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制度拾零

　　中国僧制向两个方面的演化
　　印顺法师在《泛论中国佛教制度》(收入《妙云集》下编之八)指出，佛教在人间的流布，分为“法”(经)和“毗尼”(律)两大类，只有这二者的均衡发展，才能成为完整与健全的佛教。佛教在中国，可说教义(法)有着可赞美的一页，而教制——律制是失败的。中国佛教的僧制，向如下两方面演化：
　　一、国家的管辖制：这因为佛教发达，僧众跟着杂滥起来，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国家不能不出来干涉。应该记着！这是佛教的耻辱，古代有多少正信的缁素，明里暗里在痛心。然而僧众不能健全，不能自治，也就不能怪政治的干涉。古代的政治干涉，大体是善意的，如沙汰僧众、禁止私立寺院、试经得度等等(如恶意即灭法)。如姚兴是佛教的大护法，他却立僧为僧正。梁武帝更是有名的护法，但他不忍见僧众的秽滥，甚至想自己出来作大僧正。国家的管辖，对于不健全的佛教，实际是有益的。这种管辖制，是国家通过佛教来管理，可说是以僧治僧。姚兴立僧为僧正，是这一制度的开始；后代的僧统、僧录司等都是。
　　二、禅僧的丛林制：形式剿袭的律制，自有碍难通行的地方。全盘印度化，或者中国本位化，在东晋末年已引起争论了。谈玄说妙的南朝，当然不能有什么革新。强毅实行的北方，却有新的制度出现。如禅僧的“别立禅院”；三阶教的自成家风，舍戒入俗的三阶信徒，也是“别立科纲”。别立禅院的禅僧，适应山林农村环境，参照佛陀的僧制，创设丛林制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们“辟土开荒”，讲求经济自足。这个制度，配合着真参实悟的信心与精进(法的)，确乎相当成功。佛教的思想界，虽已因固定、保守而走向衰落；亏着这个丛林制度，总算维持佛教一直到最近。
　　这两种中国化的教制，一是每一寺院的组织，一是全国佛教的组织，并行而不相悖，一直维持到清末。但中国是家庭本位的宗法社会，而政治又缺少民主代议制，所以寺院逐渐子孙化，丛林也产生传法制，倾向于各自为政，不能从僧官制的统一中，造成民主代议制的严密组合。一盘散沙，佛教与国家民族，患着同样的毛病。
　　中西政教关系之区别
　　蓝吉富先生在《隋代佛教史述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10，第2版)第三章《僧众的管理、组织与寺院问题》的结论中指出：“西方中古封建时代，宗教(基督教)势力与政治势力并驾齐驱。有时甚或宗教势力要凌驾政治之上。这种情形在中国并未发生。虽然南北朝以来，佛教中有沙门抗礼于王者的风气，然而这只是涉及佛家戒律的礼仪问题，并不象征政治与宗教之可能平行或对立。姑不论北方的几次毁佛，单就僧官的设置，也可见佛教势力系在政治势力之下。将僧尼的管辖纳入一般官制系统之中，可见宗教行政只是国家政事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以姚秦为例，当时全国地位最高的僧官，也不过‘资侍中秩’而已，实远不能与西方罗马教皇的地位相比拟。梁武帝时，虽曾有意以帝王之尊兼为‘白衣僧正’，颇有政教合一的趋势，然而其事并未果行。除此之外，佛教在我国任何朝代中，其势力也都远在政治势力之下。”
　　旧时秕政不足为训
　　欧阳渐先生在《辨方便与僧制》中指出，佛嘱护法有国王宰官，但必国王宰官之自来亲附，非以僧徒趋奉为合法。赞宁有言：末代垢重，情移奉身，罕闻为教而亲近国王大臣者(《僧史略》卷中)。佛法东流，侧重王护，历代君王乃得以专制淫威，种种矫作，多不可为法。有如罗什之依凉、秦，一再毁戒，莲华泥污，衔憾终身(《高僧传》卷二)。乃至玄奘，便殿周旋，内宫就译，亦违本怀(《奘传》卷九，表请入少林寺翻译，可见一斑)。至于译场限制，难尽译家之能事，尤难胜论。今者国体已更，教法自主，乃不惜曲解史实，以求引僧入俗，大谬矣！
　　？？？僧官制度研究与《中国僧官制度史》
