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佛教与佛教的宗教

佛教是不是宗教？过去支那内学院的创办人欧阳竟无先生曾作了一个很著名的演讲“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他说宗教首先要有教主、圣经、戒——约、加上感情信仰，佛法就没有。西方教主有绝对权威，而佛法就不是，只当佛陀是老师，甚至可以不客气地“一棒打死”，破除权威。这与西方宗教的屈抑人性不同；其他诸条亦无一相似，因此论定佛法不是宗教。以同样方法，他分析佛法也不是哲学。因为哲学必执己理为真，而方法不出计度分别，故知识不能免除其局限，只有佛法能破执，真能透入知识本源，而穷尽法界，所以不同。欧阳先生把佛法从宗教、哲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后来台湾的方东美先生批评欧阳先生的讲法不对，他说佛教即是宗教也是哲学，因为佛教能导人人于真、善、美、圣之境，同时又是一个哲学体系，所以不妨说佛教亦宗教、亦哲学。
　　现在应怎样看呢？从宗教的定义讲，“宗教”一名，有些学者认为是日本人最先从“Religion”一辞翻译过来的。此说有混淆之处，应为日人借用禅宗用语翻译(后详)。但Religion是什么意义呢？据拉丁文，其字头Re是“再”的意思，字根lig可以译为“结合”，因此Religion是“再结合”的意思。从语理分析，已设定有A跟B两个东西存在，先已分离，再谈结合。是哪两个呢？就是人与神。西方宗教必先肯定神的存在，康德顺此传统讲实践理性，亦要预设“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因为若没有神，不但信仰无根，人生的最高善的实现也没有保证。问题是人有原罪，这是堕落的因；原罪源于人有自由意志，这是他自己的抉择、自己的决定，不能怪蛇的诱惑。所以在这方面自由意志是一堕落因子，变成了罪的根源。换言之这种自由是犯罪的自由，而非成长的自由。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人，他遣独生子耶稣为桥梁，使人神再结合，使人可以再回头，回到上帝之处。人不能永远堕落，人只有回归上帝才得救。英文的Religion主要是这意义。
　　中国人讲宗教，“宗”是祖宗，“教”是教以人伦。儒家认为人生来，只是赤裸裸的生物体，生物体有生理的本能，肚饿要食，冷要温暖。告子所谓“食色，性也”，便是这种自然之性。但儒家要控御这种“性”，指出人有善的本源，即仁德的内在性；此性要在伦理的生活中开发，这就是“教”。否则落在现实生物层次，便只是满足本能。要建立家庭及社会客观的规范，儒家主张要立教。但立教依孔盂所说，亦非单靠外在的规定，而是人自己要知道上进，把人的内在性情尽量发挥。教化就是使人明白人有自觉性，如自动守礼，这是人自我内在的要求。这如何可能？要回答，必先明白孔子讲仁，孟子讲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要讲出人有无私的性情，人应该用这种无私的性情来上进，提升人的生存层次。不过西方人很难了解这一层性情。如果说理性、感性，他们可了解，但对性情难了解；无私的性情尤难了解。孔、孟发挥人的这一层，通过教化，人能进步，以向生命之本原——祖宗交代，也是向自己交代，故重视人道实践。这种精柙贯彻到道家，即扩大为天道、自然之道，“人法地，地法天、大法道、道法自然”，于是生命的方向即不止于礼教与道德，“宗”的意义改变。庄子的“大宗师”即显示一通贯天地的人格，亦即生命的归宿改变。宗”字渐变为思想的本旨。及至佛教传入，方向更多，不同的典籍，有不同的理论，首先形成学派。从般若学传入，六家七宗，到三论宗建立，已经是隋代；再到天台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唯识和禅宗。学者说最完整的统计是十三宗或十宗，但汤用彤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这么多宗派。关键是如何看“宗”字。讲一本书也可开一个宗，但实际是否能达到“宗”的含义？如“宗”只是一标志、一理论，便只是思想上事，如变成一宗派、一学派，有许多人一代代传承，有基地，也有资产，这就变成一个实体，有现实的力量，可以与别的力量抗衡。隋唐以后的宗派就是如此。