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信仰的双层结构及其对外来宗教传播的反应机制

中国宗教信仰的双层结构及其对外来宗教传播的反应机制
　　一刘村基本概况
　　刘村是位于山东中部潍坊市下辖的县级市青州市的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刘村现辖四个村民小组，人口共900多人，其中回民约占三分之一。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共134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共54人。旱地约500亩，河滩约100亩。现土地90%已经被租出用于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农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在市区务工。
　　刘村共有刘、杨、扈、孙、赵、王、宋等姓，其中杨姓为第一大姓，刘姓为第二大姓，扈姓为第三大姓，孙姓为第四大姓，其他各姓都是小姓，人口比较少。刘村是典型的小亲族型村庄，其治理的关键词是“平衡术”，即各家族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合力将其选上，但被推出的人一旦选上后，他面临着一个是代表全村人的利益还是只代表自己所在家族的利益的两难困境，如果只代表自己家族的利益，其他家族会强烈反对，工作无法开展，如果代表全村的利益，则在家族内部会遭到孤立，因此，聪明的领导人就必须要会在这两者之间走钢丝的同时，还会玩“平衡术”，成功地平衡各小亲族之间的利益。
　　二青州地区民间宗教概况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青州地区均有比较长的历史。
　　青州地区有非常著名的佛寺，其中包括正在重建的龙兴寺和已建成的华兴寺。青州佛文化浓郁，古迹众多，特别是驼山石窟，里面佛像林立，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但佛教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走向衰落。佛教在青州主要是天台宗。1996年在青州发现了龙兴寺遗址，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此后青州市借机重建龙兴寺以促进青州旅游业的发展。青州此举本意在于依托佛教寺院发展旅游业，但其外在的效应则是客观上刺激了近十年来青州佛教的逐渐兴盛，特别是对于抑制地下基督教的快速传播起也到了一定的作用。
　　道教在青州一样历史悠久，在云门山、驼山等风景名胜区，历来就是佛道并存。不过，道教逐步走向衰落，除道观里的少量道士外，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并会继续衰落下去。
　　青州回民众多，有2.2万多人。在青州，伊斯兰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更像是一个民族的信仰，与汉族的祖先崇拜类同，宗教意味倒较为淡化，因此，伊斯兰教在青州地区所承担的更多是一种民族识别的功能。在青州，回民的特征就是信伊斯兰教和不吃猪肉、狗肉和驴肉，除此以外，其他情况与汉民基本相同。青州现存的真教寺和清真寺其建造年代久远，真教寺建于元朝，距今700多年，清真寺建于明初，距今400多年。文革期间，两寺遭到一定的毁坏，改革开放后，经多次整修，现在已成为回族礼拜的好地方。同时，为适应信众的需要，近年又新建了一所清真寺。
　　老清真寺旁边建有一个穆斯林殡仪馆，供回民逝世时办丧事用。回民在穆斯林殡仪馆办丧事总共费用不超过400元，其中还含去拖尸体的运费100元，对于困难的回民家庭，在穆斯林殡仪馆做丧事可以不收取费用，或视情况由死者家属多少给点。新建的清真寺除供回民做礼拜外，里面还办了教育班，以便培养伊斯兰教自己的人才，特别是教育孩子读《古兰经》和说回语。
　　天主教在明朝时即已传入青州地区，当时属于益都教区。现在，青州辖区内仍有天主教徒约1500人。在青州，天主教徒多为家传的，即父亲母亲信了的，孩子跟着信，而一般不对外传教。
　　解放前，基督教在青州主要是受英国浸礼会的影响，其洗礼方式与其他教派有所不同，要求人在一个大水池中，水要浸没至头部。另外，除浸礼会外，青州也有少量受青年会影响的教徒。解放后，青州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青州现在属于三自的教徒约为4500人。
　　除三自教会外，也有家庭聚会点，据青州宗教局负责人说，家庭聚会点在青州并不占据主流，主流的教徒还是以三自教会为主，不过，他也坦诚，对于家庭聚会的教徒的管理目前还是工作的的一个“死角”，是宗教部门控制力不能达及的地方。其原因在于家庭教会一般不主动登记，国家也在这一方面没有相应的非常明确的法规，因此，作为地方宗教部门，只要家庭教会不与政府对抗，不危害社会，一般而言就不会去干涉。
　　现已登记的农村聚会活动点有20处，由聚会点自己主动提出申请，三自教会认为达到标准，便依法予以登记。除聚会点外，市区有两个大教堂，一个在偶然街，一个在火车站附近。家庭聚会点的教徒估计在1500人左右。不过，我们调查时发现，我们所接触的聚会点就具有暧昧性，其头目认为他们是受三自教会领导的，但下面其他教徒则并不清楚他们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糊里糊涂的。
　　法轮功、东方闪电、三赎基督教等邪教在青州有一定数量的教徒。
　　三刘村民间宗教的历史和现状
　　3.1祖先崇拜
　　3.1.1丧事
　　刘村的丧事比较简单。文革的时候，刘村的丧事最为简单，尽管那时禁止办丧事，但村民还是小打小闹的搞一下，主要来说就是简单的举行一个告别仪式，不请吹喇叭的，以寄托对亡魂的哀思。刘村的丧事不请客。请客的主要是婚事。
　　老人逝世后，早上把人送到庙里去，这叫“上庙”，原来一个村有一个这样的庙，但文革中已经被拆除掉了，现在还留有的则只是一块空地，仪式仍然在这块空地上举行。
　　丧事中不请道士与和尚，而主要是请一个专门负责丧事仪式的“行人”，行人一般第一天便会被主家叫来。大家帮忙搭一个灵棚，把死者的遗像放在灵棚里的一个台桌上。行人相当于丧事中的领班，是一个吹鼓手，行人是专职的，一般都是从别的村请来，作为行为，其必须对丧事的仪式很内行，而本村的行人则专门到别村去负责别村的丧事。行人的传递也很有特色，它不是像带学徒一样带出来的，而是家传的，一般是父亲不干了，就儿子接着干。行人负责丧事能得一个白包（与红包相对应），一个白包一般是一元钱，行人的收入主要是靠租用他们用于丧事的衣服，三天丧事大概是100元人民币。一次丧事中只请一个行人。
　　丧事有两种，一是老人的丧事，满了60岁的即是老丧，老丧一般是做三天丧事，而年轻人即小于60岁的丧事则一般是两天。
　　汉族死者的尸体需要火化，回族死者的尸体则仍然实行土葬。火化政策开始得早，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即开始实行火化，火化政策的初始几年，老人并不能接受，害怕把自己拉去烧掉，刚执行火葬的第一年，村中有一起偷埋的，偷埋三天后被发现，将尸体扒出来重新火化，尸体扒出来时已经腐烂，所以，对于其他村民具有很大的威慑力，与其死后受如此折腾，不如“咬咬牙”火化算了，事实上，老人开玩笑说，人死了，也就无所谓“咬咬牙还是不咬咬牙了”。经此一例，此后无人敢偷埋。现在老人和年轻人对于火葬都持平常心，认为很正常，也不怕了，说人都死了有什么好怕的。
　　火葬的费用一般是1000元左右，骨灰盒价位不一，低的有400元的，高的有5000以上的，刘村的人大都选择700元的价位。
　　火葬后还得土葬，不过所占的坟头小多了，就只要比骨灰盒稍大一点的坟头就可以了，一个墓占地约为两平方米，土地确实能够节省一点。刘村在村最西头与小村村搭界的地方划了一块专门的墓地，村中老人死后先火化，然后下葬到那块墓地里。墓地按家族划分，每一个家族的墓地相对集中。葬好后会立一块墓碑，价格一般是100元，墓碑比较简单，我们到墓地看了下，有些甚至只有土丘没有立碑。
　　丧事办理以简单为主，不攀比，最多就请个吹喇叭的。参加丧事的人是本家族的人，未出五服的需要参加出殡，出了五服的则不参加。除本家族的人外，就是亲戚，一般限于表亲和姻亲。此外，一些好的朋友也会来。本村则主要是死者所在组一户去一个，去的主要是男丁。丧事不办酒席，也不请酒席。本家族的人不送礼，家族外的本组的人一般只是帮忙也不送礼，送的时候也是很少，一般送1元或2元。送礼的主要是亲戚和朋友。一般的亲戚送30元到50元，关系特别近和特别好的送100元。丧事能够收到的礼金最多的一般是3000元到4000元，视各自的关系情况定，关系广的能多收一点，关系窄的收的礼金就少些。
　　一场丧事的花费，含火葬、三天的吃喝等在内一共是3000元左右。其实，如果除掉火葬的钱，则一场丧事的花销大概是1500元左右，加上能多少收一点礼金，丧事一般不会亏欠，最多的也就亏1000元左右。
　　3.1.2祖先祭祀
　　刘村对祖先的纪念场所主要在墓地，他们称为“上坟”，上坟的日子主要是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过年。平时则在结婚的时候会上坟，除此之外，是没有上坟的安排的。
　　上坟时，主要提一些贡品，包括馒头、肉、酒、果品等到墓前祭奠，一般不点烛，只烧点纸和香。上坟的主要祭祀对象包括往上溯四服（含去祭奠的人本身即为五服）的直系亲属，而对于旁系的堂亲则不会去管，他们说堂亲自有堂亲的子女去上坟。
