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初的崇儒思想

论唐初的崇儒思想
　　周春塘
　　第三次儒佛会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
　　(1998.12.26出版)
　　页17~24
　　华梵大学哲学系发行
　　本文全文由华梵大学哲学系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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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 言
　　历来治唐史者，对唐代开国之初，兵革未息，便在三教之中，疏离释道，独崇儒术，颇觉意外。其理由不外︰一、李唐自谓柱下之后，其推宗老氏，应属自然；国基初奠，并不尊老，反而尊孔。二、唐承南、北、隋朝之后，佛教鼎盛，李渊父子早年于佛教亦有濡染，而李世民且曾借僧院之力，平王世充之乱。[1]国基肇建，并不护法，反有灭法之迹象。三、太宗儒学的建立，其规模之大、耗资之钜，征引宿儒之众，前所未有，允非应景细事。本文拟就此三事，援引史实，稍作解说。
　　二、与老氏的关系
　　李渊是否李耳之后，历史上多有评议。《唐书》《宗室世系表》 中的资料，依托附会的迹象十分显著，很少人相信。其七世祖李熙父子葬地在赵郡。陈寅恪先生认为 “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论之甚详，姑备一说，兹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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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氏闻见记》卷1 谓︰“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封演是代宗时人，距高祖开国已一百五十年。他的时代，经过睿宗、玄宗父子对老氏的提倡，已染上浓厚的道家色彩。但在开国之初，并非如此。从高祖武德九年（626）四月诏“废浮屠老子法”，而六月又“复浮屠老子法”《新唐书?高祖本记》 ，可见“浮屠老子法”在那一时段里，可以随时置废，并无巩固的地位。至于李姓，高祖祖父李虎自西魏时已赐姓大野氏，至隋代因与文帝姻亲的关系，才复姓李。又，唐初有不少专为儒门而设的馆阁，如弘文、文学、崇文等，却没有道家的名分。迟至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才出现了崇元馆，专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等书。高祖对当时的道教已有高度的不满。武德九年他在《沙汰佛道诏》中，认为道士的行为违反老氏“本实冲虚，养志无为”的宗旨。为了要使 “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他决心把佛寺和道观大事删刈: “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去。”《全唐文》卷3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道教的评语，尤堪玩味︰
　　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贞观政要》卷 6
　　这种对道教高度的现实感，实为安史乱后的帝王所罕见。人主既对道教持疑，崇老的思想当然不容易产生。
　　三、与释氏的关系
　　高祖早年曾信奉佛教，其为子世民祈疾造像的故事，甚为学者乐道。[2]但即位后，态度大变。上述武德九年诏，议京师留三寺、二观，诸州各一，余悉罢去，是同时为释、道二教宣说的。此诏草于五月，而六月玄武门事发，高祖逊位，太宗大赦天下，事遂未行。否则唐代灭法，始于高祖矣！太宗虽未灭法，却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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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持佛教的意图。贞观初，曾敕遣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又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以及“私度不出者斩。”其禁令之严，闻者咸畏”[3]贞观二十年（646）于贬萧瑀的手诏中说︰
　　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
　　又举梁武、简文之例，责瑀(萧瑀为梁武帝之后)“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违忤君主，扇习浮华。”[4]措辞相当尖锐。
　　太宗虽有奉佛的故事，但都与攻治有关，无涉宗教信仰。“贞观三年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也。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怀也。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为阵亡将士造福也。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5]
　　虽然如此，太宗所见的佛教，也非尽属负面。当时宫中谤佛的人士甚众，如傅奕、秦世英等，但太宗始终不为所动。他曾对傅奕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卿独不悟其理，何也？”[6]他对佛教有比道教更多的肯定（认为“有国之常经”），并于佛理具特殊的兴趣。他觉得佛教虽来自西域，但“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门；”而道教虽是“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他说︰“朕之本系，出自柱下”，所以觉得先释后道，有点不妥，主张颠倒过来，“庶敦本系之化，畅于九有；尊祖宗之风，贻诸万叶。”《令道士在僧前诏》 太宗为要建立 “先道后释” 的次序，却反而说明了佛教在本质上确有较道教优先的地位。这情况不仅于太宗时为然。《唐会要》卷49 “僧道立位”条有如下的记录:
　　上元元年诏… 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至天授二年，敕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至景云二年……诏自今以后，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
　　太宗因崇尚文治，与当时学者往来频繁，其中也不乏高僧，如慧休、慧乘、明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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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其中最著称的，当然是玄奘。玄奘的大师风范和冒险精神，特别为太宗关注。但更重要的是他“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7]颇近太宗自己对学术的态度。他曾数请玄奘还俗，参与他的贞观之治，[8]可见他对玄奘的敬仰。
　　四、与儒家的关系
　　太宗对释、道的立场，时时模棱两可；独于儒术，从不支吾。贞观二年于斥二教之后，接著又说︰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6
　　他未即位前，于高祖武德四年（621）即开文学馆，召十八学士入馆，时人谓之登瀛洲，成为一时佳话。即位后，“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同上) 据史载，隋藏书三十七万卷，入唐后，仅存八万。《唐会要》谓弘文殿聚书二十余万卷，或是夸大之词。但太宗锐意求书，以魏征、颜师古等统其事，公府藏书，粲然大备，殆无可疑。《贞观政要》卷六戈直引真德秀曰︰“后世人主之好学者，莫如唐太宗。当战攻未息之余，已留情于经术，召名儒学士以讲磨之。此三代以下之无有也。”9允是的评。这些史实足以说明太宗对儒术的推重和扶持。从“如鸟有翼，如鱼依水”的比喻中，可以看出他的崇儒，是实用性高于学术性的。《资治通鉴》卷193云︰
　　上问王圭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以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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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世致用之说，是儒家本色，无有可议。但为 《贞观政要》集论的戈直在赞美 “太宗之好学，可谓至矣” 后，却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颇值得注意：
　　然尝论之︰太宗之所讲学，岂真尧、舜、禹、汤、文、武、孔、颜之学也夫？允执厥中，尧之学也；危微精一，舜禹之学也；建中建极，汤武之学也；忠恕一贯，孔门师友之学也。瀛洲诸贤之所讲，亦及于此乎？愚不得而知也！愚独怪夫君臣问答之际，诏令章疏之间，一事之微，无不讲也；一物之细，无不讲也。独于统宗会元之地，乃无一语及之。是则太宗之学，学其所学，非尧、舜、禹、汤、文、武、孔、颜之学也。呜呼！周公没，而百世无善治；孟轲死，而千载无真儒，讵不信哉！[9]
　　“统宗会元”是儒家传承的问题，应由“瀛洲诸贤”以及后来编纂五经的孔颖达等人来答辩。以之责难太宗，似未公允。但戈直认为“太宗之学”是“学其所学，非尧、舜、禹、汤、文、武、孔、颜之学也”的话，实非无的放矢。他的质疑，间接说明了“太宗之学”确有其异于寻常的地方。试管测如下。
　　五、“太宗之学”
　　武德二年（619）高祖诏令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奉之为“二圣”。贞观二年（628）太宗“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改变了高祖原有的计划，也结束了汉魏以来周、孔地位一向的错乱︰“时而颜回、孔子互作先师；时而宣父、周公迭为先圣。”他视周公 “功比帝王，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祀之儒官就享，实贬其功。”所以应当停祀，而依别礼，配享武王。[10]
　　假如一定要“稽式旧典”，高祖的祭祀二圣，也并无错误。[11]太宗之停祀周公，谅有政治的因素。这从后来高宗永徽令文中又“改用周公为先圣，遂黜孔子为先师”，可略见端倪。总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孔子为先圣，始于太宗，为后世所遵循。他把孔子从政治的圈范中解放出来，把儒学提升为独立的学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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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其功非细。这与他把史馆从秘书省升迁至门下，提高史馆的地位和独立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太宗之学”特色的第一点。
　　太宗于贞观二年“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国子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员生。太宗又数幸国学,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12]他把长安荟萃为求学与入仕的中心，同时也初步建立了国际文化交流的管道，其为“贞观之治”奠立了良好基础，是无可置疑的。“太宗之学”似自有其“统宗会元”的地方。若谓其帮助完成太宗政治上的理想，也无悖于事实。这是其特色之二。
