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众兴办文教、 慈善事业之展

尼众兴办文教、 慈善事业之展
　　◆贤度法师：
　　民国三十八年，许多长老大德来台湾弘化一方，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备尝，但他们推动弘法工作，行有余力，把道场的收入拿出来兴办文教、慈善等事业，可以说是取之十方，用之十方。当时慈航法师提出“文化、教育、慈善”三事是佛教的救命圈。回顾过去台湾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可以说宗教各个团体也都是抱著这三大工作原则在推动，至于成果如何，以及未来这三件事情的推动要朝那个方向？在检讨过去、希望未来的立场下，在今天这个会场中，要聆听各位的高见。
　　◆性广法师：
　　台湾有个特色就是比丘尼在二部僧中僧众数量占多、素质优秀、以及在各个领域的成就。慈航大师在民国三、四十年随著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他所提出的“文化、教育、慈善”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他认为这是在当时的时代，佛教能被社会肯定、接纳甚至认同所应当积极从事的一些事业。台湾的环境一直在转变，台湾佛教所展现出来的入世关怀以及慈善、教育、文化的种种成绩，表现出佛弟子在拥有了好的学识、能力、资源以后，投入社会已经不在是求生保命，而是我们神圣的使命。
　　为什么要从事慈善、教育、文化的工作？中心思想来自于两个：
　　第一：缘起根本原理，跟护生的根本精神：太虚大师，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佛教纵然要办慈善事业，也不能只是像基督教的慈善事业。”其实世界上的宗教都是与人为善的，提升人的品性，激发人类善良本质，提倡和乐、和谐甚至博爱的；佛教徒之所以投入慈善事业，他们必须具有不共世间的特色。如果他共世间，认为别人做慈善我们也做慈善，那么，这样就与世间同，就不能显出佛教的特色；但也不是标新立异，最重要是在于佛法的智慧能不能领导时代的思潮。个人举出弘誓从慈善事业到社会运动心路历程；在慈善事业上，弘誓曾经在台北松山老人福德区做过十多年的社区服务，后来慢慢体会到众生的苦难，并不来自于他本身，而是来自于整个大环境的社会之恶。例如制度如果不良善，法律制定以后就会对众生产生很大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如果盖医院，无论你再穷我都会把你救活，但出院后我就不再关心你是否会再被谁打伤等。这就是被动的，所以如果事情来自制度之恶，进一步必须研讨这制度是否对众生不良善？
　　一九九二年，“关怀生命协会”在昭慧法师的奔走之下成立。台湾佛教徒那么多，也素食也放生；但放生如果没有智慧就会变成现时的垢病，造成生态的污染甚至生态的破坏。能不能够把消极的放生变成积极的护生，每一个宗教从事慈善事业，背后都有一个中心思想。比如佛教徒素食，大部分原因是不愿意让自己口腹之欲残害到众生的生命；可是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会认为动物是上帝创造出来要让人管理的，无论你食用它、剥削它、利用它、实验它等，在道德上并没有什么样的过失。佛教的缘起，最高原则的护生根本精神在这一点是不同意的。在保护动物某一个层次上，可以跟其他宗教共同合作，但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上，是要分道扬镳，佛法是承认众生平等的。所以，对于经济、实验野生等动物的种种惨况是应当关心的，从消极放生、自我素食，积极的发展为通过社会立法来改善动物处境。如在一九九四年提出民间版《野生动物保育法》和一九九九年促成立法院通过《动物保护法》。因为大环境的不良，会对众生的生存存在重大而危险的伤害，所以未来众生的苦难需要因法令的制止而减少。佛教徒素食，但不能勉强所有人素食，比如经济动物，但我们要求他人在饲养、管理、运送、宰割等过程中，要做人道处理，所以我们也透过努力促成经济动物在管理、饲养的人道法律条令的建立。这种种的举例，主要是讲做为一个佛弟子参与慈善事业，本身希望能够以佛法的智慧来引导社会人心，并不只是消极做慈善而已。当然，我非常赞叹我们对苦难的众生施于援手，但能否通过进一步的反省，将慈善事业做得更好、更多、更吻合佛法的精神？
　　第二：有关教育方面：台湾佛教界诸山长老办的无论是高等的研究教育、或是一些基础的佛学院教育，我们都非常的赞叹和敬佩。弘誓学院在想，还有一些没有照顾到、被忽略的，我们能不能补其不足。一、有些寺院因为常住忙碌，学生离开常住，接受三、五年的佛学院教育；学僧毕业后回常住，后期的奔忙再没有进行教育，接著就会和整个社会脱节。二、有些弟子出去读书以后，可能与常住不再适应；道场长辈对于弟子去读书，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所以，弘誓学院提出兼顾常住运作需求与学众求法需要的学院教育，我们以集中上课的方式，一个月来上课四、五天，回去后，学僧也能兼顾常住的事务，希望能够照顾到一些回常住无法进修的僧伽，或是目前没有办法到佛学院受教育的学生。所以，相信这条路应该能够为教界的僧教育另类的作法略进绵薄之力。
　　◆依空法师：
　　今天的这个聚会就是一个成就、就是一件让人欢喜的事情；我抱著欢喜心、参学心、感恩心来参加。主办单位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希望两岸的交流能绵延下去，佛教的弘扬本在僧，这个僧是“众”。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归属问题，应该是全佛弟子都应该来做。我觉得廿一世纪应该回归于“人”来做，不分男人、女人；出家、在家人；黄种人、黑种人，只要是是佛弟子都应有此责任。
