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福建佛教向东南亚传播与当地华侨社会

近代福建佛教向东南亚传播与当地华侨社会
　　如果说，元代至清初福建佛教界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是日本的话，那么，到了近代(1940—1949)其主要对象则转变为东南亚诸国。不过，近代福建佛教界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福建佛教对这一地区的输入。这与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佛教信仰需求有着内在的联系。谨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东南亚华侨信奉汉传佛教始于何时有待探讨。但据史籍记载可知，清光绪年间闽僧南游东南亚诸国者不少。其中知名者有福州西禅寺僧微妙禅师及其徒贤慧、性慧，福州豉山涌泉寺僧妙莲和尚，莆田龟洋福清寺僧平章，南安雪峰寺僧转初，厦门南普陀寺僧喜参、转解等，民国时期，闽僧南游东南亚诸国者增多，除了转解等僧清末南游归国后再度前往者外，又有更多的新一代僧人振锡南游。僧蕙庭在《闽南佛化新气象》一文中指出：“厦门寺庙不下十余所，僧人甚稀，且多散居南洋各处”，“泉州寺庙较厦，漳二地为多，僧侣亦甚寥落，且多散居南洋各地”。这里说的是民国17年(1928年)闽南僧人移锡南洋的情况。福建其他地方的僧人也不断有移锡南洋者，如莆田龟洋福清僧香林和尚于民国初年壬子(1912年)“随邑中诸同道扬帆出洋，先后立锡星马印尼诸国寺院弘法”。至于福州鼓山寺、西禅寺、林阳寺等也都有僧移锡东南亚。民国时期移锡东南诸国弘法的闽僧究竟有多少已无法统计，但仅其中的名僧来说，较清末为多，如转道、转物、转逢、圆瑛、会泉、性愿、法空、净然、永心、醒觉、广洽、瑞今、宏船、慈航等。众所周知，福建在古代就与东南亚诸国发生联系。早在唐朝，泉州就有个别人士因往这一带经商而定居吕宋等地。宋元泉州港、明代漳州月港、清代厦门港的相继兴盛，使福建人特别是闽南人因经商而移居东南亚一带者增多。而明末的倭患、抗清以及清初强迫福建沿海民众迁界、造成民不聊生，迫使许多人逃往海外谋生。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在福建拐卖数十万华工到美洲、澳洲以及东南亚等地充当苦力；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我国沿海一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加上自然灾害连绵，国内战乱频仍，土匪骚扰，宗族械斗等原因，迫使大批福建民众迁徙东南亚一带，形成空前的移民潮流。伴随着福建民众向东南亚移民，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向东南亚传播。福建自五代两宋以来就是我国崇佛风气浓厚的区域，受这一传统浸染的民众移居东南亚，必然形成佛教信仰的社会群体、构成了福建佛教向东南亚诸国传播的社会基础。
　　二、近代福建僧人移锡东南亚传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其一，为了募捐近代中国佛教处在衰微之中，而当时国弱民贫，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佛教事业，许多寺院凋蔽破毁。为了维持处在雕零之中的寺院与修复破毁的寺院，闽中僧人不得南游东南亚一带，在华侨中劝缘募捐。微妙、妙莲、平章、喜参、转初、云果等僧都是因劝缘而南游的。微妙，又名耀源，号雪庵，俗姓朱，福建仙游(今莆田市仙游县)人。15岁出家福州西禅寺，得戒于海贤和尚。后往鼓山涌泉寺清修10年。清同治末年返西禅寺，见寺院破败，发愿重建。微妙禅师从光绪三年(1877年)起至光绪十五年数次前往新加坡、马来亚、缅甸、菲律宾、泰国等国华侨中募款修建西禅寺。10妙莲，俗姓冯，福建明溪人。32岁出家福州鼓山涌泉寺，依奇量禅师为师。