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弘扬养生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弘扬养生文化
　　沈善增
　　养生文化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
　　要说明这一点，可以先通过横向的比较。
　　首先和西方文化比较。西方有体育，有历史悠久的体育文化，奥林匹克运动文化是体育文化的核心内容。体育文化和养生文化有共同之处，就是这种文化都通过对身体的某种训练，以达到某种预期状态的来实现的。但这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更多。
　　其一是预期目标不同。体育文化追求的是强健，养生文化追求的是康健。
　　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为训练战士设置的，为了提高士兵战斗训练的兴趣，所以，目标是更快、更高、更强。在当时的作战条件下，士兵强壮的体魄，会对一场战斗的胜负产生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为了提高士兵战斗力设计的竞技体育，在中国，是划在武术里，民间摔跤、抓羊、玩石锁等，也属此类，但武术与民间竞技体育，不属养生。而且，中国人认为，练武术和竞技体育，是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来换得超强的技能、体力和忍耐力，因此，与养生的目标恰恰是相反的。是竞技就不是养生，是养生就不去竞技，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通过比赛，来评定谁的养生水平高的。不是中国人想不到用竞技的方式来提高人们对某个项目的兴趣，中国自古就有博弈、投壶、比箭、踢毬等竞技游戏，唯独没有田径、举重类的竞技运动，打擂台等比武是选拔将士用的，这很可能与中国人认为竞技体育有损健康的观念有关。
　　但体能和技能的训练还是需要的，不仅是将士需要，在日常的劳动中也需要体能和技能，但体能和技能的提高又可能有损健康，怎么办？除了用游戏来代替竞技体育，作为适度提高体能的手段外，更重要的是练武的人另修养生功夫。中国养生术的动功——导引术起源很早，相传大禹就创造了禹步，据说就是道士在仪式上走的踏罡斗步。有明确记载的是华佗编创的五禽戏。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导引术终于和技击术（武术）合流，形成了太极拳及其理论。太极拳诞生之初主要还是拳，随着武术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的衰退，太极拳越来越向养生术靠拢。今天虽然有太极拳套路比赛和太极推手比赛，但进行套路训练不会有损健康，却会增进健康。而太极推手比赛的推手至今和实际的太极推手有很大的距离，因此不在论列。但从太极拳的诞生及朝养生术方向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养生文化和体育文化不同的目标。
　　其二，由此形成的锻炼理念的不同，严格来说，体育讲锻炼，养生讲修炼。
　　锻炼是自外而内的，修炼是自内而外的。
　　锻炼的自外而内有两层意思：
　　一，由外界加给超常的压力，来激发身体超常的反应，逐渐形成超常的技能，就像一下下重击，逐渐把钢铁锻成期待的形状。
　　二，通过外部肢体的运动，来带起内脏的运动，如通过跑步，加快血液循环，增强肺活量，及肠胃运动等。
　　而锻炼的理念，从养生文化看来，恰恰是有损于健康的。
　　一，超强的压力，就像使机器超负荷运转，可能一时间取得超常的效益，但必然对机器的寿命有损害。钢铁制成的机器尚且如此，何况血肉构成的人体。这一点，搞体育的人也知道，但视而不见。因为如果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就要整个颠覆竞技体育。而没有竞技的体育，就所剩无几了。所以体育可以放弃健康，绝不能放弃竞技。
　　二，从养生角度看来，健康主要是内脏的健康，因为内脏得病，可能危及生命，而肢体哪怕断截，肌肉哪怕萎缩，只要处理得当，对生存无妨。养生是从生存角度来定义健康的。所以，有筋骨皮的病，再大是小病；内脏的病，再小是大病的说法，还有许多筋骨皮的病其实是由内脏的病引起的病因观念，例如，颈椎病、肩周炎、网球肘、腱鞘炎，就是内脏的病气从肢体薄弱环节透出来而引起的。在我的气功实践中，验证了这一理念。
　　按养生理论说，绝大多数人的内脏生来就是健康的，婴儿的内脏最健康，所以，《老子》中用“婴儿”、“赤子”来比喻理想的元气充盈的状态。“抟气至柔，能婴儿乎？”“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蜂虿虺蛇弗螫，攫鸟猛兽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而 怒，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后来内脏之所以会有病，除了自然的物极必反，发育到极致，就转入退化的原因外，主要是有损内脏健康的因素起了作用。佛教称之为“四大不调之病”。损害内脏健康的因素很多，饮食不当，起居违常，心情忧郁，外邪入侵，除外邪入侵（如现在说的病毒、病菌感染，致癌因素、有毒物质等）难以避免外，其他因素都是主观意识造成的，也可以由改变主观意识、不良习惯加以克服，这种改变就叫“修”，就是把后天加上去的对健康不利的因素去掉。
