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地区早期宗教问题

关于敦煌地区早期宗教问题
　　颜廷亮
　　2006-12-21 12:47:07 阅读 3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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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要就敦煌地区早期宗教问题进行论述的时候，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敦煌地区早期”，指的并不是敦煌地区历史上的史前时期，也不是笔者在《敦煌文化》一书（1）中所说敦煌文化正式形成时期即东晋十六国时期或曰敦煌地区历史上的一秦四凉时期以及之后的时期，而是指敦煌地区历史上历史时期的早期，即从汉武帝陆续设立河西四郡经东汉、魏再到西晋末大约四百多年间。那么，这四百多年间敦煌地区的宗教情况如何呢？
　　关于敦煌地区的宗教问题，敦煌学界的研究，成果很多，成绩很大。然而，关于敦煌地区这四百多年间的宗教问题，虽然也有不少敦煌学专家学者在其有关著述中有所涉及，而这些著述一般只是约略述及而已。真正进行探讨者自然是有的。比如，段文杰先生的《道教题材是如何进入佛教石窟的----莫高窟249窟窟顶壁画内容探讨》（2）和姜伯勤先生的《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3）二文，就都较前为多地述及这个时期敦煌地区道教流传的一些情况。但是，这类著述不仅为数不多，而且探讨也仍然是既不够深入，论述时又往往和东晋十六国时期牵缠在一起，致使情况迄今仍欠明朗清晰。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拟以段文杰和姜伯勤等前哲时贤已有的相关论述为基础试作论述。如有不当，尚望指正。
　　（一）
　　敦煌地区一向被称为佛教圣地，敦煌社会也一向被称为佛教社会。这样指称虽然有欠准确，却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要讨论敦煌地区早期宗教问题，就不能不从讨论其时的佛教情况开始。
　　应当说，佛教之开始传入敦煌地区，还是比较早的，其时间当与传入我国大致同时而略早于传入中原腹心地区。具体地说，应是什么时候呢？这就得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谈起。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我国当在两汉交替之际。最近，方汉文先生在《萨满、羡门与沙门：佛教入华时间新释》一文（4）中，在考察了萨满、羡门和沙门的关系以及印度佛教在其影响下创生并在后来进入亚洲中部和中国的过程之后说：
　　无论如何，沙门的历史研究使我们关于佛教入华的时间可以有一个新的参考，以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时的羡门礼祀为标志，其时间大约提早200馀年。
　　这是关于佛教入华时间的最新说法。不过，方汉文先生的论文刚刚发表，虽然论述相当周密，而学术界是否认同其说尚难预测。因此，笔者还是想采取一般说法，即以两汉交替之际为佛教传入我国的大致时间。这就是说，佛教之传入敦煌地区，大约也在此时而略早。
　　一般地说，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主要是经由陆路即丝绸之路实现的。开始先进入西域地区，然后继续东进至中原腹心地区。当其在两汉交替之际从西域地区进至中原腹地的时候，敦煌地区不仅是经由之地，而且是第一站，因而也就不可能不在敦煌地区留下某种程度的影响。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敦煌地区可能只是充当过站，佛教未必在敦煌地区驻足。但是，这种情形当不会持续过久。事实上，至迟到曹魏时期，佛教在敦煌地区就已开始驻足并产生了影响。史载，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竺法护八岁。从此年起，竺法护在敦煌拜竺高座为师二十多年，然后随竺高座游历西域诸国，返回后又到长安继续从事弘法事业，而这个过程就发生在魏晋间。由此看来，竺法护之师竺高座至敦煌地区弘法行道，时间自然还要早些。稍后于竺法护，敦煌地区又有一位出家习禅者单道开以及与之同习者九人；据郭锋先生考证，其习禅时间当分别在265年至274年、272年至281年间（5）。到晋武帝太康、太熙间即289年前后，又有其生活时代主要在敦煌地区的一秦四凉时期、时任酒泉太守的索靖“题壁号仙岩寺” 或曰“虫书记仙岩之文”一事，而仙岩寺可能就在今敦煌莫高窟的所在地（6）。史苇湘先生还曾据《流沙坠简补遗考释》第十九简指出：“在汉晋简牍中就曾发现过僧徒们所持的‘过所’，证明敦煌地区曾经有‘纤钱佛屠’这样的庙宇”。（7）可见，至迟在三世纪，佛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敦煌地区所接受。考古发现也可证明这一点。敦煌机场扩建工程施工工地曾发现许多画像砖和模印砖，“考古人员经初步研究指出，敦煌画像砖、模印砖的大规模出现，为敦煌石窟艺术渊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原始资料。如具有佛教色彩的白象、莲花等的出现，表明了西晋时期佛教在敦煌地区已有一定影响”。（8）
