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赵朴初
　　诸位代表:
　　我受第一届理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出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
　　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是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召开的，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又十个月了。这三年又十个月的时间，是一段不平凡的时间。从世界范围来看，伟大的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提出来的。自从我国周总理在一九五四年访问印度、缅甸期间和两国总理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之后，原来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潘查希拉，便在新的内容和新的含意下而被人们所广泛地接受和应用，大大促进了亚非许多民族的友好团结，更广泛的开展了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扩大了和平中立地区，加强了和平的保障。殖民主义战争政策越来越引起各国人民的反对而一再受到挫败。最近周总理到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访问，对于世界的和平力量更起了极大的团结和加强的作用。从国内来看，这三年又十个月的时间恰巧跨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和最后的一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看见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制订以及祖国各方面建设的惊人成就，沙漠上涌现的工业城市、工厂里出产的汽车和飞机、青藏和康藏公路的建成、长江大桥的架设、根治黄河工程的开始、农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合作化和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的实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部公私合营等等，无数令人欢喜兴奋的事实说明我们祖国正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伟大变化。全国人民在政府领导下，正在满怀信心地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胜利前进。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正是佛教徒理想的“无有众苦、但教受诸乐”的人间乐国，已经开始在逐步实现之中。
　　从我们教内来看，这段时间正遇到世界许多国家举行佛陀湼槃二千五百年的纪念活动。许多国家，特别是南亚新近取得民族独立的佛教国家，为了这个神圣的纪念日都兴办了一系列的有关护持与弘扬佛教文化的钜大事功。为了这一纪念活动，这两年来各国佛教徒的来往大大频繁了起来，一个国家的纪念集会，往往邀请了许多国家的代表参加，一个国家兴办的事功，往往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合作，这是若干世纪来未有的现象。在所有纪念仪式和集会中，都是以宣扬佛陀的和平教义，号召所有佛教徒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为中心内容。去年十一月在尼泊尔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是和尼泊尔的纪念活动结合起来的集会。这次大会代表全世界佛教徒作出了决议送交联合国，要求永远禁止使用核子武器，并呼吁制止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去年和今年的佛陀湼槃二千五百年世界性的纪念活动，不仅表达了佛教徒对佛教节日的热诚，而且也反映了南亚佛教国家的人民对民族独立、国际友好与世界和平的普遍愿望。
　　以上所说的事实，说明我们经历的这段时间是世界和平运动日益开展的时间，是祖国和平建设飞跃前进的时间，是佛陀和平教义广大发扬的时间。这是一段令人生欢喜心、生精进心的时间。中国佛教协会就是在这样的时节因缘下开始自己的工作的。
　　我会成立之后，首先着重做的工作就是指导并推动全国佛教徒进行关于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的学习。通过学习，各地佛教徒对于时代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责任的认识，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改变了过去不问世事的态度，而积极响应了我会提出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号召。各地佛教徒差不多都参加了拥护和平宣言的签名和反对原子武器的签名。许多人参加了增产节约、统购统销、防汛救灾以及其他爱国运动，并在这些工作中涌现了不少的模范和功臣。如一九五四年在武汉的防水工作中就有好几位佛教僧人和居士荣获了功臣的称号。在政府保持水土、防灾兴利的号召下，我国佛教造林护林的特出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发扬，热河地区就有一位僧人绿化五座荒山的模范事例。
　　从这一系列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佛教徒在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实践中，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对于学习的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够。虽然我们经常通过我们的刊物——“现代佛学”进行号召和指导，并且曾经由负责人亲自领导一个地区的学习，总结了和介绍了经验，但是由于联系不够，对各地教徒学习的情况和问题，多不了解，因而很少给他们具体的帮助。教徒之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懂得佛陀教人“广学多闻”的教训，和菩萨“难学能学、尽一切学”的愿行，被旧时代我国佛教界中一些反对学习的实际是违反教义、戕贼慧命的言说所误，而不愿参加学习，或者认为所学的是世间的事，与“了生死”无关，忘记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与“菩提属于众生”的经教，而把佛法与世间对立起来，把菩提与众生分成两极。这一类的说法和看法，在佛法上固不免“焦芽败种”之讥，在世法上更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不相应。这是一方面的现象。此外，有许多地方只重视时事学习而忽视教理学习与禅诵修持，这又是把佛法与世间对立的另一极端的表现。如何改变这些现象，使时事与教理兼学并重的学习风气普遍在我佛教界中培养起来，应当是我会和各地佛教徒共同的责任。
