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域宗教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兼评王荣国著《福建佛教史》

关于地域宗教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兼评王荣国著《福建佛教史》
　　林拓
　　提要：
　　本文对地域宗教史的研究基本方向及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地域宗教与全国性宗教通史不同，它拥有不替代的地位和功能。地域宗教史的学术主题是宗教发展地域特殊性的探索，即地域宗教历史性发展中所特有的规律性。文章提出了独到见解。
　　林拓，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博士生。
　　主题词：地域宗教史研究取向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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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中国宗教史学探索的深入，地域宗教史的研究日渐得到重视，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福建佛教史》(王荣国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正是其中用力甚勤的一部力作。本文试图以该书为例并结合相关论著，对地域宗教史研究的基本取向及方法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推动该学科研究的良性发展。
　　一
　　地域宗教史，简言之即指一定地域范围的宗教发展史。众所周知，宗教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展开与拓进往往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而与其他地域的发展状况比较却存在着自身的特殊性。宗教发展的这一地域差异正是地域宗教史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就此而言，地域宗教史与全国性宗教通史不同，它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功能。
　　令仍遗憾的是，地域宗教史往往被当作微观的局部研究，仅仅作为宏观的整体研究的附庸与补充。这无疑取消了地域宗教史的独立性，使之处于尴尬的境地，这种现象将会阻碍甚至误导其发展。
　　应该说，宏观与微观作为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概念，对天人们把握认识对象、调控认知范围与手段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宏观与微观是相对而言的，运用这两个概念时不宜忽视两者之间的相对性；不仅如此，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作出"宏观-微观"二元对立的简单设定与分工也是十分不妥的。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试图昼避免"哲学上的二元论强化了这种分工"的倾向，"这两个术相互之间经常形成尖锐鲜明的对立，似乎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二者之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非得把其中一个看作在某一方面比另一个更为根本的视角"，"即使在这两个视角之间没有什么相互冲突的地方，也往往会形成一种颇为不妥的劳动分工方式。1
　　的确，对历史研究总体性和宏观性的强调并不排斥对局部地域历史的探索，而成功的地域研究也需要总体性和宏观性的内在支撑，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以"新的历史学是'全部整体构成的历史'"2为鲜明主张的法国年鉴学派并未轻视地域史研究，相反地，地域史研究始终占据着显著地位，《腓力普二世与法兰西康德地区》、《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朗克多地区的农民》、《11-12世纪马贡地区的社会》等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地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充分体现了年鉴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现了微观研究中的宏观识见。除此之外，微观的局部研究所形成的结论作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往往富有宏观性普遍意义。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3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4等都是从地域角度出发探索中国社会的历史结构，总结出具有广泛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同时，地域研究也有助于推动和检验全国性通史的探索，巴勒克拉夫曾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论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地域宗教史的研究正是如此。
　　总之，地域宗教史不是缩小了空间的宗教通史，更不是它的简单补充，后者也不是前者的机械拼凑，以"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为二者定位将会使地域宗教史的学术品位难以得到提高。地域宗教史拥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和广阔前景，也拥有独特的学术理路和研究方法。《福建佛教史》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域宗教史的学术自觉意识，它对于该学科的探索是十分有益的尝试。
　　任何地域宗教史的研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域范围的确定。目前，不少同类著作往往直接套用现代政区，不太关注政区的历史变迁及区域确定的合理性问题。早在二十年代，傅斯年就曾批评了丁文江《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6一文按民国省别归纳统计列传人物的作法，他说："把现代省拿来作单位，去分割元明清三朝的人物是大略可以的；拿省作单位去分割前此而上的人，反而把当时人物在当时地理上的分配真正perspective零乱啦。"7当然，一味排斥现代政区的参照意义则是将问题推向另一极端。