　　不过，有趣的是，刘村的祖先的墓地是相对集中的，他们竟然可以在祭祀时如此超然地处理直系亲属与堂亲的关系，可以说，刘村的家族观念主要仅限于现世中活着的人。而在湖南源村，虽然祭祀的祖先可能还不会超过四代，大多只祭祀三代，但它有一个客观情况，即各祖先的墓地十分地分散，因此，祭祀本身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源村的远古祖先都喜欢葬于高山之巅，因此给祭祀造成不便，不过，只要是与自己的直系三代以内的祖先葬在一起的祖先，则无论其代数有多远，都会在其坟前祭拜，不然会认为旁系的祖先或远代的祖先会在旁边看着贡品而“流口水”，以致自己心中甚是不安。
　　3.1.3续谱
　　刘村没有宗祠。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刘村有过一次续谱行动，不过，这次续谱都是关起门来修的，因为政府反对和控制，村民不敢公开续谱。实际上，不仅仅是刘村的年轻人，就是刘村的大部分老年人也搞不清其祖先到底从哪里来的，因此续谱时普遍都归结为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迁过来的。不过，有趣的是，北方农村在搞不清自己祖先的归宿时，都会选择山西洪洞县作为其祖先发源地，王德福说他们山东德州也是如此，而我们去年在河南驻马店和河南周口调查时，均是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偷偷摸摸”续过一次谱后，至今未再续，一是没人愿意牵头，二是觉得没啥意思，村民对这一事情看得比较淡化。
　　刘村的续谱情况并不是特例，这在整个北方的很多农村都基本如此，原因可能是战祸频繁，族谱均已流失，祖先的记忆实际上已经被多次切断，因此，他们的祖先的历史一般只能追溯到明洪武年间。而南方农村不一样，开发较晚，战祸相对来说要少一些，祖先记忆传递较好，以我在湖南源村的调查为例，其中，刘姓祖先可以上溯到帝尧时期，然后经夏、商、周，至秦汉时，刘姓才逐渐固定下来作为姓氏，而汉以后的刘姓祖先在续谱中脉络很清晰。刘村的族谱多是修到七世孙，而我在源村调查时发现，仅从唐朝开元年间迁往源村所在县的祖先则有52世孙。
　　3.2.庙宇设施
　　刘村本村现在没有庙宇设施，原来仅有的一座土地庙和一座用来老人死后“上庙”用的村庙在文革中均已毁坏，土地庙所在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宅基地并有村民在上面建了房子。
　　不过，与刘村相隔约2公里远地处刘村西边的杜村则还有庙宇，该村现有两座庙宇，一座为龙王庙，一座为太尉庙。龙王庙的信徒范围仅限于杜村本村，而太尉庙的信徒范围则及于刘村。刘村不信耶稣教的绝大部分老年妇女和部分中青年妇女都是太尉庙的信徒。不过，太尉庙的庙会活动一年只有两次，分别为每年的农历3月18日和5月20日。每次庙会三天，即3月18、19、20日和5月18、19、20日。前来敬神的达千人，范围包括杜村本村、与杜村东边的郇村、小村村、刘村、北村等几个村庄。
　　太尉庙供奉的是一位明朝时杜村本村的医生，俗名叫周毓荣。太尉之称据说是因为明时封在青州的衡王女儿生病，多方医治无效，后在杜村敬了周毓荣，于是病好，衡王大喜，封周毓荣为太尉，因周生前未娶，衡王遂做媒为周撮合了一场阴婚，并为其举行了阴婚仪式，在阴间结婚的周毓荣其夫人便被称为太尉奶奶。衡王在周的墓地处重新建立了一座太尉庙，以表示对周的嘉奖。后经过多次续修，庙前有五根几人才能合抱的大槐树。旧庙在1958年时被毁，五根大槐树亦被砍杀。1989年时，一位杜村的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重新组织修建了太尉庙。新庙将原来旧庙中未被毁坏的三块庙碑立在庙里，并建了太尉殿和五母殿。三块庙碑分别为“明万历十年岁次壬午孟夏四月既望之吉，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知陕西延安府郡人忠庵居士党馨”所立碑，不过碑文已经比较模糊，多处地方无法识别。另一块则是“明崇祯八年岁次乙亥孟秋奉政大夫陕西汉中府同知朱某里”立，（“某”字在庙碑上看不清是一个什么字，模糊不清）还有一块最模糊的则是中华民国三十年三月所立。三块庙碑都是因为太尉庙为其或其家人治好了病从而感而撰写庙碑的。
　　庙会的日子分别为太尉奶奶和太尉的生日。三天中，除上香敬拜外，还会组织举行地方戏表演，杜村本村即有唱戏的戏班子。新庙1989年建好后，在庙会组织及会首刘桂香、郝美云等组织策划下，在1994年、2003年、2004年、2006年先后四次扩修。
　　除庙会外，太尉庙平时都是大门紧锁，只是偶尔有人来看病时会找到会首把庙门打开，进去敬拜的人会写一张黄色的布条子挂在庙内，上书如“山东青州市王府办事处曹家庄信女某某来挂号”。
　　同时，为迎合民众的多样性功能需求，2004年扩建五母殿时，里面增加了供奉的菩萨，分别为：送子爷爷、送子奶奶、文殊老母、观音老母、五生老母、普贤老母、清凉老母、魁星老爷、文昌老爷。这些新增加的菩萨主要服务于信徒求子、求学的需要。因此，虽是太尉庙，倒也“满堂神圣”。尽管叫五母殿，但里面也不尽是母的，还有“爷爷”和“老爷”。
　　太尉庙与其说是地方的神庙，不如说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世俗世界。从其治病的功能就可见一般，特别是来敬神的人写着“某某来挂号”的布条，更是体现出这一神化的世俗世界里也有着现代性的影子。而其单一的治病功能不能完全满足信徒的选择需要，因此，太尉庙倒也能紧跟形势与时俱进，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型，因此，在庙里才会供奉新的神灵。进一步来说，太尉庙所彰显的严格意义上谈不上是一种普通的宗教信仰，从其所承担的世俗功能来看，到太尉庙里来“挂号”与去人民医院或卫生院“挂号”，其实质是一样的。其区别仅仅在于太尉庙里不收“挂号费”，且只要敬碗冷水即可，因此，又免去了去人民医院或卫生院而无法承担的高额医药费用的苦恼。
　　3.3.平安贡与按桌
　　上平安贡是一种送平安、送福的活动。一般家里买了摩托或做了什么喜事，或虽然没有什么大事，但想让家里平安的，会去请一个神婆来家里上贡。神婆刘村本庄没有，但与刘村一路之隔的北村有一个。神婆上一次平安贡需要支付20元。神婆来后，在院子里摆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有鸡肉、油菜、豆腐、豆芽等八碗菜。烧几根香但不点蜡烛。然后则站在桌子前念念有词，各个神婆的咒语都不一样。做完后，有的神婆除需要支付20元钱外，还会把八碗菜里面好一点的带走，特别是鸡，一般是杀一只，但不炒熟，所以神婆一般会把这只鸡带走。
　　按桌则主要是用来压邪或治病的。其仪式与上平安贡类似。按桌的原因在于说人被鬼魂附身了，不过按桌一般在村民看来也视为迷信，有的是偷偷做的，一说到按桌别人就会认为是胡说八道，是骗钱的玩意。因此，按桌的合法性不如平安贡。
　　3.4.泰山石敢当与太公在此
　　刘村人很重视建房，特别是院子和门，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深宅大院，即使是一普通人家，你站在门外一看还以为是到了侯门官邸。除重视建院子和门外，重视建房子的另外一个表现便是在墙上写“泰山石敢当”或“太公在此”。这两个都是地方神，主要用来镇宅子，以使得房屋平安且没有邪气。一般人们把宅子建好后，会请一个神婆来看，确定写的位置，确定位置后，便在墙上挖开一口砖，然后在砖上写上“泰山石敢当”再用红色的油漆刷一下写好的砖，然后再安插到挖开的地方。神婆来了，虽自己不亲自动手，但也需要一点钱，一般是10元或20元不等。“太公在此”，在村民看来也是镇宅子的好神，一般就是村民自己拿块红纸写上这四个字贴在屋子的大梁上，意思是“太公在此，上梁大吉”。也有少部分家庭会在自己门墙中央安一块“照妖镜”，以把邪气刹住。
　　3.5.风水
　　看不出刘村人有重视风水的习惯，客观上与他们的房屋统一规划有关，各自的房屋建在哪里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因此，即使讲究风水也是白搭。不仅现世的房屋如此，就是彼世的房屋（坟墓）也是规划好了的，密密麻麻葬在一块，因此也无所谓风水。
　　有意思的是，在刘村人看来，南方人很讲究风水，并因为南方人擅长看风水而导致了北方人总是难出帝王，从而常被南方人统治。他们举例说：离杜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金龙口的地方，其地形酷似龙口，一南方风水先生看了地形后便说，此地五百年内必出帝王，但还有一不足，那就是龙口上缺了东西，因此建议村民在龙口上修一座玉皇庙，村民从其言，建玉皇庙，且香火异常兴盛，不过，几百年过去，此地并没有出皇帝，这时，村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南方的风水先生使坏，故意让他们建玉皇庙以压住金龙，地下的龙被天上的龙镇住了，难怪出不了皇帝。另一例则是刘村西南边与另外两个地方交界处有一个三叉口，其形状很像睡着的龙，所以，他们将那里叫做卧龙滩，同样是被一南方的风水先生发现的，也说这里要出皇帝，并建议他们在卧龙滩建一座关帝庙以护佑这块风水宝地，几百年后当村民发现还是没有出皇帝时，也认为是南方的风水先生坏，关帝压住了要出的皇帝。