清光绪九年(1883年)继奇量任涌泉寺住持。经福州人官员陈宝琛的介绍，妙莲前往南洋各地华侨中募化。募得巨款后携归修建鼓山涌泉寺、于山白塔、乌石山乌塔等。平章，仙游(今莆田市仙游县)人，20余岁投莆田龟洋，依文瑞出家。为修复龟洋福清寺，于清末多次前往新加坡，马来亚募化。喜参和尚(1848—1911年)，安徽青阳人，30岁出家漳州南山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住持厦门南普陀寺。他鉴于南普陀寺“宗风寥落，殿宇荒凉”，“力谋恢复殿宇、宗风丕振”。据南安《雪峰寺志续编》载：转解出家南安雪峰寺后，“越年，鹭岛南普陀喜参和尚传戒，公(即转解——者)迳往受具……参老(即喜参老和尚——引者)南游星、马、公与焉……”。喜参和尚去世于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其“南游星，马”的年代当在光绪末。喜参携转解去东南亚的目的显然也是为了募捐修建南普陀寺的。南安《雪峰寺志续编》又载：转初法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家南安雪峰寺，次年往漳州南山寺受具足戒，后又归本山。“归(转初——引者)尝出洋弘化，助修雪峰大殿及东西楼重兴慧泉寺，大湖岩、古玄洞、石室岩寺宇。”而转初法师从宣统三年(1911年)至民国十年(1921年)去世为止是在国内度过。显然，其出洋的时间只能是在清末宣统三年以前。出洋的目的是同样是为了募捐修建寺院。云果法师，早年出家泉州承天寺，受具足戒于莆田广华寺善和和尚，又往浙江游方参学。归来见承天寺寺宇圮废，“乃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东渡台湾，南泛星洲，泗水、菲律宾募集巨金”。返回重建寺宇。以上诸僧均为清末南游劝缘募捐的。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期间仍有闽僧前往东南亚募捐。如民国15年(1926年)圆英法师为筹募泉州开元慈儿院基金，赴南洋讲经募款。抗战爆发后，圆瑛法师又携弟子往东南亚一带募捐以充抗战救护团经费。而泉州开元寺住持转物和尚鉴于抗战期间寺院资粮难以为继，振锡南游，奔走马来半岛劝缘。这些前往东南亚募捐的闽僧大多没有固定于某一国，通常是随缘而止，在外的期限亦长短不一。他们大都把募捐与弘法结合，以随缘说法为手段，达到筹款之目的。如福州西禅寺僧微妙禅师于清末光绪年间入菲律宾、马来亚、槟城、泰国等地劝募时，就靠启建佛坛念经或讲经活动募得巨款重建西禅寺。此外，还有以行医为手段进行募捐的，如泉州崇福寺僧妙月和尚于民国10年(1921年)“渡菲岛行医济世，蓄资回山，重修大殿、天王殿、法堂、禅堂、客堂、库房、五观堂、祖堂、报恩堂、钟鼓楼等处”。不过象妙月这样精通医道的僧人毕竟不多，靠行医募捐的仅仅是少数，而且在其行医济世的同时，必然会随缘说法。其二，为了弘法传教弘法是僧人的职份。由于东南亚华侨大部分信仰佛教，因此，从清末至民国不断有闽僧为弘法前往东南亚。如贤慧、性慧、圆瑛、慈航、转逢等。贤慧、性慧原为同胞兄弟，俗姓萧，泉州惠安(今惠安县)人。兄弟二人皆具宿根，成人后劝父母出家，以巨万家资创“清音寺”与“清德庵”，全家男女分住修持，后皆归依微妙禅师。光绪十八年(1892年)全家11人前往天竺国。在南天竺结茅学道6年，后往新加坡弘法。圆瑛法师于民国4年(1915年)至印度请得舍利与玉佛后，路经东南亚，在新加坡与马来亚槟城时，讲经说话。此后又于民国12年(1923年)往南洋讲经。据《重刻泉州开元寺志序》记载可知，圆瑛法师此次“讲《大乘论》于南洋星州”。兹航法师为闽人，早年就学闽南佛学院。民国19年(1930年)入香港，后又往马来亚，星洲等弘法。到抗战爆发前后，前往东南亚弘法的就更多了。福州僧人本宗、慧观、妙参、自宝、瑞参、青凯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往新加坡弘法的。与此同时，闽南僧广洽，念西亦赴马来亚弘法。晋江宿燕寺住持清姑文莲则往菲律宾弘法。转逢和尚因抗战而避居香港，后朝礼尼泊尔、印度佛教圣地，继则往缅甸弘法，“适有星洲广洽、宏船诸法师联函殷请莅星洲弘法。