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佛教的传扬与社会功效

新加坡佛教的传扬与社会功效
　　李路曲
　　新加坡的宗教很多，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兴都教、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和拜火教等，但佛教在历史上的影响最为深远，在现代社会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支配华人社会的主要宗教是佛教。早在19世纪初叶，中国福建、广东一带的移民就把佛教带进新加坡了，大约在1820年前后，第一批佛教庙宇被建立起来。据记载，恒山亭是当时最著名的佛教庙宇，那时已有不少人定期前去朝拜。
　　1838年各方言帮的领袖筹措建立了天福宫，(1)它很快成为整个华人社会宗教活动的中心。它的这个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末期。天福宫主要供奉航海保护女神天后，观音和关帝次之。这是因为当时新加坡的华人与航海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来自中国的大帆船满载货物和移民，船主和移民都希望在海上的岁月能够平安，以保证贸易的发展和人身安全，他们面对大海的无能为力，使他们寻求这位航海女神的保护。这种愿望在天福宫的匾额“波靖南溟”中体现的极为明显，它的意思是“南海平静”。移民社会的动荡也加剧了人们对其他神的崇拜。
　　除了宗教崇拜之外，早期的华人寺庙还具有其他职能。例如天福宫就成为事实上的华人甲必丹的衙署。据记载，19世纪后半叶著名侨领陈念绅就曾在庙中办公，办理闽藉华人的婚嫁手续。寺庙成为甲必丹的工作场所，这主要是因为甲必丹被推举出来协助维持华人社会的秩序，但没有给他们经费去履行职责，因此他们不得不借用公共场所，而当时唯一的公共场所就是寺庙；另外许多华人都经常到寺庙来进行朝拜，这里已成为当时华人社会交往最为频繁的场所，在这里办公易于与人交往，办事方便；同时，甲必丹并没有掌握具有强制性的世俗权力，因此借助神灵来调解纠纷，有利于问题的化解。
　　天福宫所发挥的作用填补了华人社会相互交往中的某些空白之处。因为各方言集团都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彼此隔阂很大，通常很少交往。而天福宫是各方言集团共同的宗教活动场所，各方言集团的人都来这里进行朝拜，这就自然而然地在宗教活动中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交往。而且，华人社会与外界打交道时，尤其是与殖民政府打交道时，必须以整体的面目出现，这时甲必丹的作用就显现出来-r，天福宫作为甲必丹的办公场所，就可以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行政中心和福利中心的作用。
　　一般来说，各方言集团和宗亲组织自己拥有的寺庙和保护神的作用要大于共同享有的寺庙和保护神的作用，华人更经常的是到各自方言或宗亲集团的寺庙中来进行朝拜，并以此为中心举行各种公共活动。天福宫只是填补了各集团之间交往的空白。虽然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多数华人组织都崇拜天后、观音和大伯公，但这种崇拜是在各自集团的寺庙中进行的。例如，闽帮是在天福宫(19世纪末它已基本成为闽帮独占的场所)崇拜天后女神，潮洲帮则是在粤海清庙中崇拜她，而海南帮则是在附属于海南会馆的天后宫庙中崇拜她。同样闽帮是在恒山亭和大伯公庙中崇拜大伯公，而客家人祭祀他则是在福德祠内。宗教崇拜的地方化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华人社会的严重分化。在早期，各方言集团共同修建天福宫，表明他们希望携手合作。但这种愿望和努力没有抵御住分化和敌对。这或许是因为早期各集团的人数还很少，难以自立。随着各方言集团的壮大，它们有更多的自身利益要维护，也不再需要那些既不方便也不及时的更大范围的保护了。相反，各集团之间的竞争多于合作。更为根本的是，传统的方言、观念和习俗还没有被现代文化所突破，这就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在竞争中选择了分化。尽管佛教没有把整个华人社会联结在一起，但它却为在各方言集团和宗亲集团内的联合提供了一种联系的纽带和精神力量，并且使华人和整个华人社会始终拥有同一种崇拜的偶像，为日后他们的联合做了某种精神上的准备。
　　佛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有一定的发展。1898年福建和广东的著名和尚贤慧、会辉和转道等人组织兴建了新加坡佛教首刹莲山双林禅寺。1926年中国另一位和尚太虚大师到新加坡“宪法”，带有弟子北京佛教青年会的张宗载、宁达蕴二人。他们除了演讲佛法，还编印出版了佛教杂志《觉华》。1928年，在太虚大师的倡导下，新加坡成立了中华佛教会。
　　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统计数字表明，新加坡不同程度的佛教信仰者约有50万人左右，占10岁以上人口的1／5以上。教徒大部分为华人，其他种族的教徒不足1万人。全国佛教寺院128个，每4千个佛教徒和每5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寺院或庵堂，形成“一街三寺，两巷一庵”的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莲山双林寺、光明山普觉寺、千佛山毗庐寺和龙山寺等。这些寺中长年香火旺盛，前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
　　新加坡的佛教组织也很多，主要有：
　　新加坡僧伽联合会。其教徒中除华人外，还有印度人、马来人、缅甸人、斯里兰卡人和日本人等，该会的宗旨就是联合各种族的教徒，实现宗教上的种族和睦。
　　新加坡中华佛教会。该会成立于1928年，是三、四十年代新加坡佛教徒的领导中心，90年代仍有一定影响。
　　新加坡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于1949年，此后逐渐取代了巾华佛教会的领导地位，成为新加坡佛教徒的领导中心，90年代初有130多个团体会员。
　　另外，世界佛教友谊会新加坡分会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也很有名。
