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院经济概说

唐代寺院经济概说
　　陶希圣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9 册
　　大乘文化基金会出版
　　1980年10月初版
　　页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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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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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现在多限于教理的流派及演变。教
　　会的历史及寺院经济史的研究，纵有也不过是初步的，后一
　　步门更是少见。我们注意到寺院经济，于今共五六年。但我
　　们的力量也只用到寺院田地、商店、人口、像设等项富力与
　　人力的数量，和寺院与政府就于富力人力的冲突。换句话说
　　，我们从前也只是研究到教权与政权的经济财政的冲突。在
　　寺院的内部，我们曾注意到教徒的身分等级。说到寺院财产
　　与僧财产的关系，施舍财产的人与寺院的关系，寺院财产的
　　构成和经营方式，戒律与法律对于寺院财产与僧尼财产的规
　　定，我们以前都是没有致力，有的还不能致意。实在的说来
　　，这不曾致意致力的几点，正是我们了解寺院经济乃至教会
　　组织的内容及性质最重要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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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我们不曾致意致力的研究问题，甚至我们略略
　　研究到的问题，一般佛教史家及社会史家都不曾致意或致力
　　﹔更可惜的是所谓社会史家有些还不知道教会和寺院财产和
　　人口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根本不曾作这方面的臆想。
　　我们试把唐代经济史料搜罗一下，把关于寺院的部分，
　　缉成这个册子。那时寺院财产及教会组织的要点是可以从这
　　里看得出来的。但如要再加详细，再加周到，再加精炼的研
　　究，我们切望佛教史家、社会史家的合力。
　　二
　　寺院的常住资财，与僧尼的资财，在政府法令和教会的
　　戒律上，大有分别。常住资财是属于寺院，更广义的说，是
　　属于教会 (十方) 的。僧尼资财是属于教徒个人的。宗教财
　　产制度不会与世俗财产制度有天渊的差异：寺院财产制与家
　　族财产制大体是相同的。家族公产之外有家属的私产，寺院
　　公产之外有僧尼私产，这是没有什么可怪的事情。不过，我
　　们要预想着中古的寺院是一种共产集团，再看见这种材料，
　　就会惊异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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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的常住，从形式上看，是可以完全由寺院所有的财
　　产。但在实质上，不是这样的。施舍财产于寺院的人们，往
　　往指定用途。如供给僧尼食宿的庄田，供给佛前灯油的庄田
　　，供给修造山门用的庄田与供给修理佛殿或佛像用的庄田，
　　供给八关斋用的庄田与供给无遮斋用的庄田，以及指定特定
　　用途的邸店、息钱等，都是寺院的常住，并由僧众管理，但
　　收益物的使用，却不可不顾虑施主们的意思。用过之后，主
　　管僧还得向施主们报告，如果舍财的人不是寺外的施以，乃
　　是寺内僧尼，以自己资财，用寺院名义，买得或是典贴得庄
　　田，也是一样的、收益物必须依那舍财的僧尼的意思来使用
　　。
　　贵客富族以自己的庄园或庄田，创立寺院，叫做「家山
　　」、「功德院」。这样创立的寺院，与施主之间的关系又与
　　上面说过的不同。施主指定为寺产的财产，并不是完全移转
　　给寺院的。在施主方面，有的承认这种寺院是独立存在的寺
　　院。有的仍认定这种寺产是自己的庄田。特别是没落的施主
　　的子孙，为了自家的生活与浪费，利用自家寺院之间的特殊
　　关系，对于寺产，作种种的需索，或竟认为是自家的庄田。
　　这种情形之下，寺院的住持没有方法拒绝他们的需索或收夺
　　。因为他们有撤换住持的权利。
　　这样创立的寺院，创立以后得到的财产，也成了施主可
　　以支配的财产。施主创立寺院，似无异于一种投资。有些施
　　主在创立的时候，一再声明寺产是独立的，并禁止子弟滋扰
