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性

通过 学习中国佛学有关知识 ，使我对中国佛学的传播和发展有了一个轮廓性的了解,对佛教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必须积极与社会相适应，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有了较深刻的体会，下面试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 佛教的中国化与社会适应性
　　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才能存在,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发展。
　　佛教作为外来思想文化所以能存在并发展以至于两千年长盛不衰，主要在于能够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在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相互撞击、相互交流、相互包容、相互吸收中，得到融合与发展，并深深植根于中华沃土中，吸取营养，成长为中国佛教。例如魏晋传来佛教的“般若”学说,其义理依附于当时盛行的玄学，甚至用“格义”方法来解释和翻译，“以至佛学玄学化”，不仅用老庄解佛，同时还以佛发展了老庄。般若学传播借助玄学阐述而形成“六家七宗”，佛学大师僧肇所写的《肇论》就是对当时“六家七宗”批判性的总结，也是对当时玄学讨论的总结。道安大师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搀进了佛教因果学说中，形成了独特的因果报应理论，使中印两种文化巧妙结合起来，使佛教渗透到上层文化和俗文化中去，扩大了佛教影响，巩固了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加速了佛教的传播。
　　又如隋唐时期，天台、华严、禅宗等各宗派的出现正是嫁接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 根子上，是佛教进入了中国化的阶段，既保持了印度佛教理论的独特性，又吸收融合儒道两家的精华，像“一念三千”这样的理念既符合缘起思想又与“万物皆备于我”思想相吻合；像华严教义吸收了“天人合一”体用关系融通汇合的理论旨趣；像“平常心是道”、“自性是佛”强调了内心觉悟与大道无为相一致。特别是禅寺建丛林、立清规、更使佛教本土化、生活化、简易化、大众化、积极与当时社会相适应，适合中国人修行特点和习俗，才使 佛教进入黄金时代。
　　宋明以来三教互相融合的趋势形成，历代高僧均对佛教的精神做了相应的调整。使佛教更能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如风行一时的净土法门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特别是明代四大高僧干脆倡导“三教合一”，实现“儒释道”三教合一。虽然印光大师说：“三教合一”是混淆佛德而表示反对，可是他本人一生中讲解《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德育启蒙》等……儒道的内容也实在是不少。
　　由上可以看出佛教与中国原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以至形成了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必然。
　　二、佛教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
　　佛教在漫长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以其独具的性格在哲学 、文学、艺术、思想、伦理等领域以及医药、化学、天文、地理、生命科学、建筑等自然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文化如果离开佛教文化，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在汉地乃至在藏、蒙、傣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如果离开了佛教也就没有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佛教留下了星罗棋布的文化古迹和汗牛充栋、博大精深的论著，是全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佛教孕育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如被鲁迅称作“民族脊梁”的西行求法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在佛学和科学领域独树一帜的一行，还有深受佛学影响的伟大诗人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等，以及近代著名爱国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梁漱溟、瞿秋白等等也都是向佛教思想探求真理，走上救国救民道路的。
　　此外佛教的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声明均对中国的语言学、逻辑学、医学、翻译学、音乐、美术、书法、建筑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佛教这根黄金纽带产生的国际影响更是具有特殊的国际意义。
　　以上可以看出佛教的“中国化”与“化中国”是同步进行的，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带来了这样的结果。首先是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受到中华文化的滋润，焕发出勃勃生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性格，占据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其次，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汉传佛教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不仅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方方面面，而且远播东亚周边国家，形成了这些国家的文化核心，中国也因此而成为佛教第二故乡。同时儒道两家文化在与佛教文化的交融中也得到了发展和深化，开拓了新境界，拓展新领域，由此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儒释道三教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格局，中国文化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此后，佛教传播的重心也逐步从知识界转向社会民众，向民俗化发展，佛教既已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就成为中国民众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乃至日常语言中也会表现出来，如“种瓜得瓜”，“现世现报”等民间谚语，“瞎子摸象”，“猴子捞月亮”等譬喻也是尽人皆知。中国佛教的性格已经展示在人民大众之中，展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三、佛教必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党的十六大再次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条重要方针强调提出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与中国的国情，社会现状以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相适应，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在历史上，佛教曾经和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社会相适应。佛教适应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阶段的群众利益，这是必然的，是佛教内在性格决定的。如果佛教不具备这样的性格，他将不能存在和发展。佛教这种性格就是他的再生机制，才能可以在各种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从初传时期的格义佛教到汉传佛教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宗派的形成，从佛教传入佛教时期与儒道文化的激荡互相吸收互相交融，从印度佛教的传入到中国化佛教的形成都说明佛教的性格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适应性。
　　六祖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则是佛教性格最突出的特征，所以与社会相适应，尤其是大乘法的内在要求。
　　纵观汉传佛教两千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在长期发展中，既在“中国化”，即不断与社会相适应，与历史发展同步，又在“化中国”，即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参与建构精神文化伦理道德。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佛教的初传，又曾与儒学文化、道家文化有严重对峙的局面，但长期激荡交融，最终形成三教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而佛教与其他二者一样，在相互交涉过程中均未丢失自己的精神特色，反而得到促进和发展。佛教保持出世品格和精神特色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和保证。
　　由上可以推论，中国佛教必将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这是由中国佛教性格决定的。
　　当前中国佛教也已体现出来一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性格新特征，如“人间佛教”思想理论为代表的现代佛学思想体系的构造已经硕果累累，以各地佛教协会为代表的现代佛教组织已经建立；以各地佛学院为特征的现代僧伽教育，已取得可喜成绩 ；对外交流和学术研究也有了广泛的深入和发展；佛教慈善事业也深为社会所认可，虽然现象万千，但都又已归于中国佛教积极入世的基本特征。
　　可以相信，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到一个高峰，为中华文明做出了 不朽的贡献，这是不争的史实。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目标的实现，中国社会跨入富强、民主、文明的新时代，中国佛教必将在继承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借鉴其他优秀文化成果，融入世界新文化的过程中，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