　　现在玉皇庙和关帝庙均已不再，解放后均被毁坏，但传说留了下来。我们不去管传说是否正确或准确，因为本来就只是传说而已。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刘村人潜意识里也认为南方人更会看风水，而他们则不太懂，因而容易被懂风水的南方人“耍”。同时，刘村人即使有风水意识，也没有能力按照风水的要求来做，他们的风水是被国家权力强有力地限制好了的。
　　3.6伊斯兰教
　　刘村的回民占了本村村民的三分之一，约有300人，全部姓刘，也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中年轻的人会经常到教堂去做礼拜，但老年人则因身体等诸多原因一般不再去教堂活动。他们在生活上与汉民基本相同，与汉民也相处得非常和谐，而且近几年来，回汉通婚的情况逐渐增多，原来回汉通婚的最大障碍就是信仰与禁忌问题，但现在一般都能理解彼此的信仰和彼此的习惯。只不过，作为配偶，其生活习惯也遵从回民的，而亲戚则不在此约束之列。一村民举例说：他们村有一女孩要嫁给一回民，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女孩的妈妈炒了很多猪肉，说，女儿啊，你今天晚上就吃个够吧，从明天以后，你就吃不到猪肉了。在回民看来，猪肉、狗肉、驴肉是污秽的，因此，回汉通婚时，无论是汉族男性还是女性，第一次进回族家里时首先会要求喝一碗回族人准备好的灰汤，即用柴火灰泡的汤把此前吃过猪肉、狗肉或驴肉的胃清洗干净。
　　3.7.邪教
　　刘村的邪教主要有两种，一是法轮功，一是东方闪电。不过人数极少。
　　法轮功：信法轮功的为一位约30岁的女性，村民说不出她的名字，只知道她有个儿子叫波子，所以大家就称这个信法轮功的女人叫波子他娘。波子他娘的丈夫扈耀松是个老实人，开始的时候知道其妻子在外面跑，但并不知道她在外面干什么，因为现在的法轮功本身组织严密，信息保守，不轻易对人透露，哪怕是自己的亲人。但是后来看得出她有信仰法轮功的嫌疑和痕迹，等波子他娘的丈夫知道后，这女人已经出去了，且出去后到现在有两年没有回家。原来回家在村里见到人也不打招呼，很神秘。村民估计这女的出去传教去了，留下自己的丈夫孩子在家里，婚姻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村民很怜悯波扈耀松，也怜悯小孩，所以对法轮功很痛恨，认为太邪了，拆烂了别人的家庭。同时，波子他娘早些年信的是耶稣教，经常和村里其他教徒一起聚会，不过后来叛变，改信了法轮功。因此，这件事情对于耶稣教的传教也有很大的影响，村民认为既然信了你耶稣教后来又搞成这个样子，说明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东方闪电：信东方闪电的有一家人，其中一个叫扈佩仪，村民对他不是很熟悉，也搞不清他现在还在信不信，但知道他信过，村民说这人经常胡说八道，搞不清在干什么，现在也不在村住。扈佩怡名义上信的是耶稣教，实际不和外人交往，不走亲戚，亲戚家死了人他不去送殡，所有关系都断绝，说话归说话，但不交往，不像一个社会人。如本庄亲舅死了，他不去烧香，全当没有事，他母亲和他父亲也这样做，他们全家都信。结果影响很不好。庄子里以为他信耶稣，“他信耶稣呀”？！但现在他又好像什么也不信了，只有他妈还在信。原来什么都不信时吃烟喝酒，自从信了东方闪电后不吃烟喝酒了，现在又吃烟又喝酒，以前公事都不参加，现在公事也开始去帮忙了。
　　相比于法轮功，村民对东方闪电并不是很了解。少数人知道有这样一个教。但法轮功不一样，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一提起法轮功村民就知道它是邪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对法轮功的打击力度曾经异常强大，疾风骤雨，且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铺天盖地地宣传法轮功的危害。因此，可以说村民对这一教是邪教的说法已经耳濡目染了。
　　四基督教在刘村的传播
　　刘村的基督教有点诡异，我第一次接触其中的一个教徒时她只知道她信的是耶稣教，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信基督教的，她说没有，只有信耶稣教的，我说耶稣和基督是一个人，她说她搞不清楚。第二个诡异的是，基督教是排斥偶像的，我在河南和湖南调查时，不管是受三自教会管辖的基督教还是借基督教发展的实质上是邪教的三赎基督教，都知道他们只挂一个十字架，任何人像在他们看来都是人，只有基督才是真神，但基督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十字架。不过，刘村的基督教则挂有基督的画像，而且是山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印制、山东省宗教局监制的耶稣基督的画像。对于画像与崇拜偶像的冲突他们也说不太清楚，只是说耶稣是神，不是偶像。从他们的聚会活动来看，与我们在三自教堂看到的聚会活动差不多，又不像是邪教，因为邪教组织如果没有熟人网络是进不去的，但我们在这里可以进出自如。
　　4.1.家庭聚会点
　　刘村有家庭聚会点，该聚会点主要管辖刘村、小村村、杜村、曹庄等周边几个村，整个聚会点的教徒人数不详，估计在100人以外。我们8月15日下午1点至3点参与观察了他们的聚会。聚会点设在刘村村西头杨臣家。参加聚会的共20人，60岁以上的15人，50岁到60岁之间的有5人。其中男性教徒2人，女性教徒18人。刘村本村的有5人，外村的有15人。20人中有18人得过病，有的是病已经好了，有的现在还病着，病情主要集中在：一是因车祸而造成腿骨折的，二是脑血栓病人，三是高血压病人，四是冠心病或其他心脏病，五是子宫肌瘤病，六是乳腺癌。大体上主要就是这几种病。他们参加聚会的目的大都是冲着“信教治病”来的。另外两人一人则是因为信教以前经常与丈夫吵架想以信教来摆脱的，一人则是因儿子要考公务员当天才来信教的，希望通过参加聚会神能帮她儿子考上公务员。
　　聚会的第一项活动是唱赞美诗，赞美诗他们有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印的文本，也有直接从圣经里面摘选的部分，但圣经里面的摘选部分都是选的只言片语和比较简单短小的语段，一般都不会超过十句话。之所以这样，本身与教徒的文化水平有关系，复杂的圣经，教徒自己看不懂也不认得字，因此，就无法学会唱。不过，这种情况的做法其实为讲经者或说传道者提供了自己诠释圣经的方便之门。传道者自己对圣经的某些语段理解都不太准确，往往是按照字面意思乱说一气，说不清的时候就随便扯上自己日常生活中所谓的见证。我们去参与观察他们的聚会的时候，传道者顿时抓住机会，将我们当作她传教的手段，说是“神的作用，把这些祖国的栋梁引入到了耶稣的殿堂”等等吹捧的话，然后说“神真是太有力量，太伟大了，连这些博士生硕士生都能引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聚会点来，这是神对我们的关照”，我们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对她的说法不置可否，然后她便引领信徒多唱了几首赞美诗，她说，平时他们聚会时是不唱这么多的，今天既然神垂爱他们，把我们引领到他们的小聚会点，他们理当努力，多唱几首以赞美神的伟大。
　　唱完赞美诗后传道者便开始讲解她的见证，刚开始的时候她翻到唱赞美诗的圣经的章节就个别句子进行诠释，但显然有困难，一方面是她自己水平所限，另一方面是教徒水平所限，所以她很快便转入讲见证的环节。她自己讲了一个她的亲身经历：她自己安装窗帘的时候用了个不好的凳子，神启示她要她换个结实的，说了三次，但她都没有听神的话，结果从凳子上摔了下来，把脚踝摔碎了，去医院看医生说最起码要半年才能下地走动，但她觉得治疗时间太长，而且觉得根本不用住院，神一定就能把她的伤治好。然后她就没有听医生的回家了，回家后贴了她自己制的膏药，说19天她就能下地走路参加教会里的聚会了。她还跑到医院去看那个医生，医生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说这怎么可能，她说信神什么都可能，神能包治百病，何况是个脚伤。她说医生听后也要求信耶稣，于是就加入教会了。
　　她讲完自己的见证后就叫其中的一个教徒也讲讲见证，她站起来对里面一个叫李英的妇女说“你不是说有见证要说的吗？给兄弟姊妹们讲讲。”然后那个李英便站起来讲述了她的见证：她说前几天她在窗头放了一个馒头，当时是靠着一个农药瓶子放的，结果农药瓶子倒了，药渗到了馒头里，但李英自己不知道，就把那个馒头吃了，吃了后睡觉，在床上肚子痛得厉害，她老伴也睡在她旁边，她就拼命喊要她老伴送她去医院，结果魔鬼作怪，使得她老伴听不到她的声音，她心里发急，心想这下恐怕要死了，突然她想起神肯定会帮她，她这样一想，神就真的显灵了，把魔鬼赶走了，她再叫她老伴时老伴听见就醒了，然后起来给她服了粒小药丸就好了，她说是神救了她，不然就没命了。
　　因为当天是农历7月15日，正好是刘村地区的上坟敬祖宗的日子，她便顺便讲了下不能敬祖宗不能上坟的事情，说祖宗是魔鬼，是撒旦，敬祖宗是神不喜欢的和不允许的。然后她又说了会耶稣能够经常来叫她，命她做事情和传福音，并举例说：她有一次在外面晒了东西，人在屋里睡午觉，突然耶稣在门外喊她，说要她起来收东西，要下雨了，她没听，过一会又听到一男人的声音在喊她，说是要下雨了，她还是没听，过一会，耶稣第三次喊她，说赶快起来收东西，雨就要下了，这回她听了，一爬起来往外一看，果然要下雨了。针对教徒信了之后有可能退教，她说，信了耶稣后就不能因任何原因不信了，信了耶稣然后又不信了的人，比那些从来没有信过耶稣的人还要坏，神会惩罚得更惨。然后又说了些信耶稣的好处，说信了后最关键的是能治百病，她说没有什么病是神不能治的，也没有什么病是神治不好的，如什么子宫肌瘤啊，乳腺癌啊，冠心病啊，脑血栓啊，骨折啊，只要你信了神，神都可以给你治好。
