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领袖与宗教情结

革命领袖与宗教情结
　　张景岗　何琼
　　进香的少年
　　一九四九年，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谈到了一些毛泽东早年生活的情况，其中说到：“毛主席常说：他也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的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这里所指的是1908年（也有材料说是1909年），已是15周岁的毛泽东，因为母亲生病，便许了愿，到南岳衡山去“朝山进香”。很少有人能知道这次进香的异乎寻常，那不是一般的“求神拜佛”，而是去进“朝拜香”，即几步一拜地一直从家乡韶山步行到衡山。从毛泽东的家乡到南岳衡山有几百里的路程，在崎岖的山路上虔敬顶礼，风餐露宿，这是今日中国大陆恐怕只有藏地才能见到的奇景了。毛泽东身高体健，他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他14岁的时候，父母按照乡俗就已为他定亲娶妻。可以想见，这位肩负家庭重担和中国未来的早熟的少年，当他朝向着南岳衡山的方向，一次又一次地跪下、顶礼，然后徐徐而起、双手合什，缓缓而进的时候，谁能怀疑在那炯炯的目光中所包含的对于宗教真诚的依投，对于人生苦难的宗教般荷负的勇毅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位后来以无神论著称的共产党人的领袖，他迈向人生的第一步，恰恰就是以对于慈悲博大的佛教的虔敬与认同为主要标志的。怪不得毛泽东在成为举世瞩目的领袖人物之后，还一再追忆其早年对于神佛的信仰。虽然这时的毛泽东已基本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对自己早年的行为称为“迷信”，但他这样再三的反复谈及、追忆，也许正好从一个侧面向人们透露这样的信息即早年的宗教生活的熏习同他对于所谓大本大源的探寻一样，给毛泽东的一生都打上了一个深沉而难以磨灭的印记。革命者与“上帝”
　　毛泽东晚年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就是“上帝”。当然，对他来说，上帝就是人民。但也有另一种特指，那就是卡尔·马克思。他多次对外宾谈到：马克思是上帝。进入七十年代，他更是多次说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可以说，马克思同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奠基人，在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只有这两个人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上帝。但也正是这两个人，在他们的早年，同毛泽东的早年经历一样，都生活在笃信宗教的家庭中，即信奉着耶稣基督和他的上帝。
　　马克思出生在德国特利尔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在他出生不久，基督教在这座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因为当局颁布了一个公告，它使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抉择，或者接受洗礼，或者放弃任何官方的职务和工作。作为当地一位有名望的律师和公证人，马克思的父亲不得不和自己的全家一起改信基督教。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马克思的家庭对待宗教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这与恩格斯的家庭气氛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尽管这样，马克思的父母还是经常祈求“至仁的上帝一路保佑”他们“亲爱的卡尔”。1835年底，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还这样谆谆劝勉道：“你是纯洁无瑕的，这点我确实毫不怀疑。但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马恩全集》，第40卷，第832页）
　　耶稣基督为了人类的罪恶与苦难，无悔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他人格至尊的光芒曾深深震撼过青年马克思那颗勇敢的心灵。1835年8月12日，17岁的马克思在他的中学考试论宗教问题的作文中是这样表达他对耶稣的景仰之情的：“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自已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马恩全集》，第40卷，第820页）“和基督一致，就在于同基督有最密切的和最生动的交往，在于我们总是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在于对他怀着最崇高的爱”（同上，第821页）“一个人一旦达到了这种道德，和基督一致起来了，那么，他将会泰然处置命运的打击，勇于对待各种欲望的冲动，无畏地忍受一切苦难的折磨，因为谁能征服他，谁能从他心中夺走他的救世主呢？”（同上，第822页）“因此，和基督一致可使内心变得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镇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荣誉欲，而只是为了基督而献给了博爱和一切伟大而高尚事物的心。”（同上）“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同上，第823页）
