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的信仰

马来西亚华人的信仰
　　李冈原 张慆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华人比例较高的一个国家,华人占当地人口总数的34. 4%。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殖民官员莱佛士( Sir Stanford Baffles)曾指出:马来亚华人是“开发殖民地最好的先驱者”。1997年2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谈到:“英国殖民时期,吉隆坡还是个小城镇,马来西亚进步及改变的幅度确实相当明显。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多种族、多文化、多语文及多宗教的国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和谐。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华人对这个国家的开拓与建设所作出的功绩,奠定了华人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推动了华人社团自身的发展壮大。本文将探讨马来西亚华人宗教文化的衍变和特征。
　　一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中最独特的莫过于宗教文化。它立基于中国传统宗教,同时又受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异。以下将重点探讨马华社会中存在的民间信仰、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德教的历史与现状。
　　马来亚华人的民间信仰是以元明清年间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闽粤地区的民间信仰为主体,兼收并容了佛道儒的神佛与圣人,如观音、玉皇大帝、孔圣人等。长期以来,民间信仰成为维系马华社会的纽带和慰藉华人心灵的精神力量。移居马来半岛的华人大部分是来自东南沿海一带的农工商阶层。在他们的心里早已播种下了家乡神祗的信念,妈祖、土地神、关公被广为供奉在马华的地缘会馆、氏族宗祠及各宗教团体中。其中最重要的神灵是妈祖。妈祖崇拜始于明代。郑和七下西洋(1405 - 1433)时,每艘船只都供奉着闽南人视为“海上保护神”的天后圣母––妈祖。西马各华人渔村均有妈祖庙。东马较著名的妈祖庙是建于明末清初位于丁加奴的和兴宫。槟城建于清代的天后宫则以每年举办盛大的“天后诞”而名闻遐迩。19世纪30年代,妈祖作为海运业的庇护女神随着马来亚港口贸易的发展,地位得以提升。仅吉隆坡就有10家妈祖庙。在马华宗教中地位仅次于妈祖的是大伯公与关公。大伯公又称福德正神、木头公、土地公、本宅土地。入乡随俗的华人将马来人所崇拜的拿督公(即“圣地之神”)也作为土地爷加以膜拜。最早的土地庙是建于1792年的槟城海珠屿的大伯公庙。1810年客家人在槟城市中心大伯公街建“福德祠”,它是客家人的活动中心。每年2月15日有庆祝大伯公诞辰的庆典。始建于1847年的闽南人的秘密会社“建德堂”因其以大伯公为神祗,故称“大伯公会”,1890年后改为“赛福社”。广东人则以关帝作为他们的守护神。1858 - 1878年雪兰莪内战期间,一向被视为财神爷的关公开始被作为战神受到当地华人的顶礼膜拜。19世纪中叶后,随着移居马来华人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地域性民间信仰被华人从各自的家乡带到了侨居国。如吴本信仰、城隍信仰、清水祖师信仰,更有甚者马来华人将元明清戏曲通俗小说中的人物如孙悟空、红孩儿、二郎神也置于神龛之上。由此可见,马来亚华人中盛行的民间信仰多带有相当程度的迷信及地域色彩,但勿庸置疑它是马华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来亚华人所信奉的宗教立基于中国的传统宗教,但受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而发生了一些变异。在特定的时空交汇点,既保留了浓厚的故乡、故土宗教文化的色彩,又吸纳兼容了其他民族宗教文化的某些成分,最终形成了以民间信仰、儒释道为主体,与其它异域宗教多元并存的格局。
　　佛教在马来亚华人中占有不容忽略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公元5世纪,东晋法显曾在马来半岛传教。唐代高僧义净与无行也曾在马来半岛停留过。16世纪后,大批华侨到南洋谋生,佛教得以广泛传播。1673年马六甲首任甲必丹郑芳扬创建了著名的青云亭,主要供奉观音。19世纪晚期是佛教在马来亚华人中迅速发展的又一个阶段。此时,大量的华人佛教徒涌入马来亚,推动了佛教的复兴与传播。大乘佛教首先在华侨集中的槟城兴起。其标志是马来亚最大的佛庙––极乐寺于1891年修建,堪称东南亚名刹。20世纪初,极乐寺的本忠法师组织“南洋佛教会”,作为中国佛教会的一个支部。槟城还创建了佛教青年周日学校、佛学院(1925年) 、菩提学院(1939年) 、菩提小学(1946年) 、菩提中学(1954年) 。在转岸、转道等人的努力下,马来亚佛教总会于1959年在槟城成立。在它的推动下,短短的40年间,此地出现了五六十家寺庙。1970年马来亚大学成立了马来亚佛教青年总会,从此开始用英语、马来语弘扬佛法,吸引了众多华人青年知识分子。10年间,发展了81个团体会员单位, 2 500名青年佛教徒入会。佛教寺庙与社团积极兴办义学,推动华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比较著名的义学有马来亚民觉义务学校。