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之道对促进世界和谐的启示
“中和”之道对促进世界和谐的启示
摘要:于生生通变之中守“中和”之道,为易道之本,推崇“中和”之道,其价值追求可以归结为是在全世界人民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全人类的普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宽容的人道主义精神促成适应人类社会进步的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定。
关键词:中和;和而不同;以和为贵
“中和”之道是中华文化和传统思想的精髓。《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简言之,“中”为体,“和”为用。“中”是形而上者,“和”是形而下者。二者的统一就是“中和”之道。
一、“中”与“和”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整部思想史都贯穿着“中”与“和”的思想。《周易》强调“中和”的思想,在儒学和道学中都得到了极力推崇。儒学崇尚“中庸”之道,更是“中和”思想的具体衍化,或者也可以说“中庸”之道是秉承易学“中和”之道,并且以“中和”之道为其思想的内核。《易》乃经之统宗,其学理之广大精净,连孔子都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堪称中华文化之源头。于生生通变之中守“中和”之道,为易道之本,其中所言知易以执中的思想之美亦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始终。故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和”思想的源头活水即从《易》中来。
“中”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最适当的点以及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最和谐的状态。《礼记·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种内在的性情在自由意志中处于和谐的适中状态,就是“中”;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能把握住其最适当的点,就是“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处事不偏不倚,既不“左倾”,又不右倾,叩其两端,执两用中,就是“中”。
“和”是指使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及其发展过程达到适中和谐的状态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交互过程。简言之,适中即为“和”。内部的自由意志外化为现实性存在时能“发而皆中节”也是“和”。天地相合而化育万物,万物各归其类并相互运作生长,就是最广博意义上的“和”。
简言之,“中和”思想包容天下万物,故《礼记·中庸》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二、“中和”之道的价值追求及其规则
和睦相处,于大和谐中使全世界人民都享有自由、和平和安定的幸福,这是全人类普遍的情感渴求。《联合国宪章》指出,要“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此处所提倡的“容恕”和“善邻之道”思想,与“中和”之道思想的形而下是互相吻合的。“中和”之道所蕴含之真理对世界各国如何力行容恕与善邻之道具有重大的文化参考价值。
当代世界的文明进程中,推崇“中和”之道,其价值追求可以归结为是在全世界人民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全人类的普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宽容的人道主义精神促成适应人类社会进步的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定。故《周易·咸·彖传》有言: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下和平方有可能趋向于《周易·乾·彖传》所言:“保合大和”。“大和”即“太和”,“太和”乃至善之和谐,是和谐的最完美的状态。至太和则“万国咸宁”。
如何才能使人类趋于“太和”这种高度和谐的状态,这就要求世界各国都能“终日乾乾”,并能“与时偕行”,“因其时而惕”,“夕惕若历”。简言之,就是能日乾夕惕以自强不息。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故“中和”之道强调“时中”,适时而变,强调“日新”,于生生变化中“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因而守“中和”之道,还必须深知“唯变所适”的规则,以适应和驽驾天下通变的事态。得此道者,必以“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之强健,生生不已。
那如何才能日乾夕惕,适时而变呢?首先要能得中居正以观天下,以“中立而不倚”的心态才能真正适时而中,不出其位。而“中立而不倚”的前提就是“和而不流”。在人类交往过程中,能尊重他人与自己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保持自我,维护自身的独立性,不偏不倚,不随波逐流,才有可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或者说,遵循“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处事规则,以求“和而不同”。“和”即是在包容“差异性”的前提下一种和谐共处的状态。从国际社会的层面上说,就是在世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下,互相尊重各自的国情及其差异性。更进一步讲,就是主张在多元主义前提下追求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睦相处。推崇“中和”之道的背后是多元文化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并对各种文化的自由发展推行循其自然的无为之道。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宽容精神。也正如《周易·睽·象传》中所言:君子以同而异。基于此,再次思考周恩来在国际社会中所提倡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就更能体会到它高超的智慧和伟大意义。求同存异的思想与“以同而异”是一脉相承的。