　　正是在基督精神的感召下，三天后，马克思写下了他的另一篇中学毕业作文，即那篇广为传颂和引用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共同目标早已唯一地被神所指定，那就是使人类和他自身趋于高尚，因此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在这个过程中，神是决不会使世人失去引导的，他总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轻声而坚定地作启示”（《马恩全集》，第40卷，，第3页）。我们的使命在于不被虚荣、名利和“不可抗拒的欲念”所迷惑，接受父母的指导，选择一种最能使人高尚起来的职业。在文章的最后，他满腔激情地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同上，第7页）“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同上）可以看到，在这个对未来充满渴望的年轻人身上，耶稣的灵光是何等荣耀，基督的热血正在沸腾。正确的宗教引导可以如何使一个人挣脱世俗的迷惑，而走向心灵的博大、高尚和尊严，17岁的马克思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吧！
　　与马克思相比，早年的恩格斯所受的宗教教育恐怕要严格和正统得多。
　　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个开明的商人，喜爱音乐和戏剧。在家中，他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严格的宗教教育。他坚持子女们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一定得听宗教教义，都要“绝对无条件地相信圣经”。他本人自从1825年以后，就一直担任学监和教会学校的校长，而且在1835年还担任革新教区的教会负责人。可见，恩格斯从小受的就是彻底的基督教式的家庭教育。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在与友人弗里德里希·格里培的信中，恩格斯总是一再地极其严肃和真诚地大段大段地讨论神学问题；为什么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仍然对于上帝有着炽热的信仰。1839年7月26日，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当然懂得幸福感，这是每一个使自己同上帝处于一种亲近的、至诚的关系的人，不管是唯理论者还是神秘主义者，都会体验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意识，即人类来源于上帝，你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是不会死亡的，饱经人间和阴间的忧患以后，摆脱了全部尘世的和罪恶的东西，你应当回到上帝怀抱中去。这就是我的信念，它使我得到安慰。从这一信念出发，我还可以告诉你，上帝的精神替我作证，我是上帝的孩子”。（《马恩全集》第41卷，第506页）“我承认我应当受惩罚；如果上帝想惩罚我，就让他这样做吧，但是要我在精神上哪怕有那么一丝一毫永远脱离上帝，我是全然不能想象而且也不能相信的。”（同上，第507页）在这天的信的最后部分，当恩格斯谈到他对许多具体教义的怀疑之后，他写道：“我写到这里，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情激动，但我觉得我不会毁灭；我会回到一心向往的上帝的身边。这是圣灵的又一证明，对此我愿以生命保证。”（同上，第510页）
　　在耶稣基督的教义中，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都应该兄弟相待，他之所以降生人间，四处行神迹，传教布道，乃是为了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为了普遍地唤醒人们的良知，洁净自我，涤除身心的污垢；为了传播友爱和关怀，消除一切人奴役人，人压迫人，使人成为非人的不合理现象。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惜被人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过：“你们要彼此相爱，象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翰福音》第15章）他还曾庄严宣布：“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同上，第8章）在著名的登山宝训中，耶酥举目望着门徒们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路加福音》第6章）这和《共产党宣言》最后所说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用语何其相似。
　　或许正是在这种救世精神的滋养、感召和鼓舞下，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早年起便树立起为全体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信念，并分别通过《莱茵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公开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辩护，成为全世界那些在贫困线以下挣扎的劳动者利益的代言人，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领袖。中国土壤与传统文化