　　然而，敦煌地区早期佛教流传的情况也只是如此而已，实际上远未达到普遍化地步。只是在进入十六国时期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魏书.释老志》云：
　　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这段话经常被研究者引用。但是，引用者基本上都是以之说明进入十六国时期以后佛教在包括敦煌地区在内的整个河西地区流行之盛。这当然并无什么不妥，因为自进入十六国时期以后，整个河西地区佛教的流行可以说是达到了泛滥的程度。但是，笔者却以为，这段话其实还包含了如下一个判断，即在敦煌地区历史上的早期，佛教虽然已经流行，却还是并未广泛流传于整个社会。《魏书》撰者魏收是北齐时人，距两晋之际并不怎么远，又是当时著名学者，其判断当属可信。史苇湘先生实际上正于有意或无意中承袭了这一判断，在述及可以证明两汉至西晋间佛教已传入敦煌地区的一些人和事之后指出：
　　然而个别人热衷于佛教的研究、信仰，并不等于佛教的泛滥，只有到了十六国时期佛教才成为一种四处横流的精神灾祸……（9）
　　（二）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大宗教。敦煌地区早期的佛教情况既如上述，那么道教情况又如何呢？当时是否只有佛敦流传而无道教的流传呢？这就需要从道教的创生谈起。
　　关于道教的创生，最近几年间罗尚贤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看法。在《寻找流沙之西的老子》、《和田绿洲的大道之邦》和《论道教的起源及其现实启示》等文（10）中，罗尚贤先生认为：老子西渡流沙，在和田绿的创造了大道之邦的实验社会即“以正之邦”或《庄子》中所说的“建德之邦”，而大道之邦当是早期道教；此“邦”后来演化为适应时代潮流且富有特色的国家于阗国，老子曾在此于阗国与如来佛相会，并可能曾在建立大道之邦后西行“入大秦”即当时的波斯、雅典等地。从所撰几篇文章可以看出，罗尚贤先生并非信口开河、哗众取宠，而是严肃认真且重视科学论证的，笔者以为恐怕不好匆忙地对之下否定性结论。不过，由于不仅事涉渺荒的老子西渡流沙一事，而且还事涉被学术界许多人视为道教人士在与佛教的斗争中虚构而成的老子化胡说，罗尚贤先生的看法究竟能否成立，实在还很难说。因而，这里只好姑且置之不论而采用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即道教当正式形成于东汉的中后期。
　　当然，道教不可能一下子就正式形成，事实上也是经过了很长时期的酝酿的。战国时期的即已有之的方仙道、东汉前期的黄老道，可以说就是道教的主要源头和初始形态。这就是说，道教历史的开端，比一般所说佛教入华的时间要早得多。但是，其正式形成并从而成为中原腹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应当说大致上是在东汉的中后期，其标志就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先后出现。当此之时，道教在敦煌地区是否有传播以及传播的情形如何？过去一直不很清楚。然而，当道教在中原腹地正式形成的时候，敦煌地区已经是中原王朝的统辖之区，和中原王朝、中原腹地有着多方面深刻的联系，贯彻执行中原王朝的政令，广泛接受中原腹地的文化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道教作为整个中原腹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入敦煌地区，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敦煌地区的主体居民是汉人，而汉人因各种原因以各种方式在从中原腹地移居敦煌地区的时候，又必然会把原有的中原传统文化中与道教之正式形成有关的种种因素，诸如原始宗教信仰和巫术、道家学说和神仙方术信仰、古代医学和养生学知识等等，或多或少地带入敦煌地区。因而，从理论上说，道教当应有所传播。事实上，据最近若干年间段文杰、姜伯勤等一些先生在上揭《道教题材是如何进入佛教石窟的----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壁画内容探讨》和《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等文章中的研究，情况也正是如此。
　　据史料记载，道教还是在其正式形成之前，作为其原始形态和源头的方仙道和黄老道等就已经从中原腹地向西传播。《弘明集》卷八所收玄光《辨惑论》的“合气释罪是其三逆”条即云：