　　第二、佛教走向企业化是必然的。我们在办佛学院会出现一些问题，很多佛学院学僧毕业后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施展他们的才华？另外，可以翻开很多高僧传，佛教历来的教难很多在于钱太多、经济丰厚，那么我们应留另一种财──人才，办事业培养人才。佛教办事业──文化、教育、慈善，寺院才得以维持。
　　佛教一向主张放生乃至历史上例如中国南北朝战争，前朝人被灭后，要被俘者在寺院打扫，所以，我认为寺院本身就是一个慈善事业。我们强调佛教办事业，重点在那里？在文化教育！何以见得？可以用历史来证明，佛陀涅盘后，大迦叶尊者马上进行结集，经典的结集就是文化事业，文教精神就是教育，他用文化教育教育了五百弟子一起来结集，乃至经过六次，或者四次结集。中国佛教历代来的译经工作不是文化事业吗？宋朝的雕刻经典不是文化事业吗？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有佛法可听，能够弘扬佛法，不是靠历代祖师的弘法事业吗？元朝有一位比丘尼叫法珍，当时宋朝“万寿本”的藏经，已经破坏掉了，她发愿重新雕刻，先发一个菩提心，断臂供佛，这是从大乘佛教精神来的，大家受她感动。从历史来看，弘化责任在七众弟子、在大家的身上。比如一把筷子的力量是不够的，大家一起来办一个不共世间的慈善事业；如果佛教界办慈善事业而没有佛教精神在里面的话，那跟红十字会没什么不同，其实寺院本身就是慈善，但慈善是不究竟的，没有给予文化教育，就会养成贪婪。所以，我认为文化教育，可向三个方向做：社会教育、僧伽教育和信徒教育。从大乘来讲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不违背佛教的特质。
　　◆顿成法师：
　　作为一名出家人，弘法利生是本分事。由于“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使大陆的佛教出现断层。随著宗教政策的落实，社会想了解佛教，佛法要深入民心，佛教界兴办文教、慈善事业，就显得非常及时而又必要。而国内信众中，女性占绝大多数，这为尼众开展文教、慈善事业提供了一个较大的方便。
　　回首上一个世纪，尼众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仅是一个开端；新世纪中，将会有更多的尼众参与文教、慈善、事业。因为现阶段，兴办文教、慈善事业，就是弘法利生的最佳方式之一。所以，我们办文教、慈善，要以理论与实践统一，即知即行——财施与法施并重——救人救心。正是通过扶危济贫，才能把佛陀拔苦予乐的慈悲济世的精神落到实处。这样既弘扬佛法，又能起到祥和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
　　佛法重在实行，如果仅停留于闻思而身体力行，是不可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我们在文教方面，应当改变以往法师在台上讲、听众在台下听的单一形式，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举办各种类型活动，以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善巧引导众生在现实生活中体会佛法、实践佛法。实践佛法以戒为首，提倡五戒的持守，教育人们不“杀、盗、淫、妄、酒”，止恶行善，将佛法变为自身切实的行动，这对祥和社会，提高信众素质，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台湾证严上人领导的慈济成就如此之大，这和慈济义工们大多数持守五戒，亲身体会佛法的利益，有著极大的关系。
　　未来慈善事业的工作范围会更扩大，内容也更多，但重心仍是救灾、医疗与助学。我们要发动更多的人奉献爱心，出钱出力，这就需要透过弘法。一个人只有当他真正明白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涵义后，他的发心才会持久，才能真正的放下小我、成就大我。另一方面，对于受助者，我们不能仅是财物上资助，令其得到现世暂时的安乐；更要给予佛法的甘露，解除人们心灵上的痛苦，用佛法指导人生，究竟离苦得乐！此外，慈善事业还会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及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合作。
　　总之，不论是文教，还是慈善，都不能离开佛法而谈、而作，如果离开宇宙人生的真理——佛法，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究竟。时代在改变，弘法利生的宗旨不会变，而因地制宜的弘法利生，开展文教、慈善事业，这需要依靠大家共同的努力。
　　◆提锦法师：
　　说到慈善，最为熟悉的有台湾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厦门南普陀寺妙湛大和尚创办的慈善基金会。妙老一句“勿忘世上苦人多”的谆谆叮咛，使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慈善事业，其中都以慈善、医疗、文化、教育的四个方面慈济社会。
　　但据目前社会的需要来看，在慈善事业中，文化教育占主导地位。因为一个向上的社会，不仅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现代社会提倡精神文明建设，也就是要提倡素质教育，佛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一种素质教育。所以必须创办我们的佛教大学，办学、教育的本身就是一种慈善。
　　针对未来如何办好佛教大学的问题，个人的看法是：
