜经》三千部的两篇发愿文及为太子李弘去世抄写《一切道经序》三十六部的序文。确证三部佚文的作者皆为武则天。进而理清此批敦煌宫廷写经的来源和在长安太原寺宫廷抄经的运作情况。并对武则天与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辻正博《英藏S.9478〈地志残片〉浅析》，明确该残片为纪录行用郡名称呼的天宝年间地理的写本，并推测其为敦煌市博物馆藏76号《地志残卷》的残片。

二、 社会、礼仪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社会风气之胡风胡化》，论述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下的敦煌民族化倾向。并从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胡人胡风的保留与汉人胡化风气兴盛两个方面探讨敦煌地区的胡化及其表现。黄正建《试论唐人的丧葬择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以敦煌文献为议论基础，论证了唐朝人在选择葬日时主要有两种方法，即利用《具注历》和利用《阴阳书》或《葬书》。其中以《葬书》的利用更为普遍。吴丽娱《试论敦煌书仪中的官场起居仪》，将敦煌写卷与礼制研究相结合，通过敦煌书仪中起居启、起居状，探讨了日常问安、贺官和节日问候都属起居仪的内容，及敦煌起居启、状使用的形式和所表现出的浓厚敦煌地方色彩。论述了起居仪使用的不同场合层次和种类对象：上于皇帝的为起居表；地方则有上于长官的节日起居和月贺起居仪。并阐明了公牒与私书的区别，及私书官牍化的过程。

三、天文、医学
　　邓文宽《跋敦煌文献中的两次日食纪录》，对敦煌文献中P.2663残卷有关两次日食的纪录进行了疏证，推断出两次日食的具体时间，将此记载与唐代相关文献相比较，并通过现代天文学方法加以确证。得出在834年3月14日发生日环食和在发生在846年12月22日日全食的结论。并指出此文献对于日食发生时刻记载的宝贵性。陈明《“好热细药”：于阗医药文化钩沉》，以于阗为个案，勾勒出中古于阗医药文化史的概貌，以达到重塑中古时期丝绸之路医学史综合面貌的目的。

四、 归义军研究
　　冯培红《关于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以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为对象，对部分官印的使用者、存在的真实性、被赐予时间等方面作了考证。杨宝玉《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洲人士的往来——以P.3730、S6405v抄存书状为中心》，通过对两份抄存书状的研究，提出：两份抄存书状的作者为敦煌名僧恒安；P.3730v所存第二通书状为咸通八年所作。S6405v书状是S6405v抄存的第六通书状的正式 清稿，收书状人为随侍张议潮滞留京城的郎君，因此应命名该状为《僧恒安致郎君谢司空寄缣缃状》；该状写于咸通九年二月。张议潮拜司徒的时间不早于咸通八年冬，其司空称号至少用至咸通九年二月底。杨秀清《P.3518〈张保山邈真赞〉札记》，通过将邈真赞中张保山出使之事揭出，为张承奉执掌归义军的历史增加细节；说明赞文中所载张保山多次出使的真实性。

五、宗教
　　佛教相关研究成果较多。李正宇《重新认识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将该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定性为诸宗兼容、众派合流、亦显亦密、亦禅亦净、戒律宽松、入世合俗的新型宗教。阐述了敦煌世俗佛教含盖社会各阶层，是当地佛教的主流。其诸宗皆奉，不专一宗。并对敦煌佛教的研究方法及思路进行了反思，反对任意取舍、削足试履和将佛学与佛教研究混淆不加区分的研究。郑阿财《传播、诠释、与接受——敦煌文献与石窟中有关〈观音经〉之考察》，以《观音经》为对象，从相关汉译佛典、注疏、灵验记、中国撰造经典、讲经文等文献，结合石窟中的观音经变，从文字、图像及口头三个面向来考察大乘佛教观音信仰在中国传播、诠释与接受的现象及相关问题。竺沙雅章《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版刻汉文大藏经本》，对此经本与宋元版大藏经三个类别特征相结合的部分略作总结，分类解说，明确了宋元版大藏经的三种类别全部包含在内。衣川贤次《以敦煌写经校订〈大正藏〉刍议》，通过对《法句譬喻经》和《维摩诘所说经》的校勘，探讨校订《大正藏》的可行性。梁丽玲《敦煌写本〈十梦经〉初探》，通过对《十梦经》两件敦煌写本的探讨，论证二者属于同一系统；傅图188104V应改题为《十梦经》；二者的世俗化现象反映出完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趋势。玄幸子《关于两种〈佛说八阳神咒经〉P.3915，以敦煌写经P.3915e所载的两种《佛说八阳神咒经》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大正新修大藏经所修的经文进行比较，探讨真经和疑伪经之间的关系，弄清自唐末到五代在敦煌社会里佛教文化如何受容。落合俊典《敦煌写本和日本古经中的玄应撰〈一切经音义〉》，介绍《玄应音义》的敦煌写本和十二、十三世纪的日本古抄本，通过对比突出陈述日本古抄本的特殊性。汪娟《敦煌写本〈法化七礼文〉残本考释》，确定该残本为一篇依据《法化经》而立名的礼忏文，对其内容从礼拜对象、礼赞偈、和声三个部分进行了考释。朱雷《敦煌写本〈庐山远公话〉中之惠远缘起及〈涅磐经〉之信仰》，考证《庐山远公话》中惠远和尚的原型实为三人，及此三人与《涅磐经》信仰的关系。并指出俗讲之人因涅磐经的传播，为各阶级人的信仰，因此将其揉和。
　　道教方面，刘屹《道教仙人“子明”论考》，对道教中所存仙人子明的资料进行研究，认为《升玄经》和《本际经》中的窦子明，应该就是汉晋仙道传统中的陵阳子明；二者不同的修道方式和取向，是中古经教道教与传统的仙道修炼的最大不同之处；在《升玄经》成书和流行年代，窦子明似乎不能被视为巴蜀道教的代表人物；其名号、形象和活动地域的演变，反映了汉晋隋唐间，道教从注重道术向重经教发展演变的一个侧面，而其变为巴蜀地方性神仙的过程，是五代、宋以后地方性和世俗化道教渐兴的表征。万毅《敦煌本〈升玄内教经〉与南朝末期道教的“三一”新论》，探讨了《升玄内教经》中“三一”观念虽未摆脱有形的“升仙度世”穆德伦的影响，但得到论的提出，核对“三一”观念的玄学化解释，表现出很强的逻辑性和哲理性，反映了当时道教重玄学派的理论意趣。而其“三一”观念中神人感应的谶纬色彩淡化，折射出中古时期的中国人摒弃巫术、摆脱愚昧和追求超越性精神境界的历程。

