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应向生命回归

　　儒学应向生命回归
　　霍韬晦
　　自从十三年前（1988），法住文化书院发起召开第一届纪念当代儒学大师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举行的“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获得许多学术机构响应，纷纷参与协办，如台湾鹅湖杂志、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儒学研究会、北京中国文化书院，都派遣代表，聚会香港；而两岸研究中国文化学者，隔阂多年，亦首次在香港畅聚。此后，儒学会议相继在各地召开：台北、新加坡、大陆省市、远达欧美，所讨论的人物，亦不限于当代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牟宗三、徐复观，更溯源至孔子，在孔子故乡曲阜举行了好几次大规模的儒学会议和祭孔大典。再顺著朝代下来，汉儒、宋儒、明儒、清儒的代表人物亦被提到会议场上；特别是朱熹、王阳明，更连番举行，可见学术的注意力，对儒学是愈来愈重视。而另一方面，会议的主题，亦从人物扩展到与时代的关连，如儒学与东亚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社会伦理、生命伦理、教育……等各种专题，亦纷纷涌现。这说明了甚么？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单讲经济已不足够，还需要运用文化资源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而文化资源，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借重的呢？人穷则呼天，事实上，我们没有多少可以运用。西方的那一套，可以提供知识、提供技术，但光是知识、光是技术就够了吗？生命是甚么？社会是甚么？我们如何走下去？现代社会的问题也许首先是如何提升生产力的问题，亦即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改善人的生活的问题，但生活改善之后，我们发现只是改善了人的物质供应，精神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愈“先进”的社会，愈开放的社会，其犯罪率、自杀率亦大升，家庭悲剧的数字亦大升。这证明了知识技术解决不了人的安全问题，人的幸福问题。尽管现代社会还有法制，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制除了更繁琐、更复杂地制订之外，不见得能有甚么积极的贡献。
　　也许这也是儒学会议和相类似的文化会议之所以不断举行的原因。我们需要向历史请教，希望古为今用：现实的处境是如此迫切，我们不能不找寻医治的良方。可惜这样的心态始终是现实的心态，所以只把儒学看成一种“资源”，其性质是功利主义的。我认为：从这一个视角来看儒学，很有偏差，亦看不到深处，更遑论抵达其生命成长的境界。
　　讨论时代问题是如此，讨论历史问题其距离更远。许多会议以学术为名，所讨论的便不外落在经典文献的考察、核心概念的诠释、和讨论架构的建立上，虽云周密，但不免落入观念之事、架构之执，结果愈精密者愈封闭，不但唯我独尊，而且距离真相甚远。梦中言梦，十分可惜。
　　因此近年来，我已不大热心出席这些会议，虽蒙邀请，只有敬谢。我并不否认讨论的价值：知识，始终要在互动中前进，则讨论和辩论亦不可少；但真要进步，则非单纯的辩论可以达到，还要有放下自己和放下论辩之心。如当年朱陆异同，在鹅湖激辩，便始终不能合，双方事前均有求胜之心，辩论时又一味坚持自己立场，则歧见如何可解？（参看拙文〈鹅湖之会与中国哲学方法〉，《中国书院之旅》收。）所以我近年转而注意生命成长、精神超升之障碍是甚么的问题，同时寻求出消除这些障碍的具体方法。我发现：这就不是知识问题，一个人能否成长、进步，根本与其对儒学知识的了解的多少无关。换言之，你可以在知识上很了解孔子，在理论上又能替孔子立一诠释架构，甚至周密紧严，滴水不进，但你并无孔子的生命成长的体验，你还是站在外面，根本未能进入孔子的内心世界，更不知道他理想的立足的根基。
　　生命不同于知识，知识只是我们了解对象的渠道，可以构成一观景；发展不同，观景亦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所以可以争辩不止，而归之无穷，到底不能安顿人心。生命都是你自己，每行一步，都不能回头，不但成为你的经验，更成为你生命成长的组成部份，所以不能更改。你如何成长你自己？你如何无悔人生？你如何清晰你自己的方向，以有限的岁月，展现无穷的生命力量？
　　这就是行动问题、抉择问题、智慧问题、眼光问题、气度问题、胸襟问题、理想问题、意志问题，而不是知识问题。知识可以提供指引，但抉择在人、行动在人。不同素养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抉择、不同的行动；了解到这一点，你就会明白甚么是“待其人而行”。
　　知识造成平面化，即形成一价值平面。在此观点下，人人都没有分别，只有知识相异，但生命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精神立体，可以层层升进。问题是：这样的对比还是知识，所以最后我们必须翻出知识的方法论，另辟生命成长的阶梯，不能再以求取知识的方法来进入生命，这才能首开生命之门。
　　儒学，其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为甚么还要沿用知识的方法论呢？
　　儒学，应向生命回归。
　　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新航机上
　　* 原刊《法灯》227期，二○○一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