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济资源的开发

民国二十七年，太虚对于实施多年的僧教育，渐渐感到消极和悲观，如他说：

余以身力衰朽，已不能实际上去做准备工夫，或领导模范的人，所以对于建立「养成住持中国佛教僧宝」的僧教育前途，觉很悲观他日遇有悲愿褔慧具足的人，而又机缘凑巧的时候，或能实施出来。（注六二）

　　同时，他谈到僧教育计画不能切实施行，事实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认为僧教育的实施，要于一般寺院的僧众和产业有一番整理，如果僧寺及产业不能整理，则大笔的教育经费没有着落，僧教育便无从施设。第二，因为不易得到有相当经济基础可办僧教育的名山胜剎，同时也因为缺乏实施僧教育的主干师资。由于人力、财力两头落空，使得僧教育无法依拟定的学程进行。（注六三）

　　因此，即使提出规画完密的教育体系，而实际施行的效果则又相当有限，或者光有理想计画，而不曾依计画做进一层的实践，使得办学的兴致大打折扣。就拿其晚期汉藏教理院的成绩来看，太虚亦认为汉藏教理院仅做到普通教理四年，专修教理三年，而最重要的二年僧律仪基础则是悬空的，并且所招收的学生，也没有都到高中毕业的程度，所以他认为：「此种人才，不能够作为养成主持中国佛教的僧教育，故本院对于住持中国佛教，不过作一种补充的、旁助的，而不能作为一种主要的僧教育。」（注六四）太虚认为完全的僧教育，应该包括习律、学教、修证三个阶段，并且「僧教育要建筑在律仪之上」（注六五），二年僧律仪院是最基础的训练。所以汉藏教理院的办学成绩，虽然颇受全国各界的重视，但是在太虚看来，仍只是僧教育系统中的「学教」阶段，仅能作为住持中国佛教的「补充、旁助」而已，尚不能算是完整的教育。

　　太虚又认为，就现实的环境来观察，他所提出的理论仍然是「未能实时实现的理想而已」，因为既没有相当的环境与之配合，也「更少有能发这样长远心的主干人才，耐得这十二年的辛苦」（注六六）；办学道场的不容易取得；师资教授的不足；办学人才的缺乏；加上学生招收的程度不齐；入学人数短缺等种种因素，都使他消极的把实现僧教育的希望，寄托在未来「或有悲愿福慧具足的人」，来实践他的理想了！

　　而除以上的困难外，僧教育的筹画须要庞大的经费，并且推动各项改革运动，尤其需要可观的经济支持，所以寻求可以开发的资源，就成为太虚佛教改革事业中，一项刻不容缓的现前急事。

　　寺院一般的经济来源，大致可分为三方面：其一，可能为钜商、军政界的护持；其二，香火或水陆经忏的收入；其三，丛林寺院本身的寺产经营。（注六七）关于第一项，佛门的权贵护法，可遇而不可求，找寻大施主护法，它的缺点是各种计画可能因而受到牵制。武院的挫折就是一个例子。并且，也有可能因为人事的新陈代谢，卒使进行中的计画停顿搁竭。（注六八）其次，关于第二项香火、经忏的收入，因为国内政治一直处在内乱外患，战祸频仍的局面，社会资产及民生经济均普遍贫乏，所以来自民间的收入也就相对减少。而一般中国的大丛林寺院，皆拥有广大的寺产田地，如江浙、苏北等大丛林为中国寺院之首富，其收入除经忏水陆外，大部分皆靠收租及农田不动产所得。因此，僧众的自力开垦，是动乱的环境中寺院经济来源比较稳定的一项收入。

　　经济的开发既是佛教事业的一项关键要素，但是，太虚在这方面并未做积极的争取或者经营、改善，以致于其计画中重大的改革事业，如佛化运动的推展，僧制僧寺的整建，佛教会的推动，乃至于僧教育各地佛学院的开办，世界佛教运动，及世界佛学苑的规画等等，均因为受困于经费筹措的困难，而动弹不得，最后终致于宣告失败。当然，太虚也不是完全忽视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在其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零星几处的关于开源节流的措施。只是这些计画，大抵都只在理论上「点到为止」，并没有认真去实行（事实上，实行亦有困难），而这与他实际上需要的庞大经费，其所做的努力并不成比例。