　　佛教徒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佛教教义来规范自己的心灵和行为，他们中很多人经常到寺院中参加佛教仪式和活动，也有一些人是在家中进行朝拜。新加坡佛教徒最大的活动是庆祝吠舍节，每年5月中旬的月圆日都要举行全国性大规模的活动，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郐 。另一个节日是盂兰盆会，在中国阴历的7月15日，各寺院要举行盛大的讲法会，信徒还要举办水陆道场、放焰口等宗教活动。可见，佛教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自80年代以来，与西方宗教在新加坡的突起相比，佛教缺乏生机和活力。根据1980’年和1988年统计数字的比较，自称信仰佛教的人数1980年占全国10岁以}二人口的比例是34．3％，1988年则达到38．1％，增加了3．8个百分点。从表面上看，在其他亚洲宗教教徒人数都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佛教的人数反而有所上升，是一个例外，但其实没有那么乐观。佛教徒变化的特点是佛教徒的来源多样化了。从年令结构上来看，各年令段的人都占有一定的比例，青年人也不少；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佛教徒中虽然大部分人是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但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也占一定的比例，高于道教和伊斯兰教信徒，而且在80年代中后期还一度有所增加；佛教徒的经济地位也呈现多层次的局面。
　　佛教徒一度增加的原因有三。一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佛教徒在探寻佛教的现代化。他们从哲理和现代化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新加坡的现代佛教，期望对佛教作一番改造和扬弃，赋予其某些理性的内容，以构建一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佛教。从基督教和儒教竞争的情况来看，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佛教有所发展。这或许也是部分华人在自己宗教不断孱弱的情况下的一种应战。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华人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弘扬佛教的活动，他们鼓吹佛教是一种逻辑性较强、系统规范并与现实合拍的宗教，它在现代社会中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二是佛教不断完善自己的组织，传教活动也更为系统。自80年代以来，佛教集中的趋势不断强化，原先各自为教的教会越来越协调活动。例如新加坡佛教总会就试图担当起全国性的协调领导机构的角色，多次召开全国性的佛教会议，树立自己的威信。同时，各佛教组织更加频繁的举办各种例行的聚会、佛法讲座、静座班，并开展志愿福利和慈善活动等，以加强“弘法”。各高等院校的学生中也出现了佛学会和佛教青年团组织，他们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传教活动。三是与政治参与有关。这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80年代以来，新加坡的政治参与有所升温，要求多元化的呼声高涨起来，各种团体都有政治参与的打算，教会是其中力量较大的团体。但是除了大选之外，新加坡直接而独立的政治参与十分有限，这样，对政治参与最有兴趣的华人通过加入佛教教会来进行间接的政治参与就是一种选择了。这也是80年代后期政府多次警告教会不要干预政治，并对某些教徒进行逮捕的原因。
　　正是由于政治和“海外文化心态”等因素导致人们自称是佛教徒的成份比较大，因此，佛教徒中真正称得上是教徒的人的数量要大大少于官方的统计数字。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 · ，
　　第一，什么是佛教徒，许多自称是佛教徒的人自己并不清楚。基督教徒是指那些在教堂受过洗礼、并注册的人，而佛教并没有类似的手续，因此对于大多数教徒来说是难以确认的。佛教徒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家人，即和尚，他们必需受戒、在寺庙登记，这部分人容易确定。但这类佛教徒在新加坡很少。另一类为不出家者，即所谓的居士，这类人占佛教徒的绝大多数，他们大都没有受戒或在寺庙登记，也没有佛教组织对他们进行例行的和有效的管理，所以很难断定他们算不算佛教徒。 ．
　　第二，除出家人之外，大部分的佛教徒并没有例行和经常性的宗教活动。基督教徒中每月至少4次去教堂进行礼拜活动的人占80％以上，而佛教徒中每月至少4次去教堂的仅占7．7％，每月至少去一次的也不过占44．9 %，加起来刚刚超过佛教徒总数的一半。既然不去寺庙参加宗教祈祷，那么居士们是否在家里进行个人的宗教活动呢?据统计，在家中进行祈祷的佛教徒占教徒总数的54．7％，烧香的占41．1％，阅读佛教读物的占22．3％；与此相比，基督教徒在家中进行祈祷的占基督徒总数的83．7％，阅读基督教读物的占85．3％。几乎有一半自称为佛教徒的人不参加正式的佛教活动，其中还有不少人在家也不进行佛教活动，这一部分人显然不能被称作佛教徒，无论他们自己怎么说。另外，仅仅在家中进行一些祈祷活动就称为佛教徒也十分勉强。在中国历史上，甚至现今的中国，很多人逢年过节或有红白喜事都要烧香叩头，求神问祖，但他们很少知道佛教为何物，也从不称自己为佛教徒。实际上，这种人大都是很世俗的人。
　　第三，可以是一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因素在起作用。正象上面提到的，很多华人自称信仰佛教的原因可能是在一个多种族社会中，在中华传统日益孱弱的情势下滋生的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怀恋，对现实的一种应战。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它发展于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它甚至可以算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华人中，很多人对于佛教和道教并没有很明确的划分，当问其信仰什么宗教时，他们往往回答：“中国宗教”。当然如果再细问下去，他们也会对佛教和道教作一个选择。这种情况显示，许多声称自己是佛教徒的人，在宗教信仰上并没有很强的确定性，只是通过选择一种中国宗教来向别人表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
　　从上面几种情况来看，实际可以称得上是佛教徒的人数要比人口调查所得来的佛教徒的数量少的多。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政府宣布取消中小学的宗教课程，制定政策反对宗教干预政治，以及儒学运动的逐渐孱弱，自称是佛教徒的人已经显示出有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