　　说完见证后，到了祷告的时间，他们把跪在地上用的用纤维袋装了麦秆的跪兜拿了出来，含我们5个调查人员在内一共拿了25个，我们不想跪就借故说我们还没有加入基督教不好意思跪，这样神会责怪的，结果他们说没有关系，你们不跪才是对神的不敬。为了继续观察，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跪下，大家都跪在耶稣基督的画像前，口里念念有词，各自祷告起来，这是第一遍祷告，这个祷告大家念的祷告词基本相同，是统一的祷告行为。祷告完后，大家都站起来，然后面对耶稣画像进行第二次个人祷告，祷告的内容一是为教会内有病的兄弟姊妹祷告，二是为那位儿子要考公务员的妇女和她儿子祷告，我们听到传道者在祷告时说，她儿子考公务员，希望神能帮助，考得上是神的旨意，考不上也是神要这样安排。三是为我们这些新来的人祷告，祈求神扶持我们继续攀登高峰。
　　祷告完后，整个聚会活动结束。负责聚会的头目即传道者把我们六位新来者（含那位为儿子考公务员来信教的）的名字登记了一下，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她只说这是规矩，新来的都登记一下，以便下次聚会时他们可以为新来者祷告。
　　4.2.传道者
　　外村来刘村传道的有三个人，两男一女，另外两个男的我们没有机会亲自接触，据村民介绍说，其中有一男性传道者年纪有60多岁，家有盲妻，30年前是一青州工厂的工人，主要负责看厂子，结果因厂房失窃，被厂方解雇。解雇后在家无所事事，又不愿意干活，就到处传教，后来厂方发现当时处罚有误，还追补了该人30年的工资，现在每月还能拿920元的退休工资。不过，他的传教生涯并没有因此中断，而是继续到处传教。另一男性传道者具体情况不详。
　　（1）王云：前文关于家庭聚会介绍的那个传道者就是这个女的，叫王云，72岁，但不是刘村本村人，她专门负责刘村这个聚会点，是这里的领导。王云的丈夫是个中学老师，酗酒，她怎么劝说都没有用，此前她信佛，但她看到菩萨并不能帮助她丈夫戒掉酗酒的习惯，她转而试图信耶稣教以帮助她丈夫戒掉酗酒的陋习，1989年王云开始信耶稣教，但其丈夫无论如何都不信。王云原是潍坊某医院的护士，有基本的医药知识，所以很多小病小伤她自己都会处理。这也是她传教的有力武器，她在传教时会将自己的医学知识视之为是神的作用，以使得别人能够听信她的话从而信耶稣教。受王云的影响，其四个儿子也都信耶稣教，而且她在选媳妇时也希望媳妇是信耶稣教的，她的择偶原则是：只认信神的，不认信人的。但其三媳妇不信，在娶三媳妇时，王云与之有个约定，说如果她三媳妇不信教的话就没有资格做她媳妇，也就不要嫁过来，她三媳妇当时答应了，但是娶进门后又不信了，因此，她与三媳妇关系总是很紧张。
　　1990年，王云的丈夫去世，在王云看来，她丈夫是死于不信耶稣教。丈夫死后，王云自己没有在医院工作了，回来自己开了个诊所，主要卖膏药。1994年，王云开始传教，此后专门以传教作为她的生涯，她生活在自己建构的耶稣的意义世界里。
　　王云现在负责五个村的家庭聚会点的活动，底下的教徒说王云是“上面”派来的，但至于这个“上面”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不知道。星期一她到马培墟传道，星期二到杜村，星期三到南西关以东的老宫院，星期四到一个不知名的村，星期五到刘村。王云很忙的时候，刘村的传道就由上面指派的另外两位男性传道员负责刘村的事务。
　　王云每次传道时都不忘“推荐”她的膏药，其膏药售价2元每贴，村民说，其实这膏药根本就不是王云自己制的，因为在王云家乡的药店就有这种膏药买，价格是0.5元一贴。王云还宣扬说，因为神的眷顾，所以，尽管其他物价都在上涨，但她的膏药则自始至终不会涨价。杨军的妻子因为车祸大腿骨折，后来信了耶稣教，她就买过王云的膏药，一共买了5贴，贴了一贴后觉得不舒服就都扔掉了。
　　王云只是星期五来刘村传道传教，其他不在的时候则由村里最早信耶稣教的李英负责。
　　（2）李英：女，69岁，患有冠心病。冠心病其实是很难治的病，且治疗费用高，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李开始信教，传她入教的就是王云。李开始并不是很虔诚，但信了之后，发现自己的病情轻松多了，她认为是信教的作用，因此变得很虔诚。实际上，耶稣教（基督教）强调人要忍耐，不生气，要心宽，不与人争吵，当李真的按照这一套尝试着做时，对于一个冠心病患者肯定是有帮助的，本质上是因为心态的调整，心理压力减小，病情转好。但她这种转好确实是因为她信教后才改变的，因此，很自然地，她会将之误认为是信耶稣教可以治病。信了几年之后，李开始传教，至今已有11年的传教历史。但其传教范围仅限于她自己所住的村西头，而在村东头她的传教则很难开展。现已共传8名教徒，其中包括其丈夫，大儿子，二女儿三人，杨臣夫妇二人，王芝，刘婆婆，以及杨军的妻子。
　　李英很虔诚。不上坟，不烧香，不磕头。前年，李英的亲叔叔去世了，她也去参加了丧事，但别人递香给她时，她说，她是信耶稣的，不能烧香，烧香是“犯罪”。别人说，这是长辈。她说长辈也一样，信了耶稣就不能烧香磕头，否则就是“犯罪”。她说她没有压力，她信了那么久，大家都知道，别人也“见怪不怪”了。
　　李英传教有点困难，很多人知道她信教，所以，她一拢来说话，别人就以为她是来传教的，有的会听一会然后说还有事情要忙借故走开，有的则看到她扭头就走，有的则直接说不信外国的教。
　　4.3.基督徒
　　刘村共有信耶稣教的14人。全部集中在村西头。李英上文已详述。
　　（1）李英的丈夫则是李英自己传的，其丈夫是一小学教师，现已退休，有退休工资，1000多元一月。但，他信的并不是很深，属于半信状态，半信只是深浅问题，而不是怀疑。私下场合，他不烧香不拜神，但要上坟，因为他觉得不上坟心里过不去，觉得对祖宗无法交代，上坟时只鞠躬，不磕头，也不烧香不烧纸。公开场合，如别人家丧事，该跪的他还得跪，因为他觉得周围人都看着，有压力，大家都跪都磕头自己不跪不磕头，显得有点另类，这个压力对于他来说很大。而私下场合反正没有人看见，他就按照一个正规的耶稣教徒来要求自己，自己的兄弟也没有意见，因为事先和他们说好了，不过，要求始终没有李英严格。李英说其丈夫是“半边人”，即半信半疑，但其丈夫申辩说，他不是“半边人”，只是社会压力对于他来说要大些。
　　（2）李英的大儿子和二女儿，都是李自己传的，相比于李英丈夫，其子女信教的深度要深得多。最明显的区别是，他们不去上坟，作为基督徒的他们的父亲对此表示很理解。别人做丧事时，他们也去，不过事先就会声明他们是信耶稣的，因此，去了只鞠躬，也不烧香，他们也认为烧香磕头是“犯罪”。死去的人是“魔鬼”，是“撒旦”，祖宗也一样。基督徒不能拜“魔鬼”。二女儿刚离婚，原因是其女婿办厂子有了点钱，养了小老婆。离婚是其女婿提出来的，二女儿和李英并不愿意，并且还发动教徒为其女儿一起祷告，说其女婿被魔鬼附身了，希望通过祷告能够驱魔，从而维护女儿的婚姻。不过，祷告并没有产生效果。李英说，这也是神的安排。
　　（3）李英的媳妇，也信耶稣教。其媳妇是在娘家信的，其媳妇的父母都信。其媳妇也很虔诚，其程度在治病等世俗的功能性事务上可能比不上李英，但在形式上对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要求比起李英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英的儿子、媳妇、女儿信教并没有什么对神的需求，主要是因为父母信，自己便也开始信，只是觉得信这个好，并不像李英一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冠心病。
　　（4）杨婆婆，信耶稣教。她自己住在村子里，大儿子在营子口教学，二儿子读书考出去了。女儿嫁在邻村杜村。杨婆婆得了肿瘤，长在腰间，疼痛难忍。聚会时，向传道的和其他教众说，她腰上长了个袋子。传道的说找人给她摸摸然后做下祷告就会好的。后来儿子回来一看才知道病情开始恶化，赶紧送医院，医生说幸好送去得早，不然就有生命危险。
　　（5）刘婆婆，77岁，丈夫孙留成是退休工人，不过，她丈夫是自己退职回来的，当时退得比较早，所以很多年都没有退休工资，现在每月有100元的补助。刘婆婆有两个儿子，两个闺女。孙留成回来后，比较懒，不喜欢做事，因为儿女多，家庭困难，刘婆婆就经常容易生气，一看不顺眼就与孙留成吵架，经常吵。几十年都这样吵吵闹闹过来，后来她小姑（孙留成的大姐）劝她去信耶稣教，说那个信了后脾气好，不吵架。小姑说了多次，刘婆婆也有意信，不过一直找不到“组织”，后李英来传教，开始时她也还有点警惕，觉得信了后不能上坟好像不太方便，后李英反复给她解释说敬祖宗是“犯罪”，是敬“撒旦”，逐步瓦解了她的顾虑，最后信了。信了耶稣教后，果然脾气好了，不与孙留成吵架了。因此，孙留成也支持她信。实际上，刘婆婆又反复强调不吵架了是因为子女都养大成人了，且他们都很孝顺，家庭没这么困难了，而且自己年纪老了，就不吵了。不过，刘婆婆的这两条线在她的思维里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因此，她一会说是信了耶稣教所以不吵架了，一会又说是因为年纪大了就自然不吵架了。
