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佛寺的转型与发展

战后台湾佛寺的转型与发展　　　　

── 以南投地区佛寺斋堂为中心
阚正宗
菩提长青杂志社社长
台湾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6.12 出版)
页2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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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南投地区在日据时以前可说是斋教的盛行区，这和斋教的信徒结
构以工、农民为主体的性格相符。在这次调查中的三十座（不含光复
后的佛寺）寺院中，仅有五座确定不是斋堂，其余二十七座为斋教或
其前身为斋教的寺堂，比例上高达百分之九十四。其中又以龙华派占
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居首 ( 注 1)。

　　本文主要调查的依据依序为《台湾佛教名迹宝鉴》（昭和 16 年
，台中施德昌）、《台湾佛教大观》（民国 46 年，张文进），以及
《世界佛教通讯录》（ 1995 年法轮杂志社）。以上前两册史料是调
查日据时代以前佛寺、斋堂，与现况比对的资料，后一册是光复以后
新建佛寺的调查依据。在《台湾佛教名迹宝鉴》所收录的南投地区的
十五座佛寺、斋堂，以及《台湾佛教大观》中收录的二十九座佛寺、
斋堂，除后者有两座未调查之外，其余全部初步调查完毕。至于《世
界佛教通讯录》所提供的通讯，主要是光复后十七座较具代表性的调
查。
　　本文所要分析的是，日据时代（ 1895 ～ 1995 ）佛寺、斋堂的
生存型态，及在一连串宗教政策下所面临的转型问题，这是一部分。
另一部是光复后，大陆佛教在台重兴后对斋教的冲击。

　　首先是日据时代有五十一年的统治期，这期间横跨了明治、大正
及昭和三个时期。虽然已有历史学者将日据时代统治过程的宗教政策
区分为“明治年间──放任时期，大正年间──调查时期，昭和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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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压时期” ( 注 2)。基本上，日据时代的宗教政策是放任、调
查与弹压没错，但在时间的分段上，恐怕并不合适以明治、大正、昭
和这么简单来分段。因为大正四年（ 1915 ）的“西来庵事件”之后
总督府开始急遽地调查台湾宗教现况，在总督府辖下的社寺课，将“
神社”与“宗教”分开，朝向制度法规的方向进行 ( 注 3)。而在昭
和六年（ 1931 ）九月随著在中国东北的“满州事变”发生，总督府
的宗教政策开始走上压制的路线， 这时期是从昭和六年至日本战败
(1945) 离台为止。

　　因此本文采用新的分段为自明治二十八年（ 1895 ）日本领台至
大正三年（ 1914 ）为第一阶段；大正四年（ 1915 ）西来庵事件发
生开始至昭和五年（ 1930 ）为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昭和六年（
1931 ）至日本战败（ 1945 ）为止 ( 注 4)。 这三个分段比较符合
当时日本据台的宗教政策。

二、日据时代的宗教政策对佛寺、斋堂的影响

( 一 ) 初期，明治二十八年（ 1895 ）～大正三年（ 1914 ）

　　在明治二十八年以前的清领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佛寺、斋堂依序分
别为：

1. 福庆堂（清乾隆六年）由斋教复信堂派信徒黄普亲所建 ( 注 5)
，大正六年（1917）整修，昭和七年（1932）重建 ( 注 6) 。
2. 德山寺，雍正年间由惠圆和尚所建，道光十三年（ 1883 ）才
又在现址重建 ( 注7)。
3. 碧山岩， 清乾隆十七年（ 1752 ）由僧人观恩所建，道光二十一
年（ 1841 ）重建 ( 注 8)。
4. 清山寺， 建于清咸丰五年（ 1885 ）供奉地藏及清水祖师 ( 注 9)。
5. 金天堂，建于光绪七年（1881）。
6. 善天寺（原善天堂）建于明治二十年（ 1887 ）， 初名德生堂，
大正二年（ 1913 ）重建改名善天堂 ( 注 11)。
7. 养善堂， 建于清咸丰五年（ 1855 ）为南投少数斋教先天派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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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后因衰落随附龙华派 ( 注 12)。