　　以下我们就文献的记载，来看他对于资源的开发，有些甚么样的理念和态度？

　

(一)沩山的开发计画

　　民国十三年，太虚在〈新僧〉一文中，曾经倡议二项有关佛教经济资源的开发办法。其一是：由每县各佛教寺庵联合组成该县的「佛教财产经管处」，由全县各佛教寺僧共同处理、支配。太虚首先提议由沩山试办，希望接着由各县区，联合成为道区；各道区，联合为省区；各省区，联合为国区；逐渐扩充办理。其二是：由每县各佛教寺庵，联合组成一该县的「佛教经忏应赴处」，其方法是仿照一般的公司章程办理，由全县各佛教寺僧共同处理分配。（注六九）后者，由各县或全省联合组成的佛教经忏团体，由于各单位本位利益的不同，一直没有实现。故民国十六年，太虚在上海自己创设类似此「佛教经忏应赴处」的「法苑」，一方面作为推动佛化运动的社会工作，一方面进行筹措新僧运动的经费来源。而前者，拟由各县市佛教僧寺联合办理的「佛教财产经管处」，因为又涉及到各寺院丛林，既拥有的利益不尽相同，并且，在子孙派、法派的旧有传承关系上，事实上不可能放弃私有的利益，做全面的变革或大幅的改动。因此，谈联合或谈合作，毋宁只是太虚的一厢情愿，对保守的丛林势力而言，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所以，这项计画也仅止于理想而已。太虚在该文中，曾感叹地说：

顾全国十余万僧，皆以私利私眷为梗，终未有实行之希望，此予十六年来心底最深之痛痕也！（注七○）

　　子孙寺院的传承，往往是阻碍佛教改革的关键，也是传统丛林无法与新佛教改革者沟通合作的重要因素。

　　关于沩山的建设计画，在太虚的相关文献中提到的次数最多，开发沩山也是太虚比较看中的道场，它的条件亦符合其所谓「道场幽寂，财产丰足之丛林」的理想办学场所，并且自民国十一年到民国十六年间，太虚对于沩山的开发计画，曾提到有如下五次之多，例如：

　　(1)民国十一年，太虚曾受请担任复兴大沩山（即沩山）的主持者，并商定恢复沩山产业的进行计画。（注七一）

　　(2)如前述，民国十三年，太虚计画由各县省联合成立「佛教财产经管处」，亦拟由沩山先试行倡办。（注七二）

　　(3)民国十五年，太虚〈建设人间净土论〉一文中，曾提到大沩山亦是其建设人间净土的模范试办区之一。如说：「此人间净土之具体建设普陀山之圣道场地最为合宜，不然，则深藏奥阻，丰林沃土若大沩山者，亦堪施设。」（注七三）

　　(4)民国十六年，太虚感慨旧日盛况的禅宗丛林，现在均已堕落于应酬往来的恶习中，故拟整顿一个清修、安僧的十方道场，作为复兴禅宗丛林的模范区。此时，太虚又看中沩山，想以沩山着手进行。（注七四）

　　(5)民国十六年，太虚正式在《海潮音》发表〈沩山僧农村设学通告〉，拟定由沩山进行各项建设工程。（注七五）如说：

兹就沩山佑祖道场，建设规模，实行农僧制，凡我僧侣，不能从事学业而愿从事农作者，由寺职员验其技能，出资招集，长年植林种田，以为佛教僧众之生产，用作修道资生之基本。（注七六）

　　太虚计画由僧众垦荒地，种农田，植树林，实行僧田僧种的联合式「僧农村」经济。这是实践前项由沩山试行倡办的建设计画，而一方面也是因应当时社会环境的趋向，及响应其新拟出〈僧制今论〉中的农禅、工禅的新号召。

