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传统的多元与统一

东亚文化传统的多元与统一
　　□ 许兆昌　《新华文摘》 2005年第15期
　　东亚,是前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舞台。作为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前重要的区域历史单元之一,其内部的历史发展具有很强的统一性特征。即,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各种历史现象之间具有互相解释的意义。换句话说,东亚区域历史单元,其本身便可以看作为由不同地区、不同政权、不同民族等组成的一个历史性的解释体系。由于历史上的中国处于这一区域历史单元的主导地位,因此历代的中国学者往往对来自于其他地区的解释因素考虑不够充分。但是,对于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一旦排除了中国或其周边的其他民族与地区,则对于它的历史解释,便很难达到完整。当然,由于各地历史的发展也具有相互独立的一面,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又都发展出带有自身特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模式。因此,从历史复述的角度,东亚区域历史单元所构成的解释体系,其内部存在着统一性与多元性两者的共存。
　　历史演进的统一性与多元性,是形成东亚文化传统之多元与统一的前提,但还不能成其为充分条件。从前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区域单元来看,由环地中海及两河流域所构成的区域历史单元,尽管存在着历史演进的统一性与多元性,但是并没有形成文化传统的多元与统一的并存。这是由于环地中海地区与两河流域同为古代伟大文明的发源地,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也都形成了各自强大的文化传统,因此文化传统的统一性便很难在这一历史单元内见到。而东亚世界的文化发展则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在这一地区,发轫于四大河流域(黄河、长江、辽河、珠江)的中国古代文明一直处于文化的优势地位,其他地区文化的发展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正是这一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造就了东亚文化传统的统一性特征。
　　构成东亚文化传统之统一性的主要因素,首先当推对于这一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儒家文化。除这一本区域的原生文化因素之外,还有发源于印度地区而在东亚取得重大发展与广泛影响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在东亚世界的传播,没有造成这一地区文化传统的分裂,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首先经过了中国文化的洗礼,在经过本地区文化传统的消化之后才进一步影响到其他地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于佛教在东亚地区的传播过程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佛教本来起源于印度,可是今天日本的佛教已经不是印度原来的佛教,是通过中国传来的佛教,而且不仅是通过中国国土,而且是通过了中国文化的佛教,是受到中国文化洗练过的佛教。”因此,即使是外来的文化因素如佛教,在这一地区也具有了建立在本土原生文化基础上的统一性。在这一点上,可以与东亚地区比较的是东南亚地区。这也是一个受到中国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双重影响的地区,但是,佛教文化对于东南亚地区是直接由南亚进入,并没有经过中国文化消化与洗礼,因此,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以及东亚的文化传统,就展现出较强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传统的统一性,除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具有统一的特征外,还表现在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其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文化进程往往存在着阶段性的“共振”现象。例如,儒学在中国的发展曾经历过先秦原生儒学、汉唐经学及宋明理学等诸阶段。除先秦原生形态的儒学之外,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在诸多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汉唐经学注重经典的辞章训诂,宋明理学则借助经典的重新阐释而对气、理、心等形上问题做更具思辨性的探讨。儒学的这种阶段性发展过程,在日本及韩国也都先后发生。例如,从21世纪开始,日本学术界对于儒家经典作文献学的汉学研究也不再风行,这与中国宋学的兴起可谓是遥相呼应。更值一观的是,此时被称为“才贯和汉,无人比肩,此诚国之大器、道之栋梁”,并曾任天皇侍读的日本大儒清原赖业(1122—1189),也曾从儒家经典《礼记》中单独标举出《大学》与《中庸》两篇,这与宋儒强调“四书”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几乎是同时发生。韩国的儒学变革虽然稍晚,但是对于此期整个东亚地区儒学的阶段性发展做出的贡献也早已在学术界得到公认。例如,李朝大儒李滉(号退溪,1501—1570)在继承朱子学说的基础上,对于儒家的心性论学说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发展,与其时在中国十分兴盛的陆王心学遥遥相对,在世界儒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学说,后来也成为李朝数百年的统治思想,与程朱理学成为宋元明清时代中国的正统思想有着相似的命运。这种不同地区文化传统发展过程中的“共振”现象,正是东亚文化传统之统一性的重要表现。
　　作为包含了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的东亚,它的文化传统当然也具有多元的性格。首先,从来源上看,东亚各国的文化都是在各地某种原生文化形态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而非全然由外部移民而导致的文化殖入。日本列岛,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有人类栖息。尽管关于日本列岛早期人类的来源,学术界的意见尚不一致,但其早期文化处于独立发展的环境之中,则是不容置疑的。与中国发生接触之后,日本虽然大量吸纳了中国的文化,但是其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得到延续与发展。据《日本书纪》记载,飞鸟朝圣德太子一方面遣使赴中国隋朝学习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也积极发展日本应有的原生文化,并使它“提升到中国文化的水准”。同样,朝鲜半岛也有着十分丰富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说明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自有其悠久的历史。中国的秦汉魏晋之际,朝鲜半岛上除三韩之外,还生活着沃沮、貉及高句丽等古代民族,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也都有着鲜明的自身特点。其次,东亚文化传统的多元性,还表现为这一地区几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因素,如儒学、佛教等等,经过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吸收与发展,也逐步发展出地区性的特征。例如,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日本的佛教形态与思想与中国的佛教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就儒学与佛教两大主导因素而言,它们对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影响也有着不同。相比较而言,佛教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超过了儒学,因此,与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文化相比,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作为前近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区域,东亚地区所形成的多元与统一并存的文化传统,对于本地区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从一般意义上看,它构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历史背景,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更应该成为一笔为各国共同瞩目,并能够积极开发利用的精神资源。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