　　黄夏年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1991第4期发表《中国僧官制度史》的书评，并概括介绍了僧官制度研究的大致情况。本世纪国内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日本起步较早，主要成果有：山崎宏《北齐的僧官昭玄十统考》、《论唐代朔管内教授大德辩才》、《论唐代僧官》、《论唐代僧统》、《关于南北朝时代的僧官探讨》、《隋代僧官考》；诸户素纯《唐初有关佛教教团的管理》；中宫敏治《唐代的僧统》、冢本善隆《魏故昭玄沙门大僧统令法师墓志铭》；诸户立雄《论唐初僧官的十大德制》、《北魏的僧制与唐的道僧格》；川岛常明《僧副ひつて》；小田义久《唐初的十大德》；宝永芳三《唐长安的左右功德使与左右街功德巡院》等。海外华人治佛学者有台湾比丘明复《中国僧官制度研究》、马来西亚贺光中《历代僧官制度考》等著述。中国大陆学术界在八十年代以前对这方面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八十年代以后，一些有志于研究佛教的青年学者开始陆续辛勤耕作，发表了业露华《北魏的僧官制度》(《世界宗教研究》1984.2)、白文固《南北朝隋唐僧官制度探究》、谢重光《晋—唐僧官制度考略》(《五十年代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左益寰《中国僧官制度》(《中国大百科·宗教》，1988)等文章，表明了中国佛学界新一代的崛起，治学的内容与视野及其领域开始扩展。谢重光和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则把这一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僧官制度》共分十章。第一章“僧官制度的产生”，介绍中国佛教僧官制度的产生背景和过程，提出这种制度产生于晋代隆安五年(401)之前。第二章“南朝僧官制度”，叙述了宋齐梁陈各朝僧官制度的性质、特点和称谓，将其分为中央、地方和基层三级僧官体系加以考察。第三章“北朝的僧官制度”，强调了这一时期僧权服从于王权的典型特征。第四章“隋唐僧官制度”，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全盛时期的僧侣管理情况，表明世俗政权对僧权的控制进入了又一新的阶段。第五章“吐蕃占领期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官制度”，解剖了独具特色的地方僧官世俗化倾向。第六章“宋代僧官制度”，阐述了僧官制度逐渐成为封建官僚机构附庸的过程。第七章“辽、金的僧官制度”，勾勒了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僧官优裕制度。第八章“元代的僧官制度”，探讨了汉藏佛教僧官为蒙元政权服务的作用。第九章“明、清的僧官制度”，解释了封建社会后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下的如此严密的、纲目齐备的僧司网络。第十章“藏传佛教的僧官制度”，简论了藏传佛教特有的僧伽管理形式。
　　作者参照中国封建官制体系，系统地考察了僧官制度的内部结构，认为它在总体上仿效了封建官制体系并与之相呼应。以中央、地方(省、州)、县(寺)三级或四级构成，与世俗社会官制一样，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僧官群体。(聂)
　　唐代度牒考略
　　曹旅宁先生在《陕西师大学报》1990期第2期撰文指出，度牒是封建国家对佛教发展的一种限制措施，大约在南北朝已有了萌芽，自唐代直至清代前期，对佛教僧团的度牒管制一直存在。由于唐代是佛教在中国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度牒的作用及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一、唐代以前，度牒已出现了萌芽。由于当时的寺院僧尼享有免交赋税、不服徭役的特权，便吸引了很多编户齐民出家，封建国家为了保证自己有足够的剥削对象，便开始制定一系列限制措施，度牒的产生与这些措施密切相关。具体来说主要有这样几点：(1)度牒与僧籍的制定密切有关；(2)度牒与僧官发布的文移、印牒密切有关，这种文移、印牒很可能就是度牒的最初形式；(3)度牒与度僧权收归国有密切有关。