　　中国道家把与生俱来的生命潜能称作先天元气，又叫元神，这是最健康的，因此，元神不需练，也不能练，只能保养，使它少受后天因素的伤害。但人早就脱离动物界，从动物性的自然人，进化为社会人，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人除了先天元神外，还要后天获得一些知识、技能，道家称之为“识神”。获得识神本来是为了帮助元神的，但一般人却只认后天的识神有种种作用，不知道先天的元神对健康其实有更大的功能，因为元神就是生命力，就是健康本身。元神受到伤害，就是健康受到伤害，甚至是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正因为只认识神有用，而识神的能力提高，可以通过锻炼所得，所以，在强化识神能力的同时，使元神大大受伤。这不仅是指体育，在学业与工作中过度追求效率、强化技能，一样损害元神。读书读出神经衰弱、抑郁症、精神病，就是例证。现在养生文化与体育文化作比较，就只说体育。而反过来，保养元神，修去不良因素，用西方医学术语来说，抵抗力提高了（按养生文化的理念来说，应该是元神能力恢复了，或者说元神当道了），外邪入侵的影响也会减弱乃至消灭。
　　所以，修炼的自内而外也有两层意思：一，由充盈的内气来与外部环境交流、协调、平衡，修去过强的主观情志，顺应自然变化。
　　二，在修炼方法上，意念顺应内气运动，带动肢体动作，如太极拳的“以意领指，以指领气，意到气到”，与气功中的自发动功等。
　　以上是养生文化与体育文化的比较。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同样有修炼内容的印度瑜伽文化和中国养生文化的不同。
　　这里说的瑜伽是释迦牟尼佛出世年代印度境内的外道瑜伽，与近年来中国土地上多见的“瑜伽馆”练的瑜伽不同。当时的外道瑜伽是苦行，不是使身体健康，而是虐待身体，以此苦行来求得人天福报。这种苦行，在西方也有，释迦牟尼佛悟道前，也曾修过这种苦行，直至饿到皮包骨头，一点力气也没有。后来他幡然醒悟，明白这不是修行正道，决然放弃了苦行，在菩提树下证悟大道。除了苦行瑜伽，还有求神通的瑜伽。当时的瑜伽修炼，都是以出世、转世升天为目标的，不像中国的道家，修炼尽管也有出世的成分，但这出世的是仙人，也就是长生不死的人，所以，修炼是和此生肉身的健康直接挂钩的。养生文化就是仙道文化，出世同时就是入世的，今世就是后世，经验的同时就是超验的。
　　因此，印度的瑜伽文化是不能与西方体育文化作比较的，而中国的养生文化可以和西方体育文化作比较。
　　如果承认养生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那么，中华民族怎么会形成这样独特是养生文化呢？养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前景又如何？
　　一种文化的形成因素是很复杂的，过程也很长，所以讨论它的成因，其实只能是一些假设，但对它的成因作出一些假设，可能有助于讨论后面两个问题。
　　我认为，养生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化与在此存在上产生的生命哲学。
　　农耕文化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不像游牧文化是迁移的文化，开疆拓土的文化，因而也是以战争为常态的文化。以战争为常态的文化，追求力量，追求功利，追求及时行乐，追求曾经拥有。过日子的文化追求平安，追求闲适，追求细水长流，追求生命的长久。
　　应该说人都追求生命的长久，但在以战争为常态的生活环境中，人对自己的生命延存完全没有把握，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上战场以后能活着回来，所以，还不如尽情地享受今天。这种心理就作为集体无意识积淀了下来。
　　而在农耕环境里，人相对地可以把握自己的生命延存与质量，这样，长生和健康就超过可以带来物质享受的功名利禄而成为人生的首要目标。于是，对长生与健康的关注与研究成为最高的学问，或者说，有关长生与健康的理论与实践能在农耕社会的人群中激发最大的兴趣。这样，生命哲学就在农耕社会中应需而生了。佛教直言其宗旨就是“了生死”，《老子》尽管说的是政治哲学，但建立在生命哲学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以“恒”作为宇宙的本源本体，也就是以生命力作为宇宙的本源本体，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以“长久”作为衡量一个政权、一种施政方式的第一标准。而《庄子》则在融合神仙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至人”这个最高的生命价值标准。
　　但同样在农耕的环境里，为什么印度发展成型追求来世人天福报的苦行文化，而中国却发展成型现世的养生文化呢？
　　我认为，可能与佛教诞生时，印度社会是个成熟的种姓制度的社会有关。
　　按照现在的社会划分标准，种姓制度社会是奴隶制社会，若按此说，从史料记载来看，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或者说，至少从西周开始，就进入了封建社会。
　　在种姓制度社会里，低等种姓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不一定比高等种姓的人差，但人格尊严受到的歧视，更让人受不了。中国人尚且赞扬不食“嗟来之食”的气节，何况从生到死都是遭人鄙视的贱民？物质生活条件犹可改变，与生俱来的种姓无法更易。因果报应论本来是用来解释种姓制度的合理性的，也被此生无望之人用来作为苦行求来世福报的根据。