　　李唐统一中国之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思想上的混乱。其时南学方炽，而儒学荒废。太宗想振兴儒学，必须从根本工夫做起。贞观四年（630）他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颜师古、房玄龄等考订五经，颁定于天下。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颜师古、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13]他提出的方案，一是文字的订正，即文献学的重建；二是章句繁杂的删刈，即今古文与南北学之争的平息。这两件工作颇耗人力财力，但在政治的庇护下，做得相当彻底。范祖禹曰：“唐之儒学，惟贞观、开元为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14]这些大规模的经学整理工作，都是在短短十数年间完成的，不可不谓神速矣。这是“太宗之学”特色的第三点。
　　不过这一点也正是“太宗之学”惹起戈直不满的关键所在。无可否认的，传统的经学视“统宗会元”为极端重要的课题。不仅整个学术的系统有它的传承，即每一部大经都有它个别的根源。整理经籍不同于创作，是取前人之书为底本，而作注疏。孔颖达诸儒采用了不少疑问丛生的旧本，如孔安国的《尚书》、王弼的《周易》、杜预的《左传》，深受识者非议。颖达死后，有诏更定。高宗时也叠有增损。但因是当时明经考试的标准本，敢公然质疑的人并不多。一般来说，这次经学整理之失，在于他们过分注意注疏，而遗失了经义的发明；为求注疏的统一，而扼杀了思想自由的空间。正如王寿南氏所说，他们的努力，竟导致儒学发展的阻碍，和唐代经学的式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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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被太宗高度信任的学者，从戈直传统的眼中看来，虽是功过参半，他们却有一桩意想不到的贡献，使得 “太宗之学” 展现了史无前例的光彩。他们固使思想界承担了相当的束缚，另一方面却激发了一种新思想的动力，即:摆脱一切饾饤纷纷的注脚，而从经文本身寻求答案。此时佛教思想正弥漫全国，这批新学者便迅速地把佛经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为一，创造了学界的新风气。中国式的佛教，如天台、华严、禅宗，便是其中的产品。与韩愈互为师友的李翱，则推出了《复性论》这一类有浓厚佛教气息的儒学，成为后来宋明理学的张本。近人罗香林氏也认为这一反动思想流宕至欧洲，颇促成了法国理性主义的抬头。[16]
　　结 语
　　太宗虽自许李耳之后，却鲜有修荐道观之类的记载。晚年较信方士，并服药石；征辽后，亦颇留心佛法，从玄奘之请，亲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度僧尼。于儒学，则稍见缓和。早年亲释奠于孔庙，贞观二十一年（647）后，改令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词称皇帝谨遣，”令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二十三年崩后，儒学渐寝。史乘中所见与儒学有关的记载，除科举外，多是虚应故事，有类祭典的制度化。例如：[17]
　　敕修孔子画像，改服冕衮，就庙行册礼；（高宗干封三年）
　　敕诸州孔子庙堂有不向南面者，改向正南；（中宗神龙元年）
　　皇太子亲释奠于国学，有司令从臣皆乘马、著衣冠；（睿宗景云二年）
　　颜回先师，其像见在立侍，准礼“授坐不立，授立不跪”。（玄宗开元八年）
　　唐初儒术，蹑踪汉制，不袭汉人阴阳灾异的陋习，别具气象；而调和南北，功不可泯。太宗崩后，在释、道强烈的压力下，转向天人、性命之学和三教的辩论。至其末流，则渐趋宗教式的表面化，以与民间宗教争一席之地。孔子的面貌，日益模糊。无怪乎韩愈在处州新修复的孔庙中，见到孔子和孔门弟子画像时，要语重心长地说：“像图孔肖，咸在此堂；以瞻以仪，俾不惑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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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 《全唐文?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卷10。
　　[2] 《全唐文 ?草堂寺为子祈疾疏》卷3。
　　[3] 释道宣：《续高僧传?法冲传?法向传》第25，20。
　　[4] 《旧唐书?萧瑀传》卷63。
　　[5] 汤用彤：《唐太宗与佛教》,《学衡》,No.75。1931，3月。
　　[6] 《旧唐书?傅奕传》卷67。
　　[7] 《全唐文?大唐三藏圣教序》卷10。
　　[8] 见注5。
　　[9] 《贞观政要》卷7，戈直按语。
　　[10] 《唐会要?崇褒先圣》卷35。
　　[11] 《礼记》：“始立学，释奠于先圣。”郑玄注：“若周公、孔子 也。”
　　[12] 《贞观政要》卷7。
　　[13] 同上。
　　[14] 同上。戈直引范祖禹语。
　　[15] 王寿南：《隋唐史》，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p.725。
　　[16] 罗林香：《唐代文化史研究》，台北商务，1967，p.13。
　　[17] 同注10。
　　[18]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处州孔子庙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