　　基于地域宗教史的学科性质，其地域范围的划定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历史地理学的原则，即充分考虑文化区域发展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另一个是历史宗教学的原则，即全面分析该地域内宗教发展的相近性与关联性。对于福建来说，由于地形的相对封闭，它虽然与周边地区存在着行政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是，它一直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地理单元；福建佛教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显著特点，因此，《福建佛教史》以福建为地域范围研讨佛教的发展是合理的，也只有这一合理的区域划定才能真正地展开地域宗教史的研究。
　　二
　　既然地域宗教史不是局部地域的通史，不是通史的补充与附庸，那么，它就应当拥有自身独特的学术主题。笔者认为，这一主题应该是宗教发展地域特殊性的探索，即地域宗教历时性发展中所特有的规律性。(它与历史宗教地理学不同，后者更侧重于通过宗教地理分布与变迁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来考察宗教空间演变的规律性，著名学者周振鹤教授的《秦汉宗教地理略说》8一文堪称这一领域研究的开创性典范之作。)如果地域宗教史失去了它的地域性，那也就不成其为地域宗教史。《福建佛教史》的研究正是围绕着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正如著者在《前言》中指出：本书的写作力求追寻福建佛教自身发展的轨迹，比较系统地反映历史上福建佛教的基本面貌。"对于宗教发展地域性的寻求，大致说来，可以循着以下三条路径进行：一是考察宗教区域化的进程与方式；二是与本土文化相交融而形成的宗教形态；三是与异域文化相交流而产生的宗教现象。这三条路径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在历史的具体进程中往往是浑然一体的，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我们才将它们作出适当的区分。循着第一条路径，著者充分考察了佛教在福建的地域传播与变迁，寺院作为佛教传播重要的物化形式，从它的散点式分布到福州、泉州两个中心的确立再到全省区域分布格局的形成与重组，可以窥见福建佛教区域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佛教在福建的传布是佛教区域化的重要方式与途径，著者"变换写作角度，采取分派别、支系阐述其师资承传"，尽可能详明地揭示其具体过程。当然，佛教的区域化不仅仅只有这个方面的历史内容，它还包括寺院经济、宗教政策的地方特色等问题，对此著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循着第二条路径，在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中，著者提出许多重要观点，诸如"《祖堂集》(中国禅宗最早的灯录-引者注)在五代闽中问世不是偶然的。它与唐末五代闽中禅宗的发展状况有着必然的联系"(第204页)等。循着第三条路径，著者考察了福建佛教与异域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异域文化包括福建的相邻省地区文化，也包括海外不同国度的文化，"福建作为滨海多口岸的地区，不仅外国僧人来华常从福建上岸，而且也是外国僧人归国，本国僧人出国弘法的主要通道之一。"(第330页)异域文化的交流促成了诸多颇具特色的宗教现象。
　　围绕宗教地域性的探索，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地域宗教史的面貌，还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重要关系：
　　一是地域特征与基本线索的关系。宗教的地域特征是随着宗教的地域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对于它的认识往往是在历史进程的考察中逐渐清晰的；而整体地把握地域宗教史的发展又必须以准确提炼或勾勒其变迁的基本线索为前提，对其发展基本线索把握的错位往往会直接导致对宗教地域特征判断的失误。因此，宗教地域特征与地域宗教发展的基本线索两者是相统一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基本线索的确立不能仅仅局限于宗教地域特征的本身，因为地域特征的形成与演变还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把握。地域特征的判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一味拘泥于此会影响读者的独立思考。《福建佛教史》的研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福建佛教发展的描述中，著者力求以体现福建佛教某些本质性变化的重大事件为线索以展现其进程的全景，与此同时，使福建佛教自身发展的轨迹自然而然的体现出来。
　　二是自身发展与多维关联的关系。地域宗教史是以地域范围内宗教的发展为主体的研究，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研究仅囿于宗教自身，而对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关联问题视而不见。陈支平先生主编的《福建宗教史》9一书紧扣福建的社会文化状况提示其宗教的地域特征，考察了宗教信仰与福建社会结构中政治体制及民间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关系，并分析社会群体、民间戏剧与宗教信仰的地域差异等问题。同样地，《福建佛教史》也力图在福建的历史的整体面貌中考察佛教的发展，为此著者深入地研讨了会昌法难、黄巢农民起义军入闽对福建佛教的影响，闽国统治者王审知父子及吴越、南唐、留从效据闽与闵中佛教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有助于课题研究的深入以及对佛教自身发展轨迹的准确把握。
　　三是国家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宗教的表现形态与西方不同，国家宗教往往与民间信仰交错杂糅，福建更是如此，两者之间有时甚至斑驳难辨。宗教发展的巫觋化、民俗化以及民间信仰作为宗教的重要社会基础对其发展的推动与制约一直是宗教学研究十分引人注目的课题。《福建宗教史》一书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关注。
　　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宗教的地域性一旦形成之后，它未必局限于该地域范围之内，换言之，福建佛教未必在福建之内。早在唐末五代，福建就已是全国禅宗活动的重要区域，两宋时期禅宗的发展更为迅猛。福建僧人对法眼宗、曹洞宗、云门宗、临济宗等各宗派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本省，其中不少人的活动主要在江西、两湖等地区，可以说，以上各宗派的发展与福建佛教及其文化的地域性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福建在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中(特别是两宋时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可能是福建佛教史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