在马来亚还曾出现过佛教的一个分支––先天教。自1860年传入西马后,因其不注重形式,不建庙烧香,提倡带发在家修行而曾兴旺过。佛教徒的比重约占马华总人数的68. 3%。道教与儒教相对于民间信仰和佛教在马华中影响稍逊一筹。源于中国古代的神仙方术的道教,追求纯朴和谐、超然物外的生活方式。马华社会道教尊奉的主神五花八门。玉皇殿供奉的主神虽为玉皇大帝,但也供奉灶君、孔子、如来、观音。1900年前后正规道观才在马来亚出现,如槟城的自在观。直至1990年,马来西亚道教成立全国性的组织––马来西亚道教协会,并设道教学院。1995年8月,马来西亚又成立了道教教义公会。儒教源于儒学,儒学倡导修齐治平、忠恕仁爱孝悌、和而不同、诚信守约。在马来亚华人中,孔子被神化了,其学说亦被引申为宗教教义。1899–1911年马来亚儒教运动悄然兴起。马来亚儒教早期的传播阵地以私塾、书院和华人学校为主, 1907年建尊孔学堂。因儒教具有强烈的“入世性”的特征,往往被华人知识分子视为其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二战前后,儒教一度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渐被冷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被赋予现代意义后才走向复兴。
　　基督教则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殖民者强迫马六甲居民信仰基督教。1641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这种宗教统治形式经荷兰殖民者之手,一直延续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9世纪中叶,华人社会中出现以讲英语的侨生为主体的基督教社群。基督教在马来亚的传教方式主要是通过在各地设立学校和医院,吸引了部分华人信奉基督教。1852 年,槟城的圣约翰学院为亚洲第一所教会学校。1900 年,福建闽清县基督教徒黄乃裳(1849–1924年)与马来亚沙捞越王布洛克(Charles Brooke)签订了开发当地的诗巫的合约。他于1901年到1903年分三批组织了闽清、古田、侯官、屏南等乡人移民诗巫。这些移民中,基督徒占了2 /3。1903年他们在诗巫建新安堂, 1908年又建福源堂。到1935年诗巫的基督教堂多达40间,教会学校多达40所。诗巫的华人基督徒还办了《卫理报》(1950年) ,创立了卫理道学会(1954年) ,开办了卫理福音书局(1955年) ,成立了教友互助会(1956年) 。1970年沙捞越有华人牧师48人,教堂64所,主日学校103所,基督教直属中小学、幼儿园28家,到2000年止,沙捞越和沙巴华人卫理教会会友达67 442人,教堂104家,布道所21处,专任华人牧师123人。
　　伊斯兰教在马华宗教中的影响相对薄弱些。19世纪初,清政府曾禁止妇女出洋移民,华人男子为融入马来社会,转而信仰伊斯兰教。毗邻马来人居住区的华人居民逐渐为马来社会所融合。抗战期间,中国伊斯兰教代表马天英等人曾赴马来亚,以联络南洋回教徒抗战、募捐救济中国回教难民。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政府实行“马来人优先”政策,部分华人为保障自身权益被迫改宗。但改宗的华人人数甚少, 1991年在马华社会中仅占0. 4%。
　　在马华宗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兴宗教––德教。德教提倡“五教”(孔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宗同义,其崇拜的神祗综合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真主安拉。德教的教义融合了五教的基本思想,其核心是“以德化人”。1939年,德教创始于潮州,它在东南亚的传播以马来亚为主。1952年,该教创始人之一李怀南建马来亚第一个德教道场–––紫新阁。作为一新兴宗教,其发展速度快,组织严密, 20世纪80年代已有60处道场,纵横十几个州。德教今天已成为马华族群中带有传承民族文化、强化炎黄子孙族群认同感、慈善救济性质的信仰实体。德教自创建以来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开展赈灾、济困、捐资助学、助残养老等活动。迄今为止,马来西亚有德教会120个,每年筹集的福利基金达2 800万马币。以济阳阁为例,它重视教育,设有奖学金,广泛开展吸引青年人的活动,如:组织青年乐队、乒乓及篮球比赛。槟城的紫云阁开设了中西医诊室、针灸室, 2000年为3 132名病人义诊施药,赠药约56万马币。柔佛州的居銮紫銮阁开办了洗肾中心,每天收治38名患者,只收60马币。医护人员全部是义工,分文不取。东马有16个德教组织,其中较大的有紫瑞阁,每年开展庆贺农历新春、义卖会、普渡法会、定期献血等活动,受到政府表彰,目前正在大兴土木的紫瑞阁扩建用地全部是政府免费提供的。
　　马来西亚华人宗教在急剧变动的时代潮流的裹胁下,不断自我调适,完善和统一自身组织,表现出灵活的应变能力。因此,当代马华宗教文化维持着多元并存的特征。信奉基督教的华人随着中产阶级增加和西化趋势人数有所增多;而伊斯兰教与华族存在着民族及文化的巨大差异,改信伊斯兰教的华人很有限;信奉道教与民间宗教的人数呈下降趋势,佛教较受推崇,而发展势头最猛的则是德教。
　　二
