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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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目的，虽不在于为人类的文化增加财富，但是，由于佛教的出现及其流传的过程中，确为人类的文化史上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富的遗产。
　　因此，佛教随着时代的变迁及其传播地域的扩大，为了适应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佛教的内容，也在继续不断地成长再成长，开发又开发。几乎每遇到一次新环境或新时代的激扬，佛教的内涵便有一次变动，自对于教义观点的再认识以至对于教团生活方式的再检讨，而为佛教的文化，不断地增添了财富。此所以有因对于律的解释的不同，而有小乘部派佛教的分张。又有因为对于经典解释及发挥向方的不同而有大乘佛教各派的论典而成了许多所谓佛学的著作，络绎地被推了出来。
　　可知，佛学与学佛相对，只要有学佛的人，就有对于佛学作研究的必要。在古代的印度，乃至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等的地区国家，研究佛学者，即是佛教徒，而且即是为了宣扬佛陀的教义，始有从事佛学的深入研究的需要，否则，只要能够精通特定的某一经论或数部与其所修法门相关的经论即可，唯有具大悲愿的杰出的高僧或杰出的居士，方有博究三藏教典的要求，以备对不同素质的各色众生，作随机摄化的方便设施。所以，研究佛学，即是为了学佛。
　　然至近世以来，学佛者固然应当穷究佛教的义理之学，研究佛学的人，则未必都是佛教徒，而且多半是站在文化史的立场，对佛教的各方面作客观的研究。换言之，在古代，研究佛学的目的，仅是佛教徒们为了如何修学佛法以及如何传播佛法，近世的学者研究佛学的目的，却不一定是为了修学佛法，很可能仅是为了人类文化史－－宗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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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史、艺术史等的理由。可知，古人研究佛学，是抱着信仰的态度，今人研究佛学，则未必是信仰的，事实上近世的国际佛教学者，多持学术的态度。
　　在晚近以来的中国，由于佛教教内的学术性的研究风气，尚未普遍，教外的中国学者们研究佛教，则多半带有他们自身兴趣或思想倾向的主观色彩，所以学术态度的研究观点，不易和信仰态度的佛教徒们相契合。因为教外的学者，研究佛教，多半是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角度来探讨佛教，殊少以佛教的角度研究佛教，故对有关宗教经验及信仰的实际功能，往往抱着怀疑的态度。怀疑本是发掘问题的一种手段，但是宗教经验及信仰的实际功能，乃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在未曾有过同类体验的人，切不可一口咬定那些是迷信或者指称是谎言。再说，历史的陈述，是由学者们通过对于史料的研判抉择而得的结果，故也切不可但信传说而否定史实。佛教徒们站在信仰的立场，往往宁可相信传说为真，不忍承认史实为真。事实上，历史的陈述，未必即是真实，但能做到近乎真实；传说的信仰，虽不即是史实，但也必有其形成传说的历史背景。因此，否定学者们以学术的态度来研究佛教的成果或观点，固然不对，若以纯学术的所谓科学的历史态度来否定佛教徒们自内证的叙述，也是有欠公平的。
　　其实，今日的佛教学者们，从国际的人物看来，若能专门研究佛教而以对于佛教的研究成为国际的知名学者的话，虽不信奉佛教，其对于佛法的尊敬，必已占了相当的优势。据我所知，日本的佛教学者，人数之多，已执今日世界各国的牛耳，他们则多半是隶属于佛教各宗派的僧侣或居士，他们除了在各大学任教，也各有他们的宗教生活。所以佛教的研究工作以及各种学术性的佛教财团、社团、会议、编译、出版等的事业，多是出于佛教教团及佛教信徒的支持，却未因作了学术的历史态度的研究发表，而使佛教的信仰破产，相反地倒是因了学术研究的风气播扬，也普遍地提高了佛教教士与教徒的知识水准，对佛教教义多有相当程度的正确的认识。