　　，此李蠙的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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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与刘汾的家训。一般施主的舍帖中，当有「一舍永舍」的
　　文句。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声明正是相反的现象盛行的证据
　　。
　　在寺产有免税特权的时代，地主们奏设寺院与施舍庄田
　　，一面有逃税的意义，一面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即在寺院财
　　产权的掩护之下，实行土地兼并。寺院及寺产的发达，是不
　　可单用宗教的信仰来解释的。创立寺院或施舍庄田，不独是
　　一种投资，并且是在特权保护之下的投资。政府禁止奏设寺
　　院及禁止施舍庄田的诏令便是针对这种投资的。
　　四
　　常住庄田的经营，与世俗地主的庄田一样，是批给庄客
　　种植，由寺院收取一定比例的田租，或一定数量的田租。僧
　　尼自种庄田的实例，是看不见的。僧尼充其量不过是耕种园
　　圃，例外的也作些收集柴草，搬运收获物的工作。不过这些
　　工作也还是由净人、行者、沙弥、以及家人、奴婢来作的多
　　些：有时由雇来的长工，及情愿为寺院或僧徒劳作的信徒来
　　作。库头里洗碗的拾得，碓房里的慧能，按照寺院组织法，
　　都还没有到「僧」的地位。茶神陆羽幼年也是一样的。
　　常住中的邸店，是收取赁直的。碾硙，通常似由寺院经
　　营。不过我们常见所谓「硙颗」的事例，或许是由寺院把碾
　　硙出租。或与人合颗经营。寺院的高利放债，如「印子钱」
　　式的「月纳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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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抽钱」，这类与政府法令抵触的贷借契约，有神权
　　的恫哧及神话的引诱在后面，更比世俗的高利贷借残酷些。
　　质库，是创始于寺院的一种高利贷事业，在唐代已经是一般
　　富贵人家投资的普通的事业了。向寺院施舍本钱以创立质库
　　的事情，也是很常见的。家具衣服的质以外，奴隶、牲畜、
　　庄田的质，在当时很是流行。
　　五
　　依通常的看法，常住财产的用途，主要的应当是僧尼的
　　给养。但实际上，寺院供给僧尼食物的，固然很多，不供给
　　食物的也很不少。初唐的义净，认为寺院不予给养，是妨害
　　修行的弊法，主张改革。但是我们从晚唐的记载里，仍然听
　　见不供僧食的怨声。寺院的收支簿里，有时也看不见日常生
　　活资料的开支，反而只记些雇佣劳工的工资，及各种斋会，
　　各种修造的特殊支出。
　　僧尼的衣服，绝不由寺院供给。义净也曾主张仍效印度
　　那烂陀僧寺的「供服之庄」的办法，寺院供给僧衣，但不见
　　得有什么显著的效力。
　　五台山的普通院，供给朝山巡礼的僧俗大众的食宿。这
　　似是一个例外。百丈清规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宗旨
　　，似乎把寺院与僧众的关系，有些改革，但晚唐的禅宗的寺
　　院，多半是小规模的组织，我们很难想象那几间茅棚，几亩
　　田地的寺院，能够供给僧众以劳作的场所与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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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养。北宋的禅寺，还有主张由寺院批售药品纸笔，以备僧
　　众回购的事，可见禅宗对于寺院不备僧众的给养这一点，没
　　有多大的改革了。
　　六
　　僧尼是可以自有私产的。
　　唐代的均田制，僧尼应受口分田。
　　在戒律上，僧尼财产与寺院常住是有分别的。僧尼把财
　　产贷借与寺院，与僧尼贷借财产与别的僧尼或俗人，有同样
　　的法律关系。
　　施主舍财与寺院，前已说过。施主还可以舍财与某寺里
　　面的某院，或舍与某寺某院的某大和尚。舍与某寺院里某院
　　的资财，虽与某寺的常住不同，但论性质却仍与常住一样，
　　是某院的财产，不是某人的财产。舍与僧尼的资财，则构成
　　僧尼的私产。这受产的僧尼，可以随自己的志趣，把人家施
　　舍的财产「回与常住」，但通常是不回与常住的。
　　僧尼既可以有私产，所以僧众里面，有富僧与穷的差别
　　。受信徒欢迎的僧人，容易多得布施，并容易成富僧了。若
　　细读寒山子的诗，又可以知道受信士供养的僧人，不专是由