　　人们常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的人物，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领袖，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关的，是和中国的大地、土壤密切相关的。的确，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观其一生，从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古老的湘江流域，说不清有多少才逸俊拔之士沿着岁月的长河慨然走过，所谓“唯楚有材，于斯为盛”，一语道破了湘人的自负。湖南长沙的湘江西岸，岳麓山东南山下，座落着岳麓书院，为宋代时著名书院之一。南宋理学家张栻 、朱熹在此讲学，一时从学者千余人，故有“潇湘洙泗”之誉。后来的湘人中，王夫之及曾国藩亦是一代大儒。　
　　除此之外，古时这里更是高僧纷沓，信众云集的佛教圣地。方圆几百里内，名刹梵宇享誉天下，尤其是南岳衡山，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是这块土地，在一千多年里，不知有多少炳然殊姿的人物，不染俗贵，梵行精深，在高高峰顶，在幽幽林间，坐而论道，游心太虚，修成正果。他们的慧言懿行，不仅士大夫闻风而动，也深深感化着这一代的民风民俗。
　　据史料记载，陈光大元年（公元567年），天台二祖慧思大禅师带领四十余僧径趣南岳，寄止衡山十年。一代国师，隋智者大师亦曾往返于此，道风流远。唐时这一带佛法大盛，就禅宗而言，六祖法嗣分南岳、青原二系。惠能圆寂后，其大弟子怀让即于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移居衡岳，前后三十一年，直至去世，故有“南岳”之称。其间，南岳下第一世马祖道一，即在此山悟道，并侍奉十秋。而惠能门下另一系，青原下第一世石头希迁也于唐天宝初年（公元742年）到达衡山，并且一住就是二十余年。后世禅宗独盛天下，分为五家七派，而考其法脉源流，则都是由南岳怀让、青原行思，分别经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之手传布开来的。由此可知，自六祖惠能灭后，由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石头希迁这样三位独步天下的大宗师长期止于南岳，曹溪家法曾一度移住此山，这的确是异乎寻常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省宁乡县境内，有一座大沩山，此山位于韶山西北约150公里处，山上有一座密印寺。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和同学肖子升徒步游历湖南五县时，曾以“乞丐”的身份在这座寺院留住两宿，并受到方丈及百余僧人的热情款待。史载唐宪宗元和未年，这里尚猿猱杂处，杳无人烟，其时，南岳下第二世百丈怀海的弟子灵佑禅师为师所遣，住持此山，橡栗为食，独栖七年，后建同庆寺，即是密印寺前身，受当时的相国裴休尊崇，前来受学僧人多时逾一千五百人，他的弟子，著名的仰山慧寂即在此山得法。禅宗自达摩传至惠能，后来分出五家七派，而五家中的第一家－－沩仰宗，其创始人就是灵佑和慧寂。正是由于灵佑禅师住持此山四十余年，是最初举扬一家宗风的大禅师，故而世称“沩山”。
　　由此可知，自古以降，在毛泽东从小生活的这块土地，曾有过难以计数的高僧大德，阐扬佛法，济世度人，佛教信仰深入民间，佛教文化以它特有的慈悲蕴奥的情怀，灵光独耀的本色，养育着湘人的性格，也滋润着这一方水土，使得山更深，水更清。慈母文七妹
　　1959年，毛泽东在返回韶山冲故乡时曾指着堂屋正中，风趣地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韶山冲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十九世纪未，这里葱郁欲滴的苍松翠竹环抱着几间泥墙草顶的房子，屋内很空荡，没有什么家具。堂屋正中的黑木桌上供奉的青铜佛像格外引人注目，令人肃然起敬。每逢斋日，这里便香烟萦绕。毛泽东便诞生在这里。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夫人——文七妹，是近代中国典型的平凡、纯朴而又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及毛泽东的外祖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深受民间佛教文化的熏陶。或许正是佛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教义在文七妹本有的天性中激发出心地温厚、对己节俭勤恳、对人宽仁博爱的品行。每逢荒年灾月，她经常送米送粮接济贫穷的乡亲。佛家慈悲救世的精神和博大深奥的义理，在一个不识字的劳动妇女的身上朴素而具体的体现出来。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谈到自己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页）正是通过这位品德高尚的母亲，佛教对毛泽东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少年时代的他发生了朝山进香的壮举，对后来的生活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毛泽东的小名“石三伢子”的由来带有浓厚的民间佛教色彩。文氏婚后生下两个儿子，均夭亡。1893年12月26日，文氏又生下第三个儿子毛泽东，唯恐他再夭折，便多方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并开始吃“观音斋”。文氏娘家后山有个龙潭沱，清泉从石缝流出，常年不竭。在沱口矗立着一块大石头，石上建有小庙，人称“石观音”庙。毛泽东出生不久，母亲就抱着他在这里来叩拜，并寄名为“石头”，取容易抚养的意思。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小时候大家就唤他“石三”。在母亲的影响下，幼年毛泽东依时节敬神拜佛，从不间断。他曾对斯诺说道：“我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同上，第10页）毛泽东的父亲是到晚年才开始信佛的。