8. 善养堂，建于清咸丰年间，遭据台日军占住 ( 注 13)。

　　以上八座为日据时以前就已建立的佛寺、斋堂，其中仅有两座是
由僧人所建，但在日军据台之后已无僧人住锡 ( 注 14)。 其中德山
寺在昭和四年始由达超、玄清两位尼师进驻 ( 注 15)， 碧山岩寺则
是在昭和十九年（ 1944 ）才由如学尼师（ 1913 ～ 1992 ）住持 (
注 16) 。 这个现象说明佛教僧人在台湾，早期传承的中落，后继无
人的窘境。
　　而另外五座斋堂及一座地方信仰寺院（清山寺），在日人据台之
后有两座，一被日军侵占，一被废除改充校。被日军侵占的是善养堂
，这和明治二十九年（ 1896 ）一月十八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到
任后的对台湾寺庙采“尊崇保护”的谕告相比对，就可以看出，日军
进驻寺院为的是监控治安与抚平不断蜂起的台民反日事件，其谕告如
下 ( 注 17)：
　　本岛固有之宫庙寺院等，于其建立虽有公私之别，但是其信仰尊
崇之结果，为德义之标准，秩序之本源，于保民治安上亦不可或缺。
现在际于其务倥偬之时，供于军用虽属势所难免，但须注意不得滥为
损伤旧惯，尤其破毁灵像，散乱神器礼具等行为，绝不容许肆意妄为
。因此，今后应更注意保存，如有暂供军用者，著即尽速恢复旧观。
　　这个告谕说明了，日军进占寺庙之后造成了破毁灵像及散乱神器
之行为，是故必须要由总督亲下告谕。但是也由于这个告谕的发布，
使得领台初期官吏士兵占用寺庙，以及破坏佛像的极端破坏行为得以
大幅减少 ( 注 18)。 善养堂并在大正五年日军撤出后改建恢复旧观
，并加入日本曹洞宗的保护。至于被废除的清山寺改为学校，则并入
第三阶段在“寺庙整理”运动中再作探讨。
　　日本据台的初期基本上是属于放任时期，有人称为“旧惯温存”
( 注 19)。这个时期（ 1895 ～ 1914 ）佛寺不见任何成长，反而是
斋教得到极大的发展空间。以下就是这段时期所建立的部份。
1. 满天佛堂， 建于明治四十四年（ 1911 ），大正二年（ 1913 ）
完工， 昭和九年（ 1934 ）因堂基腐朽而改建落成时，日本官员
还派人参加 ( 注 20)。属斋教龙华复信堂派。
2. 仙峰寺（原名善德堂）创建明治三十七年（1904）， 据传为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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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后由在家人管理一阵子后荒废，直到光复后才恢复(注21)。
3. 久灵寺（原名久灵堂）建于明治四十二年（ 1909 ）， 属斋教龙
华复信堂派。
4. 德华寺（原名德华堂）创于明治四十年（ 1907 ）， 属龙华派斋
堂。
5. 忠天堂， 创于明治四十四年（ 1911 ）属斋教龙华复信堂派，昭
和十五年（ 1940 ）因暴风雨侵毁而重建 ( 注 22)。
6. 开善堂（原名开天堂）原创于明治三十五年（ 1902 ）， 属斋教
龙华复信堂派。

　　在这一阶段的宗教政策，除了对据台前原有的寺院斋教采取保护
政策之外，据台后更允许斋堂的设立，这种“旧惯温存”的宗教政策
，并不是对台湾旧有宗教的“尊重”，而是以日本本国的利益为最优
先的考量 ( 注 23)。 因为日本对台是采殖民地的经营型态，一切都
以安定人心为主，经济才是其最大的著眼。

( 二 ) 中期，大正四年（ 1915 ）～昭和五年（ 1930 ）

　　对台湾旧有宗教采温存笼络的政策，在大正四年“西来庵事件”
发生之后，总督府进行了检讨，而台湾宗教的命运是走上“灭绝”或
“利用善导”出现了分岐的意见 ( 注 24)， 而才有总督府为了建立
台湾宗教制度的法制化，所作的大规模“宗教调查”。
　　总督府对台湾人民信仰固有宗教的信念深厚大感意外，而宗教又
与社会的福利公安有极大的关联性，而往往“奸黠之徒”（指西来庵
事件）利用宗教迷信，做出违害统治的事，所以有必要进行实际的宗
教调查 ( 注 25)。
　　西来庵事件后因有诸多斋教徒涉入其中，斋堂为了保护自己纷纷
加入爱国佛教会，而其前身即是大正元年（ 1912 ）由日本曹洞宗在
台南与斋教接触所发起的爱国佛教会组织。起初斋教三派全都参加，
取名“斋心社”，总计有七堂 ( 注 26)。 西来庵之后增为十四堂，
并请求曹洞宗的保护。不过这些斋堂都是以台南地区为主，影响所及
北部先天派的黄玉阶也组织“本岛人宗教会”，但后来并没有成功。
反而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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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大正九年（ 1920 ）年的“台湾龙华会”在大正十二年有了不错
的发展， 成立了二十二个支部， 而其中又以中部占了十个为最多 (
注 27)。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投地区有三个，分别是养善堂、福庆堂
与奉天堂。反而是竹山的馨莲堂，与发起单位之一的斗南龙虎堂有直
接的关系 ( 注 28)，却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令人不解。