　　汉时仪君，行此为道，觥魅乱俗，被斥敦煌。
　　这里的“仪君”，或以为实有其人；或以为当作“蚁君”，指的是三张（张陵、张鲁、张角）（11）或因西汉末成、哀之世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齐人甘忠可弟子夏贺良被诛事而被流放至敦煌之李寻、解光（12）；姜伯勤先生据蒙文通先生《道教史琐谈》的说法也以为：“蚁君当为秦房中术一脉仙道的余裔，而被视为道教一支，于公元一世纪顷流放到敦煌。此时当可视为敦煌道教之始。”（13）说法不一，但西汉末已有其实也可看做道教人士的人物西至敦煌地区，却是可以认定的。在敦煌汉简中，则还可找到道教在其正式形成之际即已传至敦煌地区的证据。比如，吴礽骧等释校《敦煌汉简释文》（14）第2425简的文字是“卒郭彭祖”四字，而郭姓士卒取名“彭祖”显然是道教意识的表现。另外，姜伯勤先生曾说：
　　敦煌自东汉末年以来，是神仙家出没之地。《后汉书》卷一百三十《矫慎传》云：“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学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乔松遁引之术……年七十馀，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东汉人矫慎学黄老，学王乔、赤松子导引行气，为方仙道之流，《后汉书》记矫慎死后在敦煌出现。这一传说反映出东汉末年以降敦煌的方仙道或神仙家颇盛。
　　方仙道是道教的主要源头和原始形态之一，虽然还不像后世道教那样形成严格的宗教组织，其理论方术却直接构成为正式形成之际以及之后长时期中道教各宗理论方术的核心内容。姜伯勤先生既云矫慎死后在敦煌出现的传说“反映出东汉末年以降敦煌的方仙道或神仙家颇盛”，那么也就表明道教在其正式形成之际在敦煌地区必有流行。
　　再后，在魏至西晋时期，道教在敦煌地区仍继续传播流行。可以证明此种情形的资料，现在所能见到的不少。首先是简牍资料。上揭《敦煌汉简释文》第2317简据云当是晋简（16），其正面文字是：
　　仙师敕令三 都星镇定空炁安。
　　这里的简面文字，郭锋先生《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17）录作“ 师敕令三 ？星镇定空炁安 ”，姜伯勤先生上揭文录作“仙师敕令： 星镇定空炁安”（18）。录文互有不同，但无论应如何录出，其属于道教之物却都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是墓葬出土资料。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出土的器物（斗瓶铅人）和文字（镇墓文）中，就有一些属于三世纪后半期至四世纪初年即进入东晋十六国之前者，即：Ｍ320：18咸宁二年（276年）阿征墓、Ｍ209：3太康六年（285年）顿虏儿墓、Ｍ209：1太康六年（285年）顿虏儿墓、Ｍ321：24泰熙元年（290年）吕阿丰墓、Ｍ340：19元康五年（295年）吏民仁墓、Ｍ210：8元康六年（296年）窦帘之墓、Ｍ207：11建兴元年（313年）某某墓、Ｍ319：12建兴二年（314年）女子吕轩女墓、Ｍ364：11建兴四年（316年）女子徐男墓的器物和文字，其中除后三墓外的其馀各墓所出还是属于敦煌地区进入一秦四凉时期之前的。（19）如同姜伯勤先生在上揭文《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中所说，这种镇墓器物文字本身就是敦煌地区方仙道流行以及方仙道方术被天师道吸纳的反映，实系道教用于墓葬之器物文字。（20）既然这类器物文字既然频频现于西晋时期敦煌地区墓葬中，自然也就表明道教在其地的广泛流行。再次是史料所见具有道教色彩的敦煌地区早期人物，索靖、单道开、索宜等即是其例。索靖是长于篆体的著名书法家，卒于四世纪初；其在晋武帝太康、太熙间即289年前后任酒泉太守时的“题壁号仙岩寺” 或曰“虫书记仙岩之文”一事，如前所述，可以说明佛教在敦煌地区之传播。然而，不仅如此。姜伯勤先生上揭《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中还指出：
　　查“仙岩”二字原颇有道家意味。索靖通内纬，曾著《五行三统正验论》，辨理阴阳气运。其《草书状》……其说与道家、道教之书法理论颇近。……
　　总之，莫高窟石壁由索靖题“仙岩” 二字的虫文，说明神仙家或方仙道观念在晋世敦煌的流行。（21）
　　姜伯勤先生此说确有道理。大约正由于此吧，前几年出出版的《道教文化辞典》（22）即将其作为道教人物收入。单道开的生活时代跨三世纪和四世纪，其与同学九人出家习禅一事，前文曾作为佛教在敦煌地区早期流传的证据之一。然而，《高僧传. 单道开》云；
　　单道开……少怀栖隐，诵经四十馀万言。绝谷，饵柏实；柏实难得，复服松脂。后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数日一服，或时多少啖姜、椒。如此七年，后不畏寒暑，冬袒夏温，昼夜不卧。始同学十人，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开全志。