　　以上五项资料，在在显示太虚对沩山有特别独到的「照顾」。然而，太虚虽曾属意沩山的大自然资源，但是这些计画仅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下文，在文献上看不到有进一步的具体规模出现。太虚与沩山有超乎寻常的法脉关系，按理说，在他对道场需求甚切的情境下，应该不止于点到为止的说说而作罢？

　　大沩山（沩山）在湖南省宁乡，为沩仰宗的千年法庭（沩仰宗有史迹可考者，可以上溯至五代的灵佑禅师），民国七年毁于匪乱，省教育会又觊觎沩山的庞大寺产。民国十一年，太虚应湖南缁素邀请，往长沙讲经，受到其友开悟、惠敏的劝请，乃决定作恢复沩仰祖庭的计画，答应住持沩山，而「辞谢临济五房」，接继沩仰宗法脉。（注七七）并与刘东青、赵炎午、仇亦山等，商定「恢复沩仰宗及沩山产业维护整理」计画。自民国十一年冬起，太虚即接掌大沩山，负名义住持达十五年之久，直到民国二十六年，才由宝生接任住持。（注七八）照理说，民国十年从净慈寺的挫折开始，太虚即提出各种初阶及高层次的佛学院课程计画，并一直在寻找可以安僧建教，作为整理僧制的模范丛林。那么，大沩山既有丰富的经济开发条件，太虚又接了沩仰法脉，负住持之责，为甚么没有利用大沩山成为其建僧的理想基地呢？是否还有外来的干涉事件？或军事、政治的占领、破坏？然，从文献史料上，皆看不到沩山有诤议事端，或涉及如净慈寺之地痞、坤棍藉权作怪等情事发生。而有关大沩山的史料，除以上相关文献外，亦再找不到其余的蛛丝马，与太虚关系如此密切之大沩山，却只字未提，此似乎有违常情，而成为太虚弘化史料的一桩悬案？（注七九）

　

(二)峨山甲的开发计画

　　前面第三章提到，太虚为因应环境社会的要求，民国十九年曾提出〈峨山僧自治捩议〉，以峨山甲区域，特设「峨山甲僧自治会」，作为佛教特种地方自治的试办区，并条列进行开垦的章程内容。（注八○）例如，实业的兴办方面：预设就峨山的农产、森林的开发，衣物的制造，房舍的建筑，形象的绘塑等各种工业，由僧众自己动手制作，做到经济的独立自给，不必依赖外界的供养。商业方面：办理促销及采购，希望采用合作社的运销方式，联合并分配于峨山地区的各个寺院。其它，如建设峨山，使成为僧寺的规范所，僧徒的教育所，及教化宣扬所，灾病慈济所，科学建设所，古物搜陈所等各项僧伽自治的开发事业。（注八一）

　　以上关于大沩山、峨山甲，或者普陀山的开发，太虚虽然提出建设开垦的意愿，但是读者只要深入这些资料，就可以发现这些讯息，皆属于附属的支节，偶一被提及，并未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事实上也谈不上成效。再者，如果从另一个立场来看，则仅可以说，太虚是以它来作为建设：(1)开创建立现代化的禅宗丛林道场。(2)作为「人间净土」的实验区。(3)作为响应社会潮流，建立僧伽自治、自给自足的现代化教团。(4)试行僧教育的模范区；或作为其晚年实践人生佛教「菩萨学处」的理想僧团（注八二）。(5)或作为淘汰出僧外者，所经营的农场、林场、工场或商场，即所谓僧外生产教育的场所。（注八三）所以，太虚的重点，并不在于经济资源的开发，开源只是其附带可以产生的积极作用而已；甚至可以说，其为顺应社会潮流，用以抵制官府迫害的作用，要大于对经济建设的重视。