　　养善堂与福庆堂是日本据台以前就已存在的斋堂（如前述），而
奉天堂则是成立于本文分段的中期。这段时期成立的寺院斋堂有：

1. 灵光寺（原名灵山禅寺）大正十二年建寺， 住持达道、达理、玄
光乃觉力禅师法云寺派系统。
2. 菩提寺（原名奉善堂）建于昭和三年（ 1928 ）， 为斋教龙华派
，后归入日本曹洞宗，成为曹洞宗出张所。
3. 明德堂，建于昭和三年（ 1928 ）， 原斋教龙华派属曹洞宗，已
废 ( 注 29)。
4. 协天堂， 建于大正五年，原创人李石兰在民国五十几年往生后协
天堂便停止运作 ( 注 30)。属斋教龙华复信堂派。
5. 慈云寺（原名旨德堂）建于大正七年， 大正十年由达明师接任 (
注31)。
6. 奉天堂， 建于大正八年（ 1919 ）原斋教龙华复信堂，民国六、
七年代已废 ( 注 32)。
7. 觉灵寺（原名觉灵堂）建于大正六年（ 1917 ）， 民国五十二年
迁移现址重建，原斋教龙华派。
8. 能德寺（原名一是园， 又名龙德堂）建于大正九年（ 1920 ），
由大陆来台的王太空（普良）所创龙华派斋堂 ( 注 33)。
　　在这一调查时期，南投地区的佛寺、斋堂和第一阶段相比毫不逊
色，甚至超越了第一时期二座，达到八座之多。可见“西来庵事件”
之后，斋堂间虽一片风声鹤唳，但是至少在南投地区看不到影响。

　　不过在大正八、九年宗教调查结束后，负责宗教事务的社寺课，
对台湾人僧侣及斋友宗教知识的“贫乏”有极大的不满 ( 注 34)，
因而有“对彼等施与崇敬的教育，以开拓其之心境，授与布教传道之
法，以资对岛民之教化有所助益”之语 ( 注 35)。大正十年（ 1921
）所成立全岛性的“南瀛佛教会”就是对此而发的第一步。　　
“南瀛佛教会”在大正十年成立之后，同年七月很快地在台北举
行第一次讲习会，接著是十一月在台南举行。隔年在台北与台中又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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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两次（参加台湾人僧侣斋友四十六名），大正十二年在台北、苗栗
再举办两次（参加者三十三名）。( 注 36)。
　　这种参加佛教讲习会（不限南瀛佛教会）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日本
战败离台，地改变了斋教的生态，使斋教进一步向佛教靠拢，或求自
保在形式上加入佛教宗籍。在战后台湾光复大陆佛教强势入主之后，
斋堂或转为佛教或是全面崩溃。
　　在中期这一阶段有两座斋堂参加了讲习会等类似组织，一是竹山
的养善堂堂主罗普照参加两次“南瀛佛教会”讲习；一是国姓的奉善
堂堂主刘云净在昭和五年（ 1930 ）随台中佛教会馆林德林研习佛典
( 注 37)。林德林住持的台中佛教会馆建于大正十二年元月，是日本
曹洞宗认可的布教所之一 ( 注 38)， 而他正是日本佛教的追随者与
实践者 ( 注 39)。
　　中期虽然资料显示仅有两座斋堂参与讲习等相关组织，比例上看
似不高（连同初期合并计算），但是日据时代后期延续讲习风气，比
例上是大有增长。
　　社寺课在对台籍僧侣斋友知识的“贫乏”之余产生不满之际，连
同地也对日本人布教师的布教范围限于自家人的本位主义“不满” (
注 40)，希望布教师能利用设于街庄的家长会、主妇会、国语研究会
等各种场合对台湾人寺庙去“出张（外出）布教”，并延续自明治三
十八年以来的奖励措施，但之前主要针对的是日本人。这些奖助措施
包括乘火车费用七折的优待，都是日本本地所没有的 ( 注 41)。
　　事实上，“出张布教”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各地的布教所，日据时
代的布教所大部分都是日本僧侣所建的，要不就是具有影响力或受严
格教育出身的本地僧侣，甚至是与日本各宗派关系良好的寺院，例如
台湾佛教四大法脉系统的寺院。一般“联络寺庙”都不算是真正的布
教所 ( 注 42)。
　　在大部分为斋教信仰的南投地区，不管其设立先后，归在日本曹
洞宗及临济宗妙心寺派为最多(注43)，其中似以曹洞宗居首，其他宗派如
真宗本愿寺派，净土宗也都有一、二座。而曹洞宗正是在大正元年首
先和台南的斋教接触的宗派，故有“自日本领台以来，即认许为曹洞
宗的信徒， 凡有办斋供佛之日， 必延请布教师来诵经说教”之语 (
注 44)。是故曹洞宗吸收为数众多的斋堂加入其旗下接受保护，在“
西来庵事件”之后逐渐扩大为全岛性的组织。后来跟进的日本各宗派
，能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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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的就属临济宗妙心寺派了。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曹洞宗与临济宗发展的极为迅速，在南投地
区（日据时代属台中州辖下）到处遍布“联络寺庙”，却没有一所真
正由日本僧侣所建立的布教所 ( 注 45)。 反倒是净土真宗本愿寺派
有不错的成绩。以下就是日本人创建的布教所，由于创建的时间大部
分无法确定，在此统一做中期（ 1915 ～ 1930 ）处理。