　　那么，如同姜伯勤先生在《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中所说的，单道开“其实在十年间曾修炼辟谷、服食的神仙术”，是个“亦僧亦仙”（23）式人物。大约也正因此吧，上揭《道教文化辞典》也将其作为道教人物收入。至于索宜，Ｐ.2625《敦煌名族志》载，疑与索靖父索堪为族兄弟行；其人“清灵洁净，好黄老，沉渗笃崽，事结（继）母，以孝闻”，显然也是道教人物。（24）
　　总之，可以看出，敦煌地区早期不仅有佛教的传播，而且道教也是有所传播的。也就是说，敦煌地区从进入历史时期的时候开始，就不是只有单一宗教，而是一个既有佛教流行、又有道教传播的社会。
　　（三）
　　讲到这里，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敦煌地区历史时期的早期，道教和佛教两者哪一个传播更广泛和更深入呢？前文曾说，敦煌地区一向被称为佛教圣地、敦煌社会一向被称为佛教社会虽然有欠准确，却也有一定道理。所谓有一定道理，是就敦煌地区和敦煌社会进入历史时期之后十多个世纪宗教发展的总体情况而言的；所谓有欠准确，则不仅是说敦煌地区和敦煌社会在进入历史时期之后的十多个世纪中，并非完全和主要是佛教圣地和佛教社会，而且是说敦煌地区和敦煌社会在其早期，从宗教发展情况来看也并不完全和主要是佛教圣地和佛教社会。那么，情况究竟如何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即：从整个文化格局来说，敦煌地区早期文化不仅并非完全是宗教及其文化，而且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也不是宗教及其文化。对此，笔者在《敦煌文化》一书（25）中曾经说过：
　　在敦煌文化正式形成以前特别是西晋时期，以儒家文化以及道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原有的中原传统文化，已经传入敦煌地区并牢牢地札下根来。当时的敦煌地区也有佛教及其文化，而且当时佛教及其文化基本上还未中国化、中原化、敦煌地区本土化，佛教及其文化并不怎么兴盛。
　　这就是说，敦煌地区在其早期的整个文化格局中，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是以儒家文化以及道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原传统文化。不过，这里并未把道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区分开来加以讨论。如果加以区分，那么就如同史苇湘先生所说的：“在3--4世纪时，儒家的今文经学派还是敦煌地方的主要统治思想”（26）。也就是说，在当时敦煌地区的整个文化格局中，儒家文化实际上不仅胜于佛教文化，而且也胜于道教文化，可以说是主体中的主体、主导中的主导。因而，从整个文化格局方面严格地讲，早期敦煌地区不能称为佛教或道教圣地，早期敦煌社会也不能称为佛教或道教社会。
　　那么，从宗教流行方面来说，敦煌地区早期究竟是佛教更盛行，还是道教更盛行呢？应当说，敦煌地区在其历史时期早期，除佛教和道教外，虽然还有别的宗教曾有所流行，但主要流行的还是道教和佛教。这里所谓别的宗教，自然不包括所谓儒教，因为学术界一般并不认为有所谓儒教的存在，主张有所谓儒教之存在者如任继愈先生等又把其形成时间定在与敦煌地区早期相距千年之久的北宋时期。（27）。这里所说的别的宗教，指的是一般所说曾在敦煌地区历史上流传过的宗教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宗教。敦煌地区的历史时期在很长的时期中，曾经先后或同时流行多种宗教。比如，在唐五代时期，除佛教和道教广被信仰外，就还有摩尼教、火祆教和景教的流行。然而，从现在所见的资料来看，敦煌地区历史时期早期，这些宗教却并非都曾流行过。景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创立于五世纪，其时间既然迟于敦煌地区早期的下限即两晋之际一个多世纪，那么也就不存在是否在早期敦煌地区流传的问题。摩尼教虽创立于三世纪的波斯，但创立后并未立即传入我国。据林悟殊先生研究，其传入我国的时间虽然可以追溯到四世纪初，而在中原腹心地区公开传播当已在七世纪末。（28）因而，其在敦煌地区早期恐怕也未必流行过。倒是也创立于波斯的火祆教可能在当时的敦煌地区有所流行。火祆教的创立大致与佛教同时；据王素先生研究，三国时期为我国所知。（29）由于火祆教是经由丝绸之路东传我国的，那么在东传过程中势必会在敦煌地区留下踪迹。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现火祆教在敦煌地区早期已有流传的资料。但是，据研究，前凉张寔时发生的一起借教起事的重要政治事件，即《晋书. 张寔传》所载刘弘在天梯山燃灯悬镜、眩惑百姓、谋杀张寔、败露被斩的事件，有可能是火祆教徒所为；此事发生于距敦煌地区并不怎么远的今武威地区，其时间也距敦煌地区早期之下限两晋之交前后很近，因而似乎也可据以推想敦煌地区早期确有火祆教流行。（30）不过，这起事件的发生毕竟既不在敦煌地区早期，又不在敦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推想火祆教在敦煌地区早期的流行，其程度是与道、佛二教无法相比的。从宗教流行方面说，在敦煌地区早期，显然不是佛教更广泛深入，就是道教更广泛深入。
