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本土的佛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台湾本土的佛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傅伟勋
　　美国天普大学宗教学术研究所教授
　　台湾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6.12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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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年七月间，我应圣严法师的邀请，到中华佛学研究所演讲一场“美、日两国的佛教研究”。我在那次演讲特别强调，战后以来日本传统佛教宗派以及源于傅统佛教而发展出来的新（兴）宗教，虽然不时产生令人呕心的腐败事件，但是由于仍有数百乃至上千的一流佛教学者，能够通过著书立说与佛教教育维持具有高度文化学术发展意义的佛学研究水准，整个日本佛教传统并不至于腐败到不能自拔而自招衰亡的程度。与日本佛教相比，我们有心的出家或在家学者格外担忧的是，当前台湾佛教的表面繁荣，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下去而不致产生严重危机。我认为，除了经济、政治等等世俗体制有关的重要因素之外，我们还得考虑另一必要条件，即我们是否能像日本那样，培养足够的佛教学者默默耕耘，逐步提高台湾本土的佛学研究水平，建立巩固深厚的佛教文化暨佛学探索基盘，如此适予配合或支撑台湾佛教的正当活动与发展。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差错，日据时代较有学术意味的佛学研究几近空白，在日本佛教的阴影下多半只是台湾各地佛寺或道场的出家人或在家人自作零星研究而已。光复以后直至经济刚要起飞的这一段白色恐怖时期，较具规模的佛教活动并不存在，一般大专学校虽有喜好佛学的学生们自动组织小型佛学社之类，却无校方的鼓励支持，亦无有关佛学的专门课程。一般佛寺所进行的佛学研究，也几乎限于“信心为本”的传统式经论解读，谈不到甚么现代式的学术研究训练。不过，在大陆来台湾的一批出家、在家学者影响之下，台湾本土的佛学研究，开始有了起步迹象。据江灿腾教授最近出版的《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 1985--1995 ）》一书所述，在七○年代初期为止的台湾佛学研究之中，有以下两件事最令人注目。一是胡适以慧能、神会为
　　8页主要历史考察对象的中国禅宗（史）研究，曾对战后台湾造成相当冲击，对此研究前后参加论辩的著名学者有圆明（杨鸿飞）、印顺、钱穆、张曼涛、冉云华等人。另一是环绕著印顺法师（以下简称“印老”）《净土新论》一书所引起的战后台湾净土思想争辩与发展，此一争辩一直持续到八○年代。
　　印老恐怕是四十多年来对于台湾本土的佛学研究影响最力且最为深远的一位，被大家推崇之为“一代导师”。依我看法，印老的佛学研究之中最有成果的是，一系列的经论讲记，以性空学为主、唯识学为副的纯正佛法之探索澄清，以及环绕著「人间佛教”理念的现代宗教观。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台湾本土佛教学者，几乎无一不受其惠，从他丰富而有深度的佛学论著，得到高层次的精神鼓舞与宝贵的思维灵感。不过，我们承接印老的佛学研究贡献之余，如何进一步推展、改善台湾本土的佛学研究？有趣的是，今日台湾的儒学研究工作者也开始面临极其类似的问题：牟宗三先生之后的当代新儒学研究者，如何才能超越牟先生的治学路数，开展新世纪的学问理路？
　　印老的佛学研究，前后长达七十年以上，在这漫长的治学时期，印老当然有他一套独特的佛学研究方法，但对方法论课题著墨不多，只在＜以佛法研究佛法＞、＜治学以佛法为方法＞，＜对佛法之基本信念＞（以上二文分别构成《游心法海六十年》的第三章与第四章）等文窥知端倪而已，并未展现完整而有系统的“佛法研究方法学”。我们细读印老份量既多且重的经论讲记之后，难免产生一个论释学的问题：我们如何比较他的讲记，与其他众多的注疏、诠释，判定孰高孰低？我们知道，从小乘与大乘之间的长期辩论开始，在佛教传统一直存在著「依文解义”、“依义解文”、“了义不了义”、“四依四不依”等等诠释学（或不如说“诠经学”）难题，而我们也在龙树《大智度论》、智顗《法华玄义》、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等名著之中，点点滴滴发现到能够提供我们建立“佛教诠释学”等学问方法论的一些理论线索或思维资粮。因此我说，我们必须从西方学术与日本佛学研究学点方法论技巧，开创“佛教诠释学”之类现代式佛学研究所极需的细密学科出来。为此，我们必须了解到，“信心为本”的佛法探索与“学术为主”的研究方式，实有暂时分开的必要。我在拙著