到禅宗时，面对前面许多宗派，它要确立自己的空间，于是说“教外别传”，以求对前面各大宗派的超越；指它们是“教”，自己是“教外”，因此改称为“宗”。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首先出现“宗”与“教”的对立，而这两个字的用法，都与神的存在无关。后来，“宗教”两字连用，其实亦来自禅宗。如禅宗《碧岩录》称为“宗门第一书”，收公案一百个，都是前人教人开悟的经验，成了典范。书中便常说：“扶持宗教，须是英灵底汉。”可见“宗教”两字，便是指佛教或禅宗而言。佛教与禅宗，可以不区分或只是系统内的区分、方法论的区分。禅宗是超越理性的分析，不必立教，但佛教的目标是教人成佛，本质是—个教。“教”是什么呢？孔、孟认为就是教化人的生命、提升人的生命。从这个地方来说，“教”是实践的指导，而不是客观的知识的报告，所以道家也是教，佛教也是教。问题只在终极的预设不同，亦即教化的根据不同，实践的方向有别，所以影响到实践的方法也各有特点。从佛教的立场来说，佛教的教也有不同层次，这须先从印度文化来理解。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都不同。西方文化主要是信仰和理性。理性从希腊文化来，信仰则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来，另有罗马讲制度，合成西方文化的支柱。印度文化的特点，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是祭祀文化，称为“吠陀”(Veda)，由阿里安(Aryan)民族带入。而印度原居民(达罗毗荼人Dravidian)的古文化是冥想的文化，或称苦行文化，通过精神的锻炼，以克制欲望，这与祭祀文化通过仪轨、咒语、跳舞来求福不同。人类学者认为：冥想是理性的摇篮，仪轨、咒语经不起理性的考察，解答不了问题，后来就不行。到《奥义书》时，婆罗门教的祭祀文化便逐渐衰败，受土著冥想文化影响，重新思考人与宇宙的关系，与生命的秘密。这就发展出禅定，一种很具体的精神锻炼法，目的是超升解脱。对现实的东西，物质、权利、欲望之类，都认为不是最终的追求，于是建立人生的四大追求理论：第一是“境” (artha)，即物质的要求，是生存必须；第二是“欲”(kama)，即感情的满足；第三是“法”(dharma)，即社会道德规范，这三个层次都是满足现实的要求；第四是“解部” (moksa)，超越现实世界，成就智慧，得达彼岸。这是印度文化的前提，与儒家要人成德、成就圆满人格不同，而是成解脱，获得精神自由。佛教开始时亦不能违背此前提，所不同者，佛教认为要通过努力修行才能提高人的生命素质，承认自力因果、公平原则，而所谓成佛就是把人的生命提高到佛的层次。
　　佛是什么？佛境如何界定？在佛教里，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此境不可说，不能用语言表达，这与西方文化很不同。当代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要求概念的表达要十分清晰，我们要清楚概念的用法。西方哲学关注寻求客观世界的知识，用心在外，所以重视知识如何得到，如何判断，如何检查。培根(F．Bacon)说“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掌握知识即无异掌握世界。知识一定要用知识的形式来表现，通过命题、语言、符号、概念来表现，也就是说它是个了解世界的媒介物。媒介物必须检查，以保障知识的可靠性。16世纪后西方哲学界首先有知识论，然后有科学哲学和语言分析，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知识，全力守住这一层。
　　但人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掌握真实？若用知识表达，就永远停在检查过程里。知识从经验开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验，这样就成了经验主义。知识是我主观的经验，由此最后可能进入唯我论，像休谟(David Hume)那样，经验藩篱无法突破，知识的客观性就讲不出来。因此康德(Kant)讲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是有意思的，至少可以点出经验知识的主体性和局限性：用经验的进路，是无法到达物自身的。