　　二、唐立国后，控制了度僧权，严禁私度，但违反者依旧如故。至唐玄宗天宝后期，严格了度牒管理。度牒管制在安史之乱期间曾一度陷入混乱，但战乱一经平定，便迅速恢复正常。唐代宗广德、大历年间度牒管理就很严格，俗人即使出家修行也很难获得度牒。唐德宗朝也一再加强度牒管理，规定如僧尼身死及还俗，度牒须纳官注毁。唐宪宗时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唐文宗大和年间进一步严格了僧籍，同年唐政府颁布了“条流僧尼敕”，还要求试经僧尼。唐宣宗继位后，针对会昌灭佛的矫枉过正，着手恢复了一些寺观，但他同时也注意度牒的管制。五代十国，有些君主也曾加强度牒管制，防止私度，但由于当时战乱不休，很难奏效。
　　三、最后对唐代度牒的鬻卖略作考述。天宝十四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鬻卖度牒。肃宗即位灵武后，财用匮乏，“权卖官爵及度僧尼”。但是鬻卖度牒以助国用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实行的时间相当有限，至于后来地方藩镇仿效以聚敛，已被当作明显的违法乱纪。安史之乱期间度牒鬻卖的手续仍很复杂，这在敦煌文书中有较清楚的反映。(曾)
　　宋代对僧道二教的管理制度
　　汪圣铎先生在《中国史研究》1991期第2期撰文指出，宋代对释、道二教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针，为此制定了一整套制度。一、关于创建寺院宫观的制度。宋代既对释、道二教采取利用、限制方针，从而对寺院宫观也就采取了保护现存者、严格限制创建的政策。宋太祖即位伊始，就改变了周世宗排斥佛教的方针，下诏：“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从而为有宋一代对宫观寺院的政策奠下了基石。宋太宗对释、道二教的态度更加热心，他亲自组织力量翻译佛经、整理道经，下令建启圣院、正清宫等著名寺院宫观。但他却又在雍熙二年下诏禁止增置寺观。真宗在位期间，释、道二教的人数达到了两宋的最高峰。但在他统治后期，寺院有了系名额、不系名额的区别。仁宗初年，对寺观兴建的禁律似有松弛，天圣七年乃申命“禁京城创造寺观”。景元年，又诏“毁天下无名额寺院”。禁止私自创建寺院宫观并不等于一概禁止创建寺院宫观。宋代得准创建的寺院宫观主要有二类：一类是官方根据自己需要创建的寺院宫观，一类是贵族大臣的功德寺观。
　　二、释道帐籍管理制度。宋代僧帐三年一造，大约是沿用晚唐旧制。有“僧道童行等全帐式”和“僧道童行等剌帐式”，前者规定要开列宫观寺院总数，道士、女冠、僧、尼、童行总数及分项数，以及每个僧道徒的姓名、年龄、籍贯等详细情况，后者较前者简略，着重反映当年变化情况，即当年“新收”(新披剃和新系帐者)和“除附”(还俗、去世)。要每年及时准确地供送剌帐，就必须做好日常入籍与销籍等事。前者较简单，而释道死亡、逃亡等销籍则较入籍复杂。宋代严格规定释道死亡事故必须及时申报，否则以刑罚处之。自唐以来，对释道徒的出游作出了一些规定。到宋代，条文规定之细密程度远远超过前代。释道徒帐籍制度的存在和日趋严密，说明了封建世俗政权统治者对释道二教控制程度的不断加深。
　　三、紫衣、师号颁给制度。宋代沿承前代颁赐释道徒紫衣、师号之法，使之更加制度化。除贵族、近臣荐举外，任僧道官年满七年，例得赐紫衣、师号，此制北宋中期已有之。此外还有许多临时性颁赐。宋廷规定得赐紫衣、师号者须具备资历、品行等条件，每年颁赐的紫衣、师号是有数量限制的，释道徒身死或还俗，其紫衣、师号帖按规定必须上缴尚书省祠部。出卖紫衣、师号帖，发端于仁宗时沿边纳粮帖，正式出卖则始见于神宗时期。不过，其发行量远少于度牒，价格也比度牒低小，所以对财政的影响大不如度牒。
　　四、寺观田产及赋役制度。宋代对寺观田产采取限制方针，规定寺观不得市田，但许寺观买佃官荒田，且未禁向寺观施舍田产。宋廷规定，寺观田产、财产无免税特权。释道徒在服役方面较一般百姓困难大。宋神宗即位以前释道徒无职役负担。神宗时行免役法，规定释道徒输助役钱，数为普通百姓免役钱额之半。南宋绍兴十五年，创立了一项专门向释道徒征收的赋税——免丁钱，分九等征收。虽然宋代有寺观释道不得免税役的规定，但事实上还是有不少寺观释道获得了减免税役的特权。(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