　　其实，情况还是相当清楚的，就是：敦煌地区在其历史时期早期，道教的传播比起佛教来更为广泛、更为深入。道教在敦煌地区传播历史的开始比佛教为早。姜伯勤先生就曾指出：
　　敦煌有文字记载的道教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比之敦煌有文字记载的佛教的历史更为古老。（31）
　　西汉末以前已有道教徒“仪君”流放敦煌。汉晋又于敦煌有习黄老道及方仙道道士，《楚辞.天问》有云：“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敦煌一带是西王母传说、三危传说、鲁般传说等仙家传说的流播地。敦煌作为一处古老的仙乡，道家和道教在敦煌的历史，显然早于佛教在敦煌的历史。（32）
　　这里，姜伯勤先生是把做为道教原始形态和源头的方仙道和黄老道也算在内说的；这样说并无什么大的不妥，因为道教的正式形成虽已在东汉中后期，但其正式形成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可以从与敦煌地区历史时期的开端相当的时期，即公元前二世纪末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的时期算起，形成过程中方仙道和黄老道等之西传敦煌，也应算作道教之西传敦煌。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是说道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应当更广、札根应当更深、势力应当更大。事实也是如此。佛教传入敦煌地区虽然也相当早，但开始时似乎只是以敦煌地区为过站；到西晋时期，受到后世学术界注意的“敦煌菩萨”竺法护及其师竺高座的弘法行道活动似已表明佛教已开始在敦煌地区驻足，但不仅时间已晚至三世纪，而且竺法护与其师的活动似乎还未形成太大气候，因此整个说来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是不如道教之盛的
　　。不仅如此，而且佛教其时实际上还不得不从道教接受影响和依托道教。姜伯勤先生即谓索靖“题壁号仙岩寺”之“仙岩寺”乃是佛寺，却取名曰“仙岩”，“反映出佛教对中土固有神仙思想的依托”（33）；又说单道开被佛教界视为佛教人物而收入《高僧传》，但其十年习禅所习内容却是道教的神仙术，“正反映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佛教发展中对原来固有之方仙道的依托”（34）。萧登福先生在深入研究之后也曾指出，竺法护所译《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s.6024），就受有道教及其文化的影响。（35）如果佛教在当时的敦煌地区势力胜过道教，当不会有此种情形。佛教在敦煌地区的发展终于胜于道教，应当说是从东晋十六国时期或曰敦煌地区的一秦四凉时期开始的。
　　叙述至此，笔者以为当可明确得出这样几个的结论：在敦煌地区历史时期早期的总体文化格局中，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是原有的中原传统文化，其中包括道教及其文化，但最主要的是儒家文化；从宗教流行格局方面说，当时的敦煌地区有佛教、道教等种宗教流行，但道教流行不仅早于佛教，而且比佛教更广泛、更深入和更有优势。因此，既不能从总体文化格局上说敦煌地区在其历史时期早期是宗教圣地和宗教社会，也不能从宗教流行格局方面说当时的敦煌地区是佛教圣地和佛教社会。道教作为原有中原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和儒家文化等共为当时敦煌地区总体文化格局中的主体和主导，又在当时敦煌地区流行的各宗教中居于优势地位。如果仅从宗教流行格局方面说的话，那么当时的敦煌地区和敦煌社会是以道教为主的地区和社会。
　　这种文化格局一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才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注：
　　（1）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
　　（2）《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4）《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