　　反对殖民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一直是我会的重要工作之一。除上面所说发动全国佛教徒参加拥护和平宣言的签名和反对原子武器的签名外，我会负责人员并且直接参加国际的保卫和平活动，如一九五五年四月参加在印度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同年八月参加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去年十一月参加组织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对侵略委员会，并与首都佛教徒一起参加首都各界人民为埃及事件的示威大会。大家想必都记得我会故会长圆瑛法师在一九五二年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曾对北京佛教同人说过的话“我们旣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保卫世界和平乃是最大的佛事”。这几句话指出了“佛事”与“世事”的一致性，指出了今天佛教徒努力的方向。
　　我会成立以后，曾屡次向各国佛教界表达中国佛教徒的一个愿望——我们中国佛教徒愿在学修与弘扬经教的事业上，在服务人类友好和平事业上和各国佛教兄弟们亲密的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了这个愿望，我们不断地加强着和各国佛教徒的友好往来的关系。
　　一九五五年四月，我会应缅甸吴努总理的邀请，派遣了以喜饶嘉措大师为首的代表团到缅甸进行了友好访问。同年九月缅甸联邦佛教会派遣了以吴登貌和吴千吞为正副团长的佛教代表团来到我国，他们迎奉了我国的佛牙舍利到缅甸去供缅甸人民的瞻礼。佛牙留在缅甸八个月方始迎回中国。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会又应缅甸政府和缅甸联邦佛教会的邀请，派遣代表团前往仰光参加庆祝第六次结集的圆满大会和佛陀湼槃二千五百年纪念典礼。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来往，大大增进了中缅两国佛教徒相互间的了解，并加强了两国佛教徒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友好合作。
　　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国应印度比哈尔省政府的邀请，我会指派了坚白成烈堪布和赵朴初居士参加了菩提伽耶管理咨询委员会，他们受聘为该会委员。同年十一月应印度政府的邀请，我会组织了一个佛教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参加了在新德里及各地举行的纪念活动，并朝礼佛教圣地。我国政府并将玄奘法师舍利一份连同玄奘法师全部译著赠与印度政府转交玄奘法师母校——那烂陀寺，并且赠送玄奘法师纪念堂建筑费人民币三十万元。这一赠送仪式已于去年十二月在那烂陀寺举行，由达赖喇嘛代表我国政府交由印度尼赫鲁总理接受。曾经在中印两国二千年来友好历史中作过重大贡献的佛教今天又为着我们的互助合作，重新发挥积极作用。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我会应尼泊尔佛教复兴会的邀请，组织了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加德满都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我们在那里受到尼泊尔政府、尼泊尔佛教复兴会和尼泊尔人民的热情款待。在大会期间我们和各国代表们一同工作，为推进佛教事业、为争取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佛教联系与合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一九五三年以后，不少日本佛教人士为送还中国在日本殉难烈士的骨灰，或参加各种性质的代表团来到我国，因而与我国佛教界开始有了一些联系。一九五五年八月，赵朴初居士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获得机会和日本佛教界接触。通过宗教仪式、座谈会、访问和参覌，彼此间增进了了解，建立了联系。在此之后，两国佛教界的音问来往和资料交换逐渐频繁了起来，并且在某些事务中，开始了善意的合作。日本方面先后成立了东京的日中佛教交流恳谈会、京都的日中佛教研究会、冈山的日中佛教交流亲和会等组织。它们共同出版的“日中佛教”月刊将于本月内出版创刊号。全日本佛教会应我会的邀请，正在组织一个佛教代表团将于本年内访问我国。
　　这段时间内，我们和锡兰佛教界也曾经有过不少的联系。我们应允了锡兰佛教界的请求，正在协助进行佛教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
　　我会曾先后接待过来自亚洲、非洲、澳洲、欧洲、美洲几十个不同国家的来宾。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老挝首相富马亲王都曾到我会来访问过。缅甸总理吴努也曾访问过我会所办的中国佛学院。一九五六年九月以阿难陀·柯萨尔雅雅那长老和吉那拉塔那长老为正副团长的包括七个国籍的十一位僧人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来到我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那烂陀巴利学院院长迦叶波也参加同来了。他们在八个城市进行了参覌、应供、座谈和谈话、说法和讲演等一系列的活动。他们参加了我国国庆覌礼，参加了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他们受到了我国佛教徒极大的欢迎。　　　　　　　　　　　　　　　　　　　　　
　　古代佛教的国际往来曾经为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作了重要的媒介，曾经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曾经为这些国家的佛教带来了昌盛。若干世纪以来，我们的许许多多的人一直梦想我们关系的恢复，但是他们的愿望始终是被人为的障碍挡住了。只是在今天的时代——亚洲民族觉醒的时代，“潘查希拉”光辉照耀的时代，佛教的国际往来才有了恢复与发展的可能。而佛教的国际往来的恢复与发展，又必然有助于国际和平友好事业的推进。