　　佛教的立场就是告诉我们不能用经验主体去了解存在的秘密，感性和理性的活动只能成就经验知识，而且离不开我们的主体。唯识宗所谓“遍计所执”，结果所谓客观存在都只是我的感觉经验与语言符号所指涉的世界，而非真正的存在自身。所以佛陀说“如实观”，没有文字、符号、概念作中介，而是人与存在直接沟通，故不会存在虚妄，用了中介就有虚妄的可能性。这是真实与虚假的区分，只有放弃经验主体的认知(分别)性格，才能发现，才能进入。
　　佛教的如实观，并非静态的观察；观察必预设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二分，这就无法融为一体。西方学者认为佛教的见道是神秘经验，这种说法不妥。如实观是清清楚楚的，比理性了解更清楚。一般人用一符号代表一种物体，引起许多问题。佛陀成道的经验是，所有人置定的符号都有局限，都有障碍性，故必须化掉，所谓“诸法空相”即“诸法实相”，人与真实本来同一，物我两忘，才是最高境界。
　　如实观中无语言，则这种境界如何告诉别人呢？成道的经验不可传，则文化就断了。但传又会引起分别，所以佛陀成道最初不想说话。佛号释迦牟尼，“牟尼”(muni)的意思是沉默，最伟大的圣人坐在那里，不须多说，他的存在就是圆满，因为实际上他所到达的境界已超越语言之上。“体无”(王弼语)，而不是像老子那样整天说“无”。所以圣人惟一能做的，就是对一切众生进行“普渡”。禅宗所谓“体露金风”，把外在东西全部除掉，把一切障碍全部去掉，让真实直接呈现。
　　据说佛陀成道后，魔对他说：你已修行到最高境界，赶快入灭吧。佛陀想想也对，自己已超越现实的虚妄性，活着无意思，准备入灭。但天神梵天劝他说：“请你不要入灭，你所得到的真理，没有多少人能得到，你不传真理，真理即隐没；你应说法。”故佛陀接受劝请不入灭，为了真理要传下去，他与魔相约：等有了四众弟子后才入灭。
　　以前印度的修行人得真理后就到处去云游，从佛陀开始才广收弟子，这与孔子相像，做老师开教。不过这种“教”与儒家的“教”还是不同。儒家的“教”是“名教”、让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名)，随之而有责任、行为操守，即对你有要求，这就是“教”。但佛家的“教”是对原来不可说的境界，设法说之，让人了解，让人得度。本无语言却要用语言来表达，这是“施设”(prajnapti)，将语言作为桥梁。桥梁要能发挥桥梁的作用，这便要照顾学生的需要，了解他的程度、素养，甚至时代背景、文化性质等等来考虑，最后通过创造的智慧来施设教化。所以“教”只是桥梁，佛陀喻之为渡河的木筏，只有过程的作用，没有绝对的客观性，学生明白就完了。故不同时代、不同的对象就有不同的教法。《法华经》提出一概念：“方便(upāya)”，就是灵活施设，“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著”。佛教的这个“教”字在这里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教”有伟大的意义，佛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经典和门派？这是因为要完成这个“教”，对一切众生进行“普渡”，进行接引。
　　准此，我认为：佛陀说法有四个原则：第一是超越的轨约原则，此指佛陀如实观的体验，成为施设的最高设准；第二是创造原则，此即佛陀的慈悲意愿与智慧心灵，为施设提供创造的力量；第三是构造原则，语言有客观性，包括了文法的规范，与理性的思考规则，否则听者不能理解；第四是相应原则，要考虑对象的条件，包括其素养与背后的社会、文化性格，必须各方面都照顾及，“教”才能有效果。(整理者按：关于此四原则，请参阅霍会长在1992年8月《法言》〈如实之教〉一文)　能够把“教”的意义如此开发，在世界各大宗教及哲学体系之中，可谓罕有其匹，所以佛教的“教”是有特殊贡献的。在此方面，它是一个充分彰显了“教”的意义的宗教。不像其他宗教，把“教”的内容绝对化，成为圣经，不管什么人都要接受，这就失去了“教”的灵活性与施设性。所以我认为，唯有佛教，方可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