　　事实上，很可惜的，如果以企业经营的理念来看，这个时候太虚已经注意到，并且运用到了现代「合作社」的经营及管理方式，若能有进一步的实际运作，则佛教的经济开发，可能有另一番新的模式出现。因为，他既有意模仿日本高野山的建设和组织管理，并且已实际列出开垦章程，发布在《海潮音》而公诸于社会大众，（注八四）可以说，诸事已备，而只欠行动了。然而，民国十九年的这个时候，由于社会、政治上，佛教界教团、教会上，需要他去奔走忙碌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此时，他计画中「世界佛学苑」之下的好几个语言学院（见第五章第三节）正积极筹画进行，所以峨山甲的开发，他只能提出理论的建设，而无法实际去做领导、监督的指挥者。

　　其实，为筹备各项办学经费及僧制的建设计画，太虚最早在民国四年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已经提议开办「佛教银行」，或「佛教工厂」，甚至创设一个「佛教基金团」，以三十年期为偿还的债票，由「佛法僧园」之行教院和佛教正信会，向僧徒及佛教徒募集，以利息作为建筑「佛法僧园」的经费，及开办银行或工厂的资本。（注八五）这是太虚最早提出开源经济的理念。其它，如民国十二年，为筹备武昌佛学院五个学部，共二十四年学程的庞大教育经费——预计约有四百万元，太虚亦曾有开办佛学院银行的提议（注八六）。佛教界有这样前瞻的理念，在太虚那个年代，确实是不容易的！这般的企划经营，即使在八十年后的今日佛教，还是非常时新的。然而，无奈太虚的智能超前时代太多，佛教界的人脉及环境资源，总是无法与他作适时的搭配！

　

(三)「法苑」的设立

　　开办佛教银行或佛教基金团，它的目的是为筹募经费而设立。其它，民国十六年，太虚得到药商玉慧观的支持，在上海创设一处以改良各种佛教法事为主的「法苑」。

　　「法苑」的创立仍以经济目的为主。太虚想在经济上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做为新僧运动的支持，故根据《整理僧伽制度论》，对于社会通俗的婚庆悼亡，经忏习俗等，均依佛教仪式予以改良和扩大。例如，其法事范围包括：佛式的婴儿汤饼仪、儿童入学仪、男女结婚仪、庆祝生辰仪、追荐丧亡仪、庆祝冥寿仪等，亦即将佛事扩充应用到小儿满月、周岁、成人结婚、祝寿，各种人生喜庆的佛化仪式。另外改良的部分，例如：对于非纯正的佛教经忏，如血湖忏、三官经等均革除废去，并废除楮钱、蜡烛，代以名香、电灯。（注八七）「法苑」所推动的佛事，事实上包括三项六部：即教务方面，设研究部、宣讲部、图书部；法务方面，除办理上列法事的法事部外，另设修持部；事务方面，设蔬食部。故「法苑」除经忏佛事的经济目的外，实际上即进行太虚所推动的佛化教育工作，其初步的运作情形，太虚在〈自传〉中曾提到：

日常在苑中布施医药，设备蔬食，流通经书，并随时举行讲经会、演说会、念佛会、祈祷和平会等，哄传全巿，影响甚弘。（注八八）

　　但是，「法苑」的活动，仅维持了二个月（民国十六年二月二日～四月二日），因为国民革命军南下，受到军事的影响，并为了保护褔建僧寺的安全，太虚受请住持普陀寺，兼闽南佛学院院长，无暇他顾，只好匆匆结束「法苑」。（注八九）故这一项经忏佛事的经营策略，也没有起太大的支助作用。