　　（6）王芝，女，70岁。村民说王是个“半吊子”（土话，“二百五”“傻”的意思），王芝开始时是信佛，后转信耶稣，后又信佛，现在又信耶稣。不管信什么，王芝似乎都很虔诚。信佛时，王到大女儿家去，其大女儿家装了个卫星接收机，王看后说方位不合适，要重新摆放，位置换来换去，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结果一不小心把接收机摔坏了，其女婿极其不悦。又一次，大女儿家买了一套家具，王认为摆放的风水方位不合，一定要重新摆放，结果换来换去，一不小心撞到了窗户的玻璃，把玻璃撞碎了，其女婿大怒，拿了个扫把把她赶了出来，因其女儿就嫁在本村，因此，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王芝看到天上飞机飞过时，就跟村民说，这是耶稣派人来接她，并说她去过天堂，村民每逢听到她这样“胡说八道”扭转身就走。王又说，毛主席经常把梦给她，说是相中她了，村民笑她疯疯癫癫。别人做丧事时，王去参加，有一次，王看到墙上挂了很多荆棘刺，走上去就拿掉了，说是妨碍了她，主人因此很恼怒。王说她邻居赵育保家的一片瓦像张开的嘴一样对着她家，说那嘴是魔鬼，因此，她拿了跟棍子把那片瓦顶掉了，被赵育保一顿骂。
　　王芝去传教时，说信耶稣教要戒奸淫，而她理解的奸淫即是一切与性有关的活动，因此，她说，信耶稣后，夫妻要分床睡，否则就犯了“奸淫”。村民认为这耶稣教“莫名其妙”，简直就是“邪乎”。
　　村民认为这样疯疯癫癫的半吊子也被传入了耶稣教，可见这耶稣教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大家不会轻易去信，当然也不排斥。
　　（7）杨臣及其妻子，杨臣的信教是受妻子的影响，其妻子是李英传入耶稣教的，很虔诚，其妻子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最初信教也是因为李英说信耶稣教可以治病，并现身说法她自己的冠心病就好了很多了。杨妻的虔诚度与李英差不多，但杨臣自己则与李英的丈夫差不多，其虔诚度还不如李英的丈夫，他照样去参加别人的丧事，也跪拜磕头，同时也参加耶稣教的聚会（聚会点本来就在他家里）。现在的妻子其实是杨臣的堂婶，没有出五服，杨的前妻因病已去世多年，死时五十多岁，而他现在的妻子的丈夫，即他叔叔也因病去世多年，杨自己有四个儿子，两个闺女，杨现妻有一个儿子，两个闺女，杨臣自己的儿女倒不反对他的婚事，但其叔叔的儿子也即他的堂兄弟坚决反对，认为这有违伦理，而且不好称呼，怕村里人笑话。但在杨妻看来，耶稣教里皆兄弟姊妹，因此坚决要嫁，母子俩多次剧烈争吵，杨妻甚至以死相逼，其儿子在众人劝说下最终让步。开始几年双方都不自在，现在两家人来往亲密，倒也没有什么。
　　（8）杨军的妻子，65岁，十年前去市里卖桃子，被车子撞伤了大腿，骨折，开车的人只赔偿2000元，因为开车的也很穷，杨军的妻子因医疗费用高加上年纪比较大，治疗不彻底，落下了病根，属于半瘫痪状态，拄着拐杖能艰难地走路。后李英传教，说信耶稣可以帮她治好腿，说耶稣什么病都能治，癌症都治得好，更何况是点腿伤。杨军的妻子就这样抱着试探的心情信了5年了，但腿仍然没有好。她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去参加聚会，下雨的时候则不去，因为腿脚不方便。杨军自己是老共产党员，他说老伴信这个他不反对，反正是“娱乐、精神治疗、搞着玩”，别人来传他时，他自己则不信，他说他只信共产党。
　　（9）王英，女，信教最虔诚的四个人之一。因病信教，其他具体情况不详。
　　此外还有两个半聋半哑半瘫的人信教，因患脑血栓，口不能言，无法访谈。其信教是因为患脑血栓后信的，也是抱着治病的目的，死马当作活马医，传她们入教的均为李英。
　　4.4.村支书的看法
　　村支书杨书记对于村中有多少信仰耶稣教的并不知情，他只知道有人信，但具体数目并未统计过，也没有关注这个问题。理由是：一，信耶稣教的没成气候，只是少数人。二，这少数人目前的状态并没有冲击政府，也没有为难村级工作。三，教徒大多都是老人、病人、妇女，影响力很有限。
　　如果信耶稣教的一旦有点气候，成为一支村级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的话，杨书记说，这是两面性的，关键看干部怎么利用，利用得好也可以变成支持自己的力量，变成村级治理的助手，特别是要是跟耶稣教的“头儿”关系好的话，有些事情可以通过他们的“头儿”去处理，麻烦更少。如果利用不好的话，杨书记说，那就不好说，但至少暂时没有出现破坏性现象，因此不必要担心。
　　杨书记说，宗教力量并不可怕，任何一支有组织性的力量都可以为己所用，关键是看自己的技术是否高明，他说村里回民多，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最近他正在研究伊斯兰教，看看怎么可以好好利用这支力量，不过，他说，现在还没有找到眉目。
　　4.5.宗教局的态度
　　对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宗教局的某负责人说：
　　一是要贯彻党的宗教自由政策，因此，对于群众的宗教信仰要给予支持；
　　二是只要宗教组织不冲击政府机关，不反对共产党，不对社会造成大的危害，作为宗教局，一般不轻易干涉；
　　某负责人的这一条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前“三不”构成最后“一不”的前提。
　　三是对于家庭教会，只要他们申请登记，对于符合条件的，服从三自教会管理的，一般都会给予登记，对于不登记的，只要他们不冲击政府，不反对共产党，不对社会造成大的危害，宗教局不会去干涉家庭教会的活动；
　　四是某负责人坦言，对于没有登记的家庭教会，目前还是宗教局控制力不能波及的地方，是他们宗教工作的一个“死角”；
　　五是不管什么宗教，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迷信，在这个意义上，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对老百姓而言，耶稣和释迦牟尼都是他们各自心中的“菩萨”，对于有些打着基督教名义的邪教，他举例说，基督教可以产生邪教，佛教也一样，法轮功就是打着佛教的名义的；
　　六是中国文化是一种传统文明，基督教是一种现代的西方文明，两种文明互相交流是好事，文化的差异不是问题，无所谓好坏，也无所谓优劣，追求是丰富多彩的，为了和谐，为了发展，为了加强交流，政府对宗教的发展应该是支持的；
　　七是任何一种宗教，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其能量毕竟是有限的，再强大也不可能强过政府的能量，不管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没有能量与政府对抗；一旦真的某支宗教力量强大到能与政府对抗时，这就不仅仅是宗教局的工作，宗教局反而是次要的，而会是其他部门来出面处理，比如政府、公安局。
　　八是受教育水平低是农村宗教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只要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不随意曲解真正的教义，且有比较好的牧师领导、解释，信教者精神可以得到慰藉，道德水平可以得到提高，信灶王爷与信基督教、放鞭炮与祷告都无所谓好与不好；
　　九是基督教也好，邪教也好，其迅速传播客观上与我们的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有关，老百姓一旦生病，小病还好，大病则极易因高额的医疗费用而致贫或转而不治疗，从而转向借助信教等低成本手段来解决自己内心的生存困境。
　　五关于刘村民间宗教的几点讨论
　　5.1.中国宗教的特点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多神信仰，且对于每种神的信仰仪式也不一样，这在几千年前的《礼记》中便有精辟论述。《礼记·祭法第二十三》里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夫圣王之制祭祀，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过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厉山氏、神农氏、周弃、共工、后土、帝喾、尧、舜、鲧、禹、黄帝、颛顼、契、冥、汤、文王、武王）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木、川谷、丘陵，民所以用财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礼记·祭法第二十三》中的这两段话表达了这样几点思想，一是传统中国的信仰是多元的，天、地、日、月、时、寒、暑、星、水、旱、四方、山林、川谷、丘陵等等，皆可祭祀，且各自的祭祀仪式也不一样，故曰“祭百神”。二是对于什么是神的回答，古人认为“能兴风作浪，吞云吐雾，出现各种怪异现象均为神”，也就是说，古人眼中所谓的神其最初的关键词是“怪物”，而不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所说的“神圣”，“怪物”所表达的是我们对自然现象的本能畏惧与不理解。三是互惠的信仰取向，我们所要祭祀的对象或者说我们要信仰的对象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好处”，“有功烈”于我们，因此，值得我们祭祀，而“无功烈”于我们者，则不在我们的信仰之列，理可不必祭祀。圣王制“祭祀”的目的即是在此。这种信仰取向是互惠的和宽容的，祭祀者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四是被祭祀者有两个层面，其一是自然神，其二是人神，因为我们的获取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对自然的索取，二是来源对人或社会的索取。我们从这两个层面索取了我们生存生活的所需的东西，我们要“感恩”，我们“感恩”的方式即是祭祀它们。因此，“怪物”与“感恩”构成我们最初的宗教产生的初始原因。