　　（5）《敦煌莫高窟究竟创建于何时》，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6）“题壁号仙岩寺”见莫高窟第156窟前壁《莫高窟记》，“虫书记仙岩之文”见Ｓ.3239《董保德功德颂》。又，关于仙岩寺所在地，见注（5）。
　　（7）《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见《敦煌研究文集----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9页。按，据张德芳和郝树声二位先生见告，此简应是魏晋简，大英博物馆图书编号为1721号，首字原简不甚清晰，不一定是“纤” 字。
　　（8）新华社兰州1996年4月25日电（记者李江）：《敦煌机场考古获重大发现》，见1996年5月10日《民主协商报》。
　　（9）（26）《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见《敦煌研究文集----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50页、第48页。
　　（10）分别刊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2001年第5期、2002年第2期。
　　（11）马伯乐著、川胜义雄译：《道教》，东京平凡社，1986年。第202页注。笔者未见，此处系参考姜伯勤先生《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见《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13页。
　　（12）刘铭恕：《敦煌遗书丛识之四》，见《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
　　（13）《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见《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13页。
　　（14）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5页。
　　（15）（18）（20）（21）（23）同注（13）。第281页、第281页、第270页、第268页、第269页。
　　（16）《敦煌汉简释文》（同注﹤14﹥。第252页）。注云：“此简当属晋简，存疑。”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镕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4页）有说明云：“本木牌从书法看已入晋代”。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同注﹤13﹥。第280页）云：“本世纪初（引按：指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地区的一处烽火台遗址里，发现一枚晋代的仙师符木简”。郭、姜二氏所说木牌、木简也都是指此处的第2317简。
　　（17）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4页。
　　（19）参见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见《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71页。
　　（22）张志哲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4）用郑炳林录文。见《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12页。
　　（25）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413页。
　　（27）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见《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0年。
　　（28）林悟殊：《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见《文史》第18辑。1993年。
　　（29）王素：《魏晋南北朝火祆教钩沉》，见《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
　　（30）同注（1）。第277--278页。
　　（31）（32）（33）（34）同注（13）。第267、314、269、270页。
　　（35）萧登福：《从敦煌写卷中看道教星斗崇拜对佛经之影响》，见《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