　　太虚的革新佛教，一直构想将佛教超荐度亡的习俗风尚，予以扶正，使走向正轨化及正常化。因为经忏佛事的改良，或经营佛教法事，一方面是僧界生计所依赖的一项可观收入，一方面也可以藉由现代化革新的法事，纠正历来民间错误的迷信信仰，或进一步灌输正信的佛教理念。在太虚看来，法事、经忏已经形成专业，既然不能废除，倒不如把它与各宗的关系别立出来，另设立专宗，一来可以专习其事，二来可与其余各宗不致混淆，妨碍专修，而对于佛教经济也是一项帮助。因此，早在民国二年，太虚已经提出在十宗之外，另外增设一专门从事法事荐亡的「忏摩宗」。（注九○）这样的构想一直持续下来，故民国十三年出现如上提到的，预设由佛教僧寺联合组成的「佛教经忏应赴处」，以经营现代的佛教法事。（注九一）接着，民国十六年，经由「法苑」的改良经忏佛事，而付诸实际行动。此后，直到民国三十五年，太虚在呼吁佛教僧寺应该重视寺院的经营管理时，又再度提出经忏佛事，应由佛教会统一订定法规的办法出现。（注九二）

　

(四)佛教僧寺的经济建设

　　综观以上太虚对佛教经济资源的争取，就时间的次数密度，或办法的运作实践来看，仍嫌松散并且不够积极。因为，其所推动的各项建设工程及革新计画，随时都面临经费不足的威胁而被迫停顿放弃；以太虚的聪顈智能，甚具前瞻性的眼光，而且随时推出各种应时新构想的个性看来，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经费来源，他应该更积极的开拓、设法才对。可是，从民国十六年，「法苑」结束之后，即不再有具体的行动或构想出现。而民国十八、九年间，太虚另外又有世界佛学苑的大规模建设需要开办，如其下所分设的北平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闽南佛学院，及由武昌佛学院改建成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等分支机构，在在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持。此时，太虚却眼见一个个的分院机构，都因为战事影响，及经费的短绌而逐渐放弃或收缩，连最后，最具研究成果的世苑图书馆预科班研究部，亦因为只能募得三千元的开办费支持半年，半年后，即因为经费无着，而停止、解散。（注九三）从这样的例子看来，我们不得不说在经费财源的争取上，太虚不但有所疏忽，而且严重的不足！

　　然而，民国三十五年，太虚却出人意料的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提出甚具专家标准的经济理论出来（注九四），从而使他也想到佛教的寺院经济，亦应随时代的脚步有所加紧建设。此时，他分别提出〈佛教寺僧的经济建设〉，及〈由经济理论说到僧寺经济建设〉。前者，例如他认为：

目前中国经济危机之救济，在如何迅速动员国内所有的生产力量，从事增产工作。有产斯有财，生产丰富，政府财政基础稳固，人民生计才有着落，民生主义也才可以实现。在全面的国民经济政策建设之下，佛教寺僧的经济建设，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然寺僧不能联合开发其经济的源流，则所兴办事业将无力荷负久远。（注九五）

　　因此，他列举出如下三项的经济开发计画：

　　(1)山乡寺僧：应就原有山场田地，在县区联合为林场、农场、或农林场之开办。

　　(2)城巿寺僧：可就寺地所宜，集办罐头笋菜，及僧衣鞋帽、或图书馆，印刷等工厂商店。

　　(3)应民众需求而服务的经忏：应由佛教会订立法规，整理运用，以增加经济收入，同时改善风俗。（注九六）

　　而后者〈由经济理论说到僧寺经济建设〉，他提出在中国民主计画经济下的僧寺经济，应该：(1)要由佛教会调查登记全国僧寺的不动产，与其它事业的收益品数。(2)编订生产及分配消费之总计画。(3)各省分会、各县支会、各大寺得制出局部计画，提供中国佛教会审核参考，并指导修正。(4)招集僧寺游资，办一佛教银行，为全国僧寺经济之金融枢机。(5)各支会或各大寺，各省分会集办林场、农场，及发扬教化的印刷工厂，与书局等工商业。（注九七）