　　在马来半岛的华人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对马来亚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不亚于当年美国西进运动的拓荒者们。华人不仅为马来亚建立以锡矿和橡胶业为支柱的经济作出了贡献,还逐渐形成了以神缘、地缘、血缘、业缘、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这种文化体现了华人社会团结互助、共谋福利的精神,构筑了维系华人社会的桥梁。华人宗教是五缘文化的中心要素。马华宗教在与异域宗教文化的碰撞交融、兼收并蓄、吐故纳新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其特征择要概述如下:
　　(一) 宗教职能与社会功能并存
　　马华宗教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早期凸现社会功能到回归纯粹宗教职能,直到两者共生共荣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初到马来亚的华人面对谋生的艰辛,首先想到的是祈求神灵的庇护。随着信奉者队伍的扩大,他们开始以神缘为纽带建立自己的组织。如马六甲最早的一所寺庙青云寺,寺主即通过寺庙统辖州内华人。寺庙的经济力量为社团集会和社会福利事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便于华人在神缘的基础上结合地缘组织成立会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华人神庙对内成为维护华人社会正常秩序有效的自治工具;对外则是反对殖民政府的压迫和对抗当地排华势力的华人争取正当权益的自我保护的工具。20世纪初,华人经济实力与受教育程度提高后,对于自身组织的要求亦有所提升。华人社团开始独立于神缘之外而建立起地缘性、业缘性的社团组织,例如统一的华人领导机构––“中华总商会”于1903年在槟城成立。关丹中华商会(1903年) 、雪兰莪中华商会(1904年)也相继成立。华人开始拥有独立的、系统的社会组织。与此相适应的华人宗教既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日趋正统化,又与其社会功能和谐并存。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有神论者们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更注重研习教义,甚至尝试与现代科技相协调,以便更好地从事布道和慈善事业。
　　(二)多元混杂
　　马来西亚华人信仰的宗教杂然相陈,不同教派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最典型的有德教。衍生于宗教与迷信之间的祖先崇拜在华人社会中也被涂抹上宗教色彩而受推崇。对诸神的信仰不仅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也常常存在于同一个家庭中。甚至许多寺庙中也是诸神并存。从拟人的神到拟神的人,从宗教意义上的神到民间信仰中的神仙鬼怪,从中华本土的祖先崇拜到异域传统的神灵,极为庞杂。民众信奉的神往往是一神身上体现着诸神特征。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早期华人文化水平不高,分不清各派教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教派的兼容性与开放性所致。在马来西亚,华人宗教没有严格周密的神学体系,具有适应性强的特点,能灵活地根据需要而变化,这种宗教宽容精神使其更具顽强的生命力。
　　(三)地域性明显
　　大部分马来亚华人祖籍在中国东南沿海,因而马华宗教文化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在民间信仰中,如妈祖、清水祖师、广泽尊王、圣侯尊王、开漳圣王均移植自福建,而神玄天上帝则请自潮州,水尾圣娘则来自海南。马来亚的华人宗教信仰的分布也呈现地域性。如华人中伊斯兰教徒大多集中在以马来人为主体的居住区。这种异族异教的环境,使华人更容易被同化,且改宗又能维护当地华人的经济利益。西马乌鲁丁加奴和吉兰丹的万捷,便成为华人伊斯兰教徒最多的州。_马来亚的德教源于潮州,教徒也集中于潮洲移民的居住地带。
　　(四)实用性为主神灵
　　马来西亚华裔信徒逢庙烧香,遇神叩拜,只问神灵灵验与否,不问来历是颇为常见的现象。当身处异域的华人把生存与发展的美好愿望寄托于神灵时,自然更注重这种信仰的实际效果。他们往往带着明确的目的性,企求神灵赐福,趋利消灾。马华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各种不同功能的神灵,神灵们各司其职,满足华人在日常生活及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各种需求。如海运业有求于妈祖庇佑,商业开市要请关公与大伯公照应,结婚生子免不了求观音。他们或借用产生于马来本土、已被马来人遗弃的拿督公;或自创一个“大伯公”作为土地公参拜,以求财运亨通保平安、消灾却病。
　　马来华人改宗伊斯兰教也多半出于维护其经济利益。华人中同时具有2–3种主神信仰者屡见不鲜,华人教徒在不同场合敬奉不同的神灵也不足为奇。信徒在同一场所同时敬奉不同的神灵,彼此亦互不干扰。对此,泰国国王拉玛六世曾说:“中国人信仰宗教完全是为了有利可图,只要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什么神都拜。”此话虽不尽全面、公允,但多少点出了马华宗教文化的独特性。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信仰体系中既保留着明显的中华文化特征,又表现出浓厚的东南亚本土文化色彩,同时还兼收并蓄了西方宗教的价值理念,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
　　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