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科学时代”与“东方大智慧”

“后科学时代”与“东方大智慧”
　　中国传统哲学，儒、释、道三足鼎立。论正统精细，当数孔孟儒学；论繁杂奇诡，当数道学与道教；而若论玄奥博大，则当数释氏佛教中的“哲学一系”——中国禅宗。
　　要而言之，禅宗即“心宗”，重在“心”的“虑”与“修”，而不拘泥于形迹，不重外表形式，因而，它与佛教教义深处求“空”的宗旨更吻合，与黄老之学的“无”的要义更暗合，“空”与“无”的深刻结合，使禅宗比另外二者，更具哲学深度，因此，禅宗于近、现、当代渐渐风靡欧美，实在与西方人的哲学偏爱不无关系。
　　东方在哲学和科学上，三千年来走了一条和西方很不相同的道路:东方人(如印度及中国)较重视经验的、感性的和宏观的把握，如中国人诊病，于“望、问、闻”之外，主要靠三个指头对病人腕上脉搏跳动形态的把握，千万种不同的病的区别，便由这三个指头所感觉到的印象来下结论；中药没有“化学分析”，其起源是“神农尝百草”，依服用后之感受和结果来判断它的效用；中国水墨画的“笔含众书”、“墨分五色”，凭的也是大量经验积累之结果。
　　与此相反，西方近代科学的形成，是建立在实验的、理性的、分割的把握之上的:诊病用仪器、用药定量分析，西洋油画讲透视、人体解剖、光影对比、色彩分析，即是尽量精确又精确、细微又细微。随着西方科学的发达，其分析、实验、精确、细微于实用科学方面，的确是较诸东方先进的，但分析和实验精确细微到极致之后，便矛盾了，甚至无路可走了。有学者称之为“后科学时代的惶惑”。于是，寻求一种对实用科学之外或之上的对世界、对人生之感性的、经验的、整体和宏观的把握之愿望，促使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许多精英人物，将其探求深一层真理或奥秘的目光，渐渐移向了东方。
　　另外，西方近代科学在工具和方法上的发达，造成了许多问题:对天地自然的过度索取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灾难；过度的城市化、人口集中带来了人的心灵的抑闷；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短视主义和“碎片哲学”的昌盛，产生了灵魂的无助与精神的迷失，因此种“哲学的贫困”，西方人亦顿时有悟:一种涵盖了人类和天地自然的终极真理的大智慧，应当到东方去寻找。
　　上述科学和哲学两界不约而同“东寻”之结果，终于寻觅到那个高翔于人类精神天空之上、那个可以用于统领被他们割裂了的世界和被切碎了的灵魂、那个种籽产于古印度、花叶盛开却在千年前的中国、果子播撒到近代的日本的被叫做“禅”或“禅宗”或“禅学”的东西。
　　禅在它产生千余年后，终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智慧果。
　　近代有人类学家认为:两三千年来，地球上叫做“人类”的这种灵长类动物，在智力上并未有大的进步，譬如，在哲学和文学上，人类的最高峰依然是两三千年前乃至更久远的那些巨人的身躯(例如西方的荷马和东方的屈原)，人类所进步的仅仅是技术的积累和工具的改进——一台电子计算机永远成不了诗人或哲学家。人类最伟大的几个人物: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耶稣，他们大约诞生于公元前后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而穆罕默德、菩提达摩和六祖惠能，则大约诞生于1500年前。因此，今天哲学上的回归或回溯，从现在这一代人或几代人看来，是一种“迷失后的回归”；但在几百代人之后，即在一万年或十万年之后的子孙后代看来，这种1500年乃至3000年的回归，其实仅仅是出门时忘了带钥匙，走了三步又返回去寻找的一种极及时的明智行为。
　　我们不必将“禅”当作包医百病的万能良药。但是，当人们被摩天大楼压得不能喘气的时候，当人类被自己有意或无意“创造”或“合成”的新病毒病菌弄得羸弱不堪的时候，当地球外的臭氧层日益变薄和地球上海平面日益升高的时候，当人类已经只剩下小机巧、小智慧而寻找不到大智慧的明净家园的时候，一种教导人类将三千个大千世界和一粒芝麻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将人生的生老病死、苦苦乐乐和花落花开、尘起尘定看成相近的现象的“理论”或“哲学”的被挖掘和重见，无疑是一件极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