他们的佛教学者，尊重历史资料的研判考察所得的结论，他们只是指出史实可能如此，并不加上个人的偏爱与偏恶而作歪曲的推论或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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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客观的介绍，不是主观的发挥。这是日本佛教学者们的优点，也许此种态度，即是他们的缺点所在，他们有很多的学问家，却很少有杰出的思想家。我曾参加过几次国际性的佛教学术发表大会，学者们各自提出他们研究某一问题的成果，绝少见到他们对于佛教史上的人物采取攻击的熊度，或对于佛教信仰，采取否定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除了信仰佛教并修持佛法的历史人物，他们便会失去了研究的课题，并且，除非他们也是一位伟大的佛教教义的修持者与弘扬者之外，他们的佛教思想，便不可能驾越于任何一位有成就的佛教历史人物之上。事实告诉故们，在近世的佛教学者之中，尚无法找出一位创新佛教思想史的人物。近世以来，以科学观点及科学方法来研究佛教的佛教学者，大致上尚在资料学或语言学的范围中努力，对于作为佛教生命的根本的思想源头的再开发的工作，尚未见到明显的成绩。
　　再说到我国国内学术界，对于佛教的研究，仍在启蒙时代，各高级学府对于研究佛教的学术风气，也仍待打开之中，其中最有远见而开国内大专院校之先风，设立佛学研究所的，则为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晓峰先生，在华冈成立以来，由晓峰先生聘请的历任所长，均有建树，例如我的前任所长现在的名誉所长，周庆光长者，迄今仍在编印中华大典的佛教著作部份，成绩可观，再前任的所长张曼涛教授任内，曾出版华冈佛学学报，自民国五十七年起，至六十二年之间，总共出了三期，为中国佛教学界向国内外鸣了春雷，民国六十七年秋，晓峰先生及该校潘校长维和先生聘任我为佛学研究所所长之后，我与国内的佛教学的研究者接触并交换意见之时，发觉我们该做的事，实在很多，然我限于个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却很少。我与副所长成一法师，唯一可以勉力而做的，是出版学报。不论我们的研究环境如何地不够理想，仍有数十位被我们聘请为本所研究员的学者们，给国内的佛教学界，做着开疆辟土的垦荒工作，他们虽多不是专业的佛教学者，郤都是极具热忱而有潜力的佛教学者。
　　从佛教学的范围而言，极为广泛，今日中国的佛教学界，限于佛教原典语文训练的不足，所以本所现阶段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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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中国佛教为研究发表的重心。今日国际上对佛教学的分野，大致划为印度、中国、日本的三大部，而把南传上座部佛教及西藏佛教，列入印度部份，韩国佛教，列入中国部份，渐渐地，更有将西藏及韩国的佛教之研究，独立起来的趋势，而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则有渐渐冷淡或减少比率的趋势。原因是唐宋以后的中国佛教，是不是仍有值得研究的余地是另一回事，而其对于外国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不很显著，则是事实。所以，今日的国际佛教学者之研究中国佛教者，大约是到唐末及宋为止。但是宋以后的佛教，仍是中国三大文化的主流之一，并且宋明的理学，以及明清的文学，均与佛教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明末清初的中国佛教，大有起死回生万象复苏的气概，及至民初以来的中国佛教，又起了一阵新气象。何况，由于若干外国的佛教学者们，不能深切地体认中国文化及文字的奥义，纵然对于唐宋以前的佛教研究，仍留有不少尚待检讨和重新评估的问题，等着我们去开发。由中国人来研究中国佛教的问题，自可事半而功倍了。
　　本期的学报，共收了十四篇文章，其中仅有三篇是关于印度佛教的，其余皆可划入中国佛教的范围。中国佛教又以禅宗、华严、天台为中心，至于思想史，经济史、艺术史等的考察，又都是围绕着这些中心点所见到的源头及展延。本期学报的内容，我们并不以为已达到扎实或充实的程度，但巳推出了今天在国内外正在教授或研究佛教问题的中国人佛教学者们的著作及译作，向留心研究中国佛教问题的国内外的学者扪，表示呼应的诚意和敬意。到下一期出版时，希望能够刊出更多学者的更有份量的作品，不计国籍，而且也欢迎以英文撰写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