　　于智慧具足及行持高尚，奔走于富贵之家也是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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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关于僧尼财产，首先要指出的，是师徒或同学之间的关
　　系。在唐代法令上，师徒关系正与家族内尊长与卑幼的关系
　　一样。但僧尼死后，衣资什具悉入官库。大历二年，敕依佛
　　教的法律，处理亡僧遗产。这次的敕，仍没有切实施行，德
　　宗初年，再敕「准律文分财法」处理。
　　依佛教的内律，亡僧的遗产，分为轻物与重物两类。如
　　田园奴婢畜生金银谷米车船等，是重物﹔如修道所必要的用
　　品，便是轻物。亡僧遗产又分为可分或可转物与不可分或不
　　可转物两类。田宅村园屋宇奴婢车牛等为不可移转物。衣被
　　皮油鞋履等为可移转物。同样物品依其质量而或为可分或为
　　不可分。如拘执毛五指为可分，毛过五指便不可分。同为铜
　　铁器，或可分或不可分。
　　师徒或同学的关系有同活共财，共财不同活，及不同活
　　亦不共财的几种。不同活亦不共财的僧人如妄分亡僧遗产，
　　即是纪律。共财不同活的师徒之间，师本意欲予弟子的财产
　　，师死即归弟子。师徒的共有物依各人的应有部分分割。同
　　活共财的僧人，对于亡僧的遗产，以共有人的地位，凡可分
　　物，都可平分。
　　亡授僧生和的遗嘱，处分不可转物者为嘱，处分可转物
　　者为授。「嘱与众多人，最后人得，授于众多人，在前者得
　　。」嘱授是死后生效的「舍财」，故不得附以条件，指定用
　　途。附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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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嘱授，便不成立。
　　亡僧的债务，应先从遗产内提还。所有债权，应索还分
　　割。但债权的标的物，分轻物重物。重物索还时，应归常住
　　。轻物归还应继的僧人。常住应归还亡僧的债务，如是重物
　　，便无须归还。此为现在民法所谓债务的抵销或竞合。亡僧
　　的债务，赏功赏德等看病人的报酬，又应最先提付。
　　如死者没有共财同活的僧人，又没有遗嘱，而死于寺院
　　者，遗产便分别按照不可分及可分的种类，入于常住，或入
　　于现前的僧人或俗人。其寄托或贷借的品物，则依亡僧死处
　　定其归属。如亡僧死于俗家，其遗产由俗家沾有，僧人不得
　　夺回。如亡僧死时没有住所，由先来死地的僧人先占取得，
　　如没有先占，送于附近寺院。亡僧与俗人共有财产，依俗界
　　法令分割。
　　如上所说，亡僧的可分物或轻物，可以在生前以「授」
　　处分：不可分物或重物也可以「嘱」指定继承的人。僧人是
　　不是可以把财产遗赠于俗人，或指定俗人继承呢﹖法令及戒
　　律并没有反对的规定。从当时僧人的遗言里，我们还看得见
　　亡僧给予遗产与自家的亲属的记述。可见僧尼财产仍可以流
　　通到他们的家族手里去了。
　　死在俗家的僧人，遗产由俗家先占，死在债权人家的僧
　　人，遗产由债权人取得。那末，如果僧尼以归侍父母的口实
　　，离开寺院，死在自己的俗家，他的财产也就与十方或僧众
　　没有关系了。
　　这样的继承制度，使我们想到唐代为了避税避而出家的
　　僧人的遗产，仍可以回到俗家。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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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想到富家的弟子，有为了利用寺院财产而出家的可能性。
　　八
　　僧尼遗产及常住财产里面，奴婢一项有特殊的法制。僧
　　尼的私奴婢是重物，也是不可转物，是应入常住的。不过律
　　文对于奴婢有特殊的规定：一是僧尼的奴婢于其主人死后应
　　即放良。二是奴婢的私产仍归奴婢。如奴婢死在其所隶僧尼
　　以前，如生前与主人同活而其财产是主人衣食所资者，归于
　　主人。如果没有同活的关系，而由主人供给衣食者，奴婢死
　　后，其资财归于奴婢的亲属﹔没有亲属，如归常住。寺院的
　　常住奴婢，死亡之后，有亲属者，财归亲属﹔无亲属者，财
　　归常住。
　　已经放良而仍在主人家族之下的奴婢，在唐律称为部曲
　　，在唐俗称为家人。受僧尼荫庇的部曲或家人，于僧尼死后
　　，归于常住，但部曲家人的私产，仍归于部曲家人，不归常
　　住。
　　奴婢家与世俗主人之间的承继关系，在法令上很难看出
　　。这里所录虽是内律的规定，也许可以作为推测世俗的制度