　　正是基于被祭祀者的两个层面，中国的神谱里才会与西方的神谱不一样，我们可以有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等等，同时还可以有人神，如厉山氏、神农氏、周弃、共工、后土、帝喾、尧、舜、鲧、禹、黄帝、颛顼、契、冥、汤、文王、武王等等，以致我们后来发展出来的更多的人神，如诸葛庙，关帝，泰山老母，甚至毛主席等等。而西方则是一元的，它们只有一个“上帝”。我们的神是分工的，各尽所能，因而也是民主的，作为神来说，我不能给你带来好处，你可以不祭祀我（不信我），被祭祀者与祭祀者是可以双向选择、相互商量的。而西方的主则是万能的，实际上也是专制的，因此，西方的一神信仰显得很不宽容，很霸道，很专制。在主的思维里，我给你带来好处也是可以的，给你带来坏处也是可以的，不管给你的是好还是坏，你都要信仰我，遵从我，好和坏都是我对你们信徒的安排。
　　“怪物”与“感恩”是我们宗教产生的两个原动力。这一特征塑造了我们宗教信仰的两大特点，一是对任何觉得怪异的东西有畏惧心理，因此，其表现出的特点即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二是因为我们的索取是多方面的，任何一个单一的方面无法满足我们的生存与生活，因此，我们感恩的对象也是多样化的，由此，其所表现出的特点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多元的，我们具有巨大的选择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所谓的中国人的信仰是拜“人”，是“偶像”崇拜的问题。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把握中国宗教的特点，所谓的“偶像崇拜”实际上是我们的宗教实践逐渐异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宗教的出发点和目标是“怪物”与“感恩”，但要实践这一目标则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手段，这个手段即是我们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祭祀仪式，我们的祭祀仪式所直接面对的便是怪异的现象和有功于我们的人和自然，但这些其实只是手段而已，我们要回应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的对“畏惧”与“感恩”的心理追求，但因为我们回应的方式逐渐叠加的效应，使得我们误以为我们是在崇拜某一偶像或某一神，最终让人误以为我们的宗教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因而进一步从偶像崇拜推理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人治的文化和专制的文化，这实在是一种天大的误解。
　　5.2.民间宗教在刘村的实践逻辑
　　我们在理解了中国宗教的的上述特点后，再来看刘村的各种民间宗教实践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线条了。
　　首先，我们看太尉庙。太尉庙虽不在刘村，但仍属于刘村民间信仰的地理空间所在，刘村有很多太尉庙的信徒。太尉庙的产生就很符合我们上述由《礼记·祭法第二十三》所归纳出的中国宗教的特点。庙里供奉的主神周毓荣原本是一个医生，因随其师傅去往江南行医，后客死江南。恰逢有杜村本地的两商人也来到了周客死时所住的旅店，通过周传梦给这两人要他们将自己的尸骨带回杜村安葬，并连续三夜在梦中告知两人其墓地所在。周的许诺是只要他们把他带回了家乡，他将以他的医术为家乡效力。两商人从其言。回来后，周果然很灵验，只要村民在他墓前敬一碗水喝了之后“水到病除”，村民为了报答周的“救死扶伤”，遂将其墓改庙，此后，声明远播以致医治好衡王的女儿，而衡王亦出于感恩，封其为太尉并帮其娶一门阴亲等等。
　　我们不管这种传说的真假如何，哪怕是假的传说，但其所表现出的符合中国人宗教信仰的逻辑则是真的，完全符合我上面归纳的“感恩”的特点。在这个传说里，人与神是相通约的，彼此的交流并没有障碍，周出于感恩以神的面目报答家乡人将其尸骨携回家乡，而家乡的村民则感恩于周的医术遂帮其建庙并对其多加祭祀。从国家层面来说，有“功烈”于国家的，则容易成为全国性的神，从村落层面来说，有“功烈”于村落的，则容易成为村神。村民对周的崇拜与祭祀其内核是出于对周的“感恩”的心理追求，崇拜与祭祀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表现目的的一种形式。
　　同时，周也是“术业有专攻”的，他的长处在于医术，因此，来祭祀他的往往都是来“挂号”看病的，但对于村民其他需求，周并不能满足，因此，太尉庙里才会同时有“送子娘娘”“观音老母”“魁星老爷”“文昌老爷”等满足村民其他“索取”的神。各种神的雕像都是喜笑颜开的，至少表明这些满堂的神彼此是和谐的，而不存在周是真神而其他神则是假神的争论。作为前来祭祀的信徒，他在同一时间内既可以找太尉爷“看病”，还可以找送子娘娘“求子”，也可以找魁星老爷“求功名”，要是求一个神不保险，他还可以同时求助于送子娘娘和观音老母送子，魁星老爷和文昌老爷送功名。
　　进而，我们可以理解上平安贡、按桌、泰山石敢当、太公在此等存在于村落所在区域的诸神，他们都只是满足村民不同需要的符号。这些神彼此之间都是不冲突的，先王在制祭祀之礼时就考虑到了这些各种各样的神有其自己的分工，既然他们不能包揽信徒的所有生存与生活的事项，这些神之间就需要得到调和，调和的法则即是“有功烈于民者”和“民所以用财也”，则可以祭祀之，而“非此族也”，则“不在祀典”。
　　但是，这些和谐相处的诸神却要面对外来的一位声称是唯一的叫耶稣基督的真神，如此，则不得不发生冲突，神与神打架实际是人与人自己的内心在打架。中国的神说，你遭灾了，是我没有照顾好，你可以不来祭祀我，而西方的神则说，你遭灾了，那也是我的安排，你还得听我的，不然我会让你的境况更惨，这就是传道者一再对信徒宣扬的：你要么不信我们这个神，你一旦信了我们这个神而又不信了，那么你的罪孽比那些不信的人还要大。如此一来，中国人在自己的信仰体系里本来是可以自如穿梭、随意流动的，但碰到这位所谓的真神后，则变得不那么容易了，也因此，一旦信了这位所谓的真神后要再选择其他的信仰对象的可能性则要小得多。
　　中国人这种有选择性的多元信仰在面对这种专制霸道的一神信仰的时候，总是显得理所不能及与力所不能及。
　　理所不能及是因为我们原本几千年前就为我们自己的信仰所建构的一套看似非理论实则是非常精辟的宗教理论在西方所建构的以一神信仰为经验基础的宗教理论面前举手投降了。我们的投降肇始于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的名义对我们传统的反叛，以及此后历次运动对我们本土宗教信仰的不断解构（如本文中刘村的土地庙、村庙和杜村的太尉庙以及附近的玉皇庙、关帝庙等在建国后的毁灭性破坏），而对于基督教的进入，我们大多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下将之简单地视为宗教自由与文明交流的产物因此而不自知地糊里糊涂。这不得不说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
　　力所不能及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以多元信仰为内核的，对于基督教等一神信仰的宗教，我们本能地会将之作为我们整个神谱中的一员而加以接纳，特别是当这种一神信仰的宗教以包揽一切的万能的角色出现在中国人面前，而中国人又确实有多种需要的情况下，选择信仰这样一种宗教看起来是省事的，特别是也是省钱的。我们这种宽容的宗教信仰接纳了基督教这种不宽容的信仰。
