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山林文化

　　书院与山林文化
　　□ 胡 青　《寻根》 2006年第02期
　　中国古代的书院,大多依傍佳胜名山。
　　白鹿洞书院地处庐山东南,院内古木参天,山溪潺潺,楼阁亭台,清幽恬静,尽在绿荫环抱之中。院外便是青天削壁的五老峰:“山从绝顶平剖,列为五枝,凭谷下坠万仞,外无重冈叠嶂之蔽”;“惟登一峰,则两旁无底,峰峰各奇不少让,真雄旷之极观也。”(《徐霞客游记》)
　　岳麓书院建在长沙岳麓山中,凭山远眺,湘江城郭尽收眼底。山中亭塔殿阁,错落相望,清泉回绕,胜景叠出。宋人范成大说这里“山外江水黄,江外满城绿”,明人车大任说它是“岸柳江烟碧草纷,危峦飞蹬俯江”(《岳麓书院历代诗选》)。真是美轮美奂!

　　象山书院在江西贵溪应天山中,“其山连冈叠阜,自闽而来,至是则雄尊古穆,为诸山之宗,支分络布,为聚落、为神明之居,不可一二数”(《同治贵溪县志》)。
　　石鼓书院所在的石鼓山,也是雄浑异常:“州北行,冈陇将尽,忽山石一峰起,如大石矶浸江中。 水自邵阳来,绕其左;潇湘自零陵来,绕其右,而皆会于合江亭之前,并为一水以东去。石鼓雄踞会要,大约如春秋霸主,会诸侯朝宗; 湘如兄弟国奔命来会,禀命载书,乃同轨以朝宗,盖其形势如此。”(《乾隆衡州府志》)
　　更有些名山,有大量书院凭依而建。如南昌西郊的西山,蟠松怪石,涌泉清池,岚光染空,四时苍翠。秀溪书院、五溪书院、洪崖书院、罗溪书院、敦信书院、香城书院、香山书院先后建于山中……
　　翻开书院史,我们发现书院与山林胜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中国自古便有读书山林的风尚,书院是这种风尚的延续、发展和升华。
　　早在东汉王莽之时,四方学士便多怀携图书,遁逃林薮。桓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后汉书·桓荣传》),朱穆“与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后汉书·朱穆传》)。他们是汉代山林读书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读书山林的风气丝毫未减,“竹林七贤”便是典型。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常在山中倘徉、宴集、咏唱,“或闭门读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终日忘归”(《晋书·阮籍传》)。
　　唐人读书山林的风气更盛。唐耕望先生曾详细考证了终南山、华山、嵩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庐山、衡山、罗浮山、九华山、慧山及长安、蜀中、淮南、浙东、浙西、会稽、敦煌等地读书山林的状况,论证了“书院制度乃由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的观点。

