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化胡”和白马寺焚经

“老子化胡”和白马寺焚经
　　中国文化系统的开放精神是古已有之，且以兼收并蓄。容纳百川而称著世界的；但中国人以老大中华自居，瞧不起所谓“夷狄”、“胡越”而唯我独尊的心态亦是古已有之，不可渭不深。他们对胡人们带进的外来道术一是觉得好玩、稀奇而又同中国道术相类，二是瞧不起和有所戒备。如《理惑论》陈述说：“世人学士多礼教讥毁之”，太学里没有人“修佛道以为贵，自毁容(指剃发)以为上”。而道教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佛教作为一种成熟的世界宗教东来浸入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世界这一强烈文化刺激的产物。因此，道教成立伊始，就以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文化乃至于传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公开或半公开地与佛教较上了劲，展开了角力。
　　佛教以释迦牟尼立教。给中国传统信仰造成的第一个冲击波就是教主的绝对权威问题。道教成立后，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局面便已初见雏型；而三教之中，由于官方统治思想历来就以儒学为主，因此，已被谶纬神学化的儒学——儒教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三教之首，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使得道教宽慰的是，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比孔子年长，孔子是老子的学生一一这一点史有明文(见《史记·老子传》)，儒、道之间彼此有底，也是毋须争辩的。可是令道士们愤愤不平的是初来乍到的和尚们颂扬他们的祖师释迦牟尼的那些话，在道士们看来，就简直没有将中国的宗教、中国宗教的教主特别是道教的教主放在眼里。和尚们在中国内地布道，说释迦牟尼苦行6年，竞无所得；可是在菩提树下仅其思了几天几夜，便突然成了“无上正觉”——成佛了。那么，佛有多大呢?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数天帝、上帝最大，没有什么能超得过天帝或上帝的了。可是佛教却说天有三十三重天，中央最尊的天名忉利天；忉利天的天主叫帝释；不过这个帝释只能算做释迦牟尼的一个小徒弟。释迦牟尼出行时，他在前面开路。作为上帝、天帝的天，在佛教那里居然只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这不明摆着是在欺负我们中华吗？欺负我道教吗?于是道教一树起旗杆，立即全力以赴地与佛比起道行来，首先是比哪个的祖师大。这便有了东汉时代模拟释迦牟尼的老子出世的神话，然后又有了汉末魏晋之际的《老子西升经》、《老子化胡经》……
　　道教徒们神话老子，大致始自创教时的东汉。那时五斗米教的张陵(公元34一l56年)在《老子想尔注》里就称老子为太上老君。他的谋士们则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借用佛经关于释迦牟尼出生的神话也说什么老子生下来就有九龙吐水灌洗其身，化为九井；说老子也是生下来即能行走，同样是一步生一朵莲花，共有九朵；又说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些神妙传说，明显是照搬佛经而以尔之矛攻尔之盾。 《西升经》针对佛教又说了些什么呢?主要不外张扬教主老子的学说，称“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虚无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万物”云云。道即老子，老子当是宇宙最大的了。对佛教徒来说，最为紧要的还是《西升经》卷首的一句话：“老君西升，开道竺乾”。竺乾就是天竺，说老子自函谷关西升以后，沿着丝绸之路西去开化天竺国去了。
　　令佛教徒最为伤心的是《老子化胡经》。那里借用老子的话说：“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生，托阴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这样一来，释迦牟尼就成了尹喜的后身，又是老子的徒弟。
　　《西升经》、《化胡经》的蓝本是《史记·老子传》，那里面有一句话说老子西游。至函谷关著“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西升经》、《化胡经》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大肆发挥，矛头直指向初来乍到而人生地不熟的佛教，直令佛教尴尬万分，却又不得不忍气吞声。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里刻划说：“佛教徒心怀愤恨，但在东汉瑰佛教势力薄弱时期，只好默认这种侮辱，并且还可能默认佛是尹喜后身而减轻传教的阻力。”
　　不过，老子化胡的故事并不自《西升经》、《化胡经》始，早在东汉末期，就有襄楷等人提出来了，只是极为简略。前举汉桓带延熹九年襄楷向皇帝上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襄楷还未明确讲到老子到天竺去教化胡人。到三国时，即出现了老子到西方教化胡人的说法，甚至说老子是佛的师父。鱼豢的《魏略·西戎传》称：“《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生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可见，《西升经》、《化胡经》的渊源是比较深的。两经以后，道教徒们并未因佛教徒们的缄口不言而息气宁人，他们继续编织着一个比一个玄乎的老子化胡故事。这里摘述一段《历代神仙通鉴》卷五上的故事以飨读者：
　　老子出关往西域，行至竺乾舍卫国，摩耶夫人白天睡觉，老子从兜率天降神，乘日精投入摩耶口中，然后从右肋出来，落地之后便周行七步，目顾四方，用两手指着天地，像狮子一样大声吼着说：“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并取名悉达多。悉达多听说东方有个金蝉子，号曰燃灯，得安定之道，于是不辞劳苦，三年来到东土。当时是周穆王二十一年。悉达多访至嵩山，有人告诉他金蝉子在泰山的东梁山。他在那里找到金蝉子，听了13天道，得到真传，于是返回西天兴教，号曰佛。
　　在这个故事里，老子又化作了释迦牟尼，亲手创立了佛教；同时佛又是道教弟子。类似这些奇怪的自相矛盾的描述，在魏晋之际还很多，可谓花样百出，光怪陆离。它们顺着汉末魏晋襄楷、色豢以及《西升经》、《化胡经》的路子，向着抱法东来的佛教掀动起一浪又一浪的波澜。
　　这里有一个问题，《西升经》、《化胡经》的作者是谁呢?