公乃先入光明山，闭方便关，祈祷世界和平。后入曼谷，回联邦上金马仑山，与演本法师相论道。继应马六甲延祥招提之请，为其开示，小住数月”。会泉法师亦于民国27年(1938年)南游新加坡，同行的有宏船法师。宏船(1907—1900年)，俗姓林，晋江(今晋江市)霞福村人。民国11年(1922年)投泉州承开寺依会泉披剃，次年往莆田广化寺依本如老和尚受具足戒。民国13年，会泉住持厦门南普陀寺，宏船随侍3年，“尽得会泉之口传心授”。民国22年，会泉移锡厦门万石莲寺，宏船随入，任监院。此后又“随乃师南渡星洲，先后游化仰光、印尼、槟城各处”。这些前往东南亚弘法的闽僧，有的卓锡一国，有的行化数国，有的后来返国，有的则留居东南亚。其三，受请住持寺院东南亚的福建华侨出于佛教信仰的需要，相继建立了一些寺院。这些寺院都延请闽僧住持。在马来亚，槟城的华绅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槟榔屿建极乐寺，延请曾经前来募捐的福州鼓山寺僧妙莲为开山，“妙莲方丈应侨绅之请，杖履南游……自是侨岛岷山乐趣正宗”。极乐寺遂成为鼓山涌泉寺的分院。此后其住持由鼓山寺一系僧人承传。如民国26年(1937年)曾任鼓山寺住持的圆瑛法师来南洋募捐弘法，受请住持极乐寺。民国3年(1914年)，在马来亚募捐行化的莆田龟洋僧平章受请住持马六甲青云亭。他将供奉民间俗神的青云亭改造成龟洋福清寺的分院。从此，青云亭的住持由龟洋僧承传。平章去世后，由香林、上弘等相继住持。此外，移锡马来亚的闽僧在华侨的帮助下，还相继创建一批寺院并任住持。民国7年(1918年)，惠安人法空禅师在槟城创观音寺；福州鼓山明妙禅州在马六甲创明觉寺；福州雪峰寺胜进禅师在怡保创东莲小筑，西禅寺僧淡禅在马六甲创妙公纪念堂；莆田龟洋僧金明在马六甲创香林觉苑，龟洋另一僧人定光于柔佛州创麻城净业寺。在新加坡，福建南靖县籍华侨刘金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献地布金”，在莲山创建双林寺。时贤慧、性慧率全家自南天竺来新加坡弘法，乃迎请“临济宗怡山派之贤慧禅师来开山”。从此，双林寺成了福州西禅寺的分院，其住持皆为西禅寺僧，贤慧之后，有性慧、明光、敬亮、兴辉、福慧、证明、碧辉、增慧、普亮等。前往新加坡弘法的闽僧在华侨的帮助下也创建了一些寺院，如福州林阳寺僧慧观创龙华寺，福州西禅寺僧青凯创法华寺、泉州崇福寺僧常凯创伽陀精舍，转解和尚“创立普济、香莲二寺”。此外，龙山寺、普陀寺、普济寺、普觉寺、妙香林等也都是闽僧创建的。这些寺院的住持多由闽僧充任。如会泉法师与其徒宏船法师于民国27年(1938年)前往南洋弘法。民国29年受请住持新加坡普陀寺。民国32年(1943年)去世。由其徒宏船法师继任。民国36年(1942年)宏船又受请住持普觉寺。闽南僧转尘受请住持顺天宫。转逢和尚于抗战期间朝礼印度佛教圣迹后，往东南亚弘法，“时龙山寺丈席久虚，转岸、宏船、广洽、昙昕、印实诸长老联柬恭请俯任方丈”。转逢受请住持龙山寺，“重立清规，结曼荼罗坛场于禅室，朝夕精修，道风普扇，四众归仰”。在菲律宾，民国时期我国有数百万侨民在其首府马尼拉经商，“以福建闽南籍居多，均据有经济权能……华侨信仰宗教则以佛教为众”。晋江籍华侨居士吴江流“因鉴于无寺院设立，殊为缺憾，乃募资购地，建筑大乘信愿寺”。曾任厦门南普陀寺代理方丈的性愿法师受请于民国26年(1937年)移锡菲律宾，住持大乘信愿寺，为其开山。性愿退居之后，又有瑞今法师等继任住持。性愿法师于信愿寺丈席退居后，于马尼拉郊外创建化藏寺。抗战役期间来菲律宾弘法的泉州宿燕寺僧清姑文莲在马尼拉信众的赞助下，创建兰若(后仍名宿燕寺)。此外，闽僧在菲律宾还创建宝藏寺等，其住持亦多延闽僧。在印度尼西亚，抗战前有莆田广化寺僧人(未详法名)住雅加达弘法，后由华侨信众集资兴建了同名的分院广化寺和金德院，以后又至万隆建分院协天宫，南榜建大兴庙，井里汶建觉寺等9所寺庙，民国时，这些寺庙多由闽僧移锡前往住持。在越南，民国13年(1924年)福州西禅寺僧永心、醒觉二禅师振锡南游，住越南二庙寺与观音寺，劝说明通禅师二所寺庙献出改为西禅寺分院。而民国37年(1948年)福州西禅寺僧证亮、淡禅等亦往越南西贡创舍利院，又名南普陀寺。此外，在泰国、缅甸也不乏闽僧前往弘化。