“不同”是客观的,如何在尊重各国差异性的前提下建立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使之趋向于“和”的美好状态,是全人类的共同心愿。而这点特别要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大小强弱之间的关系。老子这样论述到:“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如果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皆能相互信任,彼此谦让,以下处之,求共同发展,那么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各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一定有如《周易·乾卦·文言》中所言:“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大国沙文主义和小国民族主义是两种极端,特别是要防止大国主义,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国家交往中若双方皆能善以下处之,谦下为上,那么才可能在各得其所求之时维护国际社会的长久和平。
如何谦下呢?《周易》损益两卦提供了最为精微的指导。《周易·损·象传》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下者对上者有所奉献,便可取大国。但是这里的“损下”并不是随意地减损自己,而是强调“损而有孚”,守持正道,那么自然就可取信于上者,以得其所欲了。《周易·益卦·象传》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下上上,其道大光。”上者施利于下者,天下民众自然无比欢悦。故《周易·谦卦·象传》亦指出:“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减损多者,增益寡者,那么全世界的资源分配,特别是国际权力的配置就会趋向于“平”的和谐之状了,这是一种均衡秩序的自觉追求模式。
三、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心理
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华民族有一种典型的文化心理——“以和为贵”。“和”不是忍气吞声,不是萎缩和柔弱,相反,是将不平以一种适中的方式表达。不平则鸣,就是行使表达自由权利的体现。而鸣不平的文化心理显著的表现之一是对贫富悬殊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痛恨。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其思想就包含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的一种匀称与和谐。孔子“患不均”的思想忧患的是:不安分守己,不遵循社会活动的公平规则而分配社会资源或者获得社会财富。所以“均”在这里最确切的理解是“均匀”,而不是“平均”。而“均”又是“中和”思想的具体化运用,对处理人类资源配置问题和各国利益多元化追求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人类是有欲望的社会动物,其趋利性是近似于无穷大的。因此任何国家基于公共良心和法律的正义必须对人类的这种求利的天生属性因势利导,使之趋向于“善”。当然,回到“人”本身这个问题上,一个国家之所以有国家利益的整体追求,从应然的角度思考,就是基于这个国家整体性社会心理引导下的共同意志对国家政策的作用力。因此,每个国家必须以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利益追求为国家行为的目的。人心之所向的国家行为不会出现偏颇,它代表人类历史的方向。正是因为人类心灵的相通,才有了全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同时对“枪杆子中出石油”的国际战略和“石油换食品”等丑陋现象全人类会基于普遍的良知都表示憎恶。
在国际社会中,判断一个国家利益追求的正当和合理与否,其衡量标准是不伤害别国应得的利益和不威胁到全人类的公共安全、公共福利以及后代的持续发展,这样才能维护国际社会公认的理性和秩序。这种合理的衡量标准用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表达就是国家利益的取得是否符合“义”。因为“利者,义之和也”,而“利物足以和义”。所以“义”是“和”的标准,而“利”是“和”的实质内容。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心理其实就是一种执中的义利观。在“义”与“利”之间居处“中和”以守正道,这是人类的美德。如果各个国家获利以“义”为标准,那么国际社会的资源分配就必然处于均衡的和睦状态,而这正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思想的国际化意义。
四、居处“中和”以求“大同”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同归”——在中华文化的思想中这种美好的共同目标,就是出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大同”思想对世界政府理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一个有着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国家和世界,人们之间心怀“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情,相互信任而和睦相处,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个人的人格和尊严得到充分尊重,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生命价值得到自由实现,这样的世界距离“大同”还会很远吗?
“大同”思想对世界政府理论的启示并不是说要对全世界人民和国家强制性地建立一个一致性的全世界共同体,也不是说要确定一个世界领袖对世界人民和各国强加一种全体一致的社会模式。至少世界政府理论的理想追求是以多元化的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共处,是为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议和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一个全球性为中心的理想化模式,是为各国及其人民平等地谋求自由和发展的机会建立和平和安定的世界秩序。
总之,以“和而不流”的自我意识,做到“中立而不倚”;以“求同存异”的方针,以“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规则,“与时偕行”,实现“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义以制事,以求其所得。所以说,“中和”之道是宇宙万物,天下万邦和谐相处的普遍法则。至“中和”则“天下大行”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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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戍国.礼记校注[M].岳麓书社,2004.
3、冯达甫.老子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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