※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在南投所创建的布教所 ( 注 46)：

1. 尊猷寺（今南投市龙泉寺）住持依光亦义，驻在本多龙峰。
2. 新高布教所（今集集镇）住持依光亦义。
3. 能高寺（今埔里镇）住持佐藤显孝。

※净土宗

1. 竹山教会所（原明照寺，光复后与养善堂合并为明善寺 ( 注 47)
）少僧村田正行。

※高野山真言宗

1. 埔里支部，昭和十三年（ 1838 ），住持海野庆幸。

　　日据以来日本佛教宗派有八宗十二派传入台湾 ( 注 48)， 可是
真正由日本僧侣所建的寺院布教所，在南投地区却仅有两宗五寺而已
。在西部平原地区皆有相当的布教所，而开发较晚多山又封闭的南投
地区，颇有佛教“化外之区”的趋势，这和光复后，特别是民国五、
六十年代，南投佛寺的大量增筑不可同日而语（后叙）。

( 三 ) 末期，昭和六年（ 1931 ）～昭和二十年（ 1945 ）

　　昭和六年日本由于时局紧迫与战争的逐渐扩大，强调国家神道的
二大支柱， 一是要求奉斋神宫大麻 ( 注 49)，从昭和十七年开始在
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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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要求以神社为中心的“一街庄一社”运动，从昭和九年展开
。而到了昭和十一年则提出了对本土宗教“改革?改善”等统制措施
的最初呼声 ( 注 50)。 昭和十三年正式展开“寺庙整理”运动，由
于反弹声浪过大，昭和十五年（ 1940 ）小林总督继任之后十一、二
月间停止了“寺庙整理”运动。
　　在日本治台的末期阶段，宗教政策日趋严苛，但这一时期依然有
不少斋堂及寺院创建。

1. 清德寺（原名清德堂）建于昭和十五年，又名古灵寺。
2. 明善寺（原明善堂）建于昭和九年，属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联
络寺庙，住持林普恩，昭和十四年出身于能高寺（埔里）真宗讲
习会 (注 51)。
3. 灵山寺（原名延善堂）建于昭和十二年，属曹洞宗。
4. 慈德寺（原名紫莲堂）建于昭和二十年，属临济宗。
5. 碧凤寺建于昭和十一年，属临济宗。
6. 重庆寺（原名馨莲寺， 最初为馨莲堂）昭和十一年在现址重建，
属临斋宗妙心寺派。

　这一时期与前两期相比，斋堂、寺院的建立也毫不逊色。事实上，
“寺庙整理”运动对斋教是有相当大的冲击的，极可能是直接导致斋
教一蹶不振的主因。 但被整理的寺庙（主要是民间信仰）斋堂， 从
1936 年（昭和十一年）至 1942 （昭和十七年）， 斋堂在硬体上受
到破坏似乎不特别严重，反倒是祭祀杂神的民间信仰寺庙被废的较多
。
　　在整个台中州（台中、南投、彰化）中在 1936 年不完全调查中
有五十七座斋堂，到了 1942 年反增为六十座，而在台湾全岛二百四
十六座中， 在 1942 年则减为二百二十四座 ( 注 52)，比例约在百
分之八左右。
　　在比例如此不高的状况下，为何斋教并没有受严重破严，却在战
后走上末落之途呢？