福建佛教正是由闽僧通过上述途径在东南亚诸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三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信仰大乘佛教。其大乘佛教的发展都与闽僧的布教有至为重要的关系。马来亚第一所大乘佛寺是槟城极乐寺，以福建福州鼓山寺僧妙莲为开山；新加坡第一所大乘佛寺是莲山双林寺，以福建福州西禅寺僧贤慧为开山；菲律宾第一所大乘佛寺是马尼拉的信愿寺，以福建闽南僧人，曾任厦门南普陀寺代理方丈性愿法师为开山。此后，大乘佛教寺院在东南亚诸国逐渐增多，而且多与闽僧的努力分不开。在极乐寺、双林寺、信愿寺出现前，这些寺院的所在国的华侨、华人中谈不上有真正的寺院佛教。菲律宾华侨女居士连城在《佛教在菲岛》一文中说：菲律宾原来没有什么合理的佛法，只有“王爷公”“夫人妈”等一类“神道场所”。性愿法师赴菲律宾住持信愿寺，“菲岛华侨自受了性愿上人之善教，信众日渐增加，他们不但对于教理甚极深信，……凡没有事做的一班信众就常常到信愿寺来消遣，和性法师坐谈请教，这一坐谈，可谈出暮岛佛运的进步了”。性愿法师对菲律宾大乘佛教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被誉为菲律宾大乘佛教的开山祖师。闽僧对菲律宾佛教的贡献如此，对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来又何尝不是这样，妙莲和尚，转逢和尚与慈航法师对新马大乘佛教的发展同样功绩卓著，被誉为马来半岛大乘佛教的中坚人物。福建特别是闽南，是近代中国佛教变革与复兴运动的重要区域，闽南佛学院培养的新一代僧伽又是佛教革新潮流向广度与深度发展的推动力量，随着具有革新思想的闽僧(如转逢、会泉等)与闽南佛学院学僧(如慈航等)移锡东南亚，中国佛教的革新思潮也在这些国家的大乘佛教界流行。在组织佛教团体与创办佛教刊物方面：慈航法师在新加坡组织“中国佛教兴僧会”，试图“集中全国优秀僧材，作一新佛教之枢纽”，并创办《中国佛教革命的呼声》，慈航还于新加坡创办《人间佛教》杂志。菩提、华智、宏船、广洽、念西、星光诸法师则组织“星洲中国佛学会”，其宗旨是 (一)团结全华侨出家及在家之佛教徒。(二)把佛陀的教义宣传到民间去。(三)佛教徒同社会民主相互联络。(四)凡与人群有利益的事业协力进行。”并创办《星洲佛学》刊物。圆瑛法师在南洋弘法时，创立“槟城佛学研究会”。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闽南佛教徒组织“中华佛学会”、“三日衣正信会”，“以资联络华侨感情而启发佛教哲理。”在兴办佛教教育方面：慈航法师在新加坡创办“菩提学院”，自任院长，他还在马来亚设立相同的佛学院。马六甲青云亭住持金明法师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亲近佛教革新名僧慈航法师学佛多年，深受其佛教革新思想的影响。在青云亭创办“佛学研究所”，以此为名义，一方面向成年人讲解佛理，另一方面向青少年华侨子弟教授华文。在这所讲习所学习的成年人与青少年后来绝大多数都归依佛教。菲律宾信愿寺性愿法师与马尼拉在家佛教徒为推广佛化，于民国36年(1947年)创办“普贤小学”。
　　综上所述，福建佛教在东南亚传播与发展，最初是为了满足当地中国特别是福建侨民的佛教信仰需要。被视为中国佛教的一部分，同时客观上对东南亚各国佛教发展作出贡献。物换星移、由闽僧传播并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已成为东南亚各国家宗教信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大乘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几乎一开始就与佛教的革新运动相联系，使得这一带的大乘佛教具有蓬勃向上的活力。此后，东南亚各国的大乘佛教基本上沿着近代奠定的变革趋势发展。
　　文章出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