　　这些计画能否实现是一回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为甚么太虚到晚年，才注意到佛教寺产开发的极待进行。而这样一个最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早期却不为他所密切在意？此时的建树，对于他的佛教改革事业丝毫也帮不上忙！这使我们想到：太虚尽管为社会、为佛教提出各式各样适应时代的应变措施，但是对于他自己身边迫在眉睫的大事，却无所觉察？经费资源的争取，是太虚改革事业的极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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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注　六二　见〈中国的僧教育应怎样〉《太虚全书》，第十七册，页四九七。
注　六三　同前书，页四九五～四九六。
注　六四　同前注。
注　六五　〈僧教育要建筑在律仪之上〉《太虚全书》，第十八册，页六二～六六。
注　六六　见〈现在需要的僧教育〉《太虚全书》，第十七册，页五○○。
注　六七　参HolmesWelch着，包可华、李阿含译《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上册，收在蓝吉富主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八十三册（台北：华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页二六一～二六九，及页二九一～三五一。
注　六八　例如，民国二十二年，上海钜商玉慧观被暴徒殂击殒命后，太虚在上海的弘化经费，即大受影响。又如，民国二十三年，护持武汉的弘化事业最有力的王森甫逝世之后，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预科班的经费，即陷于困难，而被迫停顿。见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三七○，及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页五一九。
注　六九　〈新僧〉《太虚全书》，第二十二册，页一○二四。
注　七○　同前注。
注　七一　〈太虚自传〉《太虚全书》，第二十九册，页二六四。
注　七二　同注六九。
注　七三　见〈建设人间净土论〉《太虚全书》，第二十四册，页三九九。
注　七四　见〈当速组佛教正信会为在家众之统一团体〉《太虚全书》，第十七册，页四五八。
注　七五　〈沩山僧农村设学通告〉《太虚全书》，第三十一册，页一○八三～一○八四。
注　七六　同前书，页一○八三。
注　七七　太虚在〈续沩仰宗派记〉谈到：「民国十一年，余接沩山于瓦砾堆中，辞谢临济五房，决复沩仰一脉，宝生、潜影继之。」太虚为沩仰第六世，其传继法脉如下表。见《太虚全书》第三十一册，页一一四二～一一四三。
注　七八　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一四四。
注　七九　按民国十一年，太虚为恢复沩仰祖庭，曾与刘东青等商定「恢复沩仰宗及沩山产业维护整理」之计画。时严定为侍者，曾作「侍院长大师住持湘省大沩山密印寺记〉，刊载于《海潮音》三卷十二号，并载有「赴沩山详记」。请参阅《海》刊，及同前注，页一四四～一四五。
注　八○　〈峨山僧自治捩议〉《太虚全书》，第十八册，页一六七～一七七。
注　八一　同前注。
注　八二　〈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太虚全书》，第二十四册，页四六一～四六三。
注　八三　〈中国的僧教育应怎样〉《太虚全书》，第十七册，页四九五～四九六。
注　八四　同注八○，页一六七～一七二。
注　八五　《整理僧伽制度论》，收于《太虚全书》，第十七册，页一六二，及页一八二。
注　八六　〈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太虚全书》，第十七册，页四六四。
注　八七　同注七一，页三○四，及〈上海佛法僧园法苑之新建设〉《太虚全书》，第十七册，页五一七～五二三。
注　八八　同注七一，页三○四。
注　八九　同注七一，页三○四～三○五。
注　九○　《太虚全书》第十七册，页三三○。
注　九一　〈新僧〉《太虚全书》，第二十二册，页一○二四。
注　九二　〈佛教寺僧的经济建设〉《太虚全书》，第十八册，页一九○。
注　九三　释大醒《大醒法师遗着》，页七二三，及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三七○。世苑图书馆成立研究部，当时的教员及研究员有：法舫、会觉、芝峰、印顺、谈玄、大醒、尘空、苇舫、雨昙、本光等。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二五六～二六四。
注　九四　参〈由经济理论说到僧寺经济建设〉《太虚全书》，第十八册，页一九二～一九三。
注　九五　见〈佛教寺僧的经济建设〉《太虚全书》，第十八册，页一八八～一八九。
注　九六　同前注，页一八九～一九○。
注　九七　同注九四，页一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