　　而要对付与抵御这种一神教的传播，唯一的策略就是能不能发展一个我们本土的一神教，这在目前的状况看来是不太可能的。只有互不宽容的一神教与一神教碰撞才会水火不容，自动产生各自的抗体。比如，伊斯兰教，在刘村因为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村民是回民，因此，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比较多的。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会信仰基督教的，基督教传教的人也会自觉地不去传信伊斯兰教的人，因为这两种一神教是水火不容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发展伊斯兰教，事实上这也不可能，伊斯兰教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民族识别的符号，严格意义上，其宗教韵味倒反而淡了些。再就是邪教，大多数邪教都是一神教，信仰现世的教主，如法轮功对李洪志的崇拜，三赎基督教（门徒会）对三赎（季三保）的崇拜，东方闪电对女基督（亦说幕后操纵者是赵维山）的崇拜，呼喊派对李常受的崇拜等等。这些邪教组织的排斥性相比于正宗的基督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第一个层面意义上的邪教对基督教的抵御作用。此外，邪教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客观地会成为基督教发展的强有力的阻力。人民虽然在精英眼中是“愚蠢”的，但是对于邪教，大多数人还是反感的。本文中所描述的刘村的一位东方闪电信徒与一位法轮功信徒的所为即成为基督教在刘村传播的巨大阻力，因为大家对于这种正式组织起来的，破坏性比较大的邪教组织是很反感的。因东方闪电等都是基督教里面的异端，但村民并搞不清楚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样子的，而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所谓基督徒某些行为事实上与信东方闪电者基本相似，如不敬祖先，不烧香，不磕头，信教可以包治百病等，让村民本能地将之视为一路的，因而，对所有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宗教，不管是正教还是邪教，一般都会持审慎心态。这种状况客观上为正宗的基督教的传播设置了障碍。而对邪教的反感除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让人不舒服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大家知道它是遭到国家打击的，因此，村民大多不愿意去冒这个险。特别是近十年来对法轮功不遗余力的批判与强有力的打击，更让村民对所谓的摸不清头脑的宗教持保留态度。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发展邪教来抵制基督教的迅速传播，这样做等于是按起葫芦浮起瓢。不过，我们暂时却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利用邪教的这种客观效应来遏制基督教的迅速传播。
　　此外，在北方农村可以有意的给佛教以更为宽松的发展空间。佛教经过几千年与中华文化的磨合，其实已经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儒道释事实上已经融合得比较好了，彼此之间已没有了最初交锋时的冲突，佛文化事实上是被儒文化稀释、溶解乃至吸纳了。刘村基督教发展的另一阻力就是来自于近十年来青州地区佛教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本意是佛教搭台，旅游经济唱戏，搭台是手段，唱戏是目的，但北方农村历来在呼应国家权力上与南方农村有所不同，它比较容易接受国家的政策安排。因此，这一想借佛教的发展来刺激旅游经济的无心插柳却使得阻碍基督教传播这一柳树略微成荫了。这就是村民说的，国家都重视佛教了，就连一个奥运会都要选择8月8日8点8分开幕，可见去庙里烧烧香顺便玩玩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这都只是暂时的策略性手段，短期内或中短期内对抑制基督教的发展会有所裨益，但并不能从长期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站在战略高度，我们恐怕还是得回到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上来，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主体性信仰缺失，我们找不到灵魂可以安置的地方。尽管中国历史上缺乏一神教式的信仰，但我们并不缺乏主体性的信仰系统。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体性地位的信仰系统是我们的儒家文化。五四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有过短暂的资本主义文化作为主导性的信仰体系，新中国建国以后至文革结束前我们的共产主义文化占据主导性的地位，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但各项工作在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我们的信仰系统亦在摸着石头过河，各种信仰激烈地碰撞，跌宕起伏，但除了不断将人转入到对金钱的无限制的追求中去以外，本质上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我们心绪可以平静下来、灵魂可以安顿下来的主体性信仰。
　　5.3.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双层结构
　　《礼记·祭统第二十五》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治理国家的办法，没有比礼更重要的，而在五礼中，又没有比祭礼更重要的了。对于祭礼而言，不是凭借外物从表面作出来的，而是发自人们内心的，人的内心有所触动，于是通过礼来表达。而在祭里面，除了因“怪物”即对怪异现象的畏惧与不理解需要祭祀天地山川等自然现象外，再就是出于“感恩”，需要祭祀人神。而在人神里面，除了国家层面的大神与村落层面的村神外，还有一个最常规也是最核心的神，这就是祖先。所以，《礼记·祭统第二十五》又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也就是说，祭祀是指对逝去的双亲的继续供养与尽孝。而尽孝有三条标准，即在生时的赡养，看子女是否孝敬，在死时的服丧，看子女是否哀伤，死后的按时祭祀，看子女是否虔诚。做到了这三点的，才能算是符合一个孝子的标准。而“事亲”泛化理解即是侍奉祖先。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但真正与普通百姓最贴近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则是这一套祭祖文化或者叫作我们常说的“祖先崇拜”。但正如我在前文讨论中国的宗教特点时所说的，叫“崇拜”实际上并不恰当，“崇拜”是祭祀与虔敬的过程中异化出来的结果，是仪式实践的身体不断叠加出来的效应，崇拜本身并不是目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人为了国家的治理，是将生与死建构成相通的，生、死、死后的三个阶段通过子女的赡养、服丧、祭祖连成了一个连续统。而赡养、服丧、祭祖都体现出一个“敬”字，我们可以统称为“敬祖”。所以，人的生命也因此而有了意义，在死者不视己已死，在生者不视死者死。故此，在祭祀时，要求大家要像文王一样：“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因此，祖先其实是活在现世的。而作为现世的活人，实际上也看到了自己活着的意义，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这整个一套意义系统都体现在敬祖文化里面，表面上看这是为了解决国家的治理问题，实质上却深层次的为中国人为什么活着提供了合法性的精神理据。
　　这样，敬祖的逐步发达使得其最终得以成为中国人的主体性精神信仰，它与我们同时还侍奉其他各路神仙并行不悖。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人信仰的两个层次，核心层次即是这种敬祖信仰，它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建构出来的，因而具有主体性，当这种敬祖信仰异常发达时，它基本接近一神教的威力。也因此，其对外来的一神信仰有着比较坚固的抵抗力。而当这种敬祖信仰相对较为弱化时，面对外来的一神信仰，它也并没有抵抗的优势，而会节节败退。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敬祖文化发达的地区，基督教传播困难重重，而在敬祖文化比较弱化的地区，基督教的传播有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原因。在这个核心层次之外，还有一层即是我们相对多元化的信仰系统。在这一层次里，各种信仰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是可以选择的，是功能性的。而第一个层次的信仰不同，它是不可以替换的，祖先本身即不可能选择，同时它还是价值性的，它要回答的是人为什么活着这一人生的根本问题。
　　基督教的传播首先只可能在中国人信仰的第二个层次起作用，如果一开始就想尝试进入第一个层次，虽然不会遭到像真正的一神教如伊斯兰教或邪教如法轮功那样的剧烈抵制，但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很多地区的传播先着重从第二个层面入手，成为民众功能性选择的选项，如宣扬能治病，能帮人考公务员等世俗要求，而暂时容忍信徒在第一个层面的坚持，如我在河南周口调查时，那里的基督教允许村民清明节扫墓。但这种容忍不会很久，在村民一旦入教后，在此后一周一次或一周多次的聚会活动中，不断进行洗脑和再教育，从而使信徒不知不觉中成功地再社会化一次，最终进入第一个层面起作用，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一套西方人定义的人为什么活着的答案，并最终会使得这些在第一个层面投降的信徒会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人。