　　的重要的参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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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尼财产自然是与俗人的财产很相近似的。即便是常住
　　财产，也与俗人财产一样，有典贴或出卖的事情。在书画册
　　上，在碑铭上，「复田」、「赎田」、「典卖」的记载是不
　　断的出现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中古的寺院财产与欧洲中*
　　jMort Main的有差异了。
　　僧尼得自有私蓄，寺院主管僧人又支配着大量的常住。
　　寺院财产浪费、吞没、以及别样恶意的处理，或自利的经营
　　。当然容易发生。因之，寺院财产容易陷于破落的地位。如
　　有名的东林寺，庄田甚至公开为主管僧人所霸占，以致无力
　　的僧人陷于贫无衣食的境遇。
　　除僧人侵占或典卖以外。豪家势户的侵占，也是寺院财
　　产容易陷落的命运。有些名僧是以清理并争回俗人侵占的寺
　　产著名。有些有名的护法官员也是因为能够替名寺清理失产
　　，受僧众的崇拜。
　　寺院规律里面，很注意于护法官员的招待。护法官员固
　　然能够保护寺产，但最可怕处还是他们对于寺院能作苛酷贪
　　狠的需索。护法官员又可与寺院主持僧人相与勾结，用种种
　　的手段，榨取信众的施舍物或度牒费。寺院与官府的经济的
　　连系又是很密切的了。
　　十
　　由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寺院财产在某种限度内，是
　　豪贵家兼拼土地及其它财富一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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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段。寺院多一分人力与富力，政府便少一分税田税户或
　　税丁。自东汉末年以来，政府对寺院的争执，随教会发达而
　　演进。
　　唐代政府对寺院财与僧尼的限制或禁令，是历朝都有的
　　。第一种方法是政府对于寺院的设立，取特许主义。设立寺
　　院，必须向皇帝奏请。但是奏请也很容易取得许可的，因为
　　寺院的设立，在背后有豪贵及富族。政府更进一步对于新的
　　寺院，禁止奏设﹔而对于已设寺院，禁止广沾田地，禁止舍
　　庄与寺。但是奏请如经皇帝许可，仍可以破毁这种禁令。能
　　够取得皇帝许可的奏请者，最显著的是王侯公主了。
　　第二种方法是限制寺院常住田的数量。其方法是所谓「
　　检括」寺产。开元初年的检括是很有效力的。这次检括正是
　　武后韦后执政时代教会兴盛的反动。限制也不止于田地，政
　　府对于寺院的钱，也有限制的。开元年间，政府曾禁止舍钱
　　与寺，又曾没收化度寺的无尽藏的钱。
　　第三种方法是检括僧尼。唐初以来，政府继续南北朝时
　　代政府沙汰僧尼的活动，几次确定僧尼的资格，以此为准，
　　对僧尼加以检括。
　　开元时代的限止与禁止，把高宗中宗时代的教权兴盛的
　　趋势，清算一番了。安史之乱以后，政府多卖度牒，多创寺
　　院，藉以筹措军费，又把教会繁盛起来。德宗的限制与禁令
　　没有多大的效力。接着便是藩镇私度僧尼，私设寺院，藉以
　　敛括财富。大和初年，不在中央政府祠部籍里的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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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到了七十万人。国家纳税户，不过三百万。
　　寺产与僧尼的检括运动，发展到武宗会昌灭佛，是一贯
　　的趋势。会昌灭佛不是突然发生，乃是由历朝的渐进的限制
　　与禁令，发展为急进的运动。即便武宗的灭佛，也是由渐进
　　到急进的。由会昌二年起，武宗已开始检括僧尼，其次检括
　　僧尼的奴婢与庄园，其次检括寺院的奴婢与庄园，最后乃宣
　　布禁令，除少数寺院与僧尼外，强迫僧尼还俗，收括寺院田
　　地、财物、像设﹔又搜括寺院包庇之下的多数自由人，与还
　　俗的僧尼与解放的奴婢，一律成为国家的纳税人，铜像改铸
　　为钱，金银像设入于宫庭。土地一部分给奴婢，一部出买。
　　除三镇割据的河北以外，这次灭佛是很普遍很有效的。
　　宣宗虽宽解了禁令，但限制仍然是继续的。在晚唐与五
　　代割据状态之下，江南浙闽蜀的教会一时高度发达。黄河流
　　域的教会始终是在政府限制之下渐渐恢复着。但到了周世宗
　　在位的时代，又为钱荒而发生搜括铜像铜器的显德灭佛。在
　　两度灭佛与长期检括运动之下。宗教已渐次低头于王权之下
　　，由对抗国家的宗教，改变为国家管理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