六、文献（含少数民族语言文献）
　　荣新江《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简要介绍李氏旧藏的学术价值，叙述包括作者在内的中日学者自90年代初，根据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所藏李氏旧藏敦煌写本照片，追寻这批文献的经历，最后确定其被日本某氏完整收藏。论文最后有《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研究索引稿。马德《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新论》，对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文献的数量、收藏情况、文献内容及各方面的价值、意义作综述性的介绍；对废弃经页作特别论述，并指出其作为写经和文书的双重文献学价值。束锡红 府宪展《英法藏敦煌古藏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了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中国此方面研究的长处与不足。

七、语言文字
　　许建平《敦煌经籍写卷的学术价值》，从辑佚、校勘、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五方面，探讨敦煌遗书中九部儒家经籍对中国传统经学研究的学术价值。王三庆《〈解释歌义壹畚〉》，介绍了对该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情况；对《解释歌义》的作者和时代进行考察：王宗道是《切韵指玄论》的作者，《指玄》、《指玄论》与《切韵指玄论》是同一部书的简繁异名别称；王宗彦是《四声等第图》的作者；王忍公是《解释歌》的作者，《解释歌义壹畚》的作者可能不是金人无名氏。张涌泉《俄敦18974号等十余件字书碎片缀和研究》，其对缀和碎片的研究表明这些碎片应为同一《大方广佛华严经音》写卷的分裂；底卷是一部不同于慧苑、可烘《音义》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难字的注音本；此《大方广佛华严经音》可能是宋代以后的产物。董志翘《辑注本〈启颜录〉商补》，通过再次校核敦煌本原卷，研读录文及注释，提出该书校点、注释可商补之处。蔡忠霖《敦煌俗字中的繁化现象试析》，对敦煌经卷中的繁化俗字为研究对象，进行学理分析并对其繁化概况和对繁化俗字的孳乳提出看法。

八、文学
　　柴剑虹《转型期敦煌文学研究的新课题》，总结八十余年来敦煌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与特点、倾向，以敦煌藏经东所出诗、赋、曲子词、小说为体裁的作品研究为例，提出转型期的敦煌文学的新课题：从文学史观出发，敦煌文学汇集后真正置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考察；从文化史观出发，将敦煌文学作品真正置于敦煌历史文化的人文环境中研究；从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着手，去探讨敦煌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声律特点等，使敦煌文学研究“回归文学”。
　　张先堂《净土教宗法照的文学创作及其对唐代文学的贡献》，阐述了以往学者有所忽略之处：法照为唐代代表性诗僧，创作过一些近体律诗，取得一定的成就；大量创作、编集净土五会念佛赞文对促进唐代赞文的成熟与发展，及推动唐代佛教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朱凤玉《敦煌蒙书〈古贤集〉与中晚唐代咏史诗》，以文献学为基础，从咏史诗的文学体类、蒙书的教育功能、类书的事类来源等方面，探讨敦煌蒙书《古贤集》与中晚唐代咏史诗盛行的文化因素。依空《敦煌佛教原文探微》，以《敦煌论文》所收文献为基础，对佛教传统的誓愿思想作一探源，借以对照出敦煌佛教原文的演变脉络。张鸿勋 张臻《移植与变异：日本〈酒茶论〉与敦煌〈茶酒论〉的比较研究——简论转型期的敦煌文书研究新拓展》，对敦煌遗书中的《茶酒论》和日本室町时期流行的《酒茶论》从故事类型、叙述、故事背景、内容和语言风格等方面比较其异同，并从地缘历史、文学的移动传播和触发产生AT293型故事的媒介等方面分析了二者相似的原因。梅维恒《欧亚鸟类对话作品的比较》，通过检验四篇时空上相隔遥远，但都使用描绘不同鸟类聚会的写作手法的文本，考定其异同。其中中国唐代的作品《百鸟鸣》为敦煌手写本讲唱文。作者对写有《百鸟鸣》的几卷敦煌写卷进行了简单介绍。并简要分析其写作的政治、军事目的。
　　与会代表紧紧抓住敦煌学如何“转型”这一主题，针对宣读的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此外，大会论文集还收录了方光锠《英国图书馆敦煌遗书中新发现四件中国早期印刷品》、刘进宝《Дx.2194号〈欠柴人名目〉中的徭役与赋役蠲免》、赤尾荣庆《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大谷探险队将来写本的介绍》等高质量的论文。
　　会议进行过程中，主办方还安排与会代表参观了南京师范大学所藏敦煌经卷和南京博物院所藏部分尚未发表的经卷。相信必然会对今后敦煌学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总之，本次国际研讨会对敦煌学研究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和新的课题，刊布并研讨了若干新资料，揭示出若干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解决了一些历史疑难，对在转型时期，全面继承敦煌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其发展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