　　不过，由功能层面进入价值层面，由于近似于一神教性质的敬祖信仰的存在，这一过程注定不会那么一帆风顺，而且在第一代人身上的再社会化也不一定那么成功，但一旦进入了第二个层面，那么通过代际传递的社会化机制，就很容易使得第二代人把基督教的价值性取向内化成自己的信仰，这是基督教最终可能取代中国人敬祖信仰的最主要的途径。
　　5.4.再社会化与代际传递：基督教由功能层面进入价值层面的途径
　　搞清楚了中国人信仰的双层结构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刘村的基督教信徒的入教方式，以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现在的基督教也许与中国其他的各种宗教信仰一样，成为中国人的功能性选择的替代选项，因而在基层干部和主流学者眼中“不成气候”，但是实际情况并不那么乐观，现在的“不成气候”不等于将来“不成气候”。
　　我们先将前述教徒资料分类，如下表。
　　仅就表中的教徒基本情况分类而言，我们可以发现有这么几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妇女多，包括另外两个70多岁的因患脑血栓而半聋半哑的女教徒，妇女一共11个，占整个教徒人数的78.6%；二是老年人多，也是11个，占整个教徒人数的78.6%；三是病人多，一共8个，占整个教徒人数的57.14%；四是关系网络比较近，与传教者的关系很密切，其中夫妻关系传教的2人，占14.28%，母子关系传教的3人，占21.45%，邻居关系传教的共8人，占57.14%，朋友关系传教的1人。
　　除这些基本特点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是基督教进入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两个层面的情况。我在前文分析过，很多信教者初始原因都是功能性需要，比如生病了想治病，夫妻经常吵架因而信教，儿子考公务员因而信教等，在这些功能层面基督教要充当的功能与民众去太尉庙敬神的实质是一样的，如治病，既可以去太尉爷那里“挂号”讨碗神水，也可以在耶稣像前或十字架前“祷告”以求治病，又如考公务员，既可以到太尉庙里的文昌老爷和魁星老爷那里求个功名，也可以来参加基督教的聚会，通过祷告来获得耶稣赐予的功名。但中国的功能性层面的神的信仰一般是很难过渡到价值性层面的信仰的，它的信仰的持久度有限，随时可以不信了，功能性层面的信仰自身缺乏一套机制将人从功能满足引导进入对价值追求的层面。因此，太尉爷永远只是充当治病的角色，魁星老爷和文昌老爷也永远只是充当赐予信徒功名的角色。但基督教不同，它在将信徒引入信仰的殿堂后，它自身有一套机制逐步对信徒进行有效的再社会化，从而把能够再社会化成功的一部分信徒转入到价值层面。因此，人开始进入时可能是为了治病或某一功能性目的，而其后则会慢慢转向认为信基督教好，能进天堂，能“善”，能“学好”，能把神的福音传给需要的人和在迷途中而不知返的人，这都是很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通过最开始的时候稍微的妥协，让信者暂时保留敬祖信仰，然后在入教后的无数次聚会中逐步灌输敬祖先是犯罪，祖先是魔鬼，是撒旦的教义，从而逐步瓦解中国人的敬祖信仰并进而取代中国人的敬祖信仰成为独一无二的所谓真神。如即使是李英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开始的时候也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的，逐步地在随着自己病情慢慢好转而开始慢慢接受一些原本拒斥的说法，进而忠贞不二地去宣扬这些说法。其他几个比较虔诚的老年妇女教徒无一不是如此。而目前还不是太虔诚的教徒则正在经历这一过程。
　　此外，通过功能性层面进入价值性层面的另一手段便是代际传播。上表中李英的儿子、女儿、媳妇则是很好的例证。他们信基督教一开始就不是功能性的，因为受其母亲的影响，年轻的时候直接就进入到了价值层面，甚至在李英自身还在对是否要信仰祖先这一问题还在考虑时，他们就开始深信不疑。可以据此推理的是，对于那些出生前就是基督徒家庭的或出生后因年轻的父母外出务工而由信仰基督教的祖父祖母养育的孩子，则更加容易在价值层面起作用，对于功能性的层面，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大，接受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反而会不太感冒，最终基督教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了一套为什么活着的意义系统。我们在刘村的调查虽然没有接触到类似的情况，但在其他地方的农村则已经接触到了，比如，我们去年在河南周口调查时，因子女外出务工，在家带孩子的老年基督徒到教堂参加聚会时总是会把孩子也捎上。陈柏峰在湖北通山调查时发现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与非基督教家庭的孩子在课堂上争论基督与观世音到底谁大谁小的现象。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目前基督教进入价值层面比较困难不等于将来也还这么困难，随着代际传递的情况越来越多，由功能层面进入价值层面的基督徒也会越来越多，有着中国人的身体躯壳但没有中国人的灵魂的一群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也会越来越多。
　　5.5.基层政府治理与基督教迅速传播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在中国人信仰的双层结构上来考察基层政府的治理与基督教迅速传播的关系。基督教清楚地知道，它要想直接进入价值层面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人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它们在经过多次冲撞后，退而求其次，暂时富有耐心地尽一切可能先把人拉入到基督教的阵营里来再说，也就是说，它们先采取让中国人在组织上入教，先享受功能层面带来的好处，慢慢地再让教徒在思想上入教，它们知道，从功能层面考虑，让中国人组织上入教是比较容易的，而思想上入教即在价值层面发生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服务于这一目的，它们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一是暂时不染指世俗权力，二是努力在功能层面适应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其着力的地方除宣扬治病外，还教育人们要孝顺，学好，且允许暂时不太虔诚的教徒祭祖或同时信仰其他神等等。
　　正是基督教的这种明确自身传教劣势所在，从而采取比较隐秘的手段，让基层政府麻痹起来，变得对它们很不敏感，这就是宗教局的态度：不反共产党，不冲击政府机关，不对社会产生大的危害（主要是指危害社会稳定），则对其传播与发展不予干涉。基层政府的这种态度来源于其治理的技术性考虑，而不作战略上的思考，且对其态度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以追求宗教自由和维护社会和谐的理由来搪塞。基层政府的“三不加一不”态度简单说就是要求基督教或任何带有组织性色彩的宗教不要染指世俗权力，否则就会以反政府、反人民、危害国家安全予以强力打击，法轮功的策略失败就在于没有捏准政府的这一心理。基督教能迅速传播且越来越成功就在于它看准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在某些地方会看到，某些基督教组织反而是有利于村级治理的，如我在湖南调查时就了解到，很多基督徒都是很好地完成政府摊派任务的积极分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村的杨书记才会说，作为一支组织性力量，基督教也可以好好地为其所用，从而服务于他对村庄的治理。
　　不仅如此，作为一支外在于村级自治组织而存在于村庄或村庄所在区域的基督教组织，还会利用其对教徒的强有力的动员能量，来完成一些民众需要而政府忽视的村庄建设和公共品供给，甚至可以极端一点说，它们已经在承担了某些村级治理的职能。典型的如建一个教堂但向所有人开放，实质上为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又如重阳节和过年时，教徒自发捐点善款为村中的老人送慰问品（他们又会将之解释为是为主作工，是主给村民赐福），又如哪一家里生了病痛或遭了灾，他们主动去嘘寒问暖，甚至伸出援助之手，然后将这一切解释为是主安排他们来这样做的。面对基督教的这种作为，基层组织似乎也乐得他们这样“做好事”，而自己则像是温水煮青蛙，暂时还会感觉很舒服。如此，基督教传播不顺利或不迅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