　　相对来说，中国人，特别是在先秦时期，感到人生还是值得留恋的，所以，现世的长寿是值得追求的，当然，这长寿最好是健康的长寿，带病延年味道就差了，如果能白日飞升、长生不老，永葆青春，当然求之不得，颐养天年，无疾而终，也是可以接受的。佛教传入之前，庄子认为“死生一条”，死与生不过是两种存在状态，生是出门，死是回家。佛教传入以后，中国人有了来生的观念，但认为这一生，活能适性自然，死能寿终正寝，表明来生一定好，而此生的生、死状态与健康状况，自己完全是可以把握的，这样养生就和求来世结合起来了，养生观就成为最切身、最可靠的价值观。
　　我总结生命哲学有七大特征：
　　一、认为宇宙（世界）的本原、本体是最大的生命，具有生命的一切指征。其根本性质，借用物理术语来说，就是一片动力。
　　二、任何生命个体都具有两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一者是能够创造出无限可能性的生命活力。这是一种来自本原、本体的动力，或者说是本原、本体动力在生命个体中的体现。另一者是每一生命个体的局限性以及同一层次生命群体的共同局限，与所有生命体无不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三、修行，提高生命的质量，提升生命的意义，就是打破、消除生命个体的局限，趋于本质的同一与永恒。“吾丧我”，这是东方哲学的出发点与归结点。
　　四、生命哲学中，第一性的是本原、本体动力，第二性的是结构，包括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其逻辑构成为立体的、分层次的。高层次者体现在一切低层次者之中，而低层次者之总和不等于高层次者，与西方哲学中“实在为一切存在之总和”的平面逻辑构成不同。
　　五、生命哲学常对概念进行动态的、功能性的界说，以与把活泼泼的生命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相适应。而西方制造哲学则习惯对概念进行静态的、定性定量的界定，这与其把一切当制造物来研究的思想方法密切有关。
　　六、生命哲学认为一切生命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平等的，再大再强的生命体没有权利压迫、消灭再小再弱的生命体。因此，主张和谐、共存，求同存异；认为只有生命体自身觉悟，才能得到彻底解脱。
　　七、东方哲学是四维思维的哲学，时间维度不仅为认识论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而且为价值观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标准，如“恒”、“久”的标准。行为产生的结果能恒、能久才是好的，才是有价值的，反之，哪怕一时效果显著，也是坏的、无价值的。
　　养生实践为生命哲学提供了经验基础，生命哲学给养生实践提供方向指导。
　　在生命哲学的指导下，中国的养生文化有这样一些特色：
　　一，以顺应生命个体的天性为依归。从整体来说，没有统一的养生标准和养生办法，充分尊重个体的养生选择权，凡适应其个性的养生方法就是对他来说最好的方法。从个体来说，则要克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使生命活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这克服局限性，也是做减法，就是去执著，主要是将局限性认作天性的执著。整体尊重个体的天性，此人尊重彼人的天性，包括其局限性在内。但每个个体自己，则要把与生俱来的生命活力与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分开，这样，才能使生命活力创造出生命奇迹来。
　　二，十分重视心对身的作用，精神对生理、病理状况的影响。近些年才引起西方医学界重视的心源性疾病、或者说疾病的心理原因，在中国的养生文化、医学文化中是常识，所以说“养生先养心”，“我心不病，谁能病我”。
　　三，相信自己掌握健康的主动权，预防疾病不是靠多检查身体，多吃补药，而是适度的活动保健。并且，寓养生于日常生活中，寓养生于文娱活动中。中国特有的舞、武、导引结合的拳操，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四，养生不像竞技体育是排他的，而是共赢的，所以，参加养生活动，也是人际交流的一种方式，而共同以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这样的人际关系，更多融洽，更多相互关心。所以，养生文化是和谐社会重要的凝结剂。
　　但随着近现代中国在世界上文化话语权的失落，养生文化在话语层面上也大大贬值，甚至被套上“不科学”、“伪科学”的帽子。这就造成了在中老年保健方面，多度依赖西医、西药，手术、检查，在中小学体育教育方面，混淆了竞技体育与健身体育不同的要求，使活泼好动的青少年竟视体育为畏途。而在整体上以竞技体育的成绩来代表全民的健康水准的思路，其负面作用也在显露出来，体育越来越功利化、商业化，造成一种视体育为以青春健康去博取功利的手段的心理，这种心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不和谐的。
　　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弘扬好好过日子的养生文化，养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中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