　　一、个人的教学体会：作为佛学院的教师，不但以知识传授学生，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也应该是个成功者。当然，这里的成功，主要是从品行、修养上也应该是个成功者。“身教重于言教”，孔子也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作为佛学院的法师，必须要做到言行一致，以他的修持与学问带领学生。
　　二、校园的环境生活：大自然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学生的素质自然提高。环境教育对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他在自由而又轻松的自然环境中思考、讨论宇宙人生的问题。
　　三、走出灌输式的方法：一周的课程，佛学课和文化课加在一起少则七八门，多则十几门，学生都是为了考试、文凭作准备，忽略了学生做人的本质问题。所以应当走出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从现实生活中引导学生了悟人生及对自身生命问题的解决，由此推及能关怀社会、关心他人，学生自然而然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慈善心。
　　四、学修一体化：现代的社会，由于科学发达、社会进步而显得浮躁不安，人的心都在向外攀缘，包括佛学院的学生也是一样；心不能安住下来，是因为没有注重禅修的力量。我认为除了三学教理之外，应适当安排禅修的时间。禅定能开发我们的智慧，佛陀教导我们修行次第，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所以我认为佛学院必须做到学修一体化，不仅仅是学习书本上的一点东西。
　　五、尼众对未来佛教的希望：佛教办大学，可以说是佛教存在的一种证明，也是佛教之于当代社会价值的一种证明，证明佛教存在的意义。佛教办大学表明佛教对于提高社会国民素质、文化水准、科学技术水平，确实能发挥极大作用，这本身就说明佛教的重要性，本身就是一种慈善。我认为培养人才为主题，在兴办文教、慈善之工作中，尼众应以提升人的素质为根本，全面培养学生的修证、管理、弘法、学术研究能力、建立契理契机的现代佛教教育模式，让我们的佛教事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现场提问
　　１、廿一世纪人们的生活形态，可能会因为电子、资讯的发达而改变；这对佛教弘法而言，它是危机还是转机？应该如何妥善应用？
　　依空法师：我认为现代化不是指现在，应用更广的意义叫时代化。佛教的生存一定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自主性；一个是适应性，佛教的本质是不可变的，但是随著时代要有一些适应性，比方现在可以应用电脑，方便大家学佛，但佛法内涵上要坚持。
　　２、佛光山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如何走出不共世间的特色？他真正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依空法师：我们有四个字“非佛不做”，这是我们的大原则。例如我们从给儿童入手，向下扎根；国外很注重为儿童制作卡通，我们制作高僧漫画书，把佛教的《百喻经》等做成漫画，吸收了十九位台湾有名漫画家和十三位儿童文学家等社会经验。用这样的方式，佛教为体，世学为用，我们佛教不可以关起门来，一定要走出去，吸收社会的精英为我们佛教所用。又如现代有一些单身贵族，很想学习佛法，但不愿出家，我们就办一个“胜鬘书院”，专门接引这些人，她们以后不一定要出家，但可以让她们作为佛教家庭中的主干。
　　3.经典告诉我们心不宜攀外境；僧众在投入文化事业，必须付出相当的精神和时间，这与解脱的本怀如何协调？
　　性广法师：印顺导师曾经说过声闻道到菩萨道，菩萨道到初级大乘，菩萨们在经典里的出现，都现在家身；我觉得这里面有很深刻的意义，其实声闻的佛教本身不能畅佛的本怀，因为当时印度苦行兴盛，所以佛陀教导弟子们奔向解脱道，只在经典的本生故事中，引申出佛陀因地修菩萨道的故事。佛陀的伟大在于他的慈悲心更宽广，从这里流传出初级大乘的思想，传出大乘的经典。从自我解脱而言，自我观身、自我解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但若以更深刻的智慧去观照，时间已被泯除，所以什么时候解脱、证道，什么时候永远脱离苦难，时间对于他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那是缘起空慧更深刻的观察！在空间上也泯灭了“地狱”的观念，在人我上泯除了“我”要修行，要断烦恼，我要“快快地”修行、断烦恼；当你泯除时间、空间的相对性，更以缘起的平等性、无我的空慧、深彻的悲心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众生的不圆满就是自己的不圆满，世间的苦难就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就有地藏菩萨的思想：“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他的心量已经广包太虚，这是一个中心的思想。
　　印顺导师也曾经提过，后来大乘的思想与果德圆满，是缘苦众生而发菩提心的，他把众生的需要列为比自己的需要更需要，他把众生的苦难摆在比自己解脱更重要的地位，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解脱。修行与需要，这个无我是建立在“缘众生”而发菩提心的。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参访的诸大菩萨都是在他的菩萨事业中而得三昧，到最后就乐在其中，再没有“我”的需要，再也没有“我”成佛的快速与顿成，这时候才是初期大乘佛教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