　　道教徒们传说《西升经》是周代函谷关令尹喜所作。这当然不足为信。因为这尹喜，一会儿是西周康王、昭王时代的人，一会儿是春秋时代与老子同时的人，一会儿又变成战国时期的道家了。卿希泰、赵宗城二先生认为，《西升经》的作者不详，大致当是汉末魏晋的道士。李养正则进而指出，《西升经》的作者是三国魏末时代的扶风人梁谌，楼观道的开山祖师。《化胡经》的作者则公认是西晋楼观道道士王浮。佛教徒们说，王浮与当时一些名僧辩论佛道优劣。每每大败而归，王浮恼怒之余，便编造了《老子化胡经》。 楼观道是因太和真人尹轨(传说为尹喜从弟)降于秦岭终南山楼观，授梁湛以《日月黄华上经》、 《水石丹法》及《楼观先生本起内传》而立。至南北朝，北朝道士多汇集于楼观，为当时道法重地，遂形成楼观派。它是道教中最先大张旗鼓地卷入佛道之争的派别之一，其代表学说就是“老子化胡说”，并声称周、秦时就已设道士。自然，其代表经书也就是《西升经》和《化胡经》了。
　　佛道之争除争祖师先后而外，又有夷夏之辨。
　　据《汉法本内传》载，在汉明帝于洛阳建白马寺后第四年，即永平十四年(71年)南岳道士诸善信、华岳道士刘正念等五岳十八观、太上三洞共690名道士联名上表朝廷指控尊佛是逐本舍末，是求于西域；并称佛是胡神，所论教义与华夏无涉，要求与佛教进行方术比赛，以火烧方法来测验各自经典的真伪。汉明帝当即认可，特命在白马寺南筑三个高坛，将道经放在西坛上，将黄老一类道家书置中坛，祭招供物等则置东坛。佛徒们则将佛经、佛像及佛舍利搁于道路上。道士首先举火。他们用紫获与檀沉香为火炬，祈求玉清元始天尊(道教最尊天神)保佑，为使朝廷承认道教灵异而以大火显道经之“真金”。道士们平时自夸神通广大，可吞霞饮气，呼风唤雨，入火不烧，履水不沉，以至能隐身遁形，白日升天等等。不意经书着火顷刻间化做一片灰烬，令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南岳道士费叔才当场羞愧而死。此时佛徒也取火焚经，却只见烈火熊熊吞卷如蛇；但佛经却稳如盘石，丝毫不损。旋见佛舍利生辉五色大放异彩且直冲云斗旋转如盖。其上有西域高僧竺摩腾跏趺端坐，天雨宝花，广现神变。在场观者无不雀跃欢呼。佛法大获全胜。道士们个个垂头丧气，而且当场就有620名弃道为僧；又有贵妇宫女2032人踊跃报名为尼。佛徒们个个眉开眼笑。
　　据称今天白马寺南还残留有两个方土丘，就是当年焚经台遗址。唐朝的一代英主李世民曾在洛阳感于此事，作有《题焚经台》诗一首云：
　　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
　　青牛漫说函关去， 白马亲从印土来。
　　确定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
　　春风也解嫌狼藉，吹尽当年道教灰。 今天来看，《汉法本内传》所载道教同佛教比焚经一事，实为荒诞。因为汉明帝时代中国道教尚未诞生(大约在半个世纪至一个世纪以后，张陵和张角方于汉顺帝时代与汉灵帝时代分别在四川鹤鸣山及河北巨鹿创立五斗米教和太平道，是为道教之始)呢，何来五岳十八观太上三洞之690名道士?
　　对此，有学者(如汤用彤、张英)考证《汉法本内传》乃元魏时代的憎徒伪造，此记载纯属子虚乌有。然而，这一伪造之举，却使我们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佛教初入中土之际，在某种程度上还被人们视作“以夷变夏”的危险物而警惕之，并受到社会习俗与传统文化的抵制。
　　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南朝宋齐之际，道士顾欢作《夷夏论》大体是说夷夏异俗，佛教不能全形守礼、是西戊之俗，绝恶之学，不可以信仰；并进而指出，汉族人有自己的礼制风俗，为什么要模仿外国?又有萧齐道士假托张融名义作《三破论》，攻击佛教是“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