　　9页《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自序说过：“这两种研究方式只有相辅相成之功，绝无彼此对立冲突的可能。我们已经踏上佛教研究现代化的第一步，有此一理解与共识，我们才能建立自己的信心，通过分工合作早日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到世界水平，敢与日本佛教学者争长竞短。”
　　佛学研究的现代化，不但要求佛教诠释学的方法论开拓，也同时要求考古学的实地考察、文献学、历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比教宗教学、比较哲学等严格的学科训练，此类训练又同时涉及传统佛教语言（如巴利文、梵文、西藏文等）与现代佛教学术语言（如日文与英文）的虚心学习。由于印老出于旧学训练，当然不可能据此现代学术及其语言训练，去作暂时有别于“信心为本”的佛法探索的种种研究尝试，因此他的《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如来藏之研究》等书，虽系独自完成，令人感叹功力之深厚，但与上百的著名日本佛教学者（如中村元、平川彰、高崎直道、宇井伯寿等人）汗牛充栋般且有严密现代学术训练的佛学研究论著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无法相提并论。
　　现代佛教学术及方法学训练已如此精细到，无法让一位佛教学者同时攻治多门有关佛学研究的语言。美国密芝根大学有位教授据说通晓二十种以上的语言（精确地说，恐怕顶多通晓三、四种，其余则“浅尝”而已），而一般美国学府的训练方式，以苦修巴利文、梵文、西藏文乃至日文等等多门语言为号召。如此训练出来的结果，泰半学者只停留在文献学的基层研究，根本无法深透佛法之中最艰难的“义（理之）学”了。因此，我对台湾本土的新生代佛学研究者建议，宁修两门左右的他国语言，能精能快，要比泛修七、八门语言更有学术研究的效益。我也建议，佛学研究有关的语言训练可用分工分学的方式予以解决，又可促进研究者共同合作的机会机缘。
　　印老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理念，多年来海峡两岸的佛教人士（包括出家与在家）都似乎接受之为共识，“人间佛教”几乎变成口头禅。但是此一理念既非空灵灵的口号，则必须涉及现代佛教徒的实践性课题，也就不得不联贯到女性论述、民主、自由、人权、多元开
　　10页放、环保伦理（有关脑死、安乐死等等死亡问题的）医疗伦理等等（后）现代的种种难题。这些年来日本佛教学者已在他们的著书立说与公开辩论之中，极有认真而深刻的探讨反思。我们在承接“人间佛教”理念之余，恐不得不进一步进行此类实践性课题的讨论与解决，否则所谓“人间佛教”不可能真正落实成就于世俗谛中，岂非彰显不了二谛中道的现代意义？
　　“人间佛教”理念与现代社会的种种实践性课题之结合，自然也会触发我们开拓佛教与世间知识融贯而成的种种佛教学术研究崭新部门的思维灵感，诸如“佛教与女性论述”、“佛教环保学”、“佛教通识教育”、“佛教美学”、“佛教教育学”、“佛教心理学”，以及我这三年来为了新世纪的本土佛教一直提倡著的“佛教生死学”与“佛教精神医学暨精神治疗”等是。光有纯正佛法的了解与传统经论的知识，而无现代世间知识的配合补充，就不可能在下一世纪开创健全有益的本土佛教出来。为此本土佛教的未来目标，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设法以分工合作的严格学术研究训练方式，培养更多的佛学人才，兼有“信心为本”的佛法认识与“学术为主”的专科本领。只要我们大家有此共识，我们必能达到此一目标。
　　事实上近十年来，在台湾佛教史研究、佛教思想变革研究、佛教教育制度研究、佛教艺术（史）研究、佛教与社会关怀之研究、个别传记与佛教通史之研究、解严后佛教变革之研究检讨，乃至中原佛教社会史、佛教经济史研究等等佛教各部门的学术探索，已有一批本地学者的著书立说出现，各从不同的角度尝试著台湾本土的佛教学术研究开展新路，上述江灿腾兄的力作《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已一一提及，且予精锐的考察，毋需我在这里多所列举。总之，我们研索佛法、佛学的真谛之余，如能费心讲求严密的现代佛教学术暨方法学训练，通过坚忍不断的自我鞭策与相互勉励的协力合作，我们台湾本土的佛教开展，是有新时代的极大潜能与前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