三、寺庙整理运动下的南投地区

　　在“寺庙整理”运动的前一年昭和十二年（ 1937 ）正是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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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抗战的一年，台湾与日本同步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是
“寺庙整理”的先声。原是先天派斋堂因衰微而依附龙华派的竹山养
善堂（建于咸丰五年，西元 1855 年），宗教嗅觉灵敏，率先在这一
年参加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及“生活善祭祀内地化（日本
化）”运动，并依托在日本净土宗派下 ( 注 53)。 而这个托依所正
是与其毗邻而居的净土宗竹山教会所（明照寺）日本僧人村田正行所
负责的寺院。
　　第二个在“寺庙整理”运动时期，进一步归附日本宗派的是国姓
的明善堂（建于昭和九年），堂主李普恩在昭和十四年四月参加了净
土真宗本愿寺派在埔里能高寺举行的“真宗讲习会” ( 注 54)。 能
高寺的住持是日僧佐藤显孝。
　　而在整个南投地区调查的寺院中，唯一自承被废的寺庙就仅有清
山寺一座 ( 注 55)， 但寺方的后继者也不知道何年被废改为学校。
根据诸多资料分析研判，还是以昭和十三年至十五年前后这段“寺庙
整理”运动期间最为可能。因为清山寺初建时是供奉地方信仰的清水
祖师，后又供奉地藏王菩萨，应是民间的杂神信仰，这种信仰的寺庙
，在昭和十一年至昭和十七年的统计期间，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庙宇被
废 ( 注 56)，归入此一时期应属合理。 　　正如前述，“寺庙整理
”运动下的南投地区还是发挥其固有的“封闭性格”，不仅斋堂的硬
体损失极微，就连民间信仰寺庙也损失不重，因为像其他州郡有的被
整理的高达百分之百，如斗六郡、台东郡、而台中州（含台中、南投
、彰化）仅百分之零点零九，比例相差悬殊 ( 注 57)。
　　在全岛斋堂有百分之八受到减损，而南投甚至更低于这个比例，
但是并不表示斋教兴盛的地位不受动摇。正如前述，“寺庙整理”运
动极可能正是导致斋教进一步衰微的主因。虽然表面上斋堂被“整理
”的实在有限。
　　从大正元年开始，斋堂陆陆续续加入日本各宗派受保护，“西来
庵事件”之后是一个高峰，“寺庙整理”运动前又是另一个高峰。
　　昭和六年“满州事变”以来，日本统治阶层展开了一连串与本国
同步的各种改造运动， 先是昭和七、 八年顷的“部落振兴运动” (
注 58)，接著是昭和九年三月“台湾社会教化协议会”的举行，紧接
著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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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教化要纲” ( 注 59)， 再来是昭和十一年（ 1936 ）的
“民风作兴运动” ( 注 60)， 随著中日战争在昭和二十年全面爆发
， 昭和十二年又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 注 61)，最后则是
“寺庙整理”运动在昭和十三年至十五年的全面展开。

　　这一连串的运动对台湾各阶层皆有影响，宗教仅是其中的一环。

　　斋教在大正元年以降逐渐向日本佛教各宗派靠拢，并归并在佛教
各宗派下，虽然因为民族性的关系，使得斋教与日本佛教本山的关系
维持的相当松散，不似日本本山与分别院（末寺）有严密的组织运作
。但部分的斋堂负责人学习日本佛教经典也逐渐地在蔓延，斋堂虽免
于被“整理”，但内部事实上已产生了认同的危机，加以经典全面的
佛教化 ( 注 62)，都是斋教没落的原因。 可以说，“寺庙整理”运
动将斋教的精神内涵朝向佛教化更为“定型”，一直持续到台湾光复
以后。

四、光复后南投地区的斋教转型与发展

　　斋教既然在日据持代大部分被划归佛教各宗派下（可能有自愿也
有受强迫者），那么在祖国的大陆宗教全面在台湾建立其家长式的领
导时，斋教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延续日据时代继续以佛教寺院名义
加入新的教会组织（中国佛教会），一是回归斋教的本位，有别于以
僧侣为主的教会。

　　在南投地区很清楚地呈现两种走向，一是继续维持斋堂的本色，
虽加入中国佛教会，但由在家人或其后代子孙传承的有二座，即南投
市满天堂，集集的忠天堂。另一类和前者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