　　“不杀生”在中国古代就甚为推崇。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远庖厨也。”不杀生更是佛教文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历代高僧大德纷纷阐扬。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在其《放生文》中说：“盖闻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是故逢擒则奔，虮虱犹知避死。将雨而徙，蝼蚁尚且贪生。何乃网于山，罟于渊，多方掩取。曲而钩、直而矢，百计搜罗。使其胆落魂飞、母离子散。或囚笼槛，则如处囹圄，或被刀砧，则同临剐戮。”“恃我强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补已身，心将安忍。”文氏反对暴力和杀生，毛泽东耳濡目染，他“小时候常随母亲去社里，而且还学会了唱佛经，那时候他深信杀生是罪大恶极的。”（《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他虽然身经百战，指挥大大小小的战役，内心却总是不失慈悯。跟随他十五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一生有三怕：一怕泪，二怕血，三怕喊饶命。“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着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后来，毛泽东开始住香山的双清别墅。同住在香山的将士们都听惯了枪声，此时耐不住寂寞，几位警卫干部便打起鸟来。毛泽东开会回来看见被打得血淋淋的麻雀，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并下令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说：“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42页）。据跟随他上井冈山的陈士渠将军回忆，毛泽东只在朱、毛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被任命为红四军党代表兼任第十一师师长时挎过一次匣子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2页）有一次，毛泽东与李银桥拉家常时，李银桥说他喜欢母亲，因为母亲心地善良对人宽厚，毛泽东说：“你母亲一定信佛。”他说：“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6页）。
　　这位对待政治上的敌人从不软弱，主张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盖世雄杰，终其一生致力于救护茕独孤苦与探寻人类大同之路，其与佛家强调忍辱不争、希望能化解一切仇恨的主张，难道就没有几分内在的沟通与契合吗？宗教与人文精神
　　宗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人类历史，无论是政治界、艺术界、还是科学界，那些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都几乎毫无例外地有一份挥洒不去的浓浓的宗教情结，政治家寻求全人类的平等与公正，艺术家追求精神上的至美与和谐，科学家探寻世界的奥秘和造福人类的物质方式。他们终其一生，投身其间而悲欣交集、九死未悔。在这种宗教情结中所蕴含的道德与智慧的升华支撑着人类，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维系着人世间的公义与对人文精神的追求。
　　事实就是如此，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毛泽东，在他们的早年，都与宗教有着某些天然的难以割断的联结，其影响甚至与共产主义的理论本身有着某些内在而深切的关联，这些恐怕都并非偶然。其实，共产主义同宗教之间并非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如果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便会发现，在真正的宗教实践家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有着不少内在的一致性。如对于穷困者及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的普遍平等的关怀；慈悲救世的情怀；勇于牺牲的果决和对于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这个理想的大同世界，不管叫做什么，无论是基督教的“上帝之城”，佛教的“极乐净土”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1卷，第273页）这一基本点上，依旧是息息相通的，因此它们也都同样地激发着这个世界上追求真理的人们为了人类和自身的更加美好而勇猛精进、忘我献身。了解了这一点，那么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毛泽东，他们早年之所以对宗教投注巨大的热情，便是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