　　山林读书与书籍的增加有关。唐中期,由于书籍的大量流行,使得士子问学更为便利,在山林中藏书、读书、著书的个人文化行为很容易发展成为教学活动。只要有人敲门问学,有人开门纳徒,这种个人性质的读书场所马上就演变成教育的机构。而这一切活动又都是围绕着“书”来进行的,士人们便用带有“书”字的名称来命名他们的讲学之所,“书堂”、“书院”的名号便很快普及开来。
　　俗话说,“名正则言顺”。想当年,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开办的私学,连个名称也没有,其教学管理的规范性可想而知。私学绵延千年后,出现了书院这种教育机构,有固定的场所,有正式的名称,并随着教学内容的丰富和生徒的增加,教学和管理的规制也日益完备,最终成为儒家山林教学的新型的组织形式。书院是山林教学更加规范化的标志,是山林文化的升华与结晶。
　　二
　　佛教禅林是山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院受其重大影响:一是借鉴学习,二是争夺抗衡。
　　佛教寺庙多建于山林,如四大菩萨的道场:观音在普陀、文殊在五台、普贤在峨眉、地藏在九华。著名书院所在名山,通常也都有大量的佛寺。比如唐宋以来的庐山,就有“僧房五百住庐峰”、“庐阜招提三百所”、“宋时三百六十寺”等等记载。而白鹿洞一带,著名的丛林就有归宗寺、海会寺、栖贤寺、秀峰寺、万杉寺等等。岳麓山也是一样,隋唐时期,佛教已经达到高峰,寺庙有十数处之多。其中麓山寺曾自湘江边牌楼直至庙后山顶,其规模令人叹为观止。寺院的山林选址,对书院无疑是个启迪。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座寺庙实际上就是一所佛教学校。从教育内容上看,佛教的讲经和注经对儒家的注疏和义疏之学影响很大。佛教的章句疏释,是对佛经的逐条论说,阐明其旨意,这种章句疏释,对书院学者的注释儒经颇有借鉴;而佛教的讲义、语录等经籍文体,更是书院学者常用的著作文体。从教学形式上看,书院的升堂讲说、质疑问难也多少得益于佛教寺庙讲学的营养,而寺院中教职如住持、监院等的设置也影响到书院。至于寺院的清规戒律对书院学规、学约、教条、戒条的影响,就更是众所周知了。书院主要传递的是理学,理学本身就有浓厚的佛学因素,这种学术上的共通性,促使了书院借鉴学习佛教禅林制度。
　　然而,佛教对儒学毕竟是方外异端,其势力的过分膨胀,必然损害封建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儒佛的山林争夺。这种争夺,至少有三:
　　其一是经济利益的争夺。中唐以后,“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最后导致了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史志上记载的寺僧侵夺书院山林田产的事件也不胜枚举。
　　其二是对民众与官吏的争夺。佛寺除了收藏佛家经典外,也收藏世俗图书。白居易的《长庆集》相传有五个本子,其中三个藏在寺院。近世发现的敦煌藏书,也有大量经史子集。佛教利用藏书,向世俗渗透,敦煌文卷中的“寺塾”便是一种形式。日本人那波利贞在其所作《唐钞本杂钞考》中曾说:“寺塾所教所学为普通教育,并非佛家教育,此种情形当非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现象。”(参见胡美琦《中国教育史》)没有“寺塾”的山林寺庙则常常允许民间士子“随僧斋餐”,让他们在寺庙读书。唐人王定保在《唐摭言》中曾谈到徐商、王播等人随僧斋餐、随僧洗钵的学习经历。 更为激烈的争夺是佛教法师们用儒家经典解释佛经以感化民众,东晋慧远便是位高手,他“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预学徒,莫不依拟”(《高僧传·慧远传》)。当时的达官贵人、权势显要、文坛首领莫不倾倒。
　　其三是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曾向朝廷报告说:“此山(指庐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其旧者,独此儒馆(指白鹿洞书院),莽为荆榛……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乐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阔。”“今佛老之宫,遍满天下,大都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都一邑一置焉,而附廓之县,或不复有,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朱文公集·乞赐白鹿洞敕额》)这种意识形态阵地的丧失,怎么能有利于伦理纲常的提倡呢?于是,就要把书院办到山林中去,办到寺庙宫观林立的山林中去。朱熹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三
　　然而,书院选址山林,更多是为了士子的情操与心灵。朱熹喜欢白鹿洞,就是因
　　为这里“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是个“群居讲学,遁迹著书” (《朱文公集·乞赐白鹿洞敕额》)的好去处。读书是需要安静的,著书也需要安静。山中读书,避开了红尘万丈的闹市,“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朱子年谱》)。
　　如果说山林读书是“静功”,山林漫游则是“动功”,山川的壮美呼唤着师生们去观赏游历。陆九渊讲学“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文,雍容自适”(《陆子年谱》)。他居山讲学五年,就曾荡舟水南,宿上清,信龙虎,次新兴,登云台,瞰鬼谷,穷龙湫,观玉带,游翠云。元人郑玉的游历则经常是“从行者三四十人,二童子抱琴持纶,歌诗前导,玉黄冠野服,出入山水之间,真若神仙临乎人世也”(《师山集·与程以文帖》)。这是何等的潇洒飘逸!
　　山林的优美宁静还有利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立朝为讲官谏臣,退处则乡党自好”,这是古代大多数士人的理想,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成为王者之师,但同时又倾心于功成身退,退隐山林。《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塑造成神圣,他寄情山水,隐逸林泉,甚至出山之时,还忘不了叮嘱老弟诸葛均“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古代士人酷爱山水,体认的是伦理纲常与自然之理的联系,追求的是人性与自然的统一,对山水美的感受与愉悦常表现在精神上的感应与共鸣。信步林泉,俯仰溪云,在山林中读书,在山林中悟道,在山林中陶冶,在山林中净化,身心与自然融合,精神与山水合一。当士子们接受山林的沐浴,领略宇宙情趣的时候,也体会到德性与自然的契合,情操便超越世俗而升华到高尚洁净的境界。对心灵纯净的向往,对精神安宁的寄托,导致了士子对山林泉石的钟情,这种道德主义的教育内容与大自然完美的统一,或许是书院青睐山林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