　　地域宗教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理应有相应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当然，研究方法的确立并不是主观臆想的，它是由学科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更是随着探讨的深入从经验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地域宗教史的研究尚未成熟，有关研究方法的发掘也难以完整并切合实际，这里，笔者尝试性地提供几种方法，求教于大方之家。
　　区域分析法。地域宗教史的研究既然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展开的，那么，它就不该悬浮于该地域的社会文化之上空谈其变迁，可以说，紧扣当地历史的地域特性是研究工作成功与否的重要保证。区域分析法的运用不仅要体现在将宗教现象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更体现在探讨宗教现象的历史演进的同是充分考虑其地域差异与变迁。著者在《福建佛教史》一书中对佛教在福建从两晋、南朝、隋唐直至明清播迁状况，采取了地理分析的方法，从行政地理和自然地理等方面揭示它们的传播路线、中心及分布格局。另外，区域分析法的运用还在于考察佛教发展区域的成长、兴衰及伸缩等问题。与区域分析法密切相关的则是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往往有助于揭示宗教地域发展的特殊性。从横向比较来说，宗教的地域性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宗教在特定的地区内未必总是均质的，《福建佛教史》中对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东地区以及闽北、闽西地区佛教发展的分析正是一例；这里空间区域横向比较与区域分析法具有许多相通之处。从纵向比较来看，中晚唐大批移民进入闽中时的佛教与两晋南朝时期大相径庭，也同两宋时期佛教的发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综合比较来说，福建不同区域的历史发展具有相对的整体性，对不同区域的整体发展的比较有利于研讨福建佛教发展地域间的互补性与差异性。当然，比较的方法还可以在全国范围的不同地区、世界范围的不同国别中进行。
　　统计绘图法。人们经常将一门学科的数学化程度作为科学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地域宗教史的研究也应该重视数学化程度提高，另外，区域范围的稳定及对象的明确等也便于数量的确定，有利于计量方法的运用。《福建佛教史》一书借助方志等各类文献统计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数量，以明确寺院分布的地域状况，诸如"闽国福建兴造寺院区域分布表"、"宋代福建兴造寺院区域分布表"、"元代福建兴造寺院区域分布表"等等都可见著者的良苦用心。绘图方法一般是以统计为基础的，各类寺院、僧人的分布图将会更形象地反映区域的差异。
　　三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指的是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及田野调查三者的结合。对于文献资料的运用自然是历史学所关注的，而史料运用的准确性又是以史料真伪甄别为前提的，地域宗教史所依据的大量地方史料中存在着的史料伪造、错漏问题十分严重，这要求研究者要有深厚的考证功力。著者十分重视史料的考证，《福建佛教史》的考证精彩之处颇多，如关于马祖道一的肇化地、曹山本寂的披剃地、龟详无了与龟详慧忠的师承等方面的考辨。考古发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已不必多加论述。至于第三重证据，近年来日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葛兆光曾指出："……其实在宗教史研究中甚至可以提倡'三重证据法'。如果说，第二重证是上古的考古资料，那么，第三重证据就是现时的田野调查。现存的民俗资料经过统计和分析，能够为我们映证许多古代的事实；很多研究者大脑里也许只是几段抽象史料的古代宗教现象，很可能就在活生生的调查资料中重新组合成可以理解的事实。"10这种方法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支撑，因为文化现象在其发源地逐渐消失后会在所传播扩散的周边地区适度地遗存，林托思就曾以此阐述他的"边缘遗传"理论11；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从文化形态的实际遗存中去推求已消失的现象。实际上，这种研究方法已在实践操作中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地域宗教史的研究完全可以采用这一方法。
　　地域宗教史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同它本身的蓬勃发展相比较，显然是滞后的。笔者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向学界同仁请教，以求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责编：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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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会的构成》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3-234页。
　　2.《新史学》法·勒高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3.详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美·黄宗智著，中华书局1992年第1版。
　　4.详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美·施坚雅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
　　5.《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28页。
　　6.载于《努力周报》43、44期，《东方杂志》二十卷五期，《科学》八卷一期，1923年。
　　7.载于《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十期，1928年。
　　8.载于《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6-88页。
　　9.《福建宗教史》陈支平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460-506页。
　　10.《文献、理论及研究者》，载于《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人类学》台湾芮逸夫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版，第129页。
　　——摘自《宗教学研究》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