　　为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当务之急，首在培养人才，提倡学术。一九五五年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议决设办佛学院之后，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中国佛学院已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佛学院的宗旨是培养热爱祖国、拥护和平、具足正信、能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的僧伽人才。来自各省的一百十余位比丘和沙弥们，按照佛学水平分为两班。一班人将在两年后毕业，他们将成为佛教教务工作的人才；一班人将在四年后毕业，他们将成为佛教研究者和弘法人才。教职员们和学员们在教授、工作和学习方面都表现了认真和热情。根据上学期的总结，学员们在学业上一般获得了明显的长进。
　　在我会指导与协助下，北京三时学会已将法显佛国记和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为英文，今年可以出版。为了介绍中国佛教情况、宣扬佛教文化艺术，我们编辑了中国佛教画集、释迦牟尼佛象集。中国佛教版画集、撰写了“中国的佛教”小册子分别用中英文出版。此外，还委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佛教在中国”的电影。
　　我会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份起接办了现代佛学月刊。去年全年发行数共四万三千余册。并且发行到国外，还经常与国际佛教界进行交换。
　　一九五六年春季开始，我会进行了对房山石经的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的工作。这一部从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陆续刻在石板上的藏经一直被封藏在房山县石经山上的九个石窟内和压经塔下，从来没有经过整理拓印。除其中部份曾遇破坏和盗窃及这次整理中发现少数风化残蚀外，大部份是完整的。去年进行七个月的工作，拓印了经板一千三百块，拓出拓片一万七千八百余份，约占全部工程的五分之一。我们准备将这份世上希有的法宝全部拓印出来后，整理摄影印行，作为我们纪念佛湼槃二千五百年向国内外佛教界和文化界的献礼。
　　八十余年前，曾为当时佛教学术中心的金陵刻经处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陷于停顿，破落荒芜。一九五二年由徐平轩居士前往整理恢复。近年来在政府及我会帮助下、和国内佛教同人护持下，业务得到开展，规模逐渐扩大。除原有的经板外，我们并将扬州、苏州、天津、北京等地刻经处经板和重庆前支那内学院经板都集中在金陵刻经处，加以整理和保管。现在这里保管经板达十一万余块，残缺经板，陆续补刻，并刊刻其他经籍。从今年起，金陵刻经处业务直接由我会领导。
　　本会图书文物室几年来经过搜集整理，现收藏佛教书籍，已发展到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四部、五万一千三百一十册，其中包括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十五部，另外还有藏文经典八百三十包。保管的佛教文物也日有增加，共有雕塑、绘画、经典、法器、水陆画、拓片、照片及杂项等八类。
　　上面所说这段时间内所办的有关佛教教育，学术、文化等工作，虽然获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创办不久，经验不足，加之历史遗留的困难很多，因之各项工作都存在着不少缺点。大家都知道，我国汉语系佛教，从唐末起，就逐步走上了学术上的停滞和组织上的衰落。到了一百多年前殖民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佛教更是与中国固有文化遭遇了共同的厄运。虽有悲愿深宏的高僧大德、长者居士，起而献身于挽救和复兴的工作，但始终是徒费辛苦、无补大局。所以旧时代的佛教会，除了只能够向当时的“衙门”作一些消极的呼吁之外，从来不可能为佛教办出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业。只有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我们才可能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有信心地进行这一系列建设性的工作。可是应当指出，我们的工作是在残破的基础上开始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学术上的基础很差。要做好这些艰巨的工作，只有充分估计历史的和当前的条件，在现有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工作的质量，也只有在工作中逐渐提高。同时我们对教内外朋友们对我会的关怀以及所提出的要求、批评和意见，都十分感谢和欢迎，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有益处的。
　　我会成立以来，已经有许多城市，如天津、上海、杭州、重庆、武汉、昆明、福州及山西省等，都已先后成立了地方性佛教组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拉萨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已于今年二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分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也已经成立了分会筹备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的佛教组织也正在筹备之中。这些地方佛教组织，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佛教组织的建立，对于各地区各民族佛教徒的互助合作，对于整个佛教事业的进展，将起很大的作用。我国信奉佛教的（包括全族信教的和部份信教的）有十多个民族。过去，虽然同是释迦佛的弟子，虽然同处在一个国家内，但是几十年、几百年来彼此不相来往，今天才能够第一次团聚在一起，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宗教组织，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互助合作。去年六月间当佛牙由缅甸迎回之后，我会为了满足傣族等人民的要求，组织了以大悲法师为首的佛牙护侍团，护侍佛牙到云南西双版纳、德宏，及耿马、丽江等地，供傣族、崩龙族、布朗族、佧佤族、摩西族、藏族人民的瞻礼，受到各族人民热烈盛大的欢迎。护侍团并且代表我会参加了耿马和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长老晋级典礼。这次晋级的长老都由我会同意，发给了证书。这一件事例说明了在今天的各民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各族佛教徒在宗教事务中的合作，正在日益加强。事实将证明，彼此的互相学习和互相帮助，将为我们共同的佛教事业带来光明和进步。
　　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会主要任务之一。对于一个宗教来说，最重要的外缘当然是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大家知道，在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规定，而在一九五四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且被列为专条。事实上，在我们的国家里，宗教不仅是在法律上受到保障，而且是在具体事务中受到政府的积极协助和支持的。几年来，全国各地区数以百计的丛林大寺得到政府的培修，这是大家所看到的事实。就是我会在这段时间中兴办的各项事业，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是不可能成就的。从一个正在致力于恢复和大规模建设的国家得到这样巨大的帮助，这件事，不能不使所有信仰佛教的人民受到无比的感动和鼓舞。但是另一方面，各地区（大多是汉族地区）发生的妨碍宗教信仰、违反国家宗教政策的事件，不是没有，而且根据三年多来我们收到的反映这类情况的文件看来，为数不少。分析其中原因，颇为复杂。部份是由于佛教徒自身行动有越轨之处，滥用了信仰自由，妨害了群众利益，也有一些坏分子混到佛教中来，因而引起了事件。所以，佛教徒首先应当要求自己爱国守法，分清敌我邪正，不要使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遭遇困难。此外，也有一些地方对政策了解不够，因而发生了矛盾。作为佛教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我会有责任随时向政府反映情况和意见，也有责任随时向佛教群众传达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计划，以求宗教的正当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保障和满足，使违反宗教政策的事情不致发生或及时得到纠正。我会在这段时间中，通过听取各方面的反映，接待教徒来访，和对教徒来信的处理，在这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而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应该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不少缺点:与各地联系不够密切，实地了解机会少，掌握情况不及时、不全面，因而影响了某些问题的迅速合理的解决。
　　诸位代表，这就是我会成立后三年又十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从当前世界和平运动的要求来看，从祖国的经经文化建设的需要来看，从佛教事业开展的情形来看，我们必须要求加强我会的工作。我们建议大会行将选出的新的理事会和各地分会及地方佛教协会为贯彻下列任务而努力。
　　一、加强指导各地佛教徒的学习，推动他们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和保卫和平事业。
　　如前面所说的情况，我们对各地佛教徒学习的指导，应当继续加强。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的和平事业前面，全国人民学习的热情都在不断的高涨。负有“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职责的佛教徒更应急起直追、努力学习。只有进行学习，我们才能够提高认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利益众生；只有进行学习，我们才能够契理契机的弘扬佛法；只有进行学习，我们才能够分清邪正，保护宗教的纯洁；只有进行学习，我们才能够团结一致，勇猛精进、行菩萨道，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以佛教历史的和现在的条件而论，我们应当而且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一支积极有用的力量，为要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与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我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佛教的利益必须与众生的利益结合起来。佛教徒如果能在众生事业中投入最大的力量，就能够在佛教事业中生长最大的功德。这正是华严经所说的:“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我们对这句话，是应当信受奉行的。今后各地应该有计划地组织经常性和临时性的学习，更广泛地吸收佛教人士参加。这一工作，我会和各地分会及地方佛教协会都应该作为主要的中心环节，以期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积极致力于祖国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二、加强佛教教育、学术、文化工作，发扬佛教优良传统。
　　对于佛教教育、学术、文化的事业，我们现在所做的，仅仅是一个开始。以中国佛教历史的悠久，宗派学说的成就，典籍文物的丰富，在文化上影响之广大，在今天可以得到充分支持的条件下，我们有责任悉方以赴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佛教事业的进展，为了祖国的文化建设，为了国际的文化交流，我们有无量的前程等待着我们前进，有无尽的园地等待着我们开辟。我会除了集中人才直接兴办各项事业外，并且应当在可能条件下推动和帮助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学者们有计划的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三、密切联系佛教群众，积极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密切联系各地佛教徒，关心他们，积极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表达他们的合理要求，这样才能够发挥我会在群众与政府之间应起的桥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很不够。因而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做得也不够。要改进这个情况，首先要加强我会和各地理事的联系，加强我会与各地分会及各地方佛教协会的联系，并加强我会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联系，以随时了解与反映情况，解决问题，协调关系。
　　诸位代表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光荣的，也是十分艰巨的，让我们团结一致，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贡献我们的一切愿力。
　　（《现代佛学》1957年第5期）